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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许地山、林语堂、谢冰心、曹禺等均与基督教文化有或亲或疏、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艺术视野，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代人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影响。基督教文化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化现象，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基督教文化大规模的传播，是伴随着闭锁的国门被强行打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进行的。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被殖民”过程。基督教文化是由教会组织传教士宣教传播的，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军事侵略背景下进行的，有的传教士与殖民国家的经济文化侵略保持密切关系，甚至是殖民势力的组成部分，负有获取情报、收买人心、支持邪恶势力的任务；即便是与列强侵略无关，也因传播“背景”即侵略“背景”的存在，很容易让人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列强侵略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即使传教士主观上不带有侵略意图，其在兴建教堂、扩展基地、开展宣教活动中也会发生一些伤害中国人利益和感情的事情。其“伤害”还在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因为差异，某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产生偏见和歧视，他们要代表上帝传播基督教教义，传播“福音”，还要代表上帝拯救黑暗中“迷途的羔羊”，拯救有罪的灵魂，进而把中国视为黑暗的国度，把中国人视为愚昧丑陋的群体。这就使他们的宗教传播打上了文化殖民的印记，并因此伤害着中国人、尤其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中国的先觉者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固然心存不满，对现实黑暗、经济落后、文化老化、国民劣根性，以及这种局面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看得更清楚，其愤懑的情绪和决绝的感受甚至超过外国人，但他们可以解剖和暴露，却不允许歧视和侮辱；可以自己求索资源、探寻改造的途径，但不愿意接受强势文化的侵入；可以“拿来”，但不能硬性地塞进来。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或许有些狭隘，但比较普遍，也很自然。 问题还在于，传教士和基督徒均参差不齐，其中有虔诚的教徒和开明人士，也有很多不良分子。后者依仗教会势力，掠夺财富，鱼肉百姓，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做出很多遭群众愤恨的事情，甚至欠下血债。这些行为虽属极端，却严重地败坏了基督教的声誉，影响人们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中国近现代史上教案的频繁发生，并不全是国民愚昧狭隘所致，有些就是教会及教徒的不良行为造成的。而学界在1922年所开展的非宗教活动，也与教会势力过于强大、某些行为威胁着国家的主权尊严、伤害了国民的利益和感情有很大关系。因此，理性的现代学人，开始有选择地接受基督教文化，肯定耶稣的人格精神，而对教会势力及宗教传播方式、对某些教义内容则给予抨击。如陈独秀，一面大声呼吁要把“耶稣的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感情，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一面又积极参与非基督教运动，为的是在实际生活中打击教会的势力。[1](p2)这种态度颇具代表性。 事情就是这样：基督教文化传播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也为他们树立了文化和人格的标杆。他们以此作为参照，反观和反思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反思民族落后及其致因机制——封建制度及封建文化，在深恶痛绝、对其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对基督教文化表示了足够的兴趣和认同，并用以作为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性人格，从事新文化建设、改造国民性的参照，甚至批判武器。许多知识分子从基督教文化中得到思想的、知识的、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启迪、营养和支撑，挣脱旧文化旧礼教的束缚，走出传统的人生轨道，成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概言之，在中国现代文化及文学史上，基督教文化对于批判传统文化、更新中国文化、改造国民精神、促进社会变革和文学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是批判武器，也是建设资源。老舍曾经加入基督教，参加教会开展的一些活动，其文化心理及文学思想、艺术思维都受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塑造宗教形象，表现宗教人物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为，张扬耶稣的人格精神，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老舍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倾向。对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对认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心理结构，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老舍与基督教关系事略 老舍是一个满族作家。满族有自己的宗教。但到老舍成长的时候，其萨满教已经十分模糊，很多满族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宗教信仰。尽管如此，满族人接受基督教还存在很大的心理障碍。《正红旗下》写王掌柜疑惑不解：“旗人有自己的宗教(他可是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教)，而且又信佛教、道教和孔教。……这也就很够了，为什么还得去信洋教呢?”[2](p534)这或许多少透露出老舍的疑虑。另外写道：对于多老大入教，多老二愤愤然，怎么“堂堂的旗人会，会变成这么下贱呢?