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侠义现象在老舍的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老舍笔下的人物经常使用侠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他们常常奋起克服自己的困难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他们平时往往不动声色而在关键时刻突然出击，显示着骨子里的侠肝义胆。这种侠义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叙述者从小受侠文化的影响、叙述者自觉不自觉的小人物立场和叙述者对革命大潮的疏离则是诸多原因中的几个最主要的原因。 关于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现象以前已有研究者指出过，最近又有人提到这一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探讨对于深层根源的挖掘尚有欠缺，本文即想对这些欠缺有所弥补，透过老舍小说中比比皆是的侠义现象，挖掘其深层原因。 1 叙述者的小人物立场成就了其小说中的侠义大观 众所周知，在现代文学领域中倾尽毕生精力关注国民性痼疾的改造的作家，除了鲁迅就是老舍，但他们二人的出发点和立场却不相同。他们同样发现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但却开出了不同的治世药方。鲁迅是站在先进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主张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改造国民性，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是一种拯救式的。老舍则是站在下层小人物的立场，主张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改造国民性，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是呼吁型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老舍小说中的一些现象，如《黑白李》中的白李鼓动洋车夫去砸电车一事，为什么是被叙述者当做进步举动来肯定的，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电车确实比洋车更进步，但从下层人民的角度看，有了电车，洋车夫就要失业，站在下层人民一边的老舍就不能不做出同情洋车夫的价值判断。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下层人民距离自由民主、追求个人权利还很遥远，而清官思想和侠义思想却十分盛行，有了冤情盼望清官给伸冤昭雪，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希望仁人侠士从天而降化险为夷。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清官思想反映得比较多，而老舍小说中的侠义思想则在诸多作家中显得较突出。这主要体现在老舍小说人物侠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上。 侠文化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是深远的、潜移默化的、深入骨髓的。那些没有能力呼风唤雨、甚至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老百姓特别盼望别人的帮助。当然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像侠客一样帮助别人，因为那是能使人名声远扬的英雄壮举。老舍自己也承认他从小就受到过“三侠五义”的影响，他讲从私塾转入学堂后，与罗常培同班，在“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1](P17)他后来又读过《三侠剑》与《绿牡丹》，听过《五女七贞》等评书。而本来就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崇尚打抱不平、重义气的心理定势的老舍，对那些描写英雄们如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宣扬侠义精神的故事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后来曾经回忆当时“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1](P107)从这一回忆中，可以看到侠文化对老舍影响之一斑，而这种在童年时期的重大影响又伴随了老舍一生。这与心理学家“许多儿时的影响会伴随人的终生”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侠文化对老舍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他的小说中可以得到准确的答案：侠义思想贯穿渗透于老舍的大多数小说中，这种明确的思想倾向导致了老舍小说中的许多普通人物身上具有侠义的光辉。