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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市民小说大家，二者的小说虽然都在许多方面承接了中国市民文学传统，但各自又对这一传统进行了个性化的创造与转化。两人书写的市民生活判然有别，文化底蕴、价值立场和审美旨趣也存在差异，诸多差异造就了两种风格殊异的市民叙事话语，构成了市民文学史上相互映照和补充的两类叙事范型。 一、传统与现代：两种市民生活景观的对照 中国市民文学历来有表现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风情的传统。老舍和张爱玲都沿袭了这一悠久传统，但两人书写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市民生态和文化景观。 老舍所钟情的是传统市民社会的风土人情。老舍自幼长于北京，对传统市民的生活方式、风俗礼仪烂熟于胸，因此他将笔伸进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杂院，倾心描摹着京城帝都传统市民社会的风土人情、世相人生，并透视渗透于其中的带有乡土中国特色和浓厚封建气息的传统文化。《骆驼祥子》、《柳家大院》、《我这一辈子》展现了乡土性底层市民社会的生活，那些车夫、巡警、剃头匠、戏子、妓女等三教九流的职业活动构成了“清明上河图”式的市井景观。《正红旗下》工笔勾勒了天子脚下市井平民婚丧嫁娶、人情往来、节庆风俗等世俗生活图景，展现了经典的传统市民生活样态：讲究排场，注重礼数，生活懒散、闲适，追求生活的精致，即便是养鸟之类的娱乐爱好也发展成为一种精巧的艺术。在《四世同堂》中，老舍通过祁家这个普通市民家庭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传统市民的生活方式样本：固守伦理秩序，遵照祖传的礼教习俗为人处世，知足认命，谦和苟安。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生存品性直接脱胎于圆熟、古朴、保守又封闭的封建宗法文化传统，打着深刻的乡土文明的印记，全然没有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染。 与老舍倾情书写的传统市民社会生活图景不同，张爱玲全神贯注于现代都市市民，窥探沪港洋场市民社会的风情，孜孜书写着现代都会中没落世家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平常男女的悲欢离合，在通俗的市民故事中又对人性、世界、社会做着极具现代性的思索。老舍往往从伦理角度描写家庭生活，而张爱玲则从物质生存角度观照家庭生活，并从中生发出“文明的末世感”。《创始纪》由日常吃食开销这一世俗生存中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切入曾经显赫而今败落的世家，暴露他们穷途末路的生存窘境。公侯小姐出身的老太太不得不时常变卖历年积存的古玩皮货贴补度日，她的孙女瞒着长辈到药店去当店员，少奶奶终日在厨房里忙碌，十多人吃一桌饭，荤菜只有一个汤。张爱玲透过遗老家庭的生存困境看到了不祥的未来，传达出了一种“文明的末世感”。在《金锁记》里，大家族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利害考虑和得失盘算。妯娌之间明争暗斗，手足之间为了分割家产互相算计，传统的伦理亲情荡然无存。张爱玲更为擅长的还是写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她彻底地消解掉爱情的纯洁性和神圣性，揭示出现代市民社会中爱情的世俗本色。这个世界里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留情》中相差二十几岁的老夫少妻，本是婚姻中的传奇，可妻子敦凤的一番话使这传奇暴露出世俗功利的底子：“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倾城之恋》颠覆掉了“倾城之恋”的本原意义，还原爱情的世俗面目。遗老闺秀白流苏和洋场浪子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男女之间的纠缠由始至终都贯穿着世俗的算计。白流苏跟随范柳原的目的在于寻求经济上的保障，所以她想方设法让对方娶她；而范柳原想要流苏却不愿娶她，为了日后推卸责任而采取种种小计谋，希望流苏能够主动投怀送抱，最后竟是仗了香港战事才假戏真做，结成了夫妻。一场充满了锱铢必较的计算的虚伪恋爱，竟然全凭一座城市的陷落来成全。左右人命运的神秘力量不得而知。因此，这个通俗的言情故事还在更深的意义层面上揭示出了命运的神秘、未知因果的世界的不可理喻。张爱玲还写了变态的爱情。《茉莉香片》中传庆因得不到父母关爱就变态地虐待女同学；《心经》里许小寒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屡屡扼杀健康的爱情。张爱玲通过这些世俗男女的故事还原了这个世俗的世界本来的面目，凡俗人生的猥琐、自私、病态，在她看来是人的本质，无可更易。 因此，老舍和张爱玲所书写的市民生活虽然都是“人生安稳的一面”，[1](P176)但是这种安稳的市民生活在两人的作品中却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味。老舍所写的市民生活是传统的、风俗化的，他的小说处处写到北平的习俗、礼仪，过生日、小孩洗三、过年过节、请客送礼之类的市民风习占据了老舍小说的中心位置。而这些传统的文化风俗是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消逝的。