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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一生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他的创作广泛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并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现代生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贯穿狄更斯全部作品始终的一条线索，就是对于19世纪社会所作的批判性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是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能够超越的。他与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人一起，被马克思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1](P. 296)，马克思认为他们向世界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1](P. 296)。作为一部忧患之作，狄更斯的著名小说《双城记》以一种借古喻今的方式、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反映了当时法英两国尤其是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并通过各种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义视野下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作家极力提倡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化解仇恨、改变那些被扭曲的心灵。《双城记》不仅体现了狄更斯对人性与社会的严肃思考和探讨，而且以其优美的语言、鲜明的个性描写、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含蓄幽远的象征意象及浪漫的现实主义风格等赢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 一、借古喻今：合为时而作 《双城记》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正值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期，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罪恶和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化，使英国社会处于爆发一场社会大革命的边缘。早在三、四十年代，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这次被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2](P. 276)虽然失败了，却让狄更斯清醒地意识到50年代的英国，与18世纪末的法国社会非常相似，下层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愤懑与不满，人民的革命情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他决定创作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用以针砭英国的社会现实，为同时代的英国人提供借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长篇小说《双城记》于1859年问世了。 既然是为了警示英国人而又以法国历史为题材，因此狄更斯将故事的发生地点确定在巴黎和伦敦这两个城市，小说也由此得名《双城记》。全书分为《复活》、《金钱》和《暴风雨的踪迹》三部，讲述了法国医生梅尼特从1757年到1789年期间的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及下层革命者德伐日太太一家的悲惨遭遇。1757年12月的一个深夜，寓居巴黎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梅尼特突然被绑架到厄弗里蒙地候爵府，为一位美丽的青年农妇看病。在这里他偶然地了解到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侯爵的弟弟为了霸占这位新婚不久的美貌农妇，残酷地害死了她的丈夫、气死了她的父亲、刺死了她的弟弟，只有她幼小的妹妹（即后来的德伐日太太）侥幸逃脱；最后，这位农妇不甘凌辱、含恨而死。正直的梅尼特写信给一位大臣告发候爵府里发生的罪恶，不料信却落到侯爵兄弟手里。为了灭口，侯爵兄弟将梅尼特医生投进了巴士底狱。梅尼特年轻的妻子因为丈夫莫名其妙的失踪，两年后忧郁而死；在他入狱后才出生的女儿路茜则被梅尼特的好友、英国银行家劳雷接到伦敦抚养。梅尼特在狱中被单独囚禁了18年，逐渐由一个年轻有为的医生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神志不清的人，每天只知道机械地做鞋来打发时光。为了控诉侯爵兄弟的暴行，他在丧失理智之前，用铁锈和着眼泪写下了一份控告书。18年后的1775年，梅尼特的仆人和好友劳雷等人设法将他营救出狱，逃离法国并定居伦敦。厄弗里蒙地侯爵的侄子查理斯•代尔那由于厌恶家族的罪恶，主动放弃了爵位和领地，隐姓埋名来到伦敦自食其力，并与梅尼特的女儿路茜产生了爱情。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代尔那单独向梅尼特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女儿的爱情幸福，梅尼特超越了巴士底狱18年的苦难、宽容地同意了他们的婚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代尔那为了营救一名无辜的老仆人返回巴黎，却因受到家族的牵连而被革命政权逮捕并判处死刑。外表酷似代尔那的英国律师卡尔登，由于深爱着路茜、甘愿为她牺牲一切，为了使路茜不失去丈夫，卡尔登设法潜入监狱、救出了代尔那，而自己则坦然地走上了断头台。