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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被肢解为两截——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被分属为两位——曹雪芹和高鹗，这是上世纪20年代胡适、俞平伯“新红学”考证的结论。 此说一出，引发了红学界近百年的争论。 《红楼梦》作者是一人，还是两位；后四十回歪曲、悖离了前八十回，还是前八十回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成为红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因为，它关系到《红楼梦》这部旷世巨著的自身评价，和对读者阅读研究的导向。 一、“高鹗续书说”源自胡适 胡适，当年提出“高续说”，并未全盘否定后四十回，只是说“比不上前八十回”，对后四十回的艺术成就还作了相当公允的评价：“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而对宝黛悲剧结局，则赞不绝口：“佩服高鹗”，“感谢 高鹗”。 另一位“ 高续说”的首创者俞平伯早年虽贬损、否定后四十回，但后来逐步改变、纠正了早期偏激、片面的观点，肯定了后四十回。临终前，他怀着沉重的负罪心情写下的遗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千秋功罪，难于辞达”，更是表达了这位红学前辈的深深自责和愧疚。 “高续说”的后继者们，把两位首创者早期的观点推向极致，全盘否定了后四十回，斥之为 高鹗“狗尾貂续”的“假冒伪劣”膺品。把“奸商”、“禄蠹”的恶名强加在他们的头上，某位红学“权威”甚至指控他们是乾隆的文化特务，要读者把后四十回从《红楼梦》书中撕下来，维护《红楼梦》的“纯洁性”。 很难设想，天真的读者如果真按这位“权威”的旨意，撕掉后四十回。那么，这部国人引以自豪的民族文化瑰宝，就成了残缺不全的半成品，它的价值含量至少“缩水”了三分之一（仅就数量而言）。至于人们关注的宝黛命运，是悲剧性的“金玉良缘”，还是喜剧性的“木石前盟”，以及书中诸多人物的命运、结局，和贾府的荣辱兴衰，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任凭读者的想象，去海阔天空 纵横驰骋了。 这种恣意诋毁后四十回的论点，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诘难。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欧阳健、曲沐、吴国柱等人为代表的红学家们，从版本研究、文学评论、思想内涵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学术观点，驳斥了“高续说”的种种荒谬，获得了众多研究者的赞同和支持。 争论虽远未结束，但“ 高 续说”似乎“独处一尊”，成了红学研究的“主流意识”，并扩散到其他领域。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导者就把“ 高续说”强加给观众，抛开后四十回，“另起炉灶”，拍摄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后几集来。 令人不解的是，具有权威性的央视《百家讲坛》，直到今天，还只有“高续说”一家之言，甚至把远离《红楼梦》文本的所谓“秦学”搬上荧屏，向观众喋喋不休地奢谈什么《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原型探索。 观怪观众要问：这是《红楼梦》么？ 二、“高鹗是否续书？”“高续说”的依据又是什么？追根溯源，仍要从胡适谈起 胡适提出“高续说”的依据，是张问陶赠高鹗诗中的一句话：“《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 ”。同时，又否定程伟元关于后四十回 书稿来源的说法，把“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斥之为“神话鬼话”。 从而断言：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 胡适这一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且不说“孤证不足为据”，即使张问陶这句话中的“所补”二字，就存在着岐义：是补缺字、缺句、缺页，还是补缺章、缺回、缺段；是修补，还是续补？都可作不同解释。 如果再参照程伟元序中所说“同友人（指高鹗）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那么，张问陶这句话中的“补”，就应该是“截长补短”之补，而非补写之补；这句话也应理解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修补的，而不是补写的、续作的。 同样，把“鼓担上得十余卷”斥之为“神话”、“ 鬼话”，亦属臆断。 因为，无论是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偶然性的事件是经常发生、普遍存在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这是人们熟知的常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所谓“意外的惊喜”，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等等，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偶然事件的真切体验。胡适自己不是也有过得到甲戌本的“意外惊喜吗”？为什么不允许程伟元在“鼓担上得十余卷”的意外收获呢？ 所以，胡适的判断是轻率的，站不住脚的。 《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为高鹗所续？还是听听 高鹗自己及其友人兼合作者程伟元是怎么说的。 