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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红楼梦〉文本年表通志》一文，应该说可以初步得出“程印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文本均定稿于曹雪芹”这一结论了。研读《红楼梦》时，只要排除了“续貂说”的心理障碍，那么再读《红楼梦》后40回文本就会心平气和多了。当然即便有了这种心态，读《红楼梦》也不是一件易事。毛主席曾说，“《红楼梦》最少读五遍才有发言权”，那是伟人的读法，区区在下，凡夫俗子一个，只怕读十遍也不一定有发言权。十年前，我开始研读《红楼梦》时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老老实实地读了五遍，然而仍是一头迷雾。大概在五年时间之前，一次偶尔的机会，我和学生一起“鉴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读到文章的最后一段时，却让我瞬间“顿悟”了：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晋）陶渊明。 只因火花一闪，我却把“遂迷”与“无人问津”贯串起来，得到了“迷津”。于是我从头再次研读《红楼梦》第1回中与第5回中关于“迷津”的文本，尤其是第5回的前后。贾宝玉“一场幽梦同谁近”呢？秦可卿、花袭人、刘姥姥！再联系《桃花源记》中的高尚之士刘子骥，又“仿佛若有光”，灵感真的出现了：刘姥姥是《红楼梦》中的一个“芥豆之微”的小人物而已，与荣国府也只“略有些瓜葛”。为什么偏偏从她说起呢？为什么偏偏姓刘呢？为什么不叫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呢？于是“忽行数十步”，就跟着刘姥姥走了下去。当我一下明白刘姥姥就是“迷津”中的“木居士”时，所有的迷雾便一下子“豁然开朗”。 为什么明明“处处志之”了的“向路”却成了“迷津”呢？很显然《桃花源记》是文学作品，要用科学方法来解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人类把长矛演变成手枪，把流星锤革新为原子弹时，科学是进步了，但同时也是该给自己准备坟墓的时候了。有的时候，相信科学比相信迷信更可怕！从此我不再相信胡适用“科学”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再相信“续貂说”，更不再相信“情榜说”——由“续貂说”到“情榜说”正是一部“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归谬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释然的心态，所以我研读《红楼梦》后40回文本时不再是鄙视，而是热爱！不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享受！ 程印本120回《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作者曹雪芹正是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把悲剧暗隐在第120回文本之后了，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小说创作中最伟大的实践。从文本语言来看，曹雪芹在“食尽鸟投林”（指“奴才”散尽）这个小悲剧就结笔了，但把“树倒猢狲散”（指“主子”散尽）这个大悲剧放在了第120回文本之后。所以，“探隐”就当是在程印本120回《红楼梦》文本的基础上，对“树倒猢狲散”这个大悲剧的“探隐”。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最美好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下面就按曹雪芹的暗示，试着对这部伟大的悲剧“撕一撕”。 《红楼梦》的后40回文本确实是个“狗尾巴”，但这不是考证派流言家所说的“狗尾续貂”，而是曹雪芹的伟大创作。从某种角度上讲，《红楼梦》第1—5回文本是全书的总引，从第6回文本开始，才是《红楼梦》的正文，但在这里一开始，就已经暗示了全书的结局，也就是第6回文本所说的、作为全书头绪的“纲领”：从一件“芥豆之微”的小事情说起，也结于这个“芥豆之微”的小人物，也即刘姥姥，当然还有狗儿的一对子女青儿和板儿——也就是全书的“狗尾巴”。青儿与板儿，正是“鼓儿词”说书人手中的“情板”，书不结局，“情板”就要不停的敲击着，书归结了，“情板”的声音也仍有回响，这也是中国诗歌一惯追求的“弦外之音，韵外之旨”的艺术效果。 “板青”是不是“反清”的拆字谐音，本文暂不分析，这是关系到《红楼梦》一书的立意本旨的大问题，必须在彻底证明“程印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文本均定稿于曹雪芹”这一结论之后才能具体说明。首先还是确证刘姥姥的身份，刘姥姥就是“迷津”中的“木居士”，也就是木筏中的掌舵者——把握方向者。关于这一点，本文前面已有“顿悟”式的分析，但这不足以让人信服，还必须从文本中找出实证。首先庚辰本第41回的一则“蒜瓣”式的批语，就已明确指示出来： 柚子即今香圆之属也，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回通部脉络，隐隐约约，毫无一丝漏泄，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 这里的佛手，显然就是指明方向之意。所谓“居士”，就是指不出家的佛教徒，刘姥姥一口一个“阿弥陀佛”，见佛见庙就拜，说她就是“居士”并不难理解——苏东坡信俸禅宗并自号为“东坡居士”，但他并没有出家。关键是这个“木”字，在哪里找到实证呢？ 鸳鸯笑道：“酒吃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刘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这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它睡，乏了靠着它坐，荒年间饿了还吃它，眼睛里天天见它，耳朵里天天听它，嘴儿里天天讲它，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让我认一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杯体重，断乎不是杨木，这一定是黄松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红楼梦》第41回） 如果我们读了《红楼梦》中的这段文字，也只因为刘姥姥的“俚言”而“博笑”一阵，那就正如俗话所说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根本就没有看懂《红楼梦》。