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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罗德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每每注定是人们知道得很少的东西。”两个多世纪来，《红楼梦》引起了“不是说服，而是狂喜”①，令读者“失去自主，陷入迷狂”②的境界，出现了俞平伯、张爱玲所说的“梦魇”或“红魇”现象。当前“红潮滚滚”、“红水泛滥”地谈得最多而这正是知道得很少的缘故。前人已说过千百万、乃至若千亿言了，它们构成了“红学史”，集中起来，可谓庞然大物。治“红学史”的专家已相继出现，他们写出了数十万言的专著。如韩进廉的《红学史稿》、郭豫适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等。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史的长河中，正如长河、大江愈到中、下游愈开阔、宏肆一样：人类的认识能力也是愈来愈提高、愈来愈开拓的。古代文明中有不少高明、高深，直至今日尚未能参透、阐释的东西。但就整体而言，后来居上，由不知到已知，由浅知到深知。当前人类在宏观世界中，已深入宇宙若千亿光年，看到了银河系以外的奇异景象；在微观世界中，生命的奥秘——基因密码正在破译……。随着人对自然认识的深入，人文科学领域内也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相应地，在文学领域——《红楼梦》研究中，对作品“文本”的认识也必将有所提高。毋庸置疑地对这个“梦魇”或“红魇”的感受与理解必将有所增进。因此，有必要对前人、时人留下的大量论著，在新的起点、新的视角上予以审视。我们希望“温故而知新”——在对二百多年来《红楼梦》研究史的探讨、评估中，对这个“知道得很少”的命题，能够减轻一点份量。 在《红楼梦》研究中，近年来一次又一次有人宣布自己掌握了“最后的真理”，今后的一切“红论”都得以其“结论”为依据。好象均有这样情结：希望由自己的想法“统一”别人，“定于一尊”，让其“独领风骚”，天下“庶人不议”。这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帝制心理。时代前进了，绵延达数千年的中华帝制已在本世纪初叶宣告终结，现在是人民的世纪、共和的世界，是民主而非专制，是多元而非一元的时代。可以理解：中华帝制源远流长，根深柢固，虽告死亡，仍阴魂不散——帝制文化、帝制心理，在很长时期内仍将纠缠我们的灵魂，影响到各个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在《红楼梦》领域中，出现这样的心态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在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今天，应该是和这种独断的思想、心态告别了。 《红楼梦》与中国政治文化 《红楼梦》是千头万绪、千枝万叶的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支系统，它受着大系统的制约与影响，撇开这个大系统在狭小的圈内就“红楼”论“红楼”，论上千年、万年也论不清楚。只有见其“林”方可识其“木”，否则局限在某棵“木”上，即数遍了它的叶子，也弄不清它所属的科目。因此，《红楼梦》的研究，首先须把它放在中国文化大系统的宏观视野上，方可考察它的特征、性质、意义与价值。 中国文化是什么?有人提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同”的“四要素”说③；有人提出“血缘基础”、“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说④；有人提出“人文主义”说⑤；有人提出“空想的理想主义、实践的道德观念、求统一的思想方式、直观的理想主义”的“四方面”说⑥；有人提出“靠意会不借助言传的体知的思想方式”、“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的尚同思想”和“道德为本位的价值观念”⑦说，等等。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崇德利用”、“血缘基础”、“实践道德”或“天人合一”、“尚同思想”……呢?这些仍是枝叶而非根系，是现象而非本质，即“是什么”而非“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下有着重号）!——和西方的宗教文化相对而言，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在这个文化系统内，政治居于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地步。政治标准是一切价值判断的尺度。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周公、孔子——有文献可征的历史时代以来，氏族血缘宗法制是历朝专制皇帝统治的基础。氏族血缘宗法论理就纳入了政治的轨道：“伦理政治化”，一切有关宗法伦理血缘问题，都成为政治问题。“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以孝治天下”，是历代帝王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其二，其他文化系统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权，有时压倒王权，至少与王权颃颉，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宗教成为帝王祭天祀祖的礼仪。