难道二百多年前南征北战的祖宗们造下的孽，叫后代都变成猪狗去赎罪吗?”[2](p548)多老二的痛心也透露出老舍的隐痛。正像关纪新先生在《老舍评传》、《老舍与满族文化》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旗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仅失去曾经有过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且生活和生存处境都很艰难。在此情况下，有些人加入基督教，寻求庇护，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因为基督教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和特权。但老舍加入基督教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年龄关系，他不可能在辛亥革命后、旗人处境狼狈的时候入教，也没有在走上社会之后很快加入。他是在工作几年之后、1922年夏天领洗入教的。 对于中国视域的基督教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年份。这一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陈独秀等知识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发表文章，激烈地抨击基督教，在当时算得上较大的宗教事件，形成广有影响的舆论导向。老舍在这种情况下领洗入教，不是因为他有反潮流的精神，也不是头脑发热，感情冲动。他是在对基督教文化深入了解之后，感到入教对自己健康发展有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事实是，1922年春，老舍住在北京护国寺街，距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临近，刚从英国回来的宝广林在青年会主事，办英文补习班，老舍报名参加学习。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宝广林及其他教徒，如自幼就要好的旗人朋友舒又谦和赵希孟，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们经常见面，后来又结识了经常来缸瓦市福音堂的许地山。在他们影响下，老舍参加了“青年服务部”组织的一些社会服务活动，还参加了“率真会”。据说，“‘率真会’是个小团体，一共十几个人，除了宝广林是个中年的职业宗教家之外，全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有大学毕业的，也有正在念书的大学生，还有像老舍那样的已经作了事的中专毕业生。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和宗教，更多地是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3](P4)在与教会人士接触交往中，老舍对基督教文化有所认识，获得良好的印象。“教堂里整齐严肃，另有一番精神”——这是《老张的哲学》中李应的感受，也是老舍当年的印象。 促使老舍领洗入教的重要因素是宝广林和他所从事的基督教改建事业。宝广林是北京人，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的学生，回国后在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主事。当时，“中国藉教徒正在酝酿将缸瓦市伦敦教会改建为中华教会。由英国传教士手中将教会接管过来，实行华人自办，这项计划对老舍有很大的吸引力。”[4] (P35)显然，宝广林的改制对中国基督教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当时广泛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是积极的呼应，这，赢得老舍的信任和尊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舍接受了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徒。我们固然无法断定，北京缸瓦市基督教会如果仍然由外国传教士主持，或者主持者不是宝广林，或者宝广林没有进行改制，老舍是否接受洗礼?但可以断定，依照老舍的性格，他会有所顾忌，不是心胸狭窄拒绝加入外国人的组织，而是他的“中年心态”即稳重成熟的性格，使他觉得与中国人更好沟通。 需要说明的是：老舍加入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虔诚皈依，而是充实空虚的心灵，寻求精神寄托，摒弃恶劣的生活习惯，使自己在充实和约束中健康地发展。老舍受洗前后，担任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工作轻闲而待遇优厚，周围的环境如大染缸腐蚀着，他学会了吃、喝、赌、玩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缺少了青年人的进取心和朝气，并因此而严重地影响了身体健康。因为拒绝母亲给他定下的婚姻，伤了母亲的心，他非常痛苦，大病一场。养病期间，他对自己的生活工作进行了认真反思，认为工作清闲、待遇优厚及灰色的环境影响是生病的原因。于是他在病好之后借故辞掉劝学员的工作，领洗入教。老舍曾经多次借作品人物之口说：“我想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5](P6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老舍入教的心理动因。现在看来，老舍当时的两大选择——入教与辞职，对于充实和寄托心灵、摆脱恶劣环境、根除坏的生活习惯、健康地成长具有深远的意义。 尽管老舍加入基督教不是出于宗教信仰，但入教之后，仍表现出很大的热心。入教不久，1922年7月，他就参加了北京缸瓦市教会的改建工作，负责登记和移交会产，为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拟具规约草案”。后者是项重要工作，因为教会刚刚改制，宗旨及规约章程需要重新修订。宝广林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组织起草委员会，委托老舍“拟具规约草案”“荐与会众”，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细密研究，最后由全体教友大会通过。该规约于1923年1月28日公布，即现在看到的《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规现行规约》。后来，老舍又撰写了《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6]详细介绍了改建过程，并将《规约》作为该文的一部分收进去。《规约》共八章二十八条，分总纲、组织、会议、经费、入教、惩劝、礼制、附则等内容，虽然经过会众的反复讨论修改，仍饱含着老舍对于华人自办基督教的设想，“所谓中华教会者，以华人为中心之教会，亦即以教会为社会中心也。欲达此旨，则社会服务，最关紧要。犹之西人传教异域，必以施医等为先锋也。设中华教会，有施医院，有平民学校，有公众阅读报所，有妇女工厂，有劳工之救济，有灾害之赈施，社会所需，胥备于此，社会人才，罗致无道，则教会已成社会之中心，欲求其不发达也不可。”