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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取得了成功，人物个性独特、亲切真实、卓异生动，令人挥之不去、萦回脑际。《红楼梦》所塑造的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认为是塑造最为成功的典型形象，业已成为一种文学常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是任何一个学派对《红楼梦》的研究，人物评价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人物评价背后隐藏着评价方法的不同，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 第一，索隐派的原型分析 索隐派认为《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是有原型的。索隐派不认为小说就是小说，而认为它是一部借“假语存”隐写的一段真实历史，事件有原型，人物也有原型。索隐派有独特的文艺观。比如蔡元培认为，《红楼梦》的结构是复合结构。第一层是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第二层纯乎言情之作。第三层言情之中善用曲笔。蔡元培认为别人谈的都是上述三个层次，上面这三个层次他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故事背后的所谓“本事”。即，蔡元培要研究的不是上面三个层次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红楼梦》本事的来源。蔡元培有一个重要观点是，宝玉的形象是为影射复立复废的太子胤礽而塑造的。为什么蔡元培坚信宝玉就是胤礽呢？蔡元培有这样的比较:宝玉衔玉而生，喻胤礽生而有太子之资格。宝玉遭魇魔与庶嫡之争有关，太子胤礽也是被兄弟所害遭魇魔。宝玉结交姣好少年、逼淫母婢，正是康熙皇帝所指责太子的“暴戾淫乱”。宝玉失玉即失性——呆傻，隐太子行为常常神志不清、言动失常。这些相似，或者关联，使蔡元培深信宝玉就是对废太子的影射。 曹雪芹在写宝玉时是否概括了像皇太子胤礽这样的形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往往涵盖广大，言近义远，隐曲委婉，见微知著，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典型形象，往往是艺术家广观博察、筛选集中、叠加化合、熔铸提炼的结果，所以也不能一定说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太子胤礽被废复立再废的事件，作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进入曹雪芹的视野、没有对曹雪芹酝酿人物形象起过作用。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皇太子胤礽。其实，贾宝玉的言动失常是不能和皇太子胤礽的行为颠倒的遭遇相类比的。同样是怪异人物，有许多奇谈怪论，贾宝玉的怪异表现在男女观念上、仕进观念上、爱情观念上、人生价值观上等，怪异得有系统性，突出的特征是贾宝玉对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叛逆，和皇太子胤礽也完全不一样。索隐派的人物研究，与其叫原型研究不如叫本事索隐。找人物的相似事件，是索隐派所关注的，而不是为了研究生活人物或历史人物在作品中的变异，和怎样转化。这样作家在赋予人物形象的全新意义的匠心，也被忽视了。 第二，新红学的自传性分析 自传说大行于世、蔚然可观始于1921年胡适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今天重新审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我们看到，胡适在推导“自传说”的时候，相当轻率。胡适不过是整理了一下“著者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就得出“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的结论。都是世家，都来自江南，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富有文化艺术修养等，就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写的是自家事吗？胡适在文本所找到的证据是:《红楼梦》开端作者用了第一人称“我”，小说中的女子是我半生的亲见亲闻。南巡接驾四次，和曹家接驾的次数一样，两家的世系世次一样。其实，两家的世系比较，胡适是挂一漏万的。如果严密地推究、细致地思考:为什么贾家来自金陵而曹家也来自金陵就一定是一家呢？为什么都是世家就一定是一个世家呢？其实，曹雪芹将那么多罪恶、污秽、不堪集中于宁国府和荣国府，不可能是为了什么“自曝家丑”，或者说以“自曝家丑”为乐。胡适有大胆的假定，但切实的考证做得极不充分。 自传说所形成的矛盾，就是坚执这样的观念: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就写不出。曹雪芹出生太晚不行，赶不上江南盛世于是偏偏编造出一个乾隆“中兴”说，于是再有败家。难道作家竟是这样的低能儿，非得追随在个人身世、家族盛衰之后不可，没有就写不出来吗？其实，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俞平伯先生最早是相信自传说的，但是这给他的《红楼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1923年的《红楼梦辨》中，俞平伯的有关结论十分犹豫，1925年他就告别了自传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他就成了自传说坚决的反对者。 自传派的研究，最后变成了本末倒置的“文本——作者”研究。周汝昌先生以《红楼梦》为传记材料，替曹雪芹立传，提出了诸如曹雪芹生于4月26日、曹雪芹先娶薛宝钗为妻后续弦史湘云、史湘云就是脂砚斋等观点，并毫不费力地在叙述中将“曹雪芹——贾宝玉”的位置互换，这样做就把自传性的观点推向了非科学的极端。自传派的研究，将作者看成是作品主人公原型，与索隐派在原型的猜度上，具有相似的思维方式。他们共同的错误在于，将人物研究的重心从作品移位到了主观想象中。从文学研究的旨趣上讲，自传说的观点也是令人迷惑的:设若文本的虚构性超越了写实性，如何衡量作为自传的《红楼梦》的价值呢？ 第三，评点派的道德分析 评点派对红楼梦的研究是感悟式的，类似于今天的读后感，但也带有研究的性质。评点派的观点带有导读性质。评点派之所以在红学中不受重视是因为有些人认为那不过是“文学常论”。评点派也不是一般地将《红楼梦》当小说看的，比如张新之就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石头记读法》)把《红楼梦》提高到理学的高度，实在是为了在当时的环境中拔高《红楼梦》。 说到评点派的人物分析，则往往与作者的道德态度有关，站在一定的道德立场上评价人物的倾向十分明显。如道光年间的王雪香在《红楼梦总评》中的评论:“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王熙凤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故好，而寿既不永，福亦不足；迎春是无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才有德，虽寿不可知，而福已见；妙玉才德近于怪诞，故深陷盗贼；史湘云是旷达一流，不是正经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论，均非福寿之器。”王雪香的观点显然是以道德为中心来评价人物的。 