主持宗教的不是权力无边、至少享有许多豁免权的主教或祭司，而是帝王任命的“儒”与“史”。无论是佛教或道教的大和尚、大法师，必得皇帝的“御封”而定其尊荣的地位。宗教冲突与斗争表现在某个皇帝“崇道抑佛”或“崇佛抑道”的意念之中。各教派也各施伎俩在皇帝耳边“进言”作为制胜对方的有效手段。由于如此——第三，和其他文化系统中的宗教往往成为知识分子王权之外棲身的另一中心不同，中国的知识阶层只有王权这一张“皮”可“附”，此外“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他们“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如“货”不出去，就成了鲁迅小说里的孔乙己与陈士成。⑧ 王权支配一切，影响和改塑一切，它是这个文化系统的主轴，或熔炉。由来已久，长达数千年，根深祗固，尽管天地反复，人间沧桑，帝制早已寿终正寝，其影响仍无处不在。所以，所谓“血缘基础”者，即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之谓也；所谓“崇德利用”、“实用理性”、“以伦理、政治为中心”，或“实践的道德观念”者，乃是中国的王权摒斥了宗教文化的彼岸世界，立足于此在的“实用”目的体现，所谓“天人协调”、“天人合一”或“空想的理想主义”者，乃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君权神授”即“天授”，孟子所“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也。皇帝和人民的关系乃“天”和“人”的关系，久而久之，就“协调”、“合一”起来了；所谓“求统一的思维方式”或“强调同一性的求同思想”者，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扩大而愆化出来的；所谓“乐感文化”者，乃是这个文化系统无彼岸世界的追求，也无偷食禁果的“原罪”意识，着眼于世俗的满足，物质的实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就“鼓腹而歌”，其乐也陶陶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帝力”(政治)不干预或少干预，故“气死不打官司”，最高的理想王国“桃花源”，不过“秋熟靡王税”而已。 这就可知，出现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红楼梦》及其相应而生的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政治内容”上，也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了。如“刺和珅”说、“排满”说、“康熙朝政治”说……甚至推定后半部佚文“有重大政治内容”云，都是集中在“政治”这个焦点上的。这正是政治文化的制约与影响。看清这一点，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红楼梦》与重史轻文的文化传统 其次，没有任何一个文化系统对“历史”重视到象中国文化中这样的高度。中国的《廿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未》等等，举世无双，足与万里长城、秦皇兵马俑一样称作“世界之最”。中国的史家其所以能创造出这般辉煌业绩者，乃因为中国的历朝皇帝虽然“成则为王败则寇”、“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历史经验教训的价值。如称为“百王之冠”的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鉴，可知兴亡。”——各个王朝都要从历代的兴亡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维持其帝绪于不坠。所以，各个朝代的帝王都非常重视修史，专设“国史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作修史的工作，参加者须备“翰林”以上的学历。如宋神宗命司马光修编《资治通鉴》，目的就是要将历代的兴废存亡作“鉴”，从中找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方针、方法。所以，在西方文化系统中“缪司九神”的“历史女神”，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和其他八个姊妹的遭遇完全不同——她们处于“倡优蓄之”的地位，历史女神独受青睐，每朝均专设史馆，并有不成文法规定：本朝不修本朝史，以免因忌讳或溢美失实而失却了“鉴”的作用。 这种历史学一枝独秀的现象，势必贬抑了其他学科。“六经，皆史也!”——“经”也成了“史”。文学则被贬抑、轻视。在传统文化中没有近代意义的“文学”这个概念。所谓“文学”乃指“文章博学”或“文献经典”，只有“诗”尚可与其相当。在现代的文学概论中，诗是与小说、戏剧、散文并列的形式之一。但正如“史”压倒其他一样，在文学领域内，“诗”又压倒了其他的形式。这就一方面出现“重史轻文”的现象：“史”是官家提倡、官方保护的，“史书”是“大书”，受到尊敬与重视；“文”则附丽于“史”之中，只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作为“史”的载体而存在。故《史记》乃“无韵之《离骚》”(鲁迅)，杜甫尊称为“诗史”。与此同时，在文学内部，“诗”又独占鳌头。自《诗经》、《楚辞》、齐梁宫体、唐宋诗词……一脉相传，数千年一系地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主体。