张爱玲所写的市民生活却是非风俗化和最具普遍性的，概括地说，就是“饮食男女”，这是“人生的素朴的底子”，[1](P179)是人生恒定不变的生活内容，具有永恒的意味。这是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所在。 二、文化启蒙与民间认同：价值立场的迥异 中国的市民文学基本上有两种价值立场：一是认同市民文化；一是从维护封建道德文化出发对市民文化有所批判。老舍和张爱玲在价值立场上都偏离了中国的市民文学传统。 老舍是站在文化启蒙的立场上来观照和表现市民世界的。老舍深深地眷恋着传统的市民生活，对传统生活方式中所蕴涵的精致、含蓄、高雅、古朴的美有着难以自抑的欣赏和陶醉，但同时，他又以清明的理性洞察到传统的市民生活方式和市民人生观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劣根性。因此，老舍在铺展北平市民生活图景的过程中对传统市民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对国民性进行了独特的探讨。这就与新文学主流话语达成了一致。但是，与新文学主流启蒙话语不同的是，老舍的文化批判是饱含温情的，不象后者那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俯瞰姿态展开尖锐的批判。 老舍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对传统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 (一)老派市民形象。老派市民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集中了传统市民文化的精髓，老舍用幽默的笔法展现他们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揭示其保守、闭塞的精神病态，从而实现对传统市民文化中消极落后因素的批判。《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害怕和反对一切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凡事讲求中庸。张大哥的人生哲学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老舍通过张大哥的家庭危机揭示出因循保守的传统人生观必然破产的命运。《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是传统市民的又一典型。他严守祖传规矩，讲究排场，在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他怯懦苟安，在日本人侵入北平后他认为只要堵紧自家院门、备好粮食就可以躲避战乱；邻居钱默吟遭受日军凌辱而家破人亡，他虽然极为同情却怕连累自己而不敢过去探望。他逆来顺受，恭听汉奸的训话。祁老太爷的性格和生活哲学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市民的“国民性弱点”。老舍用戏剧化的夸张来揭示祁老太爷这类“老中国的儿女”身上的文化劣根性，并进行了温和的讽刺与批判。 (二)理想市民形象。老舍塑造理想的市民形象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为了重构市民文化。在早期的作品中，老舍常常从传统的道德出发去构思理想的市民性格。《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赵子曰》中的赵景纯、《离婚》里的丁二爷，都是高度道德化的，侠义、实干，符合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在后期作品中，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化，老舍自觉地挖掘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优秀因子，从中寻找文化重建的可能。《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就是老舍后期作品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理想形象。战前，诗人诗酒风流，不问世事。当战争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国恨家仇使他爆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与传统文人杀身成仁的气节操守。“老舍在钱默吟身上寄托了他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未来思考：如果中国没有发展出相当的具有反抗精神与实干精神的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公共空间，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就很难从被奴役被愚弄中解放出来，只有做顺民与奴隶。[2] 在老舍小说中，老派市民与理想市民构成了两组截然对立的人物形象谱系，老舍正是借助于两组形象的对照来表达他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启蒙思想。 张爱玲自觉疏离启蒙立场，站在纯粹的民间立场上来经营她的市民传奇。她认同市民世俗文化，但这种认同是以对人性洞幽烛微的深刻体察与深切谅解为基础的。