[7](P284) 老舍的才华和热心得到宝广林的赞赏；宝广林的宗教思想也得到老舍的高度认同。规约草案拟定之后，老舍便着手翻译宝广林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宝广林在英国读书多年，回国后连汉语也说不好，只能用英语写作。《基督教的大同主义》是他当时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宗教思想。老舍很欣赏这篇文章，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会众及其他读者。译文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证道团主办的刊物《生命》上发表，(1922年12月第三卷第四期)，四千余字，介绍基督教历史，宣传教义，强调耶稣精神的重要性，其中说：“耶稣之精神，为教会之生命来源，失此精神，则虽有极高理想与原则，等于傀儡耳!”“今日上帝之灵，仍蓄于世人心中，驱世界际于真善之域，提高斯世，即是天堂也，而非别有洞天也。”所谓“基督教的大同主义”，是说不分种族、男女、主奴，“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一体”。文章提出要“扑杀蓄婢之制，以提高妇女地位，置婴孩于家庭中心，而尊独妻之制。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达到这样的境界，是“福音之所在，即天国也。”[8](P398—399)基督所宣传的负辱、普度众生精神，以及达到“天下一家”的基督教大同主义，也是那时候老舍的宗教乃至社会的思想和理想。 老舍完成上述工作后，便离开北京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在南开中学，老舍积极参加学校基督教团体组织的活动。据记载：1922年10月31日，南开中学部青年会童子部在会所举行第四季度首次会议，老舍应邀参加，与朱星樵说相声，受到热烈欢迎；青年会组织带有修身性质的团体“辰更团”，老舍与赵水澄等被聘为该团的“主领”，带领青年会开展“修身”活动；参加青年会组织的基督教外围团体“查经班”，并被聘为该班的“主讲”…… 1923年初老舍回到北京，被聘为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的总干事，调查并改组主日学的组织、课程、教法等事宜。总干事不是显要的职务，但标志着教会组织对老舍工作热情和成绩的肯定。据舒乙考证：“主日学英文叫‘Sunday School’，又可加‘礼拜日学’或‘星期日学’，是一种专门在星期日进行活动的宗教教育形式，组织比较松散，不一定只讲圣经，也讲宗教以外的各种知识。老舍先生在这里涉及的是儿童主日学，是专为儿童开办的讲习所。；[9]老舍当年为孩子们编写了许多首歌曲，教孩子们演唱。如“先生好比是太阳，/我们地球围着它转；/弟弟好比是月亮，/它又围着我们转。/只因为走到一直线，/也别打鼓切莫要打锣，/听它慢慢地转。”老舍对这项活动非常投入，还曾撰写文章，探讨儿童主日学的各种问题。《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10]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一篇重要论文，全文共十章，涉及儿童生活与主日学、家庭与儿童主日学、教会与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之课程、主日学之领袖、儿童礼拜、儿童礼拜之组织、儿童礼拜之祷告与捐献、儿童礼拜之时间与程序等诸多问题。在老舍看来，儿童主日学不是圣经传习班，儿童做礼拜不应要求他们背诵圣经、赎罪祷告、唱圣歌圣诗。他主张将传授知识、启发他们动手动脑放在重要位置，儿童主日学要结合儿童特点进行。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老舍对儿童教育的热情关心。 在此期间，老舍还曾与宝广林一起，应聘为西北城地方服务团附设的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主持校务。北京地方服务团是蔡元培等人于1918年发起成立的，主要活动是办平民教育、劳动培训和冬季赈济等事宜。西北城地方服务团成立于1920年冬，办公地点设在缸瓦市基督教堂内，附设学校的教职员工8人，宝广林是校长，老舍负责教务兼修身和音乐课。学生来源主要是西北城的贫困儿童，免收学费，发日常学习用品。老舍还曾参加了隶属基督教会的团体——唯爱社，并在1923年10月12日会议上被推举为书记。这些活动说明，大凡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事，老舍都积极参加。几年后他借作品人物李应表达了这一思想。在与教友们的接触中，在从事基督教所开展的活动中，在翻译宝广林的著述、起草规约文件、撰写有关基督教的文章过程中，老舍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染渗透，接受了某些影响。老舍将“舒”字拆开，用“舍予”作笔名，不完全是拆字游戏，也是耶稣牺牲精神的体现。 老舍的工作才华赢得宝广林及基督教会的赞赏，他的生活和命运也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出国讲学。1924年9月，老舍经北京缸瓦市基督教会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为此，老舍还特意取了一个英文名字：Colin C. Shu，用以代替中文名字舒庆春。CoIin C . Shu译成中文是舒柯林。据日本学者日下恒夫考证，"CoIin是洗礼名，原意是‘人民的胜利’”[11](p39)显然，这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名字。但他很少使用，即使到英国后，也很少使用这个名字。或许没有必要，或许反映出老舍的民族情绪和传统文化情结。出国是老舍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拐点：他的生活内容、知识视野、思想观念、情感结构、文化心理、人生道路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改变是出国为他成为作家提供了契机：他因排遣寂寞而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因身处异邦而思念国内的人和事，因与许地山近距离接触受到影响提笔写小说……如果没有出国经历，很难有机会写作，那就没有老舍这个作家；老舍曾经说，没有“五四”运动，他很可能成为这样一个人：清清白白做人，辛辛苦苦做事，兢兢业业办学，他做梦都不会想到成为作家。这话更适合出国对他人生道路的改变。 其次是回国到齐鲁大学担任教授。很多人感到疑惑：老舍师范毕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缺少系统的大学知识，没有学位和文凭；虽然有国外教书的经历，但那不是留学深造，无论教书还是读书，都不能作为大学教授的资本；他写过几部小说，但还不是著名作家，即便是新文学名家齐鲁大学也不会特别看重，因为齐鲁大学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集资兴办，校政大权一直掌控在神职洋人手中，学校以复古与守旧闻名，宗教气氛浓郁，且老舍在齐鲁大学拿的是国学研究所的薪水，受聘国学研究所，与他写过几本小说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老舍受聘教授时，虽然校长由中国学者林济青担任，但大权仍在教会手里，因为私立基督教会学校的性质没有改变，且刚刚改制，新的管理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老舍怎么就成为齐鲁大学的教授呢? 