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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研究曹雪芹的著作，将这种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首要的问题是：研究曹雪芹的作品，只能研究真本、原本，而不能研究假本、伪本、以及其他人的修改本。就是说，必须坚持以“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作为研究版本，因为只有这个版本系统才能真正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必须坚持以《石头记》的个性和特殊性作为重点进行研究——其重点便是作者“为闺阁昭传”的著书“本意”；必须坚持研究《石头记》的特殊的艺术形式和“一声二歌”的特殊结构以及它的特殊写作方法；重点研究《风月宝鉴》的背面，而不是它的正面——研究它的“真事隐”，而不是它的“假语存”，研究它的“野史”风格。我们把这种研究叫做“石学”，以便与传统的“红学”相区别。我们认为，从“红学”到“石学”是一种发展，一种进步，是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 “红学”与“石学”之“学”乃学科之意。学科以研究对象而划分。“红学”和“石学”属两种学科，而不是同一学科，盖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决定。“红学”的研究对象是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小说（不带有脂砚斋批语），而“石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 曹雪芹的《石头记》，于作者在世时就以手抄本形式在亲友中传阅，曹公去世后，很快就流传到民间。然而，到1791年，程伟元、高鹗二人的修改补充本《红楼梦》问世后，曹雪芹的原本《石头记》便销声匿迹，社会上流传的便只有这种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了。——红学研究正是从此时开始的。迄今为止红学研究已有220年的历史。 红学200年，产生过三个学派：索隐派、考证派自传说、小说评论派——三派共同组成了红学。其中索隐派、考证派自传说认为在《红楼梦》中确有“真事隐”存在，因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方式去探索，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小说评论派则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与其他任何中外小说没有任何区别的文学作品——“小说就是小说”，其中不可能还隐写着什么“真事”。三个学派哪个学派才是红学的核心呢？ 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未成为“学”，为何唯独《红楼梦》研究发展成为“学”呢？ ——显然，完全是《红楼梦》的特殊性、个性使然。 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宋建邦先生做过这样的论述： “红学之所以成为‘学’，不是根由《红楼梦》故事的可读性、吸引人或因其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山水园林、饮食服饰等等包罗万象，而是因为《红楼梦》‘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即红学是基于《红楼梦》‘隐真文学’这一特殊性质发生发展的”，“是根源于原著者对作书方法的说明和对阅读旨趣的指示，即作者申明其‘真事隐去’”。“红学的发生、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红学的特殊性，主要是相对于文学，特别是相对于‘《红楼梦》文学研究’而言的。《红楼梦》将历史实录隐在文学小说里，巧妙融合文学的虚构性和史学的实录性，是内有‘实录’之心，外以文学之貌的‘混血儿’，这种特殊性，决定解读方法的特殊性，即必须借鉴和引入史学研究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她既不是单纯的史学，也不是单纯的文学，她是红学”。“故事是用来表达思想立意的，‘真事隐去’也就意味着作者的思想立意被隐去了，那么就只有找到‘真事’方可能找到作者立意本旨，从而才能真正做到‘解其中味’——此为红学之初衷。”[1] 宋先生还说： 完全把《红楼梦》当成虚构性的文学小说在表面故事上开展纯文学性研究，例如关注人物形象、品谈人物性格、分析人事关系以及探讨故事情节，具有一般性而不具有特殊性，其与《西游记》文学、《水浒传》文学乃至任何一部小说的文学性研究目的方式手段没有实质差别，不具有《红楼梦》研究所独有的、特殊的文艺观和方法论，不能形成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范畴，自身并不具备特有的“学”的性质，其深入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有限，是不可能成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完全基于表面文章的纯文学评点、小说探佚以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山水园林、饮食服饰等等等的研究，大抵泛流于文人雅兴之间，停留在赏析吟咏层面，本不属于原初红学的范畴，那是普通文学或文化学范畴，其归为红学，乃是红学概念之延伸和泛化，是红学本旨的衍生品，是“衍生红学”。[2] 虽然旧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的出现和发展，使《红楼梦》研究形成为“学”——“红学”。然而，不幸的是其研究对象——《红楼梦》，并非曹雪芹的真本，竟是由他人进行阉割、篡改的版本，这就注定两个学派的命运必以失败告终。最后的结果竟然是鸠占鹊巢，小说评论派倒成为“正统”，索隐派、考证派自传说——尤其是索隐派倒没有了立椎之地！这可真是“红学”学术的悲剧！ 那么什么是曹雪芹的真本呢？——带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石头记》。这种本子的外在艺术形式是“八十回正文”加“脂批”加“书中‘误谬’”；其内容是“一声二歌”，有文有史，三个层面，“正反皆有喻也”。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则不同。这种本子对曹雪芹遗留于后世的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阉割、篡改：删掉了全部脂批，修改了书中“谬误”，后续了并非曹雪芹的四十回文稿，使得曹雪芹的作品面目皆非，将一部“奇书”，改造成为一部纯粹的小说。在如此研究红学的条件下，小说评论派占据统治地位，势成必然，而“红学”的核心——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倒成为边缘，甚至被打入另册，在学术上无以立足了。 红学中的考证派做出的一项突出成果是：自民国初期开始，便陆续发现了一系列早期《石头记》抄本。计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府本、戚序本。——这就为以“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提供了物质基础。果然，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便开始有人将此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这个人便是北京的霍国玲。