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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释放《红楼梦》支配人道之“四力”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邢殿峰 参加讨论

    “小说支配人道”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重要命题,“熏、浸、刺、提”是他总结的“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
      《红楼梦》是梁启超形成此种思想认识理论的主要源泉,也是他对《红楼梦》小说进行文化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果。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把他的这种思想认识运用在对《红楼梦》文本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应用上来。
      首先,要对梁启超本人做个简单的了解介绍,要对梁启超该种思想理论的认知所以产生出来的原因和对当时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做个简单的了解介绍,帮助我们能懂得他的主要目的,懂得此项思想理论创造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从而能进一步看到他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
      然后,我们就会主动地、有意识地把他的这个思想理论运用到今天的文化多元化的事业上来,运用在文化重新建立的事业上来,运用在新文化运动中来。
      当我们没有能力和勇气创新思想文化理论的时刻,就要翻出梁启超的东西重新学习,而且学习后要深刻思考。那么,便会加深对《红楼梦》文本的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视,更是可以科学、准确地对《红楼梦》文本进行自己的解释。具备了对《红楼梦》一定的思想与文化解释后,我们会在潜意识或积极主动的状态下,将《红楼梦》与自己、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向上的思想认识,使得人格提升,社会组织进步。这样的时代,文化符合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运行,少了悲苦,美好无限。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没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百度的学习了解不做删减并无增加文字数量之意,实在是需要仔细认真对红评者的认识才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该批评者批评内容的意义和价值。)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1902年第1期。大约在梁启超30岁的时候发表。
    这个时期,经过了文化的巨变,朝代的轮换,1911年清被民国替代。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与康有为、唐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该时期是巨变的时刻,进步的时代。从一个落后的文明走向了更先进的文明。这个过程需要文化的创新运动,梁启超就是这个过程中文化新运动的战士与代表人物。《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这个过程重大的思想理论,是支撑社会变革的主要文化思想内容部分。
      当然有个需要解释的事情,梁启超并非是直接进行推翻清代表的旧体系,是从维护表面的朝代秩序,而寻求变法更新的。正是这个样子,他的思想不会被旧有文化接受与实际运行,可这样先进的思想会势不可挡地发挥出优秀性和功效性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梁启超已经发现了小说对人类发展影响的巨大性,深刻地指出小说、文化是引起社会混乱和落后的主要根源,因此,呼吁新小说、新文化的诞生,也同时就指出如何对待旧小说、旧文化的问题。
      在这里,笔者先简单解释几个重要的概念词汇,以便清晰与提高阅读学习的认知。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小说”:此处的“小说”概念既是“文化”的概念,“小说”是“文化”的替代名词。小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就是具体的利用对“小说”的分析,而来进行整体文化上的事业。小说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更能直接影响文化的整体,更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思想意识。同时,作为文化一个部分的小说已经发展到成熟,发展到先进,发展到可以被整理、研究并加以利用。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群治”:治理落后社会、维持正常社会运行与促进社会进步的规则和行为,目的是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状态。
      “小说支配人道”:“支配”就是控制与维持,能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下积极主动地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方法。“人道”就是人性的体现,是一种对做人基本价值的追求,是一种是否还称得起为人的底线,成为中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人道”的三个层面:个体的人心人格,社会的心理风俗、国民思想,以及道德、宗教、政治、学艺等社会意识形态。“小说支配人道”就是文化控制人性,文化控制人们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文化提升人格品质。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结合当时社会的落后,彻底揭示既有文化对落后的现实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呼吁变革革命,创新思想文化理论。