据考证：他之被聘为大学教授，与他的基督教背景有重要关系，与教会人员的举荐密切相关。齐鲁大学聘任教授很严格，需要向校董事会提交受聘人员的资质证明和推荐材料。齐鲁大学没有熟悉老舍的人，校长林济青不知道老舍，国学研究所的栾调甫也不知道老舍……。还没有多大名气的老舍所以能够出现在林济青的聘用视野，跟老舍在东方学院的同事布鲁斯的举荐有关。布鲁斯(J . Percy Bruce)是英国牧师，曾经来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参与齐鲁大学的组建工作，出版过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及农业方面的著作，在传教士中，算得上有学问者。老舍与其在东方学院共事5年。因为中西文化背景及性格的差异，他们之间有分歧，也有理解和信任。布鲁斯与齐鲁大学的关系、与老舍共事五年的经历、以及英国教会与齐鲁大学教会学校的性质，都使他的举荐具有权威性。 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兼文学院教授。这是老舍回国后担任的第一个教职，也是大学教书生活的开始。尽管老舍对于该校的学术空气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并且几年后选择离开，但无可否认，这几年在他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教学需要，他读了大量的理论书籍，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基本理论，获得理论自觉；他创作了《大明湖》《离婚》《猫城记》《牛天赐传》等长篇小说和《微神》《上任》《黑白李》等若干短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形成鲜明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他仍与基督教组织保持一定联系，参与基督教组织的一些活动。齐鲁大学神学院礼堂改建工程结束，举行“献堂”典礼，老舍为该堂命名为“灵境”。这是一个带有宗教意味的命名。他为神学院创办的《鲁铎》题写过刊名，并在上面发表了译文《客》。① 尽管老舍回国后“非常谨慎地隐匿着他的宗教信仰”(法国老舍研究专家巴迪语)、回避入教受洗的经历，但他对于那段生活经历，对于把他引进基督教组织、在一起从事基督教活动的友人如宝广林、许地山等，始终没有忘记，始终保持着他的敬重。1931年初老舍经朋友牵线与胡絜青相识，并建立爱情关系，他首先说明自己是基督徒。他和胡絜青结婚时，有人建议请位有名望的学者作证婚人，但老舍却请了宝广林为他们证婚。这不是简单的朋友情义所能解释清的问题。 事实证明，加入基督教及参加教会活动的经历，对老舍产生了很大影响。生活道路的改变是重要而显在的明证，而文化心理等深层次的影响则在创作中得到多方面的表现。在老舍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基督教文化始终影响着老舍。在不同时段，在不同作品中，或显或隐地流露出老舍对基督教文化的情感倾向。 二、老舍创作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推崇 据说，老舍结婚之后，从来不做礼拜，吃饭也不祷告，家里没有圣诞树——他不是因为信仰而加入基督教，也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对基督教服务社会的宗旨、尤其对耶稣的人格精神，老舍始终保持良好的看法和崇高的敬意。这在他的著述中得到充分表现。 首先，老舍在一些公开场所的演讲及文章中，明确表示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推崇。1922年十月十日，南开学校庆祝“双十节”，老舍发表讲话，提出背上两个十字架的主张。他说：“我愿意将‘双十’解释为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个十字架”。[13]22年后他对这段演讲仍然记忆犹新，1944年在重庆庆祝“双十节”的时候，他以回忆的形式重述演讲内容，表达他效法和弘扬耶稣人格精神、担负“破坏”与“建设”两个十字架的志向。研究者认为：“这段讲演词是老舍为自己所指出的终生奋斗方向。”[14](p30) 30年代初，在齐鲁大学，老舍撰写散文《广智院》。[15] (P233—235)广智院是英国人怀恩光牧师在济南创办的，曾经纳入齐鲁大学校内编制。从1904年到1932年老舍写文章的时候，二十多年间，广智院办平民学校、识字班，开展多种形式的启迪民智活动，如展示生物标本、黄河铁桥模具，陈列公共卫生指导物等。虽然因经费紧张，所陈列的物品有些简陋，但这种注重社会教育的宗旨和实干精神赢得老舍赞赏。老舍在赞扬广智院的同时，对空谈社会教育、不干实事、复对广智院有所异议的国人态度表示了很大的不满。 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推崇，几十年不变。1944年4月15日，在“文协”举办的座谈会上，他说“我们要做耶稣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文学家应该誓死不变节，为转移风气努力。耶稣未出世前即有施洗的约翰，文艺家应拿出在今日文艺的荒原上大声疾呼的精神，为后代子孙开一条大道。“[16]约翰是迎接弥赛亚来临的上帝的使者，上帝称他为先知，他向人们传道“转离罪恶，悔改受洗吧，上帝就会赦免你。”耶稣说他“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比任何人更伟大”，并请约翰为他施洗。人们称其为施洗约翰。老舍以约翰自诩自励，以约翰与文学家相期共勉，既表现了他对基督教人格精神的推崇，也说明这种精神已经融入老舍文化心理深层，是老舍人格精神的组成部分。 其次，作为作家，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若干体现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博爱、宽恕、牺牲精神。这种精神不一定完全源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25年，老舍与基督教关系处于“温热期”。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推出四个基督徒形象，单是数量就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在老舍记忆中的位置。李应、龙树古父女、赵四，带着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痕迹相继走到老舍生涩的笔下，表现了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理解和认可。 李应是一个正直上进的青年。在与恶棍老张闹翻之后，到城里找事做，奔走数日毫无结果，因苦闷、百无聊赖而加入救世军。谈到入教动因，他说：“我想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17](p60)龙树古“自幼就深受宗教的陶染”，他想在社会上做些事，但“他的社会，他的政府，许马贼作上将军，许赌鬼作总长，只是不给和龙树古一样的非贼非盗的一些地位”。[17](p78)于是他投靠救世军，并且把女儿龙凤也拉进去。