后来其弟霍纪平、其姐霍力君，其夫紫军陆续参与，共同创立了“石学”（原称作“红楼解梦”）理论体系。“石学”学说的出现，与以前的红学相比，创下了“五个第一”： 第一个以作者的真本《石头记》作为自己的研究版本； 第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解梦之路； 第一个使用了辩证唯物论这一认识论的科学方法； 第一个使用了创新思维方式； 第一个提出了“正确认识索隐派”的问题。[3] 令人不解的是“石学”这一创新学说，竟然被某些人斥为“异端邪说”、“奇谈怪论”、“观点离奇”、“学术娱乐化”……而排斥于“学术”之外！——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很不正常的！ “石学”即研究《石头记》（只有八十回，带有脂砚斋批语）的学问。与“红学”比较，“石学”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石学”坚持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石学”以曹雪芹的真本“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版本系统作为研究对象[4]，把该版本系统视为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把八十回文本、其中的脂批、书中的“误谬”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脂批和书中“谬误”看做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把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宏观考虑和深入研究。 其次，“石学”坚持了科学的认识论“石学”以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理论和科学方法，把“石学”研究看作是对曹雪芹伟大作品的认识，看作人们的一个认识过程和认识实践。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及科学方法的运用，保证了“石学”研究实践的正确方向。 第三，“石学”是对“红学”的一次质变“石学”坚持了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的正确的研究方向，纠正了这两个学派错误的研究对象（指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小说）、错误的研究方法和错误的研究结论，对其进行了一次扬弃。从哲学角度上看，“石学”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认识的圆圈，是对红学的一次质变，将对曹雪芹著作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第四，“石学”注重实践检验从哲学角度上看，“石学”的研究结果只是认识的“第一个飞跃”，要证明它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还须把这个研究结果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完成认识的“第二个飞跃”。这个“实践”包括：论证过程是否符合思维的逻辑？是否经得起历史文献的验证，特别是历史文物或叫证物的验证？历史文物或证物的验证较之历史文献的验证更具说服力，正像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所说： 我们了解历史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文献及证物。文献的局限在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以及后来人的修饰，因此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证物无言，却能真实地诉说其文化背景、描述成因。文明的形成过程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汇成进程图表。[5] 第五，“石学”是一项追求真理的崇高事业“石学”探索的是对曹雪芹的作品《石头记》这个客观存在的真理性认识。由于思想方法的不同，人们对《石头记》的认识可能五花八门，然而，客观真理性的认识，即完全符合作者曹雪芹著书本意的认识，却只能有一个。《石头记》作品的艺术结构是怎样的？是未竟之作，还是曹著之全璧？脂砚斋何许人也？脂批是后人所加，还是作者自己所为？书中“谬误”是作者的创作艺术，还是作者的“不检点”？《石头记》是否有正反两面？《石头记》的创作意图或著书“本意”是否是为“闺阁昭传”？这个闺阁女子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石头记》有没有自传性？……所有这些，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真理的唯一性。 笔者认为，以《红楼解梦》为标志，红学研究已经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石学”阶段。 革命，取“根本改革”之意。学术革命，就是学术的根本改革。我们说，从“红学”到“石学”是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就是说，从学术的角度讲，“石学”对于“红学”的冲击、批判、扭转、替代、改革是彻底的和根本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从“红学”到“石学”是认识的一个飞跃、一次质变、一次扬弃、一次否定之否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转变： （1）“石学”研究的版本
“石学”研究的版本实现了从肯定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向肯定曹雪芹的“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的转变。论证出《石头记》才是曹雪芹的真本。百二十回程高本《红楼梦》小说尽管在保留曹雪芹著作的正文方面起过一定作用，对其研究也推动了对曹雪芹及其作品的认识，但毕竟由于其“假”，带有极大的的局限性，当出现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真著后，就应果断地将其舍弃，而代之以推广与研究真本——《石头记》（仅八十回，但带有脂砚斋批语）。 （2）“石学”研究的方向“石学”研究的方向实现了从研究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小说，向研究《石头记》“奇书”的转变。而在研究《石头记》中，重点应研究其反面历史，正如脂批所云：“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戚序本为第十二回“千万不可照正面”处所加的夹批）。 （3）“石学”研究的方法“石学”研究的方法开始从索隐派的“猜笨谜”、考证派自传说考证后的“简单比附”，向科学认识论方法的转变。认识到了蔡元培和胡适的考证方法并不科学，只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4）“石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石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开始从思想禁锢、划定学术研究范围，向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扩大学术研究领域，索隐、考证、评论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转变。 （5）“石学”研究的对象“石学”研究的对象开始从孤立的研究小说文本，孤立的研究脂砚斋和脂批，孤立的研究作者曹雪芹，向把八十回小说文本、脂砚斋及其批语、作者曹雪芹、书中“误谬”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的转变；开始从孤立的研究小说人物，孤立的研究小说故事，孤立的研究书中的诗词曲赋，在脂批的引导下，既研究正面小说，更重要的是探索其背后历史的转变。认识到，“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脂砚斋批语和书中“误谬”是曹雪芹全部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不能不研究脂批和书中“误谬”，解开了这些“误谬”也就探索到小说背后的隐史，反过来也才能对小说本身理解得更加透彻。 （6）“石学”研究的指导理论“石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开始从以西方文学理论为指导向以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探索与西方文学理论不同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 （7）“石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石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已经开始从传统的简单思维和线性思维，多数定势或叫从众定势，权威定势或叫权力定势，错误推论或叫坏人推论、有罪推论，向辩证思维、立体思维、多向思维和创新思维的转变。 （8）“石学”研究的主体
“石学”研究的主体由从事研究《石头记》的学者组成。他们都是业余爱好者，并没有获得什么学衔，甚至所有学术团体都将他们拒之门外，却不能泯灭他们的研究热情和他们对曹著研究做出的贡献。这与当前“红学”研究完全由有关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主体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实，在文革之前，从来都没有哪位学者只因研究某一部书（包括《红楼梦》在内），而获得很高的学衔。比如，王国维是研究国学的，但写出了《红楼梦研究》；蔡元培是革命家，写出《石头记索隐》时，正做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学的是哲学，写出《红楼梦考证》时，正在北京大学做哲学教授；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写作期间还是年轻教师，其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并未再深入研究《红楼梦》；周汝昌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时，是四川大学外语系教师。还有一些人因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所谈出的红学观点鞭辟入里，为人们所赞赏，也被广为流传，如毛泽东、鲁迅、陈独秀、王昆仑等的红学言论或文章便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套用现代某些人的说法，上述所有人在发表红学言论或写出红学文章时，无一不是“红学票友”，但并未因此而降低他们在研究曹雪芹著作发展史中的地位。如果眼界再扩大一些，看看科学发展史，便会发现：真理的掌握者，并不完全与学衔的高低，在学界势力的大小相勾挂。举例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遭到几百名教授的联名批判，结果呢，正是相对论奠定了人类飞向宇宙的理论基础。 200年来的曹雪芹著作的研究史，完全符合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般的和普遍的规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最后完成。从最早的“文学”评点，到“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到“文学”评论，再到今天的“石学”索解，反反复复，你批过来，我批过去，意见不仅远未达到统一，而且好像分歧越来越大。看来还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达成最后的共识。 我们先看“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但结论却明显的错误。其错误的原因有两个： 其次，亦有主观原因，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的研究方法，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考证或听说来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去与《红楼梦》小说进行附会。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从曹著的本身出发进行研究，探索其内在的规律，而是从主观认定的外界的因素出发进行研究，从哲学上讲，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畴。 “文学”评论在批评“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错误的时候，不是扬弃，而是抛弃；不是辨证的否定，而是全盘否定；比如“文学”评论将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的方向也加以否定，这就相当于“倒脏水连婴儿一起倒掉了”。从哲学上说，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至于“石学”索隐与“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具有本质的不同。 “石学”索隐是“石学”研究的一部分。“石学”研究纠正了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和红学评论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错误——“石学”研究以曹雪芹的真著（带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作为研究对象，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研究方法，创建了“石学”理论。并且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客观公正的对待历史，对“红学”索隐（含考证派自传说的考证）和“文学”评论给予了客观的评价。“石学”是对曹雪芹著作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相对于“红学”来说，是发生了一次质变，一次深刻的学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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