实际上，这就是对“木居士”身份最具体的文字表述。刘姥姥与巧姐儿是有缘者，也不用多说了。从缘的角度来说，凤姐儿两次“济刘氏”，那么巧姐儿也当是两次“巧得遇恩人”。但后40回文本，刘姥姥只一次救巧姐儿，这也是考证派把后40回文本视为“狗尾续貂”的依据之一。本来借《周易》中的“既济”与“未济”两卦的“经传”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直观的，但解读《周易》要比解读《红楼梦》更难，问题也更复杂了，所以还是只能从文本来找依据，在文本第40回有这样一段文字： 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要肏攮一个，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笑。贾母又说：“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摆大筵席。都是凤丫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这牙箸，本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听如此说，忙收了过去，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红楼梦》第41回） “凡鸟偏从未世来”，这里刘姥姥夸赞的“鸡儿也俊”、“蛋也小巧”正是对凤姐儿母女俩的暗示。刘姥姥两次夹蛋，也是暗示刘姥姥两次救巧姐儿。更妙的是那两双筷子：第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后来换的第二双“乌木三镶银箸”。“筷子成双”正是对巧姐儿婚姻的暗示。第一双正是暗示巧姐儿第一次许配周家。第二双正是暗示巧姐儿沦落后最终配给了板儿。这是“随物取象”，也是“立象以尽意”、“穷形而尽相”。刘姥姥第一次救巧姐儿是“既济”（《周易》第六十三卦的“经传”可供参考），刘姥姥第二次救巧姐儿才是“未济”（《周易》第六十四卦的“经传”可供参考）。第一次“既济”文本中已写明了，第二次“未济”就是贾家彻底败亡后刘姥姥再次救巧姐儿。“未济”是指文本没有写到，不是说刘姥姥最终没有救济巧姐儿。本人在全书120回文本的基础上，对“未济”试做如下“探隐”： 宝玉“悬崖撒手”出家后，贾环侥幸成了“不幸的”的荣国府的承继人。毫无疑问，这是贾府彻底败亡最直接的内部原因。荣国府这棵大树的最终结局就是“树倒猢狲散”，巧姐儿与平儿也都被卖到了青楼。刘姥姥在已经沦为乞丐的贾蓉的指引下，找到了巧姐儿。但因无钱赎身，刘姥姥最终在“内线”平儿的帮助下，用“调包计”让自已的亲孙女青儿把巧姐儿换了出来（平儿的最终结局，文本中有多处暗示，此处暂不分析“探隐”）。这种结局，在第6回文本实际上已经作了明确的暗示，那就是刘姥姥的拜乞与贾蓉的跪求。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锣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附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地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得一展眼。（《红楼梦》第6回） 对这一段文字，如果读了之后也只是一笑，笑刘姥姥少见多怪，那也是算不上看懂了《红楼梦》的。作者在这里正是在告诉我们：穷苦百姓心里时刻都装着一杆秤。我们可以借用宝琴《怀古诗》中的两句来形容：寄言众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正是王熙凤对刘姥姥一家的接济之恩，让巧姐儿得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 读这样的悲剧，我也常常感动得泪沾巾袖，我甚至不愿这样去撕毁美好的东西，但伟大的曹雪芹又在文本这样暗示着我。从文本可以知道，板儿不是刘姥姥的嫡亲孙子，青儿才是嫡亲孙女。如果换个位置，板儿是刘姥姥的嫡亲，而青儿不是；结果同样是刘姥姥用青儿将巧姐儿从青楼里换出来，其悲剧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说不定还有人会怀疑，刘姥姥是因板儿娶不到女人了，才用这一箭双雕的“损招”——用青儿把巧儿换出来，既排除了“异己”，又让自己的嫡亲孙子有了老婆。然而曹雪芹从一开始似乎就预感到了读者会有这种怀疑的可能。因为从人物的重要性来讲，狗儿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他能有一个女人也就不错了。可是作者曹雪芹在第6回文本偏偏还让他有一妻一妾，又特别强调板儿是妾所生，青儿是嫡妻刘氏所生。所以伟大的曹雪芹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读者将悲剧“撕毁”时的再创造与再审美。 对于巧姐儿最终的结局还可以进一步探隐：到底是一生平安，还是“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呢？这一切，文本中实际上也做了暗示。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离开之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 刘姥姥道了谢，又作辞，方同鸳鸯出来。到了下房，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服，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出两套儿送你带去，或是送人，或是自己家里穿罢，别见笑。这盒子里是你要的面果子。这包子里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这是两个荷包，带着顽罢。”