在《红楼梦》程甲本的序言中（附带说一句），“高续说”的红学家视程甲本为“伪本”，对程、高二人的序言不予采信），程伟元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然全目 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壁？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红楼梦》全书始自是告成矣。……” 在这里，程伟元已经把后四十回书稿来源及其破损、残缺情况，以及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编辑整理和出版发行的全过程大致说清楚了。 但“高续说”并不认同：不仅“鼓担上”一语是“神话、鬼话”，而且“藏书家、故纸堆”等语，亦属暖昧不明、语焉不详，子虚乌有。 其实，程伟元所说的“藏书 家”、“故纸堆”，旨在表明他寻找书稿的细心、耐心、苦心，即“无不留心”，并非确指。细考程序，散失的后四十回书稿来自多处，虽未一一注明，但不等于说谎。因为程伟元是写序。他的任务是向读者介绍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成书的起始端末，不是向读者报明细账。 如果程伟元有先见之明，“预知后五百年事”，也许会以附录形式列出一张详尽的明细表来：某年月日、某处得某卷、费银若干、某人见证，等等，供后人查考，这会省去多少笔墨口舌。 遗憾的是程伟元是凡人，不是神仙。 再看高鹗说的：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本，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欣然拜诺……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高序明确告诉读者：一、后四十回是程伟元提供的，二、他是应程伟元的请求，编辑、整理书稿的，三、从“今年春”（即乾隆辛亥年正二三月）接受编辑任务，到“冬至后五日”（十二月初）任务完成，为时不足一年。 高鹗所说一二两点，可与程伟元的说法相印证，并非虚言骗人。如果再以“攻守同盟”责难，那就近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即接受任务到任务完成的时间不足一年。如真象“高续说”的定论。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创作的，那么，能在短短的一年里，写出《红楼梦》全书的三分之一，前八十回的二分之一，“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胡适语），并以巨大的悲剧力量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后四十回来，结论只能是：高鹗是天才，伟大的天才！堪于曹雪芹比肩，甚至超过曹雪芹！ 这岂非惊世骇俗的天方夜谭！ 所以，程、高二人的序是可信的：高鹗是《红楼梦》程甲本的编者，而非作者。 三、“高续说”对后四十回的诘难指责,概括起来集中在:一、贾宝玉二入家塾、习八股文、中第七名举人、封文妙真人；二、贾府家道复初，发还家产、重袭世职，“兰桂齐芳”。前者歪曲了宝玉“叛逆”形象，成了禄蠹；后者违背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判词，没有一败涂地。 同时，又把这种诘难指责，同高鹗联系起来-----高鹗进士出身，因而宝玉中举；高鹗沐受皇恩做官，因而圣眷恩隆，宝玉受封；高鹗追求富贵荣华，因而贾府“兰桂齐芳”等等，似乎宝玉之所以成了禄蠹，贾府之所以复初，罪在高鹗、是高鹗一手造成的。 后四十回是否歪曲了宝玉形象，宝玉是否成了禄蠹。 这是一个不辩自明的问题。 只要不囿于“高续说”，任何《红楼梦》读者，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后四十回的贾宝玉已经长大，到了“谈婚论嫁”、“干正经事”的年龄段，贾母、贾政都在关注着他的前途命运-----前者关注婚姻，后者关注学业、举业、仕途。 在《奉严词两番入家塾》里，就生动描绘了贾政“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的急迫心情，他雷厉风行亲自送宝玉入学，并严厉警告：自今日起，再不许作诗作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同时”，限定一年时间，若毫无长进，就要断绝父子关系，“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 同样，在《试文字宝玉始提亲》里，也描述了贾母对宝玉亲事的牵挂，她叮嘱贾政等人：“也该留神，看一个好孩子，给他定下来”，同时提出“无论贫富，只要脾性儿好，模样周正”的择媳条件。 之后，又有新来的门客王尔调名作梅的，向贾政推荐具体人选-----做过南韶道张大人的千金。 这些都表明，关系贾宝玉前途命运的大事-----婚姻和事业，都已经提到日程上了，这是大势所趋，是宝玉不容 回避的现实。 正如不能违抗贾母“金玉良缘”的安排一样，宝玉也不能违抗贾政“重入家塾”的严命，所以，二入家塾、习八股文，是贾宝玉不容选择的必由之路、违心之举。 但这并不意味着贾宝玉从此谨遵父命，潜心于文章经济之道，成了禄蠹，相反，他第一天下学归来，就在林黛玉面前，猛烈抨击八股文“诓功名混饭吃”，痛斥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虚伪性、欺骗性，同时表白自己“学这个”的悲哀和无奈。 当黛玉只是有条件地肯定八股文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时，竟引起他近乎愤怒的反感：“黛玉。。。。。。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他强压怒火，“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这绘声绘色的描写，就把贾宝玉对禄蠹的憎恶，漓淋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贾宝玉对禄蠹深恶痛绝、深入骨髓，近乎本能的排斥，即使重入家塾多时，《论语》、《孟子》已烂熟于心，并谙熟八股文写作之道的乡试前夕，仍未被“感化”过来或“改造”过来。