她小说中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些不彻底的凡人，比如《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佟振保、《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白流苏，《封锁》中的吕宗桢、《连环套》中的霓喜，都是生活在苍凉乱世的普通人，因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1](P177)张爱玲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力求写出他们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1](P179)的人性。对于他们人性中的弱点，张爱玲没有进行批判和苛责，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给以深切的谅解和悲悯，当然有时候也有嘲谑。比如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将人性的自私放在了苍茫的乱世背景上进行审视，在乱世背景的映衬下，自私的人性也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在一切都在崩坏的乱世中，个人能够保全自身已经相当不容易，哪里又有余力去担负照顾另外一个人的责任呢？在无暇顾及别人的情形下，也只能站在世俗的立场上一切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了。所以，范柳原想要获得情欲的满足却千方百计推卸责任，白流苏想方设法嫁给对方谋求经济保障的世俗算计和功利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张爱玲站在俗人的立场上，肯定她笔下这些既非英雄也非完人的凡人的生活价值，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1](P177~178)；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软弱的凡人在世俗生活中既有“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也“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1](P47)人性的气息特别浓厚。所以张爱玲拒绝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的古典手法，而是用比较接近事实的参差的对照手法来塑造人物。这一点与老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承继与改造：各有千秋的文体形态 老舍和张爱玲都善于从中国市民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来建构小说的文体形式，但两人对这一传统的借鉴各有偏好，即使有重合之处，两人又都各自进行了富有个性化的创造和转换，因此，两人的文体形式也就各有千秋。 首先，故事讲述方式的差异。中国传统市民文学是极为注重故事的，老舍和张爱玲都承袭了这一传统，其小说都讲述首尾完整的故事，所不同的在于故事的讲述方式以及故事的形态处理上。老舍放弃了传统章回小说讲述故事的套路，不是采用说书人的口吻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客观地讲述故事，说书人的痕迹在老舍小说中荡然无存。而张爱玲熟谙古典章回体小说，在小说中总是喜欢套用和改造章回小说的说书方式，有时甚至“且听下回分解”这类经典的章回小说收尾时的套话都全盘照搬。《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二炉香》这几篇小说都摆脱不了有头有尾全知说书套语的痕迹。最为典型的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场白和结语： 请您寻找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香烧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 开场、结局遥相对应，是典型的说书方式。 其次，传奇性的表现形式不同。老舍和张爱玲都讲究故事的传奇性。老舍小说中故事的传奇性来自于题材和情节的传奇性。《骆驼祥子》写老北平洋车夫的遭遇；《月牙儿》写暗娼的悲惨生活；《上任》说盗匪的官场生涯；《断魂枪》讲老拳师的穷途末路，都是三教九流的故事，富有浓厚的江湖气息和传奇色彩。老舍小说中的故事在情节设计上也讲究传奇性。《上任》中传奇性的情节是土匪尤老二走马上任稽查长缉拿土匪，反被土匪拿下；《骆驼祥子》中祥子买车三起三落的情节，跌宕起伏，极尽曲折，很富传奇性。与老舍的江湖传奇不同，张爱玲的传奇是传世俗之奇，是“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3]《五四遗事》是现代社会一夫三妻大团圆的奇异故事；《沉香屑第一炉香》写葛薇龙这个普通上海女子在香港这个摩登世界的情感冒险以及最后名妻实娼的结局；《倾城之恋》写香港的陷落使一对互相算计的普通男女结成了苍茫乱世中一对平凡的柴米夫妻；《多少恨》写已婚男子与未婚女子虽然相知相悦但最终劳燕分飞的故事。张爱玲通过控制情节的最终结局使故事偏离一般小说情节发展的常规逻辑而获得传奇性。她营造情节的传奇性的惯用手法是制造一个故事发展的高潮时刻，然后让这个高潮突转急落，演化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多少恨》里面，宗豫的妻子已经表露了接纳家茵做二房的态度，宗豫这边也是无论如何都要迎娶家茵，接下来喜结连理的结局已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在喜结良缘的气氛酝酿到了极点的高潮时刻，故事并没有遵循通俗言情小说的常轨发展下去，而是急转直下，家茵不辞而别，洞房花烛的圆满结局成为泡影。