他的第一篇小说《小铃儿》中的4个小学生为了练好本领去打日本，组织了一个“会”，并且每人起了一个江湖名字：“一只虎”“花孔雀”“卷毛狮子”“金钱豹”，这虽是一些未脱童稚的孩子们的做法，同时《小铃儿》也不能算是老舍的成功之作，但从这一篇练笔式的小说中却透出了叙述者思想中崇尚侠义的端倪。纵观老舍的小说创作，这一思想倾向又一直贯穿在老舍几十年的创作中。《月牙儿》中“我”对小磁人的言必信行必果；《牛天赐传》中的四虎子忠心耿耿于已经一无所有的天赐；《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和刘四爷都不是正面人物，但就是他们身上也具有刚强勇武的豪爽之气；《四世同堂》中的正面人物则几乎都是侠客转世：李四爷急公好义，程长顺临危济难，冠高弟冒险给钱先生送信，尤桐芳以弱小的身躯抵挡八面来风，金三爷为了自己的亲家拳打冠晓荷。这些人都是普通人，但都具备了侠的素质。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2](P155)这是鲁迅对侠者根源的追溯和侠者行为模式的高度概括。鲁迅在这里指出了那些老实本分而又想对别人扶危济困的侠者或具有侠义思想的人的最终极的手段是以死相拼。与这一认识不谋而合的是，老舍小说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老舍笔下的小人物透着骨子里的侠气，他们平时往往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出击，不惜牺牲生命。《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拿着刀去杀老张；《赵子曰》中的文弱书生李景纯去刺杀军阀贺占元；《八太爷》中连做梦都想变成康八爷的王二铁终于打死了6个日本鬼子而圆了他的侠客梦；《离婚》中那个没什么地位的、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丁二爷竟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杀了作恶多端的小赵，为主人解了燃眉之急，这比费尽周折拯救张大哥一家但收效甚微的老李直截了当得多，也有用得多。按照一般的行为逻辑分析，王德、李景纯、王二铁、丁二爷突然出击的举动都不符合人物性格，但从“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的侠义角度却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他们在紧急关头以死相拼的举动与古代侠客一脉相承。 小人物在生活中是非常无助的，他们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一呼百应众星捧月的滋味，一粥一饭一瓢一饮都需要自己去奔波才能得来。他们的需求和所得都少得可怜，在抗拒外来灾害方面，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也正因为此，在他们中间倒能产生出不少豪横的人，正所谓穷而横之。有地位有钱财的人怕失掉的东西很多，下层人倒能无所顾忌。对于这一点，老舍是了如指掌的，他自己也是在接受了刘大叔从天而降的传奇式的帮助之后才得以上学读书，走上了与贫困家庭给他划定的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的。老舍在小说中多次赞颂那些济人于危难之中的准侠士，并对于他们的复仇式举动给以快感式的关怀。所以老舍笔下穷得吃不上饭穿着“破鞋烂褂子”的程长顺敢瞧不起西装革履的职员们，而想给无情无义的祁瑞丰“几个又脆又响的大嘴巴”；[3](P299)仗义疏财的赵四在家境没落以后，反而无钱一身轻地每天“早晨把家里的零碎东西拿到早市去卖，下半天便设法帮助别人，以实现他作好汉的理想”[4](P134)；整天幻想做“黄天霸或是张良”[5](P483)的牛天赐在真正的黄天霸———四虎子的帮助下一次次躲过劫难，得以存活，而知恩图报的王宝斋则成了牛天赐新生活的提携者。老舍对这些闪耀在下层人民身上的侠义光辉的赞美，往往在不经意中溢于言表。这是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由衷赞美和讴歌。这些闪耀着下层人民美德、寄予着下层人民理想的侠义古风也成为老舍小说中的一大亮点。 2 叙述者与革命大潮的疏离使其小说中出现了实为侠客的革命者 老舍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参加了工作，五四运动时他正是一位小学校长，这种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参加游行，这就使他减少了经受战斗洗礼的机会。而老舍的出身秉性又决定了他对于政党派别的政治主张不感兴趣，甚至是抵触。再加上公务的繁忙、家庭的拖累，老舍很难系统地研究某一党派的核心思想或考察他们的行为举措，这难免会造成对某些党派的误解。而20世纪30年代普罗文学的影响又是十分广泛的，就连老舍这样的不太理解革命文学的、站在革命文学创作队列之外的作家也要写写革命者了。老舍小说中确实出现过不少革命者形象，如《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鼓书艺人》中的孟良，《黑白李》中的白李，《抓药》中的汝殷，《猫城记》中的大鹰，《月牙儿》中的“新爸”，《四世同堂》中的钱先生、祁瑞全、冠高第。不过，如果从革命文学角度对这些革命者形象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老舍笔下的革命者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戴着革命者桂冠的侠义之士。 