赵四“没有什么哲学思想，他对于生、死、生命……等问题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17](P191)因此“信孔教的人们不管他，信吕祖的人们不理他，佛门弟子嘲笑他。”[17](P132)救世军欢迎他，称他“先生”，他便加入基督教，为救世军拉车，为教会做事，挣钱不多，但有乐趣。李应们的身世处境不同，但加入基督教的原因却是相同的。他们想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社会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但社会不理会他们，忽视和轻视他们，他们只好加入基督教，做基督徒。社会冷漠将这些人“逼”进基督教，基督教不仅接受他们，而且为他们找事做，提供为社会服务的机会。老舍通过对比，肯定了基督教的博爱、民主和文明、进步。他们入教之后，为穷人开粥厂，发动募捐，做一些慈善事业，感到充实快乐——入教使他们的生活和精神有了保障和寄托。 值得注意的是龙树古这一形象。他虽为救世军军官，有威风和势力，却没有仗势欺人，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无法保证——这与后来的教徒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说明老舍此时对基督教文化的高度认可。他为了偿还老张的高利贷，采取“欺骗”手法，假意把女儿卖给孙八，还清老张的高利贷，然后携女潜逃。这“迫于无奈”的欺骗只是“缓兵之计”，他磊落大度地立下偿还字据，并且最后如数偿还。说明他虽有欺人之事，但无欺人之心。而且他之携女远走奉天，是受救世军委派，到那里去宣扬基督教福音。其作为虽非无暇，却是正面的教徒形象。他的女儿龙凤是一个“野腔无调的山姑娘”，活泼大方，不施铅华，天然性格，不合传统规范，却是自然天成的美，真正的美。赵四热心助人，简单善良，成人之美，疾恶如仇。他们“舍了生命，背起耶稣的苦架，牺牲了身体，寻求天国的乐趣!”[17](P188)总之，老舍以赞赏的笔墨塑造了这些正面的基督徒形象，他们是灰色王国里的亮色。对此，朱维之略有“保留”地分析说：“客观描写基督徒生活的，在长篇小说方面有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其中有李应、龙树古、龙凤和赵四爷都是救世军教会的信徒。李应是个坦白的青年人，他入教是因为它是个作好事的团体，并且教堂里整齐严肃，另有一番精神。龙树古因为面包、饭碗，而投到救世军去，入教的动机并不纯正，所以最后是为德不卒。但他的女儿龙凤却是不施铅华的美人，大方、自然、活泼，好一个现代化的女子。至于赵四这个奇人，却因为基督教是勇敢好斗的宗教才进来的，他的侠义行为倒叫人佩服。作者老舍是个基督徒，但没有特别褒扬基督教，也没有低毁基督教，只是把中国基督徒的几种面孔，从实描绘罢了。”[14](P40) 老舍将他的热情赞美送给了黄学监。《大悲寺外》是个短篇小说，[18](P30—45)作品塑造了黄学监这一形象。他温和诚恳，爱每一个学生，学生遇到困难，他去安慰，学生病了，他送去水果点心，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的薪水帮助学生。他十分敬业，牺牲自己也要“丝毫不苟”地做好本职工作，用爱心感动和教化学生。因为反对学生上课开会，遭到算计，被一些学生误解，辱骂，他却对学生说“咱们彼此原谅吧!”学生想废除月考闹风潮，他去劝说学生，“用那对慈善与宽厚做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却遭到起哄和辱骂，他不责怪骂他的人，而是检讨自己态度是否真诚，是否动怒?他被飞来的石头砸破了头，伤势很重，生命垂危，送医院前，他坚持召集学生开会，竭尽全力说的一句话是：“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他死在医院里。这种宽大为怀、以德报怨、以善胜恶的精神体现了耶稣的宽恕、牺牲和博爱。他对叙述者的深远影响，显示出老舍对于基督教人格精神的尊崇。黄学监被视为“隐形的基督徒”。 黑李也是没有明确教徒身份的“教徒”。《黑白李》是老舍喜欢的一部作品。[19](P103—117)它被收进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老舍选集》里，《选集》只收录5篇作品，它是其中之一。老舍在序言里说收录这篇作品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革命文学理论对他的影响，即他对革命文学理论的积极响应，[20]但在作品人物身上更多地流露出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痕迹。黑李是老舍精心刻画的人物，他对宗教很感兴趣，读圣经圣诗，读《四福音书》，去礼拜堂祷告，并且相信祷告灵验，给朋友讲《圣经》故事，这些都是教徒所为。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耶稣牺牲、忍让等精神特点。平时他“总是劝人为别人牺牲”，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得知弟弟白李与自己同爱一个女子，他选择退让，把爱让给弟弟。在猜出弟弟有个危险性的计划、因怕连累他而提出分家后，他决意为弟弟牺牲，将区别的标志即眉上的黑痣烧去，代替弟弟被捕，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换取弟弟白李的生命和安全。在黑李身上，既有传统的孝佛观念，也有耶稣的牺牲精神；而作为体现耶稣人格精神注脚的是，白李听说黑李为他牺牲后说的话：“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人砸地狱的门呢。”这是黑李身份、行为、精神的点题之笔，也是老舍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点题之笔。还有，就是黑李的死，老舍写道：“毒花花的太阳，把路上的石子晒得烫脚，街上可是还挤满了人。一辆敞车上坐着两个人，手在背后捆着。土黄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后押着，刀光在阳光下发着冷气。车越走越近了，两个白招子随着车轻轻地颤动。前面坐着的那个，闭着眼，额上有点汗，嘴唇微动，像是祷告呢。”研究者指出：“这段描写，几乎是《四福音书》中基督赴死情景的翻版。”[21] 《四世同堂》是老舍全面系统地检讨传统文化的力作，在批判传统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时，他满怀热情地塑造了钱墨吟这一形象。他是一个儒士，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作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儒家文人文化的代表人物塑造的。但到后来，他经历了家破人亡和牢狱酷刑的考验之后，精神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体现了老舍的创作意图：传统文化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发生蜕变更新，生成新文化。钱墨吟的变化在于：脱下长衫，由耽于诗酒花草的隐士转变为勇敢无畏的民族战士，由柔性文化性格转变为刚性文化精神。刚性文化精神形成的资源很广泛，而基督教文化是重要的资源之一。