      笔者简单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本内容进行阅读学习。内容逻辑清晰、准确,多做复制,少有批评。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强调指出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必须文化的变革来支撑。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
       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
      
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梁启超首先指出了一般人的看法:小说的魅力表现为“浅而易解”和“乐而多趣”。显然,这种看法是从小说语言和叙事的角度而言的,也就是从小说文本本身的特点来讲的。对此看法,梁启超认为“未足以尽其情”,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揭示小说的魅力所在。梁启超指出,普通信函、官样文章也不“艰深难读”,可是谁爱好呢?“赏心乐事”的小说,与“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摸出无量眼泪”的小说相比,反而不为世人看重。世人读小说为什么偏偏舍乐“而自苦”呢?在否定流俗之见后,梁启超正面提出了人类“独嗜”小说的两个原因。一是小说能满足人类超越经验的世界。经验告诉我们,人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然而人性却都希望超越这个有限的世界,置身于“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能满足人性这种要求的东西,在梁启超生活的时代看来,“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二是小说能帮助人类认识自我。人类对自身的想象与经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焉不察者”,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有理解与表达上的困境,这时有作家在小说中“和盘托出”,帮助读者彻底解决内心的无知困境。小说的这种深入读者内心,帮助读者自省自观的力量,能深深地打动读者,感动读者。福斯特(E.M.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认为,对其内在生活和行为动机了若指掌的人是极其有限的,而小说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真正地揭示了人物返观自身的内心活动。可见,小说的确拥有两种“移人”力量:一种能导人于自身之外,具有超越功能;一种能导人进入自身之内,具有反观功能。在梁启超看来,这两种“移人”之力,“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而小说在中国各类文体中对这两种“移人”力量“能极其妙而神其技”。据此,梁启超从文体上将小说归为两类:理想派和写实派,其依据是它们分别对应小说功用的两种“移人”之力。理想派小说最大的功用是帮助读者超越经验,超越自我;写实派小说的最大功用是引导读者进入内心,感受自我。这里,梁启超从小说文体上发现了小说“易入人”的功用表征,从而提升了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的地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
       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
       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
     
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偌大一部《华严》,正以此也。
       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
      
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
    
   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
     
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
      发现了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熏、浸、刺、提”是他总结的“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
    小说的“四力”——熏浸刺提,在梁启超看来,作用于读者的特点、方式、路径、程度是各有不同的。“熏”、“浸”、“刺”三力发生作用的共同路径是“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发生作用的路径则是“自内而托之使出”。在对人心影响的作用程度上,“熏浸刺”三力不如“提力”。就“熏浸刺”三力来说,“熏”力特点是使人“不知不觉”受到感染,其作用机理是由生理到遗传,由人际横向影响到血缘的垂直影响。“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是熏力由生理产生的人际横向影响。“人之脑海,则能以所受之熏还以熏人,……虽其人已死,而薪尽火传,犹蜕其一部分以遗其子孙,且集合焉以成为未来之群治心理。”(梁启超《告小说家》)——这是熏力的遗传影响。尽管如此,熏力作用大小受制于熏传播的空间大小。“浸”对读者的影响表现为时间的绵延,“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们阅读《红楼梦》《水浒传》有余悲、余怒,就是浸力在起作用,仿佛人喝酒酒醉的绵延一样。