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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9年7月，我得到了一次去新疆短期旅行的机会。然而，一种无法言说的恍惚却始终笼罩着我，如同浓雾，真真“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现在，倘若没有那些照片为证，我真不知道，那一年的新疆之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还是只存在梦中。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关于新疆的文学书写覆盖了我的体验与记忆。在那之前，董立勃的“下野地”系列已然揭开了那片土地上的传奇故事的幕纱，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闲逛，还有红柯的“乌尔禾”，让人感叹人的心灵是如此广阔。那之后，张者让那一片胡杨林牢牢地矗立在“老风口”，李娟的阿勒泰上空飘散着缕缕人间烟火气。大致说来，这些新疆的“歌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刘亮程、李娟为代表。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写新疆，对他们而言，就是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写这片倾注了个人情感的地方。第二类，以董立勃、张者为代表。他们是兵团子弟，大多驻扎在蛮荒之地，在这里，只有竭尽全力才能生存下去。于是，人与自然在搏斗中显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便成为他们最最愿意书写的素材。第三类，以王蒙、红柯为代表，算是外来者。熟悉红柯的人都知道，他在大学毕业后一年去了新疆。新疆给予他的震惊连绵回荡，即使在小城奎屯生活了10年，他依然为这片土地所恍惚、所着迷，这才有了现在的红柯。 没错，我说的是恍惚。最初面对空旷邈远的风景，人们心中所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大概是张口结舌，甚至说不出话来。说到底，恍惚其实是对世界的态度。初到新疆，红柯说，“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在这里，人是渺小的，而且能让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他也反复说，“(哈密和吐鲁番)”是绝域里的幻想，让人恍然入梦，总感到世界不真实”。在以后的几十年，这恍惚并未因为他对新疆的熟稔而消退，相反，他一直在强化这种印象并写下了数百万的文字。 因为恍惚，他往往把时间的界点往前推，推到世界混沌未分、骑手马上争雄的时代；可不是吗，那亘古不变的风景让人觉得千百年不过一瞬。所以，他有时候分不清，他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一个纸上的世界。在一个恍惚的人的眼中，这两个世界似乎并无太多分别，它们相遇、碰撞，比什么都叫他好奇。他固执地要寻找这片土地的意义，寻找儿时梦中的英雄，热血在胸腔里轰鸣，利刃即将出鞘，寒光闪闪，征服了多少人的心。于是，就有了《西去的骑手》《金色阿尔泰》《库兰》。我敢说，这些都是他微醺时的作品，也是他最好的小说。 一个恍惚的人，大概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点，因此这几篇小说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结构模式，两条线齐头并进，互为反衬，互相说明，在穿插的讲述过程中，一种与这片土地相匹配的强悍的生命意志呼之欲出。 《西去的骑手》宛如一杆秤，一端是尕司令马仲英的人生传奇，一端是一代枭雄盛世才的政治谋略，中间那个支点，就是头屯河之战。这部小说的主题并不复杂，按照红柯的说法，“我当时想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我在马仲英身上就是要写那种原始的、本身的东西。对生命瞬间辉煌的渴望。对死的平淡和对生的极端重视。”要抵达这一目标，红柯启动了四种叙事策略。第一种是战争。他写战争，固然也写了战争之残酷无情，但战争在他眼里更多的是一种“奇观”。在这辽阔而荒凉的土地上，是战争成就了神采飞扬的生命。譬如，头屯河之战便将马仲英的军事生涯推向了高峰，这场战争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渲染。第二种是骏马。 “西去的骑手”如何能没有一匹与骑手精神相契合的马呢？大灰马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骑手的精神象征，是英雄不死的魂灵。