学者常提出疑问：何以中国文学中缺乏“叙事诗”?如果注意到中国学术界这种“重史轻文”的现象，就可理解：中国不是没有“叙事诗”而是它转化到“史书”中去了。《史记》、《汉书》等等，不都是大规模的“叙事诗”么！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个“实用”、“实践”性的文化，没有宗教文化那种神秘、虚幻的超验性，因而原始神话未得发展，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加强了这个非宗教、非神话的势头，就不可能出现荷马式的“叙事诗”而转化成了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当然，从实用、实践观点看来，《伊里亚待》、《奥德赛》是虚无、荒诞，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而《史记》等等，则翔实可征，足资治国治民之用，属于现实世界的东西。 “诗”的独占鳌头，也把它纳入了“敦风化俗”的政治轨道。男女相悦的《关睢》也解释为“纲纪之始、王化之端也。”⑨《国风》是“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⑩。诗的作用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和“多识其鸟兽草木之名”⑪。《礼记·王制》说：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礼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诗”成“教化”之工具；“散文”用于诏书、奏章、起居记载、书信酬答，属于“应用文”而存在。“小说”、“戏剧”目为“稗官野史”、“倡优蓄之”的消遣之物，不能登“大雅之堂”，尤为士君子所不齿。故中国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书的作者或不敢署名、或假托化名、或托“编纂”。如罗贯中、施耐庵，仅存名姓，生平泯没难考；“兰陵笑笑生”为何人，至今不能考定；一向已取得共识的吴承恩，也有人表示怀疑；吴敬梓署了名，但《儒林外史》用“史”的形式写士林人物，他的朋友仍喟叹：“吾为斯人悲，意以稗史传”。足见小说的地位是何等低下及小说家何等为人所不齿。 明乎此，则知：出现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红楼梦》无可避免地，一方面，它总被目为在写这样那样的“史”，如“顺治出家”说、“康熙朝历史”说、“雍正夺嫡”说……论者目光不离“史”上，愈感到它好，愈要拿“史”来比附、抬高它。另方面，“十年辛苦”、“字字血泪”写成的书，作者署上“曹雪芹”三个大字，还署上“悼红轩”之名，已是胆大包天了，再加上“石头”、“情僧”、“空空道人”等“狡猾之笔”是非常正常的，并无离奇之处，想在这个地方做文章，不管何等藉口，“炒”得如何之“热”，最终只能是徒劳的，因为他不懂得中国文化这个歧视小说的特征。 《红楼梦》出现在“盛世”还是“末世”? 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叶的《红楼梦》时代是“盛世”呢．还是“来世”?就中国家天下专制王朝的大系统而言，有清一代是最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寿终正寝意味着中华帝制的覆灭，称为“末世”是很切当的，不过。就有清一代而言，康、雍、乾时代，又是辉煌发达的时期，赫赫扬扬，如日中天。又是“盛世”。 这时期，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内的统一、经济的发展，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雍正继康熙之盛，纠其晚年之偏，推行“归并事件”、“改土归流”的政策，加强了西南地区的控制．平定了青海的叛乱，并派驻藏大臣率兵平叛，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监督与镇抚，使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管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同时，雍正又用兵西北。逼使叛乱头头噶尔母策零自杀，活捉其罗卜藏丹津。并击败了沙皇俄国的多次挑衅，和其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遏止了俄国自清初以来对我外蒙北疆的侵略势头。《红楼梦》里所说“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⑫一段话，正是歌颂为红学家所深恶痛绝的“四太子”雍正和乾隆皇帝的“赫赫武功”。书中贾宝玉说的“那朝廷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⑬-——这个“他”也正是雍正和乾隆皇帝。懂得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就知作为有清开国“从龙”有功封荫的“百年望族”出身的曹雪芹，歌颂“当今皇帝”几句，也是很自然，不足为异的，说其中有“与汉民族认同”的“反满”思想，实在不敢苟同。 然而，就中国家天下专制王朝的整体而言，自秦、汉至明的十多个世纪中，这个体制已发展烂熟的末期，即将果熟蒂落了。明代中叶以后陆、王“心学”的诞生、李贽叛逆思想的出现，及主“性灵”的公安、竟陵派文艺思潮的抬头。正预示着社会的变化在酝酿、孕育中。