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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山西新锐作家群，不能不说乡村题材写作仍然是其主流和突出的特色。 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文学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城市化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新都市、新市民、新体验写作跃居文学前台，在这种情况下，乡村题材文学的确边缘化了。但对于真正的文学来说，潮流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写什么样的东西在于脚下的生活是什么，在于生活体验和生活的孕育。由此决定，乡村题材文学的执著耕耘仍然是中国内陆省份尤其山西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作为一个黄土高原的农业省份，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就以写乡村驰名全国，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页，从上世纪80年代的“晋军”崛起，到上世纪90年代的王祥夫、曹乃谦、张行健、谭文峰、房光们又擅长以乡村题材写作凸显晋风特色，那么，及至新世纪成长起来的这代新锐作家群，诸如葛水平、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曹向荣等等，乡村书写依然是他们的钟情和亮色。 自然，文学史的视野是我们在考察乡村题材文学中需要的。就当下这批新锐作家群来说，其乡村书写的新质何在？与前几代作家有哪些不同？应该说，这种新质和不同既是山西代际之间的，也是时代文化气息的折射，呈现出一种从主题内容到艺术笔法的新变。读这些新锐作家的乡村小说会发现，他们的乡村题材写作已不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可以概括，无论在关注“现实”的题材和内容层面，还是在情感和艺术形式方面，与以往的农村题材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倘若说曾经的“山药蛋派”主要是写农业合作化改造、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农民的翻身问题，其后“晋军”仍主要是写农民的贫穷愚昧和脱贫问题，而当今时代生活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这代作家走出了前辈模式，把创作视野转向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峙与撞击中的乡村、农民的生存命运，显示了主题的转换。例如王保忠引起反响的《奶香》写了金钱挤压下乡村小人物的尴尬，小说写尽木生一家求生存的无奈，因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城市作为参照和比衬，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时代特色的深刻背景。杨遥《闪亮的铁轨》则写京原铁路给一个叫做“弧”的村子带来的某种开放和环境污染，原本以为村子会因它热闹起来，但村人得到的是车窗里扔出的饮料瓶和废纸，现代化的铁轨并没能改变村子排外的封闭和宁静；《二弟的碉堡》则通过“二弟”的养殖致富给村人带来的不安，写出乡村世界两种文明的冲突与对峙。还有曹向荣的《憨憨的棉田》，主要写农人对土地的热爱，写乡镇工厂给棉田带来的污染危害和农人对种植生活的维护。其他如杨凤喜的《豆花》、李来兵的《别人的村庄》也都写出了乡村社会结构性、价值观的激荡。这些小说在审美情感上一面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历史愿望，一面又不无保守、质疑和反思，由此带来一种新的艺术风格。 在这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已经不是把写出现实矛盾冲突作为小说的重心，而是一种对人类本性、欲望的思考和茫然，现实与历史、外在与内心、写实与魔幻、存在与穿越，种种复杂因素交织于一体。杨遥的《奔跑在世界之外》写现实中的人心冷暖却用了一个超现实的意象隐喻，李来兵的《客人》将乡村女性生存的寂寞、内心情感需要和外在世界的冷漠写得虚幻缥缈。即使对乡村美好人性和淳朴伦理情感的书写，王保忠的《柳叶飞刀》、曹向荣的《泥哨》、杨凤喜的《镰刀》等，也往往是对正在式微中的农业文明的一种抒情式重温。此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葛水平的乡村小说，尽管她常常被作为女性文学的话题来讨论，其乡村小说更注重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形式的汲取，追求故事的传奇化和穿越性，将乡村文学的朴素描写与现代派文学的象征手法嫁接一处。 乡村小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尤其对山西这样一个典型的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地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山西新锐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