如血的夕阳、青纯的海水、奔腾而出的大灰马，就有了几分苍凉和悲怆，隐隐暗示着大灰马驮着骑手复归大海的结局。第三种是传奇。在红柯的想象中，马仲英骑着大灰马，已然踏出人间的疆域，具有了几分神性。多少次，人们认为他已经在战争中消陨了，可他总是奇迹般地复活。最传奇的莫过于马仲英的誓言：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这大海，既指千百万年前戈壁沙漠曾是古老的大海，又指当强悍的生命意志在戈壁沙漠上纵横之时，荒原也能变成大海。这两种意思交织起来，一个既有历史感又有存在感的英雄就呼之欲出了。第四种是反衬。小说将马仲英与盛世才穿插起来写。起初对于二者，红柯都是倾服的，可这种情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当马仲英越战越勇时，盛世才身上的生命意志却迅速萎缩，热血为阴谋所取代，盛世才之“死”，恰是马仲英之“生”。在生与死之间，骑手的血性与理想熠熠发光。经由这四座桥，红柯实现了向骑手精神的追寻，这样一个马背上的英雄少年，也经由他的叙述，长久地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中篇小说《库兰》依然延续了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叙事结构。小说的主线是俄罗斯军官阿连阔夫败走新疆的生活，暗线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五入中国的传奇经历。阿连阔夫人生的开头宛如童话，养精蓄锐的英勇少年等待着生命的再一次辉煌。然而，阿连阔夫却折戟在富饶美丽的伊犁。这或许是因为马背上颠簸的生活敌不过平静安宁日子的召唤，或许是因为哥萨克马刀不敌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恐怕最重要的是被历史所抛弃的英雄注定了无所适从，也注定了无法用“旧王朝的力量适应新世纪的太阳”。普尔热瓦尔斯基同样在美丽的伊塞克湖畔埋葬了他的探险生涯。从对自然的僭越到屈服，就像他最后说的，“仅有这点淳朴之地或许是对神灵的一种敬畏吧”。或许，库兰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 中篇小说《金色阿尔泰》俨然是一部“创世纪”，只不过这一回，明暗两条线索的时间距离足够大。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营长，他奉命带领士兵到阿尔泰垦荒；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则追溯到成吉思汗在阿尔泰山的启悟。英雄的定义在此发生了变化，在这片严苛的土地上，以一己之身与自然互相凝视的也是英雄。有意思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人类要征服自然，营长的垦荒之举说到底也是想使自然成为适合生存的环境。可另一方面，征服者在征服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改变。最典型的莫过于成吉思汗，小说极写他的柔弱及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是自然让他成为脚踏着坚实大地的英雄。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在这篇小说里构成了奇怪的悖论关系，却又那么熨帖、自然，这是红柯独特的发现。 二 还有一类小说则直接打开了红柯生命的另一面——孩童之心，我所说的童心不限于“一念之本心”，更有艺术构思上的若干特点。 首先是景象。孩童之心一片澄澈透明，对世界的发见，往往是一个又一个画面，因此视觉性画面是红柯构思小说的起点，这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里有较分明的呈现。在《奔马》中就有这样一幅画面：一阵疾风在山路上呼啸而过，渐渐地，这阵风开始显露马的形状，从根根飘扬的马鬃，到马头马身马蹄，直到圆圆的后臀。大灰马一径奔跑着，淬火的阳光从马身上抚过，迅速化作点点金色的尘埃，簌簌飘落。在大灰马身边，是乌亮乌亮的汽车。大灰马和汽车并肩而行的意象唤起了整个故事。《美丽奴羊》中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一只眼睛里有柔和绵软的亮光的羊，它静卧在牧草地里，眼前那个还带着满身血气的汉子，就在这绝美面前栽倒在地。红柯十分注重色彩的运用，每幅画面的颜色都十分饱满、纯净。在这些画面中，没有单一的人或事，都是由人与物或者物与物构成某种关系。这就涉及到红柯短篇小说构思的第二个命题，即关系。 关于“关系”在小说中的意味，铁凝已经有了很精到的发现。作家因禀赋不同、性格不同，所表现的“关系”也各有所异。红柯所发现的关系就有其独到之处。在《鹰影》这篇小说中，孩子和鹞鹰的关系就十分动人。