《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除了在课堂上宣传过社会主义“过激”思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革命活动。当然，他和他太太对祥子很好，不仅平时对祥子好，而且在祥子失意的时候救世主似的救过祥子：第一次是祥子落入虎妞的陷井、痛不欲生之时，曹先生答应祥子去他家拉包月，使祥子暂时摆脱了虎妞的纠缠。第二次是祥子从车上甩掉刘四爷，决心重新做人之时，曹先生不仅答应祥子来家拉包月，而且还答应小福子来家做保姆，对于祥子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当然这一次因为小福子的死使祥子心灰意懒终于没去曹家拉包月，然而曹先生对祥子的救助却不应抹杀。尽管曹先生做了这么多，但在《骆驼祥子》中，如果一定要给曹先生归类的话，那他顶多是一个济人危难的侠义之士，而不是革命者。 《鼓书艺人》中的孟良是一个比较丰满的形象，在宝庆父女最困难的时候他帮着写新的鼓词，在秀莲最困惑的时候他教秀莲识字，后来又支持并介绍秀莲上学受教育，他想拯救那些被视为“下九流”的艺人，但从整体上看，他身上仍然未能摆脱扶危济弱的侠义光环。《黑白李》中的白李，关心洋车夫的“心”，是洋车夫的朋友，他在砸“地狱的门”，但他的所有活动都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章法，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叙述者对革命者的活动不清楚所以采取了迂回战术，因而把白李写得更像一个侠客，而离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远一些。《抓药》中的汝殷，专门给下层人民写书以开启民智，但捡到书的二头却不识字，汝殷也只好做挺身而出的大侠，承担起全部罪责救二头出狱。《猫城记》中的大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义士。《月牙儿》中的“新爸”除了以婚姻的方式救了主人公母女之外没有任何活动，而且最后还不辞而别，又将主人公母女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不难看出，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神秘人物，更像一个侠客。 《四世同堂》中的革命者就更神秘了。直到小说结束，读者也弄不明白钱先生到底参加的是一个什么组织或党派，祁瑞全从黄土高原回到北京为什么就会和钱先生联系上，冠高第怎么知道祁瑞全进京的消息；祁瑞全的组织在哪？他既是组织派回来的，为什么又像散兵游勇一样孤军奋斗？钱先生来无踪去无影，足智多谋而又未卜先知，在祁瑞全未到北平之前掌握和指挥着整个北平的抗战事业：在北平人民士气最低落的时候，他到茶馆里去宣传抗日，动员小崔一类的无拖累者离开北平出去战斗；他散发写有抗战鼓动诗的“五雷神符”，激起祁瑞宣一类人的羞耻心与爱国心；他到书画展览会去说服文人参加抗战；他到学校去动员小学生刺杀日本教官；他鼓动老百姓拒绝献铁；他知道小羊圈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知道瑞宣被捕、被释放，知道瑞宣每天在什么地方下车并在车站上等着，以便和瑞宣交谈；在义赈游艺会上他趁乱投出了手榴弹，炸死了台上的敌人；他在桐芳坟前惩罚开导冠晓荷，因为他算就了冠晓荷这时会去城外；他似乎是北平抗战的领导核心。 如果说钱先生是神秘一号人物，那么祁瑞全就是神秘二号人物。瑞全要投奔的联络点被破坏了，活动经费也没有拿到，连个战友也没有，更不要说上级领导，按照常理他应该不知所措、举步维艰，但他却没有这些感觉，也没有积极地去寻找他的组织，而是当仁不让地树起了大旗，将抗日志士团结在他的麾下，一边做抗战宣传工作，一边做实际工作。他暗杀了冠招弟，镇住了胖菊子，逼走了蓝东阳，安排瑞宣到铁路学校里做他需要的、向学生做宣传的教员；他不时地接到上级发来的消息和情报，并制成传单散发出去；而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在钱先生、瑞宣、瑞全之间送信传递消息的人竟是庙里的和尚，这是真正的和尚，而不是地下工作者化装。瑞全刚回北平时，一位不知名的和尚替瑞全送了一张约见瑞宣的纸条；在瑞宣与弟弟第一次交谈之后，小说写到瑞宣又收到一张纸条：“去，很危险；不去，也难保无祸。老路子走不通了，希望你能另觅新途。抗战嘛，人人都得考虑自己应当站在哪一边，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这样一张没有落款的、对瑞宣的人生有指导意义的、天启式的纸条竟然是明月和尚送来的。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以后，瑞宣的抗战必胜信心大增，他决心要为抗战作点事，关于他的接受任务，书中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不多搞点这样的宣传？他决定帮老三搞起来。耍笔杆子的事，他在行。他知道，老三有本事，能把他写的东西印出来；钱伯伯也有本事，能把它散发出去。 他在街上遇到明月和尚，把想为地下组织写东西的打算讲了讲。和尚交待给他几个 地址，写出来的东西就往那儿送。和尚要他注意化装，留神特务。 跟和尚分手的时候，瑞宣觉出北平春天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心，快活极了。