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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新世纪呼唤新孔子”。他认为中国一旦有了新孔子，不但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为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们找到一条共同生存下去的出路，所以现在就要创造环境，形成气氛，学会培养新孔子。 费先生的高见引起了不少人重视，其实这是并不新鲜的。远的不说，十多年前，李泽厚先生就已经提出：到了21世纪，孔子仁学结构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对整个人类作出重要贡献，将使人们能够愉快而和谐地生活在一个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现实精神安息的场所。几年前，季羡林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坦率地说，我们不赞同这一类观点，但也无意提出质疑或反对。我们只是有些为孔夫子担心，他老人家虽是“圣之时者”即鲁迅所说的“摩登圣人”，但时代隔了两千多年，能否承当费孝通先生赋予的重任还很难说。所以我们觉得：不必舍近求远，与其呼唤新孔子不如呼唤新鲁迅。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创见，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就说：“现在我们都在为现代化寻找思想资源，从外国找，从儒家找，可是为什么不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我们讲传统，为什么不承认有一个五四传统？讲五四传统又不承认鲁迅，我认为这很荒唐。我们要总结整个20世纪的经验，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鲁迅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钱先生可能还不了解，如此看重鲁迅思想及其传统，在某些青年朋友眼里也是落后、迂腐、荒唐的。不久前几十位青年作家在答复一份问卷的时候，百分之九十八的人表示，“不以鲁迅为自己写作的楷模”，百分之九十一的人认为“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无指导意义”。其中有位韩东先生还认为“鲁迅是块大石头”，“人们对他不能说三道四，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 韩东的见解是否很新颖呢？非也。早在20年代后期就有一位著名的革命作家大骂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不证自明”了。当时还有一些青年文学家把鲁迅看作“化石”、“绊脚石”，以为只要把这块石头除去，他们的文章便光焰万丈了。而鲁迅明白地告诉这些青年朋友，“其实是并不然的。”他还以诚恳的心，苦口忠告他们：“不断地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抹杀别个，使他们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高大。”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如果鲁迅还活着，一定会高兴看到韩东们能够跨过他，比他更高大。 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韩东强调他们一群人与本国的前辈作家“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不是读这些作家的书长大的”。他们只认海明威、卡夫卡、博尔赫斯是自己的“父亲”，但又感叹说：“这些人从来不承认我们是他们的儿子。”韩东先生如此勇敢坦率，应当表示钦佩，但我们还是相信南京作家冯亦同所说：“一个前进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的青年作家，无论他是何种天才，如果目空一切到不受任何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且不说指引)，做个百分之百的独行客，这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远离人群的狼孩子才能做到，但狼文学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过，冯亦同似乎没有注意到，韩东就自称是“喝狼奶长大的”，所谓“狼奶”大概就是其“父亲”外国作家海明威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有趣的是，瞿秋白曾经说鲁迅是喝狼奶长大的，不知韩东是否受到他的影响或启示才这么说。 总之，历史是割不断的，文化传统是丢不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冯亦同大概可以算是中间派，孔子庄子和海明威罗素都学一点，但主要或着重学鲁迅的人格思想和作品，因为他距离我们比较近，他最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状况，从他那里可以找到实现现代化———尤其是思想现代化有用的东西。 鲁迅在逝世前不久说过，他死了就赶快埋掉，拉倒；他还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鲁迅作品未能“速朽”，恰恰证明他所攻击的中国社会的种种疮疖与病菌依然存在，有些甚至还在恶性发展。早在1928年有人就认为“阿Q时代已经死去”，鲁迅描写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人与事，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可鲁迅回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30年代有人问他，中国的现代与过去有什么区别，他说现在是阿Q派掌权，情况更糟了。认真说来，即在今天，我们也不敢说：“阿Q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 过去有人认为，鲁迅对于中国人的痼疾只能揭出病苦而未能开出药方，其实并非如此。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已经提出“立人”这个极其重要的治疗方案，至今乃至21世纪都是值得每个中国人高度重视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立人思想是鲁迅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关于立人思想，鲁迅研究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不久前，钱理群重申他对立人的看法，认为鲁迅所谓立人就是要确立与保证个体精神自由。我们认为简单地说，立人就是要让跪在地下的奴隶自觉地站起来，取得人的地位与尊严。鲁迅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老百姓是官僚的奴隶，官僚是皇帝的奴隶。19世纪后期，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是封建皇帝与外国侵略者的奴隶，于是奋起反抗，斗争了一百多年才取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但是我们的奴性心理还没有根除，鲁迅的立人理想还没有真正实现，别人讲什么，我们就跟着讲，跟着做。文革悲剧之发生，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证明，奴性不除，个性不张，不具备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没有现代人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鲁迅在本世纪初提出中国要在20世纪里“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也就是说首先要有人的思想解放，人的思想现代化，这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它的最终目的所在。鲁迅的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20世纪，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仍然是完全适合的。 有人说，鲁迅的立人思想可能接受了孔子的影响。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实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孔子所谓“仁者”是指君子而不包括小人或女子在内，他要“立”的人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孔子心目中“立”的内容不可能包含鲁迅所追求的人的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其“立人”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从而实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总之正如鲁迅所说，孔夫子计划的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而鲁迅的“立人”恰恰完全是为了民众设想，为了民众的彻底解放：“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我们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接近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思想只有现代人才可能具备，二千多年前的人，即使是圣人也难以想得到。 我们所说新世纪呼唤新鲁迅，并不是把他的作品当作经典教条，或者把鲁迅当作圣人来崇拜，因为他是人不是神，无论前期后期，他都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前期他提出立人思想的时候就强调“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相当明显地反映出片面性，尽管片面与偏激中包含着真理，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倾向。又如，毛泽东曾说：“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艺、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更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这一点可能反映出鲁迅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对现实生活中经济问题较少研究，没有摸过《资本论》，西方经济学也很少接触，这种情况对于纯粹的文学家来说也许无关紧要。作为一位大思想家、革命家，对社会经济所知不多则不免是一种欠缺，因为这多少会影响他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度。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憎恶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感性认识，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还带有某些空想的色彩，直到后期也未能完全消失。譬如，他在1932年写的《林克多〈苏联见闻录〉》驳斥某些人对苏联的攻击，却说：“苏联社会上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祖国、财产、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样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些话现在看来显然有不妥之处，其一，与苏联的实际情况不符，其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来没有说过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把家庭、财产、祖国等等都像粪一样的抛掉，这说明鲁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大清楚，也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在《二心集》、《南腔北调集》某些杂文中有所反映。我们指出鲁迅有他的局限性，但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尊敬与热爱，从总的大的方面看，他的伟大人格与革命精神，他的深刻思想是我们中国人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为了在21世纪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新的理想人格，新的民族精神，中国迫切需要鲁迅式的文化巨人，需要像他那样独立自由，坚韧不拔而又具有现代意识的“精神界之战士”。这些人不会把鲁迅当成挡路的“石头”，而是在继承其遗产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以实绩去超越鲁迅，使鲁迅的立人思想更加丰富，更加深刻，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入的思想现代化。我们相信，只要每个中国人都真正站立起来，不做权力或金钱的奴隶，争得精神上独立与自由，我们这个民族就一定能在新的世界里阔步前进，再现辉煌，而且最终必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预言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很可能也就是鲁迅理想的“人国”和“第三样的时代”，在那里，没有奴隶，更没有奴隶主。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