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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题前，我们先给本文所论之“脂评”下一界说。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诸钞本系一源分流，所附评语大同小异，习惯统称为脂砚斋评点，其实并非脂砚斋一人所为。大致说来，这些评语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出自曹雪芹至亲好友之手，一部分系后人所加。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时，他周围的几位亲友关心并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他们参与的主要方式就是评点，尽管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数人，但在主要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本文把这些意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诸评点者中脂砚斋与作者关系最密切，我们便仍将这部分评语统称为“脂评”，以区别于另一部分之后人评语。本文意在理论意义的阐发，故于“脂评”中就不一一推寻具体评者了。 “囫囵语”一说是脂评中最有独创性的命题，也是理论含义最深刻的命题之一。主要有这样几段评语： 己卯本、庚辰本十九回：“此书中写一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有正本文字稍异）“这皆宝玉意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口；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爱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 己卯本、庚辰本二十回：“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头亦不解，不过述宝、林二人之语耳。石头即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随口说出耳。若观者必欲要解，须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则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则不必求解矣。” 就第一段评语而论，其理论含义主要有两层：1、《红楼梦》的价值首先表现于精妙的人物塑造。所谓《石头记》“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黛形象的描写之中，而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达到“未曾目睹”“却如真见”的高超地步，是因为其言行皆“移之第二人万不可”，实现了充分的个性化。2、欲使人物个性化就必须摒弃从概念出发的写法，人物的性格表现往往“说不出理路”，“囫囵不解”。第二段评语是这两点的进一步阐发。强调贾宝玉形象的个性特征，乃“今古未有之一人”，并指出，这一个性特征是难于靠几个习用的概念来说明的。第三段评语则着重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说明个性的塑造过程：作者是在“不解”----即没有形成明确的理念----的状态下表现人物性格的，他只是设身处地，让人物在自身性格的逻辑中活动。人物之所以言语“囫囵不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本非明晰，只是“确实之念”的“随口说出”。综上所述，脂评中“囫囵语”之说主要是针对“刻划怎样的人物”和“怎样刻划”这两个问题提出的，又尤其着重于后一问题。 刻划怎样的人物，这是自李卓吾以来，小说评点家们最注目的一个理论课题。脂评的贡献在于总结《红楼梦》的创作经验，从新的高度来阐发所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作者亦未必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脂评不仅要求形象有个性，而且强调“今古未有”的独特性，强调性格的多面性和非概念化。这是小说艺术巨大进步在理论上的反映。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金瓶梅》相比，《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有长足的进步。他（她）们不再是某种理念，或某一、两种性格特征的化身，而是具有多侧面的血肉之躯。换言之，《红楼梦》对人物精神世界有多层次的挖掘，人物的性格更为丰满。这一点，于今已属通论，而在当时却是新说，脂评指出这一点乃是小说创作理论的一个进步。 我们重点论析的是第二点。怎样表现丰满而又生动的性格？脂评提出，要写“囫囵不解之语”。从上面三段引文看，所谓“囫囵语”，主要指人物语言的内容含混，表述的思想不够清晰明确。 脂评的这个主张是有生活现象作依据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活动及言语活动情况相当复杂。在一般的心理状态下，思想可以通过言语准确交流。但是，言语之中表现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感情状态。可以说，思想、感情与语言是一个完整连贯的心理反应中的三个方面。在生活中，有些感觉及心理波动的细微之处，往往难于直接用语言表达。竭力表达，语言便囫囵不解。另外，人的大脑中，意识经常处于杂乱状态，明确、合乎逻辑的意识活动，是人们运用意志，集中注意力，在意识“乱流”中选择的结果。性格不同，境地不同，选择的程度也不同。于是，形诸言语，亦有清晰、囫囵之别。人们在生活中既会有类似的个人经验，也会在彼此间观察到这种现象，那自然也就会在文学巨匠的眼中见到，笔下写出。脂评特地把这一点拈出，反复强调，诚乃作者之知音。强调写“囫囵语”，实质就是强调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不是笨拙的“旁白”或作者出面介绍，而是和现实生活一样，融汇于言语之中，描写出特殊的语言状态，以暗示心理的曲折起伏。 让我们从《红楼梦》的具体描写中认识“囫囵语”之说的意义。脂评言及“囫囵语”约十余处，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是针对感情微妙的对话。如二十回中贾宝玉、林黛玉口角。