熏浸对人的影响都是“不知不觉”的渐变,而“刺力”作用于人则是“顿变”,是“骤觉”。“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例如,“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一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显然,刺力大小受审美主体(头脑的敏捷)与客体(小说文本内容)两方面因素决定。小说刺激力越大,读者头脑越敏捷,小说的刺力就越强。在梁启超看来,刺力在现实中的“效力”大小,“文字不如语言”。语言以其现实的音色直接感染读者,然而语言传播不如文字久远,所以,不得不求助于文字。在文字中,刺力大小“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论”,在各种文体中,小说在这方面“力最大”。小说的“提力”是“四力”中程度最高的一种,其实质是对主体心灵产生的变化,“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与浸力之变化主体相比,提力对主体的变化不仅是使主体进入小说境界,而且还要提升主体的精神境界,使主体从小说的境界中走出,心灵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由此看来,小说的“四力”,在梁启超这里是指小说作用于读者的四种艺术感染力,我们正是要关注梁启超所关注的小说之力作用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效力”。
      梁启超对小说的“力”的作用机理是从文本和读者两个角度来思考的。一方面,小说文本作为文之体,其“浅而易解”,“乐而多趣”,最容易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小说文本作为文之用,其“四力”又最容易感动人心。由此看来,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首先建立在小说读者自然人性心理的基础上。由于小说之力的发生具有符合人性心理自发规律的机理,因而它的产生不是外力强制的结果。这样,在梁启超看来,小说的“力”既是文本自身运行的结果,也是读者参与建构的结果。小说“力”的发生就与读者的审美过程发生关联,在读者对小说的审美阅读中,小说的“四力”就产生了。可以说,小说的“四力”是在小说审美功能发生中产生的。
       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最易寄者,惟小说。
    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梁启超在认识到小说对人的意识、思想影响巨大的时候就清醒,指出小说可以正向,也可以反向影响发挥作用,及时提醒。
      在梁启超看来,“熏”、“浸”、“刺”、“提”这四种“力”用之于社会,可以规训、养育一国的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教主、政治家和文家都以此“四力”作为渡世的不二法门。此“四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造福千兆人,也可作恶千万载。小说是此“四力”最容易发生的“寄主”,因此,小说的“四力”对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效力”而言,既可爱,又可畏。由此可知,小说潜在的“四力”转化为现实的“效力”,必须经由“人道”中介的“人心人性”层面转向“社会心理”层面和“社会意识形态”层面。
       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
       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
       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
       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的思想,如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小说的思想;中国国民的性格,如迷信风水鬼神,追求功利,轻弃信义,诡诈凉薄,沉溺声色,喜好结拜等,都是小说熏陶影响的缘故。
      对于梁启超来说,中国人的这些思想和性格都是小说产生的“效力”,因为小说“的性质的位置”,在梁启超看来,“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明白了小说的“势力”与其对群治影响的“效力”的关系,梁启超的名言“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就好理解了。在梁启超眼中,“中国群治腐败”是指中国国民人心风俗腐败,属于思想道德的范畴,不是指政治制度范畴而言的。这样,“小说作为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原”,当理解为旧小说的糟粕思想势力最终影响了中国国民的人心风俗。   
      小说“四力”作用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影响,它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一个社会的腐败,既指有形的政治、经济、文化行为的腐败,也指无形的国民道德、思想、精神、风俗的腐败。小说虽然不直接关涉具体的行为领域,但无疑与抽象的精神领域相关。特别是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主要来自小说的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小说对于群治的影响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其右的。
      另外,小说“四力”的实现是建立在人性心理基础上的自发行为,不是任何外力干预的结果。就人性来说,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两种渴望,一种是超越冲动,一种是自明冲动,小说在文化生活不发达的时代能满足人性的这两种渴望。