孩子救了受伤的鹞鹰，从此，鹞鹰就将飞翔的梦想深深植入孩子的心底。于是，孩子在无穷的想象中展开了鹰的故事，他甚至开始模仿鹰的姿态、鹰的气势。孩子与鹰的关系引出了孩子的父亲与鹰的关系，事实上，父亲也遇到了命定的那只鹰，“完成了命中注定的飞翔”。于是，孩子与鹰的关系转化成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孩子对鹰的模仿透露出孩子对父亲的无限怀念与向往，小说被灌注了巨大的情感能量，却以一种极为节制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洒落出来。 在红柯所“见”的景象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注重留白。正是在空白处，意味如炊烟冉冉升起。比如《四棵树》，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四棵树”？红柯借孩子之口给出了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人和熊的故事，熊被人打了以后，人和熊围着树兜圈子，人比熊快，可是熊的利爪要了人的命。第二个版本，是四棵树被人砍了两棵，还剩下两棵。第三个版本是两棵树，第三棵是熊，第四棵是杀熊的人，熊和人都是英雄。第四个版本是两棵大树，土地是第三棵，草原人的祖先乌古斯汗是第四棵树。在这四个版本的变化过程中，人和熊的关系慢慢变成了英雄与土地，与树木的关系。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在孩子的讲述中发生的呢？这种发生又给予了孩子什么样的影响？小说结尾处的蓝光又有怎样的象征意味？这一切，红柯都默然无语。诗意就隐藏在这些空白之处。 三 红柯作为一个写作者，不能固守一隅，也不能只有一种风格。风格，往往会因为所写的题材不同而有差异。除了有关西域大漠的小说之外，红柯还尝试了另外几种途径。 第一类是历史小说写作，以《阿斗》为代表。以阿斗的视角来解读三国，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阿斗自有愚人的生存智慧，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快乐生活更重要的了，以此为出发点，他一一点评三国人物，虽荒诞不羁，却也不乏真知灼见。红柯模仿阿斗的口气说话，倒也活灵活现，问题在于，他太急于让我们看到阿斗后面的红柯了。理念过于强大，相对单一，又缺乏相应的细节来夯实与加强小说的说服力，就很容易流于论说而失掉趣味。 第二类是开掘日常生活的诗意，以《乌尔禾》和《生命树》为代表。在这一类小说中，红柯开始了以讲故事为核心的探索。这种转变，暗示着作家世界观的某种变化。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发现诗意，正是他所要做的事情。相比之下，《乌尔禾》的尝试更为成功一些。小说基本依据时间的线索，叙述了王卫疆的成长历程，连绵不断的叙述赋予了小说从容的节奏。更重要的是，红柯再次依托人与动物的关系实现了普通人心灵的升华，这一转变的发生自然妥帖，臻于化境。《生命树》在叙事上则稍显凌乱。如何处理好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嫁接问题，将是红柯需要去面对并不断探索的课题。 当下，红柯又将目光回视到渭北平原，讨论他目之所及的知识分子问题，这就是他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好人难做》。王岐生、薛道成、马奋棋们都要面对各自的人生困境，这固然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自我认同问题，未尝也不是每个人所面临的文化危机。红柯寄希望于失落了的传统文化能安顿人的身心。这不失为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否真能有效，还有待验证。在这里，作家的思想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它不依赖于概念和逻辑的演绎，却必须穿越重重生活的屏障，去寻找有关生活的真理。对红柯而言，当他决定褪去少年热血与激情的外衣，去书写他的故事时，就决定了他踏上了攀升精神高峰这一困苦的旅程。 红柯以他全部的作品，打开了自身生命的若干向度。对于西域大漠，他以绚烂多姿的文字召唤出人们对于英雄与血性的向往；对于整个存在世界，他又宛如孩童，捧出了一幅幅简单中蕴涵复杂、素朴中不无深意的心图；作为讲故事的人，他纯熟老到地叙述经验世界的种种，表达着他从生活中不断获取的真理。红柯的小说世界的疆域正不断开拓着，谁也无法预言，它究竟通向何方，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风景。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