但是，李自成入京和八旗兵进关与清王朝建立的“天崩地解”，又打断了中国社会的进程。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资本主义因素，清初被全面打了下去，在那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的漫长统治时期，巩固封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⑭——高度集权须要极度的文化控制。玄烨主持编纂《朱子大全》(1713年成)、《御纂周易折中》(1715年成)、《御纂性理大全》(1717年成)；并将朱熹尊为“十哲”之列，配享孔庙，科举考试以朱熹注释《四书》为准，造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⑮的沉闷局面。清王朝还大兴文字狱，自康熙至乾隆，共六、七十起。每次都是轻者“重谴”、“革职”，重者“立斩”、“立绞”、“寸磔”，已死者戮尸。并诛连三族、九族，乃至“瓜蔓抄”，惨烈无比，士林囗息。这种严酷的政策威慑，不能不在身为“废人”，贫居北京西郊的曹雪芹心头罩上了恐怖的血影。书中说的“毫不干涉时世”、“总是歌功颂德”，当与此有关。即使这样，也被诅咒为“阴世治雪芹甚苦”和后人参予“逆案”而“覆其宗”。 所以，《红楼梦》出现的时代是个矛盾交织的时代。就清王朝言，是史家艳称的“康、雍、乾盛世”，全国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有了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就中国历史发展的大系统而言。清王朝建立及其所施行的保守、倒退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进程。——曹雪芹生于康、雍、乾之间。一说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辛未；一说生于雍正二年(1724)甲辰。他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壬午或次年癸未。著《红楼梦》约在乾隆八、九年(1744－1745)至十八、十九年(1754－1755)之间。就他所处具体时代而言，乾隆中叶以后，土地愈加集中，王室与官吏愈加奢侈腐败，压榨人民，敲骨吸髓，无所不及，社会矛盾激化。如《红楼梦》所写：康熙南巡时“接驾一次，把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凡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乾隆南巡六次，奢侈挥霍程度远远超过康熙。加上大修避暑山庄、圆明园，耗资亿万。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库存尚有八千万两；两年后除去支出只余一千一百八十三万两，这真是“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⑯就此而言，这是双重的“末世”。——五年后发生了震撼川、鄂、陕、甘、豫的自莲教大起义清王朝迅速走向没落。和《红楼梦》写贾府盛极而衰的过程是一致的。 鸟瞰“红史”二百年 《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两个多世纪来，评论之多、意见之复杂与争论之剧烈，以及牵涉到政治斗争，风云变幻，动魄惊心，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即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只有莎翁的聚讼纷纭足与相对。 郭豫适先生把“红学史”分成“上古”、“中古”与“近代”三个时期。我们赞同这个划分法，只微有不同。我们是从1791年《红楼梦》的百廿回(“程甲本”)问世作为纪元。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虽已传抄流行，数量少，范围狭，在当时及很长时间内，没有对“红论”著作产生影响。我们着眼于“论”，故将它放在实际出现的时间论列。这个阶段的下限在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出现之前，与郭氏相同。在这阶段内，附《红楼梦》流传的评注是大量流行的，影响大，以王希廉为代表的评点家是主流派，占据了“红论”舞台的中心地位。足与其分庭抗礼的是王梦阮、沈瓶庵为代表的索隐派。他们振振有词，甚嚣日上。评点派是“感兴”式的“赏析”；索隐派是“附会”式的“懈径”。——直观审美尚可能作出有意义的发现；寻求“微言大义”的宏论只会与作品牛马其风。二知道人、诸联、涂瀛、江顺怡等人的论文、专著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尚须发掘。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其涉及层次之深，，见解之独创，一直“曲高和寡”，应予重视并给予相当地位。自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至1954年批俞运动前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内，胡适创立的“新红学”，用科学的考证方法考定了《红楼梦》的作者、家世，及后40回续书及其作者，扫荡了索隐猜谜之说。继起的俞平伯在所著《红楼梦辨》中拓宽了胡适开辟的道路。