老舍也以不同的方式对其性格内涵作基督教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他借祁瑞宣之口说：他所钦佩的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心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他“甘心被捕，甘心受刑，只要有一口气，就和敌人争斗!”[22](P492)在瑞宣眼里，亦即在老舍心目中，钱先生是耶稣精神的化身，是“自动得上十字架的战士”。 作品特别谈到钱先生性格的变化，并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作为变化的源泉和动力。他说经过牢狱考验，明白了佛为什么出家，耶稣为什么打赤脚。他对瑞宣说文化是衣冠文物，有时可以变成累赘，他摆脱了“累赘”，感到畅快与自由。 [23](P652)这里的“累赘”，在很大程度上是就传统文化而言的，而摆脱“累赘”就是像耶稣那样“赤脚”般的活着，一身轻松地投入战斗。他说“我常在基督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得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这种认识是他由隐士转变成战士的精神资源。而他也时或用基督教语言即标准判断人事。对于为生活所迫给敌人做事的内弟陈野求，他说“我的话不是法律，但被我诅咒的人大概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23](P652) 老舍理想的人格精神是基督的人格精神。这也许就是老舍——一个满族作家，虽然不信仰基督教，却加入基督教，积极从事教会组织的社会服务，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原因所在。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主要是对其人格精神文化的接受，而他所以接受和推崇耶稣的人格精神，则是因为诸如宽容、博爱、牺牲等与他的性格倾向有重要关系，即他性格的结构形态及发展趋向中存在着与耶稣的人格精神高度融合的文化因子。 三、老舍创作对基督教文化的拒绝和批判 老舍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是复杂的。他热心参加基督教开展的活动，却一直避讳入教经历，即使在基督教未被主流意识形态当作精神鸦片痛加批判的现代社会时空，他也慎言和讳言领洗入教的实事。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感受，既是现代作家的心理共性，也源于老舍本人的自切感受。概言之，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既接受认可称赞，也拒绝抵触批判，且后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在创作中也得到明显而突出的表现。 老舍对基督教文化的否定性倾向与肯定性倾向的载体相同，主要有两组形象：一组是传教士，一组是洋教徒。下面对这两组形象及所表现的否定性审视作简要分析。 老舍笔下的外国传教士主要有伊牧师、乔神甫和牛牧师。伊牧师是《二马》中的人物，曾经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是个尽职的传教士。对老马父子，他表示了足够的热情和关心。为安顿他们到伦敦后的住处，伊牧师费尽心思，跑腿说好话，直到说服温都太太接受。即使老马父子住下来之后，他也给予很多关照——传教士对于自己发展教徒的关照。他的关心是真诚的。老舍肯定了他讲求实际、踏实肯干的精神，写他年纪虽大，仍然做事，表现出英国人不断进取的性格特点。但作为一个传教士，伊牧师有时违背教规说谎喝酒，说明他的虔诚存在水分。老舍对他的批判主要是他英国式的傲慢自恃，骨子里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歧视，甚至有严重的殖民意识。老舍写他安排好老马父子的住处，走出温都太太的家门，却愤愤地说：“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表现出他的傲慢不屑。因为偏见和歧视，他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24](P393)伊牧师的态度和行为伤害了老舍的民族自尊。但身居英国，他深切地感受到中英两国文化和国民性格的差异，在英同胞的糟糕表现使他无法改变英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歧视，他深恶痛绝却又缺少反驳的底气；他爱自己的同胞，却又为他们的作为感到羞耻，进而承认英国人的歧视与傲慢不无依据，因此在批判中有理解。《二马》的幽默冲淡了对伊牧师的批判，远远看去，伊牧师虽然可笑可恨，但没有刻意丑化和全面否定——这是老舍与基督教文化“温热期”的情感倾向。 但到《神拳》，老舍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意识形态将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视为敌对势力，对宗教活动作了否定性、片面性宣传。受此影响，老舍笔下的传教士也改变了性质，成为外国侵略势力的组成部分。他们搜集情报，勾结官府，支持和庇护邪恶势力，霸占土地，剥削和压迫穷苦百姓，镇压群众的反抗，践踏官府，是导致社会黑暗、人民悲惨生活和命运的邪恶力，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丧失的帮凶。乔神甫是一个政治化、丑恶化的形象，他横行公堂，公开调戏知县的姨太太，还强词夺理，污蔑中国人胡涂，野蛮，肮脏，愚昧无知，说他带着上帝的爱，救中国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他以宗教的名义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财富的行为合法化，其教会组织也演变成帝国主义侵略合法化的舆论工具。《神拳》对乔神甫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明老舍对基督教的认识已经沿着否定性的线路走向极端。 《正红旗下》因为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唤起的是早期记忆，带着早期的生活体验，较少地受到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且用笔幽默，因而传教士牛牧师与乔神甫有些不同；与对伊牧师的刻画相比，虽然也因幽默冲淡了批判力度，但讽刺揭露的成分得到加强。牛牧师好笑，也可恨。他不学无术，在美国走投无路，受来中国贩卖鸦片烟的舅舅的启发，以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发财淘金。“他想发财，而传教毕竟与贩卖鸦片有所不同”，他因发财受限而羡慕有钱有势的天主教神甫们，“可以利用钱收买教徒，用势力庇护教徒，甚至修建堡垒，藏有枪炮”。他当然也要传教布道，但其行为缺乏神圣性和严肃性，甚至借机发泄因不能发财而形成的积怨，故在教堂里对中国教徒大喊大叫：“地狱，魔鬼，世界末日……震得小教堂的顶棚上往下掉尘土。这样发泄一阵，他觉得痛快了一些，没有发了财，可是发了威，也是一种胜利”。他对那些借教会势力发家的教友有些反感，却将那些人品好、不巴结他的教友视为该下地狱的人。他最喜欢那些围着他拍马溜须的教徒，对表面上对他恭敬亲热的多老大十分偏爱，因为跟他在一起自己像个小皇帝。老舍还以漫画式的手法描绘牛牧师赴宴的情景，他看不起中国人，却崇拜阔人，尊敬财主，为了跟定大爷套近乎，吃顿美餐，他忍气吞声，屈尊俯就。“即使卑躬屈膝也好，只要讨他们喜欢，”等把钱拿到手，再跟他们瞪眼。