他一如既往，初衷不改，在《证同类宝玉失相知》里，就对已经“幡然悔悟”、“改邪归正”的同名同貌人----甄宝玉的“为忠为孝”、“立言立德”“文章经济”等议论，表示了极度的厌恶，不仅斥之 为禄蠹，甚至耻于同貌；“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其实，在后四十回里，贾宝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禄蠹，他不是许由，更非陶渊明，他走得更远，更彻绝。在历经众多女儿夭亡、特别是黛玉之死“木石前盟”破灭的巨大伤痛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自我解脱之路。正如他对宝钗表白的那样，要跳出“贪、嗔、痴、爱”的“尘网”，回归“无知、无识、无贪、无忌”赤子之心的“太初”。这是大悲大痛之后的大彻大悟，是痴于情、悲于情、痛于情又悟于情的内心坦露。 他在乡试后的突然“迷失”----既不理采榜上是否有名，更不理采中举受封，割舍一切红尘情缘，飘然而去，非僧非道，亦僧亦道， 傲游“鸿蒙太空”遁入空门，便是他的最好归宿。 所以，他二入家塾、参加乡试，乃至写出一篇出色的八股文章，高中第七名举人等等，都只是一种无奈，一种姿态，一种对贾政、王夫人“望子成龙”、宝钗“望夫成名”的抚慰性回报而已。 把这样一位摒弃功名富贵，红尘情缘的贾宝玉定性为禄蠹，并以此指责后四十回和高鹗，岂非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么？ 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是否背离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判词？ 就《红楼梦》全书而论，贾府是否复初，都无关大局。在后四十回里，只有两处写了贾府命运的事，即一百一十九回《沐皇恩贾家延世泽》和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前者写的是现实，后者写的是未来。 所谓“沐皇恩贾家延世泽”是指赦免罪名，发还家产、重袭世职等等，而此时贾府元气大份，颓势已定，远非元妃省亲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况可比，更非当年宁荣二公在世时的辉煌。这些“皇恩”不过是对风雨飘摇中的贾俯，注射一针“强心剂”而已，并不是家道复初。 “家道复初”、“兰桂齐芳”是 甄士隐在急流渡觉迷津草庵中，对贾雨村说的一句预言。他是根据“福善禍淫 ”的“古今定理”和“现今宁荣二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禍”的表现，预测贾俯未来命远的。 按贾雨村的理解，“兰桂齐芳”是指已中第一百三十名举人的贾兰和尚在宝钗腹中的“贾桂”。贾兰当然可能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而“贾桂”则是男是女尚未分晓，即使“六甲生男”，此男是沿袭乃父遗风，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情种呢，还是以乃兄为榜样，潜心文章经济之道，成为禄蠹呢？也在两可之间。 这充满变数的预言，连甄士隐自己也不能准确地回答。所以，对贾雨村的进一步诘问，他只能以“此系后话，不便预说”一语搪塞过去。 至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语出自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里的一支名为《飞鸟各投林》的散曲，是对《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概括和总结，以比的手法感悟人间世事、红尘情缘的虚幻和无常，反映贾府由盛到衰的现实；而“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则是 甄士隐预测贾府由衰而盛的未来。 现实不等于未来。现实的衰不等于未来必衰，现实的盛不等未来必盛，大千世界正是在此消彼长，此盛彼衰的反复交替中，呈现出勃勃生机的。 所以，不能以已成现实的“白茫茫大地”去否定未成现实的“兰桂齐芳”，不能简单地断言“家道复初”就违背了《飞鸟各投林》的判词。 “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毕竟只是预言。它没有丝毫削弱或淡化全书的悲剧基调，仅仅是添加了一笔亮色，使读者在浓郁压抑的悲剧气氛中，看到贾府一星星矇眬的光亮而已。 无论贾府家道是否复初，《红楼梦》都以巨大的悲剧力量震撼着征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四、《红楼梦》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是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后四十回之于前八十回，不是《荡冠志》之于《水浒传》；高鹗不是俞万春。 我们应该感谢高鹗。 如果没有高鹗苦心孤诣“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编辑整理“漶漫不可收拾”的后四十回书稿，人们将只能看到“且听下面分解”的前八十回；这部民族文化 瑰宝将永远只是“半成品”。 我们更应该感谢程伟元。 如果没有程伟元的“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的苦苦寻觅，“竭力搜罗”，后四十回书稿将湮灭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人们永远的遗憾。 程伟元、高鹗功德无量，他们保全了《红楼梦》。正是这个原因，俞平伯----这位可敬的红学先贤，才痛心疾首，说出“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这句警世名言。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