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德伐日太太与贵族阶级势不两立，她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秘密活动，以顽强的毅力在黑暗中迎来了大革命。在大革命高潮中，广大群众用极端化的暴力手段对贵族阶级进行了狂热的镇压，整个法国社会尤其是首都巴黎像汹涌澎湃的复仇海洋；而浸润着深仇大恨的德伐日太太则更加变本加厉，为了彻底、痛快地复仇，她不仅一心要把无辜的代尔那送上断头台，甚至还想把代尔那的妻子和幼女，以及为营救代尔那而奔走的梅尼特医生等等统统置于死地。当她得知代尔那已被判死刑，兴冲冲赶到代尔那处想亲手杀害代尔那的妻女时，被路茜的女仆普洛斯在扭打中失手杀死，结束了她恶意复仇的一生。 显然，《双城记》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但狄更斯的着眼点却紧紧地瞄准在现实生活上。作品对19世纪后期法国及英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描绘，对法国大革命爆发根源的探索，都是为了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种种社会危机与现实的英国社会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借古喻今的方式，告诫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百姓的极度贫困就是革命的根源，如果不能减轻平民的苦难，那么当前的英国爆发革命就不可避免。小说把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矛盾展现的十分细致与真实，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饥饿到处横行”，广大百姓以“桑叶草”为食，而贵族阶级则穷奢极欲、欺男霸女，他们在全国当中看不到“一张面孔带有任何敬意”，不堪压迫的人民群众正准备着“用绳子和滑车来吊死仇敌”。1859年，狄更斯在谈到《双城记》的创作经历时说：“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创作《双城记》，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总算感到满意。能够偿还我在创作中所付出的心血的，决不是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而是小说的主题意义和创作完成时的喜悦。”[3](P. 207)的确，狄更斯的这部殚精竭虑之作，无论其揭示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还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都是值得后人挖掘和探讨的。 对于《双城记》这部小说的评价，评论家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英国本土和西方的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在狄更斯的全部创作中地位不高，认为“《双城记》的写作风格是灰黯的，不事修饰的，因此许多读者都不愿意在狄更斯的正宗里给它一席之地”[4](P. 275)，“许多不喜欢狄更斯其他作品的人倒十分偏爱《双城记》，而许多热爱狄更斯的人却不肯把《双城记》读上两遍。这是作者所有的小说中最缺乏狄更斯风格的一部了。”[5](P. 211)然而，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接受语境的不同，自从20世纪上半叶《双城记》译介到中国以来，它却一直被中国文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当成狄更斯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而备受推崇。对于中国人来说，“革命”与“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聚焦点，无论是出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启蒙教育与革命合理性宣传，还是出于中国先哲庄子所谓“克和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的文化传统熏染，《双城记》里所反映的“压迫与反抗”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类内心深处“心理能量的淤积与渲泄”规律都深深感染和吸引了中国读者，小说所阐明的道理无疑是一条跨越东西方文化与心理界限的社会通则。狄更斯当年的社会忧思之心，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里，也仍然能够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精神共鸣：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距、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的拮据生活与暴富阶层的为富不仁和暴戾嚣张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今中国，必要的社会张力和生活竞争大大越出了合理的界限和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社会仇视心理正在凝聚并渐趋激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重读《双城记》，发掘暴力冲突的根源、化解仇恨与对立，预防社会动荡、巩固社会发展成果，探讨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共同提高的方案等等，成为新世纪里思想史视野下外国文学经典阐释与解读的题中之义。 二、人道主义视野中的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 《双城记》的创作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史背景的。