他的意图十分清楚：“他须抓住定禄，从而多认识些达官贵人，刺探些重要消息，报告给国内或使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自觉地为侵略服务，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耳目。其意图不仅荒唐可笑，而且阴险可恨。牛牧师是一个在美国“混到山穷水尽”来中国发财的传教士。这透露出老舍对传教士的一些看法。 再看洋教徒形象。对于洋教徒，老舍的情感态度是双重的。他不否认，信基督教的有好人，有追求真理的虔诚的教徒，有的虽然缺乏宗教信仰，却认可基督教“服务社会”的宗旨，如前面分析过的李应、赵四、龙树古父女，对于他们，老舍给予足够的理解和肯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老舍还塑造了王雅娴这个教徒形象，表现了他对入教者的理解。在他们身上，依稀可见老舍入教的意图。但老舍也很清楚，洋教徒是一个复杂的群体，鱼龙混杂，甚至藏污纳垢。“他们之中，有的借着点洋气儿，给亲友们调停官司，或介绍买房子卖地，从中取得好处；也有的买点别人不敢摸的脏货，如小古玩之类，送到外国府去；或者奉洋人之命，去到古庙里偷个小铜佛什么的，得些报酬。”[2](p544)这是洋教徒的作为，虽然轻描淡写，但反映出老舍对于洋教徒的批判性倾向，表现了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双重不满：一是对教徒背后教会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主权的不满，以及对于国家民族主权丧失的深切忧虑，有些教徒如马五爷(《茶馆》)有事可以直接找到县太爷，官场上都不敢得罪他，而张飞龙(《神拳》)等恶劣教徒竟敢踢破县衙的门坎!这是令人痛心的现实；二是对于某些基督徒的极端不满，他们入教并非因为信仰，而是仗着洋人的势力为非作歹，全然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忘记自己的祖宗和文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先看《二马》中的马则仁。马则仁是个年老的教徒，他加入基督教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因为送儿子上教会学校，常到教会看儿子，被伊牧师说动了心，领洗入教，“左右是没事作，闲着上教会去逛逛，又透着虔诚，又不用花钱。”[24](P402)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老国民，他原本没有宗教意识，更缺乏信仰，虽然加入了基督教，却不把基督教放在心里。他没有基督徒意识，更不要说遵守教规；既没有基督徒的虔诚，也缺少对于基督教的敬畏。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基督教文化，他想去给哥哥上坟，不知是否是吉日，复觉得“信基督教的人什么也不怕，上帝的势力比别的神都大得多；太岁?不行!太岁还敢跟上帝比比劲头儿?”基督教成为他实现目的、抵制其他神灵的借口。圣诞节伊牧师给他一本《圣经》，伊太太给他一本《圣诗》，他心中十分不满：“伊牧师!大节下的给我本((圣经》；哪怕你给我些小玩意儿呢，到底有点过节的意味呀!一本《圣经》，我还能吃《圣经》，喝《圣经》!胡涂!”[24] ( P548)在他心中，基督教除了可利用、有用之外，别无意义。马则仁是一个用幽默的笔墨戏虐化的形象。这个形象塑造，与其说表现了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态度，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因为马则仁是个“熟透”了的老国民，他根本无法接受基督教文化，伊牧师把他拉进基督教，向他灌输基督教文化，改造他，本身就可笑。马则仁的行为既是老舍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透着对于伊牧师的嘲弄。 《柳屯的》是正面描写基督徒作为、集中表现老舍对于洋教徒乃至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性情感倾向的短篇小说。虽然写夏廉父子因信洋教而发家，作品没有明确描写他们父子如何倚仗教会势力巧取豪夺，霸占田产，但通过欲言又止的暗示和他们在教时无往不胜、退出教门后的迅速塌台，透露出某些信息。柳屯的——夏廉为生儿子新娶的女人发展了他们父子的作为，借助洋教势力作福作威，却将她的威风发在夏氏父子身上。她迅速“拿下”夏廉父子，控制了夏廉，撵走了夏大嫂和她的三个女儿，复将夏老者赶出上房，令其住到场院外的牛棚里。她残酷地迫害夏大嫂及其女儿，公开辱骂夏老者，逼迫夏老太太下跪，甚至拔掉夏老者的胡子!夏廉对他无可奈何，村民也都不敢惹她。她不仅是村里的霸王，而且还敢骑驴打伞到县城里骂街。这是一个农村泼妇的形象。泼妇而成为教徒，而为虎作伥，俨然谁都不敢惹的村霸王，既揭示了教会势力的强大，也说明教徒是一个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藏污纳垢的群体!柳屯的是地道的泼妇，而与这个泼妇一起人教的则是：村里偷青的张二愣、醉鬼刘四、盗嫂的冯二头、时常骂街的宋寡妇。故事发生在农村，反映了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乡村文化和文明的威胁，固不能说“夏家”暗指“华夏”人家，但基督教文化对于乡村家庭的破坏却得到充分表现。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警戒也得到生动的彰显。 《柳屯的》集中表现了洋教徒的不端行为，但这行为均属不良分子所为。老舍虽然也暗示他们之所以敢于横行乡里，是因为教会势力的庇护，却没有直接将他们的行为与教会势力联系起来。进入当代社会，老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把洋教徒与外国宗教势力联系起来审视，并且受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深入揭露宗教势力及教徒的丑恶嘴脸及罪恶行径。《神拳》中的张飞龙是教徒，也是恶霸。他勾结洋人和官府，放高利贷，盘剥穷人，仰仗洋人势力，强男霸女，私设公堂，逼死人命。《神拳》中的洋教徒不仅是道德败坏的恶霸，而且是政治反动的邪恶势力。这是老舍笔下极端的基督徒形象。对他们的刻画，反映出时代意识形态对老舍思想和情感倾向的影响。这是极端和片面性的影响，是老舍运用戏剧艺术集中强化了的凶恶的教徒形象。 在此之前，受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老舍对洋教徒也有所否定，但整体上看较为客观温和。如前面提到的王雅娴，教会大学毕业，积极参加社会福利活动，“其目的主要的是因为国乱政暴，借此得些寄托”，[25](P511)她说“虽然我没做出大事来，可是我相信爱人，为别人服务。多多少少我帮忙教会，慈善事业，做出些好事来。我那么过惯了，不管天下怎么乱，我的心是安定的，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假若把我这点生活、工作，都取消了，我怎么活下去呢?”[25](p526)这与李应他们的入教心理相同。但王雅娴是当代意识形态影响下塑造的形象，老舍理解她入教的动因，肯定她的操守和品性，却不赞成她对基督教的认识。作品塑造这一形象，意在否定基督教。老舍写她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参观学习，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对基督教及其文化做出批判性反思。