把同样的科学考证方法引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对《红楼梦》的题旨、人物、情节与细节，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特别胡适发现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6回残本、庚辰本，及敦诚、敦敏诗文中关于曹雪芹的材料，使湮没达一百六、七十年的资料重见天日。这就将《红楼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占据了“红论”舞台的中心，成为“主流派”。与此同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中表达了对《红楼梦》的看法，指出它的价值在于“把历来的思想、写法”都“打破了”，写出了从未有过的并非“全好”或“全不好”的“真的人物”⑰；并指出它是“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的“有清一代三百年文学之冠冕也”⑱，对《红楼梦》作出了准确而又极高的评价。胡、鲁所论，为《红楼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不过，索隐学派因立足于传统文化《春秋·公羊》学的基础，虽被打倒，死而不僵，又显出卷土重来之势。阚铎、寿鹏飞、景梅九等纷纷抛出了索隐论著；胡适的局限，也影响了他的成就。不过，胡适、鲁迅的论红，是这个阶段中《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成就，标志着“红研”的实质性的进展。 自1954年“批俞”运动的展开至1976年“评红热”的终止，为第三阶段。——就批俞而言，它是前有批武训，后有批胡适、胡风运动中间的一个环节，那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势所必然，无可避免的。撇开政治的因素，就《红楼梦》研究史的发展规律而言：新红学的崛起与脂本、脂评的发现，提出了一个与百廿回程本流行达两个世纪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新观念，即俞平伯先生所说“得罪读者”、“得罪世人”的“新观念”。这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矛盾与冲突。其次，新红学家发现了问题——即脂本、脂评显示的与程本不同的面目——而未能解决问题，即未能阐释这种“脂本”与“程本”不同的意义与性质，造成了理论上的空白。发现问题是历史的功绩，阐释的工作应该由后人来完成。但在残存的帝制文化、帝制心理支配下．不能平心静气地用科学的态度，从哲学、美学视角上考察这种不同版本不同观念产生的原因、实质与意义，作出应有的结论，而是情绪化地以“程”排“脂”，或以“脂”排“程”，各走极端，争持不下。再次，新红学家的考证方法发展到“贾家”比“曹家”、“宝玉”比“雪芹”的极其繁琐、荒唐的令人反感、厌恶的地步。时值建国初期，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要求提到议事日程上，李希凡、蓝翎的发难，怀着这样的激情对传统权威作了大胆的冲击。但因当时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局限，往往以政治论代替文艺论，历史观代替美术观。李、蓝的初期论文是有积极意义的，作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尝试，也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但由于运动方式对待学术思想讨论的偏颇与极左思潮的干扰，妨害了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何其芳先生的《论红楼梦》、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论稿》仍显示了《红楼梦》研究的实绩，前者对作品中的思想、人物作了认真的思考，提出许多有意义的看法；后者用优美的文章对作品中人物作了细致分析与诗情的叙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但极左思潮的急剧发展．终至造成“十年文革”的大灾难，《红楼梦》研究领域也演出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评红热”的闹剧。就《红楼梦》研究而言，万花凋谢，一花独放，是幸呢，还是不幸，这是颇费评章的。不过，此期间《红楼梦》各种罕见的脂本及其有关材料，得以印行，为《红楼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难见的资料，这正是它的“成绩”吧。 自1977年“评红热”终止至1995年为第四阶段。改革开放局面给《红楼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粗暴的干预少见了，各种观点同时存在的“百家争鸣”局面正在出现。就整体格局的大致而言，李希凡、冯其庸、刘梦溪等先生主持的红楼梦学会与《红楼梦学刊》作为主流而存在，发挥着核心骨干作用。与其分庭抗礼的是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周氏原是“宝玉”即“雪芹”的“自传说”追随者，后改而批胡适。他高举“反高鹗”的大旗，说40回续书是乾隆与和珅组“写作班子”聘高鹗为“主笔”写出来的，是有“后台授意”和“政治目的”的，“狗尾”须“砍掉”；并在曹雪芹的“画像”、“笔山”等等上做文章，创造出“曹学”、“脂学”、“探佚学”……并把“贬高说”推行到《红楼梦》出版和“红视剧”的编写方面，欲取高鹗而代之，浸浸驾主流而上之。主流方面提出的“爱情掩盖政治说”(简称“掩盖说”)和“索隐有理”说，不能令人心服。