意外的结局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传奇性由此产生。在《封锁》中，在“封锁”这样一个“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特殊时刻，电车里邂逅的两个陌生人竟然相爱了，然而，封锁突然解除了，一切又跌回到封锁前，刚才还互诉衷情的两个人又成为陌路。故事发展到高潮，却陡然跌落，完全出乎读者的预料，这样的情节对于读者而言就具有了新鲜离奇的魅力。 再次，小说的语言。老舍的语言艺术沿袭了市民小说的传统，汲取民间口语的精华并进行加工提炼，使之既保留了民间语言朴素鲜活的风格，又具有文学语言精致优雅的情调。他曾说：“我写小说也就更要求与口语结合，把修辞看成怎样从最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4]他大量采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日常口语，把平常的口语调动地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比如《离婚》中写张大哥的思忖：“自己当了半辈子媒人，要是娶个窝窝头样的儿媳妇，那才叫一跤摔到西山去呢!”，又如《骆驼祥子》里说高妈“有人嫌她太张道，主意多，时常神眉鬼道儿的。”同时，他又对民间口语进行加工和锤炼，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艺术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创造了现代白话文学的语言典范。比如“瓦上的阳光象鲜鱼出水的鳞色，又亮润又有闪光”；“小风尖溜溜的把早霞吹散，露出极高极蓝极爽快的天”；“曹家喜欢干净嘹亮的人”。在表达效果上，老舍这种取之于北平市民语言的书写语言与他所描写的北平市民生活具有质的同一性，能够生动传神地写出市民生活的原汁原味。如《离婚》中马老太太的一番话：“汽车霸道，直撞葬呢，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孩子们!还没生火哪？多给他们穿上点，刚入冬，天气贼滑的呢，忽冷忽热，多穿点保险!有厚棉袄啊？有做不过来的活计，拿来，我给他们做!戴上镜子，粗枝大叶的我还能缝几针呢；反正孩子们也穿不出好来。明天见。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亮儿。明天见。”这些平白生动的北京日常口语非常贴切传神地传达出了北平老市民的古道热肠和醇厚的人情味儿。 张爱玲的语言不是直接来自于市民语言，而是一种兼有古典性和现代性的两栖性语言。就语言的古典性来说，她一方面在小说中纯熟地化用着古典小说的语言，如说书式的开场白；一方面又不时地把古典小说的词句镶嵌进文本中。例如《金锁记》中写七巧的出场：“众人低声说笑着，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坐，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皱小帕，身穿着银红衫子，下着葱白线镶滚，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这一场景描写与《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那一节极为相似，颇有模仿和借鉴红楼梦的痕迹。这里“说”写作“道”，人物衣着举止的刻画，“三角眼、小山眉”之类模式化的肖像描写、亦文亦白的语言体式，都颇得古典小说语言之精髓。张爱玲小说语言的现代性在于它是一种意象化、感觉化的语言，涵容着作者现代性的体验和感悟。张爱玲把传统文人意境与现代人转瞬即逝的意识流动———各种感觉、幻觉糅合在一起，以意象的联结、对照和焊接去表达对时代和人生的体验。这种高度意象化的语言表现出一种现代审美特质。如《金锁记》开篇，通过对“月亮”这一古典意象的通感性描写，表达了一种无边的人生苍凉感。 老舍和张爱玲通过对市民叙事传统的富有个性的继承与发展开创了两种不同的市民小说叙事范式。这两种范式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后世的市民小说创作都在自觉不自觉中沿袭着这两种叙事范式：刘心武、陈建功等人的小说在某一方面可看作是老舍小说在当代的接续，而王安忆及更为年轻的朱文颖、魏微等作家的一些小说则颇有张爱玲小说的遗韵。 [参考文献] [1]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王明科.论老舍的市民文化反思及其现代性体验[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2). [3]李奇志.论张爱玲、苏青的精神特征[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1). [4]老舍.我的话[A].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王丽霞(1976-)，女，山东泰安人，浙江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杭州 310028) 原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3期2 0 0 5年9月 原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3期2005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