      第三,梁启超否定传统小说落后腐朽的思想内容。对小说功用方面,梁启超是肯定、推崇的。如上所述,梁启超对传统经典小说的艺术魅力,如《水浒》《红楼》就十分推崇。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传统小说的艺术之力是肯定的,他否定的只是传统小说的腐败思想产生的社会“效力”。
       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对小说功用的“效力”,梁启超是一分为二的,既看到它造福人类的一面,又发现了它危害社会的一面。基于此,梁启超认为,要除旧,必自革除旧小说的内容开始;要新民,必自革新小说的内容开始。
      我们已经知道,梁启超的小说革命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具体代表而已,实质是他从事的文化变革。
      不幸的是,梁启超的担心被历史证明,清朝倒闭。
      通过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本的学习,可以看到,梁启超结合他做处的腐败落后和人性倒退的社会时代,对小说的“四力”“熏、浸、刺、提”对人类思想意识影响的巨大性做出了整理揭示,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两面性。
      《红楼梦》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使用的主要代表小说,他对《红楼梦》是客观对待的,充分认识到《红楼梦》的复杂性。强烈呼吁《红楼梦》的正确解读与使用,革新对旧有小说巨著的阅读。从而,让《红楼梦》等小说在影响人类意识和行为中去掉糟粕的东西,而发挥出更大积极正面的效能。
      学已致用,古为今用。我们在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学习分析之后,就要客观评价他的研究思想和体系,吸取优秀的、先进的内容,然后进行扩充、发展他的理论,加以指导自己的《红楼梦》阅读解释,并运用到今天时代的文化建设上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
      《红楼梦》是一部人情小说,更是一部世情小说。《红楼梦》最终关注的是人性的事情,促进人格的上升与组织的进步是该小说的最终目的。
      《红楼梦》的真实性不是实录,而是通过典型化到文学上在真实文化和思想。《红楼梦》的真实性导致了全面地展示文化思想,这种全面性就包括了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红楼梦》的复杂性是通过文学描述和文本思想的展示而在复杂文化的多元化和重建的运动。
      《红楼梦》作者、批者、文本和读者这个系统中,文本和读者是最为深刻和密切的二元系统,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本原因已经被梁启超揭示出来,那就是《红楼梦》左右人性的四种力量,在这四种力量的作用下,根深蒂固地影响到读者的思想意识,使得《红楼梦》文化成为读者自身文化的一个部分。
      而《红楼梦》对社会的影响就正是通过对于每一个读者的影响而发生了作用的,《红楼梦》文本对读者个人的作用,以及因为《红楼梦》小说而形成的红学文化思想内容对每个读者的作用影响。
      因读者的知识素质、性格特征、地位以及工作生活环境等因素,造成《红楼梦》文化对每个读者的影响不同,反过来,就是每个读者对《红楼梦》文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可是,每个读者都会受到《红楼梦》文化思想的影响,即使你没有阅读和接触《红楼梦》的文本内容,可是这种红学研究所形成的文化思想意识也在通过间接的途径影响到你。另外,尽管影响的程度有大与小区分,然而,每个《红楼梦》的直接读者都会影响到《红楼梦》文化的传播普及,影响到《红楼梦》文化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内容。
      《红楼梦》文化艺术是整个时代社会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每个读者就通过对《红楼梦》文化的影响而影响到整体文化艺术的内容,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我们都在影响时代文化的内容。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在受到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的同时,一定会影响到整体的文化运行与发展,当然,影响的作用力有大小之分。可是,不能因为影响力的微小而看不到这种和低估这种影响。
      在影响与反影响、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的一个现象是,《红楼梦》文化思想的积极与消极问题,可以影响和作用给读者积极的进取和人格的提升,也可以使得读者人格下降和组织倒退。每个读者对《红楼梦》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也同时存在两个过程,可以促进该文化思想的积极进步,让这种思想文化健康科学发展,当然也可能阻碍红学研究思想文化的科学健康发展,倒退了《红楼梦》文化思想的前进方向。我们就说,被《红楼梦》消极影响的,消极影响《红楼梦》文化,就是大不幸运,是《红楼梦》的不幸,也是读者自己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红楼梦》对人性的影响是“支配人道”,能够“支配人道”的力量就是“熏、浸、刺、提”。因为《红楼梦》文化属于文化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就可以说,文化就是支配人道和支撑社会发展,也是通过“熏、浸、刺、提”这四种力量。
      “熏、浸、刺、提”:这是一个力量系统,每个步骤接着上一个步骤,层层渐进。这个力量系统现实存在,每个人和组织都在其中,既是力量系统的被作用者,也是力量系统的形成者。
      “熏”:文化笼罩着所有的空间和时间,个人和组织都时刻处在熏陶中。理所当然地要接受到积极与消极的熏陶,那么,就要求熏陶着人们和组织的文化要积极进步,也要求被熏陶的人们和组织主动地去识别和选择,让作用与被作用处在积极进步与上升中。当然,需要文化的多元化与个性化,提供多样性的文化给被熏陶的人们和组织。同时,也需要文化的创新,源源不断地满足和引导人们的被熏陶。