“我信基督教，我做救济福利的工作，已作了二十多年。从救济工作上说，以前我老以为美国政府来的米、面是为救济咱们人民的，其实啊，那点米、面是给蒋介石的，教他收买人心的。美国来的军火比米面多得多!这就是说，吃过半碗美国饭的，就有等着吃美国枪弹炸弹的义务!那是救济吗?那是侮辱，欺骗，戏弄，残忍!现在，我的的确确明白了，咱们人民应当帮助人民，而且有能力把它做好!从宗教上说，我一向因为信教，也就盲目的崇拜传教的人，并且相信他们所宣传的宗教以外的思想与文化。这样，因为信教，我也接受了有毒的思想，和文化侵略，好像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25](p576)王雅娴的认识也是当时老舍对基督教及其文化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在王雅娴身上，带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期老舍的影子——王雅娴的话，与当时老舍著述中的话十分相似! 如果说创作于1951年的《一家代表》通过“好”教徒形象批判了基督教及其文化的话，那么，十年之后，老舍创作《正红旗下》，则沿袭了《柳屯的》的批判向度，表现了“坏”教徒及其作为，对基督教、洋教徒表现出批判性倾向。《正红旗下》中的洋教徒是多老大。他好吃懒做，贪小便宜，属于品行不端、心术不正的无赖。他加入基督教，与李应、龙树古等人有相似的理由，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没人关心、不受重视而入教；但因为品行操守差，其人教带有恶意报复社会、令人厌恶的性质。“他入教根本不是为信仰什么，而是对社会一种挑战。他仿佛是说：谁都不管我呀，我去信洋教，给你们个苍蝇吃。”[2](P538)他的确是个入教的苍蝇。他依仗洋教势力，敲诈王掌柜，赊账不还，弟弟多老二看不下去欲替他还账，他非但不谢，反而挖苦数落弟弟，完全是一副无赖相。在牛牧师面前，他毕恭毕敬，装出细读《圣经》的样子，处心积虑地准备问题向牛牧师请教，其目的是骗几吊钱，钱到手就去喝酒，把天堂及基督教的规章禁忌抛到脑后。这是一个没有廉耻孝梯、不知仁义道德、“吃洋教”、“撑洋劲”的刺头无赖。无赖成为教徒，且得到牛牧师的赏识，是对多老大这样的信徒的揭露，也是对于传教士牛牧师的讽刺——“牛牧师专收有罪的人，正好像买破烂的专收碎铜烂铁”!时隔几十年，老舍再一次表达了《柳屯的》对洋教徒这一群体的认识。 基督教文化渗透到老舍意识深处，影响着他的艺术思维、意识形成及语言表达。除上述显在而成形的表现外，在细微密处还常常不经意地表现出来。如研究者所说，《猫城记》采用了《圣经》的思维方式：“毁灭的手指”在关键或严重时刻屡屡出现，以示警告，就像《但以理书》上帝的手出现在粉墙上，计算伯沙撒王末日的到来。“毁灭的手指”多次出现，足见老舍在创作过程中《圣经》所发生的持续不断的作用。在别一些作品中，老舍随意而熟练地运用、套用、反用、活用《圣经》的故事、典故、人物，借用和活用《圣经》语言，以说明某些事理。如《新爱弥尔》写“每逢我看见一个少妇抱着肥胖的小孩，我就想到圣母和圣婴”。《四世同堂》写钱墨吟被捕时，“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以犹大出卖耶稣的典故抨击汉奸冠晓荷的行为，同时也表达了对钱墨吟的敬意。这些细微如指纹般的存在更清楚地说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已经化作老舍的知识细语、思维意识和文化心理的组成部分，随时发挥作用，也说明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感受的深切细密。 老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拒绝、赞赏与批判是与他的爱国热情、救世救民的人生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他改变国民性格、检讨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释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的批判和接受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也有很多重叠共存的地方。我们从复合混杂的关系中突出老舍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分析基督教文化对老舍的多重影响，只是选题研究的需要。这是必须说明的。 注释： ①另据河南大学刘涛先生考证，老舍曾于1932年9月18日在齐鲁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以善胜恶》。该演讲由神学院学生单伦理整理发表在基督教教会刊物《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1932年第5卷第5期“讲坛”专栏，署名“舒舍予”。演讲题目来自《罗马书》，该书第12章最后一句是“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老舍看来，“今日之社会为一恶劣的社会”，而恶劣的原因在于“人心不良”，由此导致“经济困难”、“科学不发达”、“农村破产”等恶劣现象，其“人心不良”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知恶而去作恶，尚可救药；现在的一般人已不知自己所做的是恶，试想这个人心坏到如何的程度了呢?”要想拯救中国，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必得有善的信仰”，“我们要想救世，不是以小力而可改造的来的。我们非抱大决心不行。以恶不能胜恶，以不问也不能胜恶；只有以善才能胜恶，以善为我们的信仰中心。如此，人心才有挽回的希望”。在演讲中，老舍批判了只从经济入手解决社会问题的俄国做法，认为那是抓住了物质而丢掉了精神，没有考虑到人的灵魂问题，使人成为机械运转的机器，人与人的关系沦为机械式的互相利用。对这种唯物质的倾向，老舍予以否定；并提出用宗教信仰改造社会，即“唯心的追求上帝”的救世途径。在演讲中，老舍熟练地引用《罗马书》中的语言说明事理，可见他对于《罗马书》的熟悉。刘涛先生在文中还提出，老舍的本次演讲与《猫城记》的写作是同一时间，并且在《猫城记》中也批判了俄国的物质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作品中对“大家夫斯基”之类的批判讽刺与本文演讲的思想倾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而老舍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也与基督教医治心灵、培养信仰、促使人心向善有相同之处。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见2009年10月“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有关老舍基督教思想的一则重要史料：谈老舍<以善胜恶>佚文》。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代序)[A].杨剑龙.旷野的呼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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