（文本第42回） 首先我们可以探究一下巧姐儿的结局。从刘姥姥“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这一句牙牌令词来看，巧姐儿似乎是嫁与板儿后难产而死。然而恰如刘姥姥给巧姐儿赐名如所说，“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所以巧姐儿难产时，恰好又是这里的“催生保命丹”让她最终“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加上史太君和王夫人的接济，刘姥姥与宝玉也当属于“有缘者”，她对宝玉又是怎样报恩接济的呢？在文本第15回实际上已经就埋下了伏笔。 宝玉怅然无趣。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他两个进去。凤姐洗了手，换衣服抖灰，问他们换不换。宝玉不换，只得罢了。家下仆妇们将带着行路的茶壶茶杯、十锦屉盒、各样小食端来，凤姐等吃过茶，待他们收拾完备，便起身上车。外面旺儿预备下赏封，赏了那本村主人，庄妇等来叩赏。凤姐并不在意，宝玉却留心看时，内中并没有二丫头。一时上了车，出来走不多远，只见迎头二丫头怀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说笑而来。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料是众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争奈车轻马快，一时展眼无踪。 正如前面所说，如果用《周易·未济》的卦象卦辞来解释这里的“立象以尽意”是比较直观的，但对于不了解《周易》的人来说，就味同嚼蜡了。所以还只能直接语言解说。大致就是贾家彻底败亡之后，薛宝钗也早死，正如《好了歌·解注》所云，“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宝玉之子贾芳（“兰桂齐芳”是指四个人，即贾兰、薛桂、石齐、贾芳。其中薛桂是甄英莲之子，石齐是史湘云之子，贾芳就是贾宝玉之子。关于这一点本人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逐步论证，在此暂不枝蔓）也沦为孤儿，这时又是刘姥姥将其收养。这里的二丫头就是暗指巧姐儿，小兄弟就是指宝玉之子。 刘姥姥在一进荣国府时，王熙凤给了她二十两银子之后，为什么还在特意拿出三百钱来让刘姥姥坐车，按理说不给这三百钱也无可厚非，但作者偏又在这里注上这一笔，这就是作者运用“易理”来暗示文本的结局，用《周易·既济》的卦辞来说，就是“曳其轮，濡其尾，无咎”之预示。在二丫头这一幕，“凤姐并不在意”，又恰如《周易·未济》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也就是说，“濡其尾”（“巧得遇恩人”）这一幕，凤姐儿最终是没有看见的，也即“亦不知极也”。 以上的“探隐”完全是遵循文本，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完全是行不通的。这就涉及到“知人论世”的问题了，曹雪芹自号“芹溪居士”，可见他是佛教、道教的信仰者，而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用科学的唯物主义尚且无法解释《红楼梦》中的谶诗、灯谜、酒令等现象，而况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呢？还有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出生于诗礼簪缨之族的曹雪芹，也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作为“大道之原，五经之首”的《周易》，在《红楼梦》的文本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一点都不为过，同样也可以大致得出《红楼梦》的立意本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自胡适的“文学改良”以来，中国文学界就喜欢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论证中国的文学作品，甚至指导中国的文学实践，鼓吹什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连《诗经》和《楚辞》也分别戴上了现实文义和浪漫主义的高帽子，似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就在按西方的文学理论在创作。现实是现实了，民族性没了；浪漫是浪漫了，艺术性没了。《诗经》和《楚辞》是含有几分像现实文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但《诗经》和《楚辞》决不是现实文义和浪漫主义所能概括的。中国的《诗经》和《楚辞》所开创的风骚传统，就如阳春白雪，而西方的现实文义和浪漫主义就如下里巴人。用浪漫主义来形容屈原，就如活生生地将他身上的“奇服”给扒了下来，硬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童装”。屈原是怀沙自沉了，但他的精神却感召了一代代爱国志士。到了今天，我们如果还要坚持顺着胡适开创的那条死胡同“浪漫”下去，只怕连屈原的精神也要最终“淹没”了。 要解证《红楼梦》唯一正确的途径也就只有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学理论。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他所认为准确的“悲剧理论”，也就是西方彻头彻尾的悲剧艺术手法。鲁迅先生的对悲剧作过最精练的概括：悲剧是将最美好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但中国的悲剧理论与西方的悲剧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严格比较区分，其不同点就是：西方的悲剧是“作者”自己去撕毁，中国的悲剧是让“读者”自己去撕；西方的悲剧裸露，一览无余，中国的悲剧含蓄，一唱三叹。然而胡适正是机械的套用他所认为完美的西方的“悲剧理论”而腰斩了《红楼梦》，并导致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