      文化的主流形成了熏陶氛围的主要部分,被熏陶者会经常地与主流文化随和。主流文化的重要性不可轻视,而形成积极进步的主流文化就需要人们的争取与努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生成的。人们在接受熏陶的时候,还要去反熏陶文化,尽可能形成积极上升的主流。让熏和被熏处在正常的过程中。否则,势必就造成熏陶和被熏陶的环境发生故障,造成难以弥补和挽救的结局。
      《红楼梦》读者,尤其是《红楼梦》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红学思想意识研究者,就要时刻提醒自己,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最好为形成积极进取的主流《红楼梦》思想文化意识而服务,起码要求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红楼梦》文化思想中接受正面的东西,而杜绝和去抨击消极落后的研究思想和研究体系。让《红楼梦》本身的环境清新上升,让作为文化思想一个部分的《红楼梦》文化为占据整体文化思想的前沿和起到带头的作用而努力工作与奋斗。
      “浸”:文化会根深蒂固地进入人们和组织的思想意识深处,从而决定了人们和组织机的文化思想意识,进一步决定了人们和组织的行为。
      进入环境的文化思想系统去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要求个人与组织的独立思考能力,主动克服无意识的状态,而能够主动去沉浸和浸泡,以能够达到形成自己的深刻思想文化意识积极进步,使得自己和组织能上升和进步。时刻意识到,我怎么去浸?我去浸哪些东西?浸后的结果如何?浸的程度如何?等等。
    浸的结果严重到左右支配人和组织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到人类人格和组织的发展,也看出来发挥浸作用的系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程度,一个落后倒退的系统不可能浸出大多数的科学和先进。只有积极进步的浸的源泉系统才有可能浸出上升进步。
      浸的过程也是存在两个方向的,被浸的人们和组织同时也在浸着浸文化的思想意识系统,浸着被浸的人们和组织的系统也是人们和组织浸出来的,而且,同样地深远。这就要求人们和组织在被浸时刻去浸文化思想的系统,绝对不可以处在单向的被浸中。
      《红楼梦》作为整体文化思想的部分,是个浸的文化思想主体,直接的《红楼梦》接触者会直接地被深刻侵浸,非《红楼梦》直接涉及者也同样间接地会被《红楼梦》文化思想影响。需要做的就是,主动决定自己和组织的被浸程度和内容,主动地去浸《红楼梦》的文化思想系统。尤其面对着消极落后的《红楼梦》思想文化的时候,不仅仅要自己具有辨别和杜绝的能力,更要有去批判和斗争的精神与行动。
      “刺”:文化会刺激人们和组织,尽管人们不有时不主动思考自己的各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可是,形成这些各种的思想意识不是简单的过程,会经常被刺激。激烈的刺激才会逐渐形成你自己的主观文化思想意识。
    同样的道理,刺激也分为积极与消极,如何面对和接受刺激,也存在反向地去刺激刺激系统的问题,程度和作用更比如上两个步骤为功效大。这里不再具体叙述。
      《红楼梦》的刺激力更大,因为该小说的悲剧性,文化思想的复杂性。
      “提”:文化的最终和最高控制力量,完成人们和组织的文化思想最终状态,彻底地控制了个人和组织的意识和行为,在被控制后,就会继续地改变人和组织的意识和行为方式方法。
      一个简单的认识是,我们每个人和组织都希望得到人格提升与文明进步,这就需要自己被提高到的最终状态的科学与优秀。被提到了落后倒退和愚昧的状态必然带给自己和组织的人格下降和文明的丧失。
      文化就是这样的东西,时刻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影响和支配人们和组织的最终状态,左右着人性和社会的文明发展。同时,文化也是被人们和组织影响与决定的。
      因何就费劲力气来比较学习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原因是,笔者发现今天的社会现象和人格品质大有与梁启超发感慨并声嘶力竭地呼吁与努力改变的时代环境的相同之处。比如追求功利、轻弃信义、诡诈凉薄、沉溺声色,等等众多,深层次的严重的问题时有发生,等等众多。物质文明纵向比较的先进发达是不能够掩盖各种丑恶现象的现实,而且还存在着怎么继续进步的大事情,起码别让进步的脚步停止,甚至倒退。
      面对存在着的现象,梁启超能积极主动地查找本质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措施,法宝就是文化的新变革,文化的新运动。
      过去了百年后的今天,很多不该存在的,应该被解决掉的各种落后愚昧的文化思想意识仍然存在着。我们说,这样的现象是正常的。可是,我们更可以说,面对着这些落后的消极文化思想而不去想办法解决,就是不正常的。并且,不想出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不积极主动地去施行找到的办法措施,一定会影响人类的幸福和文明的进步。
      笔者认为,解决的灵丹妙药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的重新建立,文化的创新运动。
      《红楼梦》应该成为这个文化新运动的一本小说,能够而且必须发挥点作用。否则,算是浪费了《红楼梦》这本书,浪费了众多读者在该书上面的时间和心思。
    
      说明:
      1.多处有直接引用该文,个别地方复制使用时有删减:《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内在理路与困境解读》作者:何轩  来源:中国美学文论中心 (不做注明,可网络查到该文。)
    感谢该论文以及作者,如不允许,请通知,立即删除并道歉。
      2.蜂子好象是在抢时间来连续学习他们几个的红评,并发在这里。一是记录过程,更重要的是想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指导,感谢!
    原载:作者惠稿
    
    原载:作者惠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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