他有了具体 任务，不能再自惭形秽或踌躇不前了。[6](P215) 这个“地下组织”交待任务竟然如此随意：瑞宣有了想法，跟明月和尚说说就行了，就从此有了具体任务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倒是发挥了，就是看着有点不像一个严密的组织。 历史上的侠义之士多全知全能并能预言未来，而钱先生的话就常具有一语成谶的作用。他劝小崔离开北平这一死地而后生，不然“等把命丢了，可就晚了”!小崔留恋着刚找到的工作而没走。不久，小崔果然莫名其妙地死在日本人刀下；钱先生预言做了汉奸的陈野求已给自己挖好了坟墓，后来陈野求果然成了饿得不顾廉耻、在路上抢人烧饼油条的无赖；钱先生希望民族败类无一人有好下场，结果就正与愿望相同：为非作歹的李空山特高科科长的职务被撤了，并没收了全部搜刮来的财产；不可一世的大赤包疯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至死不思悔改的冠晓荷被日本人“消了毒”；认贼做父的祁瑞丰被日本人枪杀；一心想往上爬的胖菊子死在最下等的窑子里；心狠手辣的蓝东阳赶上了美国扔在日本的原子弹。应该说恶人都得到了恶报。当然，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是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的，这同时也正与侠义之士的心愿相同。 历史上的侠义之士多具有名震四海万众景仰的神一样的地位，而钱先生恰恰就是人们心中的神。这不仅表现在钱先生在关键时刻的决断作用，还表现在他对人们的一些潜在的影响，这从邻居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来，从刘师傅对钱先生的言听计从也可以看出来，尤其是通过瑞宣的心理活动更可以看出来：在瑞宣的心中，钱先生执掌着对于人的灵魂的生杀大权，只有钱先生看得起的人才不失为人。瑞宣是那么重视钱先生对他的评价，在心中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生怕钱先生因为他没离开北平而瞧不起他。觉得钱先生还看得起他，他就高兴，觉得钱先生看不起他，他就沮丧。钱先生的这种高不可攀的地位也近乎人们心中的大侠地位。 茅盾曾因对农村和红军的情况不熟悉而再三地修改《子夜》的写作提纲，除已写好的第4章舍不得割爱外，基本放弃了对农村和红军的正面描写。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熟悉各行各业所有的事情。作家也一样，他们所能写好的，只能是他们最熟悉的事物。这一创作原则同样也适合于老舍。由于老舍的经历，他对革命大潮是疏离的，他对于革命组织内部的情形知道得不是很多，对革命者是不熟悉的。但他又想写一下革命者或爱国者的地下组织，而这些人又确实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有侠客风骨，并且老舍对侠义之士比较熟悉，而侠义之士和革命者确实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如拯救大众于水火、力挽狂澜、济世维艰等，所以老舍就避重就轻地按照他所熟悉的侠义之士的样子来写革命者。这样，他笔下的革命者形象就成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大侠。 综上所述，老舍站在下层小人物的立场，对侠义精神有着与生俱来的热衷与眷念，这一心路历程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就表现为他小说中的侠义者大观现象，当然这不是武侠小说中的大侠，而是积淀在众多人物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中的侠义现象。老舍虽然在文协参加了八年抗战，但却未亲身参加过革命工作，抗战前和抗战后对革命者的活动都不是特别了解，但老舍认定他们是帮助人民大众求解放的好人，类似于古代的大侠，所以就仿照着大侠的行踪刻画革命者，这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 老舍.老舍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老舍.老舍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 老舍.老舍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 老舍.老舍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6] 老舍.老舍文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王卫东(1953—)，女，山东龙口人，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东西方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 100011)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3月第3卷第1期总7期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3卷第1期总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