如果把脂砚斋的评点也看作是评点派的观点，那么脂砚斋的道德观点则是值得一谈的。脂砚斋评贾宝玉:“所谓说不得好，说不得不好也”，“所谓说不得聪明美良，说不得呆痴愚昧也”，“亦不涉于恶，亦不涉于淫”(庚辰本第19回)；对湘云的咬舌则说:“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俨然已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庚辰本第20回)他说尤氏:“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情至理，最恨近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第43回)脂砚斋的评论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脂砚斋有超越道德论评价人物的趋向。第二，他的道德态度与主流评点派有重大区别，其形成的原因值得辨析。究竟是他与作者共同经历了小说中所描绘的事件呢，还是他的道德观是特立独行的结果？总起来看，脂砚斋的道德感优越于大多数评点派人物，而落后于作者。或者说，曹雪芹的道德观是激进的和超前的，而脂砚斋则显得带有陈腐气。 道德评价，在以往的分析中，表现出了充分的对立，往往“好则皆好、坏则皆坏”。作家在《红楼梦》的文本叙述中，用世俗的声音和隐藏的声音，组成了两个声部，交错着混合着但不混乱、主次分明。当王夫人、王善保家的等指责晴雯时，另一种声音却是对晴雯的肯定和热情赞美；当叙述中一再说袭人既善且贤时，另一种声音是对这种评价的怀疑。评点派的道德评价，正好是遮蔽了这种审美评价——双声性，变成了捧杀或恶骂，看不到《红楼梦》“至善之人，不免有短处；至恶之人，亦尚有长处”(吴宓《红楼梦新谈》1920年)。 第四，社会学分析的阶级方法 社会学的方法，有的是以时代、民族、宗教等角度为主来分析作品的，有的是以地理环境、家族史的角度来分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形成的历史具体性角度来分析作品的，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它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文艺作品是一定阶级意识的表现。马克思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描述和对社会的结构分析，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比喻，被认为是社会历史学中的伟大变革。 以唯物史观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特别是评价人物，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两年的时间里，王昆仑(太愚)在《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刊出了一系列《红楼梦》人物的分析与评价，依次为袭人、晴雯、探春、鸳鸯、司棋、尤三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凤姐、可卿、湘云、宝钗、黛玉、贾宝玉等，于1948年结集为《红楼梦人物论》，此书可以说是解放前“史的唯物论方法”的杰出代表。今天来纵观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红学著作，还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吴组缃的《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等，都可以说是其中的优秀篇章。 以阶级定性为主的人物分析，最终演化为两大对立阵营的划分。贾政、王夫人、贾母、薛宝钗、袭人、王熙凤是一个阵营，属于卫道者，是逆历史而动的，是反动的；而贾宝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鸳鸯、司棋等属于另外一个阵营，属于叛逆者，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先进的。 薛宝钗、袭人、探春、王熙凤等这些都是争论比较大的人物，尽管有阶级定性，但人们的意见也不是一边倒的。她们被当作是封建主义的信徒和卫道者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她们本身的悲剧性、她们个性上被扭曲、毒害，人们还是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对于将薛宝钗“骂倒”的倾向，何其芳曾这样为薛宝钗辩护:“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欢心，并最后被选择为贾宝玉的妻子，也主要是她的这种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的结果，而不应简单地看作是由于她或者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论红楼梦》1956年)何其芳的目的是想恢复薛宝钗作为文学形象的地位和价值，而不是把她变为政治批判的对象。 第五，“人学”观的人性论方法 文学是人学，这是一种比拟性的说法，并不能作为文学的定义。但是，它却确立了以人的普遍心理和欲求来同情式地理解、评价人物的方法。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文学的认识价值主要可以归结为是一种人生经验的总结或人生体验的一种深化。“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话题’是什么？话题就是问题，就是人们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不可避免地面对的种种问题。”(王蒙《红楼启示录》1991年) 作为对政治分析的反拨，人性论的分析更重视从普通心理出发来理解人物，分析人物的欲求和行为。放到日常经验中理解人物，不作更高的提升，反对政治性的概念分析，目的是为了归结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和还原。钗黛评价问题是《红楼梦》人物评价的最重要的问题，钗黛优劣的划分与解析的角度和方法有直接的关系。历史上曾经有“钗黛合一”的说法，它最主要的价值立场是两人双峰对峙、双水分流，都是作者赞颂的对象，没有好坏之分。在新时期，王蒙就是这种“钗黛合一”论的继承者。在他看来，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人性中不同的两极，既是作家对生活经验的智慧总结，更是作家对人性体验的美学深化。 人性论分析的价值，不在于恢复了薛宝钗、袭人等的名誉，看到这些人物身上也有善处、好处、贤处，而在于它将人们审美心理的复杂性凸现出来，把审美心理过程中感受阶段的认识归结出来，以此来反对政治分析的定性判断和单一判断，或者说是概念化的判断。人性论的分析甚至对作家丑化地描写赵姨娘、贾环等不满，认为这些人物被概念化了，正是作家局限性的表现。 同情人性的弱点，这种同情在人性论那里很容易失去界限。小说中纵一己之欲者如王熙凤，甚至是贾珍、贾琏、贾蓉等，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宽容了。他们的道德缺陷如王熙凤的心黑手辣，似乎也是一种人性之常，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似乎不值得过分指责。如此一来，作家所赋予作品的诗意与理想就被忽视了，作家的高视点被移植到了地面上，蛰伏在人性的普通心理上和普遍欲望上，作家通过宝黛爱情悲剧在道德和人生两方面所肯定的自由理想和人格理想，也被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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