与此同时，出现了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浪潮，并且七八年来一次之概，来势汹汹，均有真理在握的气势，但既乏有力证据，也无充足理由，难为人信服。最近出现的“脂本、脂评伪造”说。作釜底抽薪之计，一棍打倒所有“脂学家”、“曹学家”、“秦学家”……掀起一场“大论战”。有人提出“打假运动”，真是热闹煞人。凡此种种，“红学”备受讥讽，被说是“吃红”、“掘地三尺”、“西子蒙不洁”……致不少学者，敬而远之。 不过，实实在在地研究《红楼梦》者，也有人在。最近出现的王蒙的《红楼梦启示录》、《红楼梦评注》就如他诙谐地所说那样是“红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他撇开种种破译、猜谜之说，从作品“文本”审美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如“时间多重性”的提法，就解释了在这个上面争论不休的难题；对续书，也从文学创作视角上作了精辟的论述。八十年代初，白盾就提出“以脂论脂，以今论今”——即从不同版本探寻其异同得失——的论点，⑲并提出续作者有可能续出原作者所不能达到的地方。⑳以湖北为中心的当代红学的兴起，是张国光先生依这个观点从版本学角度作出“两种《红楼梦》，两个薜宝钗”的“双面说”而加以发挥的。就某种意义而言，《红楼梦》争论的焦点之所在，往往集中在脂本与程本两种不同版本系统不同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上面。为讨论的深入，一个最浅显的理由，就是须对这两种不同版本所显示的不同品格、意义和性质，作出进一步的探究。此外的一切宏论都是无济于事的。至于所谓莫测其高深的什么“曹学”、“脂学”、“秦学”……有嗜此癖者，不妨关门研究，但大家的兴趣在《红楼梦》本身，它是美的丰碑，爱的大纛，情的源泉，人生的“宝鉴”。它是与日更新、与时更新，尽管一时这样那样说不清、说不透，也会饶有兴味地一直说下去的，只是须从不同版本的“文本”出发，方可逐渐接近真理，逐渐接近说清，这个“梦魇”或“红魇”，即使一时不能至，也会“虽不中不远矣”的。 “还红楼以红楼” 于此，我们对二百多年来的《红楼梦》研究的史论中，作些梳理、评述工作，希望溯其源头，顺其脉络地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及其症结之所在，“述往事，思来者”，“温故而知新”。不带成见、排除偏见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态度和一种方法，作为“众见”中的“一见”，“百家”中的“一家”而供大家参考。 我们面对两个世纪来诸家研究《红楼梦》的典籍，处理的原则是，本书旨在论“史”，自不免对有关史籍须作必要的叙述，但我们更着眼于“论”，就不能不加重“论”的份量。故本书的重点不在罗列各家学说，作“史”的记载，而是在当代思潮的制高点上审视以往论“红”诸家的是非得失，对阐释《红楼梦》这个“梦魇”或“红魇”有益者，虽微必录，对于作品“文本”无关有如“红外线”者，虽轰轰烈烈、虚声夺人，以“炒热”为得计之类，均一笔掠过，或不予置理。——权威红学家说：研究《红楼梦》的“不是红学”、“不算红学”，只有不是研究《红楼梦》者“方是红学”、“方算红学”，并提出“还红学以红学”的口号。不幸得很，我们是以《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为中心、为依据、为目的。我们认为：有了《红楼梦》方有这个“学”、那个“学”……离开它，一切“学”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本书是否“是红学”或是否“算红学”、“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红楼梦》不是《推背图》、《猜谜大全》，不是这个“学”那个“学”的“底本”。《红楼梦》只是《红楼梦》。历来读者热的是《红楼梦》，不是这样那样的“红外线”。《红楼梦》被当这样那样……够多够苦了。故我们的呼声是： “还红楼以红楼”! ①郎加纳斯：《论崇高》。 ②《柏拉图文艺对话录》。 ③张岱年等：《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7－18页。 ④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试谈中国人的智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庞朴：《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⑥汤一个：《再论中国哲学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⑦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新启蒙》杂志第一期。 ⑧《呐喊·孔乙己·白光》。 ⑨《诗经·匡衡注》。 ⑩《诗经·朱熹注》。 ⑪《论语·阳货》。 ⑫⑬庚辰本《石头记》第一五○七页，第八二六页． ⑭李泽厚：《美的历程》第201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⑮朱尊彝：《道传录·序》。 ⑯《红楼梦》第2回。 ⑰白盾：《研究<红楼梦>也应实事求是》、《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3期。 ⑱白盾：《论高鹃续书之功》、《光明日报》、1983年2月15日。 原载：《徽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原载：《徽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