黛玉道：“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脂评于此下一长批，称“宝、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随口说出。”（全文见前引）然后黛玉“低头一语不发，半日说道：‘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今儿冷的这样，你怎么倒反把个青肷披风脱了呢？’”脂评于此批云：“真真奇绝妙文，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笔下可形容出者。”移用沦浪论诗的话来评黛玉之语，其意旨也在说明这种言语描写“不涉理路”的妙处。第二种是情急之语。如十九回宝玉撞见茗烟与万儿一段，先是“跺脚道：‘还不快跑！’”继而“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脂评云：“此等搜神夺魄、至神至妙处，只在囫囵不解中得。”“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得。”第三种是针对贾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的不合流俗之言。如十九回写宝玉夸赞袭人的表妹：“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到生在这里。”脂评曰：“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正是指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心”、“意”，发而为言，遂至“囫囵不解”。 脂评认为“囫囵语”最宜于宝、黛二人的刻划，强调指出，“宝玉之语全作囫囵意，……只合如此写方是宝玉”，“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于颦儿处更为甚”。细玩全书，宝、黛二人确有很多“囫囵不解”的对话，这是在他人之间极少的。直至今日，不理解宝、黛其言其心的虽大有人在，但是，却很少有人否定形象自身的真实合理性。这是因为，宝、黛之间特殊的言语方式恰是他们特殊性格的自然表现。宝玉与黛玉感动千千万万读者之处，是他们在那一片恶浊之气中特立独行的美好、生动的性格。在“孤标傲世”、不肯趋时附俗这一点上，他们互为知音。由知音而生感情，而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彼此有情而莫达。正如书中所写：“（宝玉）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宝玉）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二十九回）贾宝玉、林黛玉都是感情丰富、真挚而又细腻的人物。这样的性格处于令人窒息的环境之中，便不得不呈现为扭曲的形态，尤其表现在言语方式上。 一般地讲，人的言语也存在类型差异，这种差异与性格的类型差异是相应的。如有些人的言语中形象的、情绪的因素占较大比重，另一些人的言语中逻辑的、理念的因素居主导地位，等等。薛宝钗、王熙凤，乃至探春、李纨都可算作理智型的人物。而宝、黛则分明异于诸人，性格属于情绪型的人，对自我的情绪感受敏锐，体验深刻，言行多受情绪左右。于是便容易出现言语“囫囵不解”的情况。如前文提及的二十回中，“我为的是我的心”一语，便含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其时，其人，只能是这样一番话，才能把宝玉那种急切、真挚、恳求的情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倘代之以习用的山盟海誓，那就不成其为贾宝玉了。的确，很难诠释“我的心”究竟包含什么意思，但又可以确知，这是渴望肝胆相照，却又猜疑重重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正是宝、黛特有的沉重而痛苦的爱情的反映。而下文黛玉突然文不对题地提到“怎么反把个青肷披风脱了呢”，更是把她听到宝玉的表白后，既喜且悔而又矜持的复杂心理刻划得维妙维肖。五十二回写宝玉和黛玉“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黛玉“出了一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想了一想，也笑道：‘明日再说罢。’一面下了阶矶，低头正欲迈步，复又忙回身问道：‘如今的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脂评曰：“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之神也。”此真会心之妙评。初看起来，宝、黛二人几番犹豫，郑重其事，竟只说这样两句话，确乎“无味扯淡”；仔细玩味，这文不对题的费解之言，暗示出了多么微妙的心理啊。 情急之时言语囫囵不解，这亦可从心理学方面找到依据。人们对话时，虽不必预拟腹稿，但也有一个由内部语言转化为外部语言的过程。内部语言是片断简略的，只有展开后意义才趋于明晰。如果急于表达，便可能未经展开“脱口而出”，其意义自不明晰。如上文所引十九回一段，贾宝玉撞见茗烟与万儿，无暇细想，脱口便令万儿：“还不快跑！”这既不合于他的主人身份，且也无甚必要。细推究起来，为什么要跑呢？逃避宝玉？宝玉本无心追究。逃避他人？宝玉不言，他人无从得知。这些，宝玉均未曾考虑，他只是替他们感到窘迫，替他们担心，于是一个念头涌出来：“一跑了之”。心方动而口已开，便有此没头没脑的言语，这种情况下的“囫囵语”虽然也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但更主要 是由外部境遇造成的。 《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有一篇危言耸听的历史人物论。他称贾宝玉一流人物是秉正邪二气而生，“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这一番话虽仍不脱“禄蠹”见识，但见出宝玉的不同凡俗之处，且以矛盾集合体视宝玉，皆可谓之知言。贾宝玉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他对妇女的同情，对悲凉之雾的独特感受，对虚伪道德的鄙弃，都含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味道。但在他生活的环境中，则不免时时被人误解了。书中这方面描写甚多。十六回元春晋封，宁、荣府内“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这里作者着意写出他与环境的不合，并刻划出他与众不同的孤独心理。三十五回傅试家老婆子谈宝玉：“我前一回来，还听见他家里许多人说，千真万确是有些呆气。