英国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1795－1881）深深影响了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的一批重要作家，对他们作品的社会倾向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些作家中，没有谁能够像狄更斯那样诗意地表现卡莱尔的写作的，没有哪位作家能够像狄更斯那样卓越地转化这种影响。卡莱尔是狄更斯真正喜欢的唯一抽象思想家。毫无疑问，他对卡莱尔的深深崇敬是他在众多的革命中选择法国革命的一个明显原因；另一个原因无疑是他对法国十分熟悉，尤其是巴黎。我们将《双城记》与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加以对照也不难看出，《双城记》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卡莱尔及《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大多也以此书为据。 狄更斯像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素养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1848－1849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实行报复。 两个相当不同的监狱——纽盖特监狱和巴士底监狱，主导了《双城记》中的头两部，背景是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伦敦和巴黎；小说的第三部分移到了革命的巴黎，转向了推翻旧压迫和引进新压迫后实行刑法惩治的后果。狄更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法国平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封建贵族的为非作歹和为所欲为。作家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贵族阶级的腐朽残忍与飞扬跋扈的结果，是下层人民长期仇恨的总爆发；小说通过厄弗里蒙地候爵和“朱古力爵爷”的荒淫奢侈与残暴狠毒、梅尼特医生和德伐日太太一家的苦难遭遇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揭示了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平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首先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本质上的正义性，肯定了它摧毁法国强固封建堡垒的赫赫伟业；他一定感觉到了法国革命在欧洲释放出来的民主精神，它仍未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英国反动派具体塑造出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个社会，他们极为野蛮地反对这一诺言的实现——对他的时代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同时，狄更斯又对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充满恐惧，在他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兽性就将一发不可收拾，必然会把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杀戮必将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他强烈谴责革命中的过激暴力行为，反对失去理智的革命冲动。 描写城市暴动，狄更斯通篇将其比作海水、人的海洋、人声的波涛，像海水冲击堤岸，砰訇大作；乡镇暴动，狄更斯着重描写了火：府邸着起了火，万家点燃了灯火，星星之火，顷刻燎原。这两层描写，用意颇深，旨在说明：革命的激情达到顶峰，会泛滥成灾、不可收拾；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失控的，运动中的群众是疯狂的、盲目的和丧失理智的。于是，从德伐日太太在市政厅前手刃老弗隆开始（第二卷第二十二章），场院内磨刀石霍霍飞转（第三卷第二章），革命法庭将无辜者判处死刑（第三卷第六章），大街上囚车隆隆前进，刑场上断头机吉洛汀嚓嚓操作（第三卷第十五章）。这一切是那样的阴森可怕、野蛮凶残。小说家认为，暴力并不能改造社会，反而伤害了无辜——不仅代尔那、路茜、卡尔登等无辜者受到失控了的革命暴力的伤害，连真心拥护革命的孤苦伶仃的女缝工也被送上了断头台。这种革命暴力的失控现象在各个时代的各个地方屡见不鲜，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所展现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革命就是典型的案例，不过那主要是写乡镇暴动的。狄更斯写这一章时，是把卡莱尔和其他权威人士的记载当成事实，据他们说，在巴黎被处死的人数超过一万，而不是一千，其中只有一半是真正的政治犯。嗜血成性的疯狂，像瘟疫一样在法国传开，狄更斯生动地描绘出革命中危险而血腥的日子。 《双城记》是一部有争议的小说，下层革命者德伐日太太的形象又是影响这部小说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梁实秋先生曾说：“狄更斯读了卡赖而的《法国大革命》，大受感动，决心再试写一部历史的罗曼斯。卡赖而送来两车书供他参考，可是狄更斯大部分未加使用，因为他不想写革命史，已有卡赖而的佳构在前，无再写之必要，他只要捕捉那一时代的气氛，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报无有已时，只有仁爱的心才能挽救浩劫。”[6](P. 1661)这是有见地的。狄更斯仅仅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在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各式各样的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表达一种超越具体事件而又有更加宽泛意义的东西，即梁实秋先生所说的“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报无有已时，只有仁爱的心才能挽救浩劫”。