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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老舍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1]，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也对此多有具体的探讨，诸如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北京地域文化、与旗人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等等，都曾是人们探讨过的热门话题，这些探讨成果丰硕，深化了人们对老舍这位作家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然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类型，进行印证演绎和意义诠释，并未能深入到老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老舍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而这些，就是本文要试图完成的研究课题。 一 老舍是携带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6年正式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随后延续和深化加强，并逐渐形成其小说鲜明的主题特点。而实际上，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那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志向：“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性，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2]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时已经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他立志要对传统“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进行“破坏、铲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决心要“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事实证明，老舍这段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实落实到了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了的，包括他的从教与从文。 探究老舍这一时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无疑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艰难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时的思想先驭们外鉴西方列强的先进富强，内审国家的积弱积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并推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在先后历经“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试图从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和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新的动力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这场运动高扬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大旗，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并以“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以更新国民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意义巨大，影响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时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同一个时空，近距离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耳闻目染，常见习闻，自然而然从中获取到思想话语资源，并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视角和话语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张的哲学》较早显示了老舍对“封建有毒文化”的现象观察与本质揭批。赵姑母与老张分别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载体得到了较为生动的表现。作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的赵姑母，虽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陈旧，恪守古训，在温情脉脉中将侄女迫害致死却并不自觉，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叹的人物；而老张则是一个十分令人可僧的人物，他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凶恶狡诈，欺压良善，投机专营，可谓封建专侧侧度文化的典型体现。老舍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对其背后蕴含的封建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还欠缺某种理性自觉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当是1928年创作的长篇《二马》。这部作品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并重在揭出其“背后几千年的文化”的遗留。[3]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批判嘲讽，老舍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践，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4]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这部作品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比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粱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并引起争论。比如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绝不相容，须输入西学以革新中国文化。[5]而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文化有别，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有优劣之分，他们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样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6] 老舍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续。但不同于陈、粱二人的评估显得那样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说形式表述的这种比较更让我们觉得真实和生动。在比较中，老舍将重点放在对老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产生的想象和叙事成为这部小说最耐人寻昧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7]老舍尤其看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由于传统家族制的中国社会结构导致我们的国民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也是导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日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别注重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们国民“国家观念”的缺乏，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并认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把“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视为“是今日最要紧的事”[8]。老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背后隐藏的传统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无疑是准确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张也很具有时代针对性，有许多时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入拓展。他写的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9]，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10]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警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则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断魂枪》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小说一开头，就将世界正在发生的剧变形势简耍的勾面了出来：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著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灵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它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这段时代速写把近代末期西方强势文化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生动准确表现了出来，这里有军事侵略，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东方的长矛毒弩与厚盾不堪一击，东方被迫成了殖民地。这里有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涌入，击垮了东方的农业文明，并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火车“穿坟过墓破怀着风水”，沙子龙的镳局被迫改成了客栈，“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流行。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东方与中国。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然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镳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20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镳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11]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宇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杜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12]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忧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13]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14]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15]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16]”，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庠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庠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17]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宜、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经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18]，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粉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通性，可谓中国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钱默吟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典型体现，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极隐逸，整天沉醉在诗词书法和种花养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则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两全之间痛苦彷徨；马老寡妇奉行“忍”字哲学，说什么“日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种“以德抱怨”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抗战时期显得是多么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战最终激活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固有力量”，残醋的战争现实使他们最终丢掉隐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觉醒，由怯弱走向坚强，由隐忍走向抗争，并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部小说一方面暴露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着意地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经过现代转化呈现出的强劲生命活力，如钱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后发生惊人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很强行动力的除奸杀寇的复仇大侠，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终抛下精神重负，走向抗日的道路。这无疑是融合了老舍许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旗人们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乐这样一些“小刺激与小趣味”上，结果玩物丧志，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由此教训的反思，老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时时更新文化，让它永葆活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们高度肯定。他，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积极的思想价值。一些是他过去发现但未能找到对策的文化问题如“道德失范”等，至少也给我们今天以某种启示。这，足以显示老舍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注释：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老舍：《双十》，《老舍文集》第14卷第2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7]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8]《老舍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8页。 [6]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12][13][14][15][17][18]老舍：《大地龙蛇·序》第287—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赵家璧：《老舍和我》，《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11]老舍：《人物、语言及其他》，《老舍文集》第16卷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6]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第2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 何云贵，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庆永川市402160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7月第4期总第202期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7月第4期总第2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