……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这一则可见贾宝玉感情的丰富、细致，二则也显出其精神世界的寂寞。宝玉是比较同情下人的，然而下人们也不理解他。六十六回兴儿谈起宝玉：“他长了这么大，……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脂评称宝玉“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其囫囵不解之言”等，很多是针对这种“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的情形而发。贾宝玉是封建末世的叛逆。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思想的牢笼。但他周围绝大多数的人们仍囿于这旧的思想观念，用正统的思想方式、道德规范衡量贾宝玉的言语行动，结果自然不能够理解。贾宝玉既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叛逆者的孤独之中，心理上的隔膜就表现为言语上的隔膜。另外，他虽则厌恶“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混账话”，可是，时代还没有进到否定封建思想体系，产生系统的新思想。因而贾宝玉一些与众不同的强烈的感受，既形不成明晰的思想，也找不到明晰的表达方式。诉诸语言，自然呈现囫囵不解的状态。如他对女性的尊重只好表现为对袭人表妹莫名其妙的赞叹，他处于萌芽状态的平等思想只好以“须眉浊物”这一类不近情理的说法出现，他对下人的同情只能通过“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这种笨拙的方式表达，等等。可以说，贾宝玉言语的囫囵不解，主要的，是新的性格与旧的环境之间隔膜的反映。曹雪芹在“倩谁记去作奇传”中透露的“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慨叹，和贾宝玉那种叛逆者的孤寂实际是相通的。换言之，曹雪芹正是通过贾宝玉“囫囵不解”的言语来刻划叛逆者孤寂的心理，从而寄托自己相似的深切感受。 要之，脂评把“囫囵不解”的言语方式看作刻划贾宝玉个性的重要手段，是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从理论上看，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其实，“囫囵语”这种言语方式并非贾宝玉所专有。在文学名著中，在彼埃尔、列文、奥涅金乃至汉姆莱托诸人物身上，都不乏类似妙笔。不过，这些人物仍属于具有独特个性的形象。在一般人物的对话中，如果此时此境人物有着心理异常、思想混乱或言不达意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其“囫囵不解”的对话来表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囫囵语”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的。 写人物的言语活动，是全部条理清晰，意义明确，还是适当写一些“囫囵不清”之语，反映出作者创作中不同的心理状态。脂评讲：“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必欲要解，须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指出了作者写“囫囵语”时，本身也处于“未必解”的状态。换言之，作者不是先对人物的思想、性格有了清晰的概念，从概念出发规定其言语、行动。主人公在他的脑海里始终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就创作意图的总体而言，人物的性格基调是明确的，而在具体的性格发展中，作者的意图却又表现为知性的模糊。他在创作过程中沉浸于人物中间，忘掉自我，与人物一起哭泣，一起欢笑，于是便得到了概念所不能准确表达的情态，尤其是心理动态。可以这样说，写“囫囵语”，就是要求作家通过言语描写不仅表现出人物“想什么”，而且同时表现出人物“怎样想”，写出人物彼时彼地的心理动态。这种心理刻划看似“囫囵”、模糊，实际上则准确地表现出复杂的精神现象，正是写人之上乘手法。 波德莱尔讲：“艺术越想达到哲学的明晰性，便越降低了自己。”（《随笔》）在中国的古典文论中，对文学艺术的这一特征早有认识。戴容州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之喻，司空表圣“象外象、味外旨”之说，严沧浪“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论，都是在努力揭示这一奥秘。而清代文论家叶燮则又有更为精辟的论述。他说：“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原诗·内篇下》）小说与诗文不同，与其他艺术门类亦不同，但在基本的美学原则上，却又有相通之处。“囫囵语”一说所揭示的小说创作规律，与上述的诗文、艺术创作规律，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要在理论的递ｚｈāｎ@①方面为脂评寻找更直接的渊源，那就应该标举出李卓吾与金圣叹来。李卓吾主张人物描写“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二十一回）“意外”，就是人物的潜意识，人物心灵深处的底蕴。“并画意外”，要求作者写出人物不够自觉、不能自持的言语、行动。金圣叹有“因缘生法”之说，主张作者“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五十五回）即作者沉浸到对象之中，体会其心理，揣度其行动，让人物自己行动起来。可以说，这些都开启了“囫囵语”说的先河。 文学是人学。小说尤以揭示人的精神世界为能事。丹纳曾提出，艺术品等级的高低取决于它所表现的心理特征的深度。小说在近现代的发展趋势，就是心理描写的比重增加，程度加深。不只是表面化地写思想观点、道德信念及功名事业等，也不只是简单地写一点感情、脾气、嗜好，而是着眼于人流动多变的心理活动，在细腻的心理刻划中完成人物丰富的多层次的性格。在中国，《红楼梦》可说是这种写法的开山之作。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也包含这方面的意思。《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长足进步，就是改变了心理描写简单化的传奇式写法，把目光深入到人物心灵深处。《红楼梦》在实践方面取得了小说史上划时代的成就，而脂评从理论上总结、揭示这一成就，其在小说理论史上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