《双城记》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以厄弗里蒙地候爵兄弟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级与以德伐日太太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构成的。作家通过德伐日太太和梅尼特等人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统治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非人道的罪恶统治导致了被压迫者的激烈反抗。德伐日太太就是在这种压迫下成为一个复仇者的典型。但是，当复仇一旦丧失理性而成为盲目、偏狭、疯狂的报复时，德伐日太太成为一名苦苦追索的复仇者和野蛮疯狂的嗜杀者时，作家的感情就由同情肯定变为怀疑否定了。英国评论家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评价狄更斯：“他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总是在他类似本能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压迫者的时候。事实上，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理所当然的站在处于劣势的人一方的。如果把这种做法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当处于劣势的人一旦变成处于优势，人们就不得不站到对方去了。而事实上狄更斯正是趋向于这种做法的。比如说，他厌恶天主教堂，然而当天主教徒遭受迫害时（见《巴纳比•拉奇》），他便站在这些天主教徒的一边。他对贵族阶级甚至更为厌恶，然而一旦那个阶级真正被推翻（见《双城记》中有关革命的那几章），他的同情便转向了他们。”[7](P. 142) 狄更斯并没有简单责备德伐日太太的过激行为，他一再强调正是“由于德伐日太太自幼受到郁结的受害感和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的影响”而泯灭了任何怜悯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德伐日太太如此，那些在大革命暴风雨中被强烈的复仇欲驱使的群众也是如此。作家这样描写狂热的群众：“那时由阴沉沉的凶险的海水，由能摧毁一切的滚滚波涛组成的海，它有多深，还没有探测过，它有多大的威力，也不知道。那时由一个个猛烈摇摆的形体，由一片复仇的声音，由一张张因受尽苦难已磨练得怜悯之情无法留下任何痕迹的铁面，组成的无情的海。”狄更斯从疯狂压迫和疯狂复仇的两极对立中，既批判了残酷压迫又否定了盲目复仇：残酷的压迫制造罪恶、摧残人性，偏狭的复仇又产生新的压迫，“如用相似的大锤，再次把人性砸变形，它就会自己扭曲成同样歪扭的形象。”狄更斯主张以仁爱和利他之心化解矛盾冲突，坚决反对革命激进主义一厢情愿的所谓彻底的、破旧立新式的报复性革命，认为那样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深层问题而只会造成冤冤相报、仇恨相袭。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压迫与反抗问题的理性思考、对轮回式的阶级斗争的忧虑和对美好人生的企盼。 《双城记》被誉为“书里有上帝的真理”，“更能表达那个时代的良知”，“所塑造的人物比人们本身更为深刻”，“使人奇妙地感觉到了人的深度”。狄更斯在小说中塑造了路茜、梅尼特医生、代尔那和卡尔登等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以仁爱为核心的圣诞精神。这种圣诞精神强调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它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被人们扭曲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再生。小说第一部描写梅尼特医生入狱18年而丧失了理智，是女儿路茜用爱的力量使之恢复。后来为了路茜的幸福，梅尼特不计私怨，同意了仇人之子的求婚；又是这种仁爱精神，促使他顶住重大的精神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代尔那。但是，最能体现这种仁爱精神的要属英国律师卡尔登，纯粹为了爱，他无条件地实践着“我愿意为你和你所爱的人而做出一切牺牲”的诺言，帮助路茜的丈夫逃出监狱、安排路茜一家远离险地，而自己却代替他人上了断头台。当小说写到卡尔登从容就义时，反复引用《新约•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意在强调卡尔登的仁爱和利他精神永存人间。 三、浪漫主义色彩的悬念小说 人们一般把狄更斯看成现实主义作家，而忽视他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因素，法国文学史家卡扎明却认为狄更斯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把狄更斯和勃朗特姐妹归为理想主义者、把萨克雷称为现实主义者；卡扎明的这一论点对后来的狄更斯研究很有启发。英国小说家吉辛和杰斯特顿也意识到了狄更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吉辛认为狄更斯与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至高无上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直接将狄更斯的创作方法命名为“浪漫的现实主义”（romantic realism）[8](P. 72)；杰斯特顿认为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不是人而似“神”，他把狄更斯称为英国“最后一个神话作家，也许还是最伟大的神话作家”[9](P. 4)。英国现代著名诗人T. S. 艾略特也认为“狄更斯的人物与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物一样，都属于诗的范畴”[9](P. 4)。确实，理想主义精神使狄更斯永远不可能排斥浪漫主义手法：在他的作品中，爱情描写往往是浪漫的；善战胜恶的斗争是浪漫的；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往往是浪漫的。具体到《双城记》这部小说，卡尔登和普若斯在完成他们的高尚行为时就极富有浪漫色彩，连克软彻在奋勇救人中焕发出的那种改恶从善的决心也极富有慷慨激昂、令人振奋的浪漫主义气息。《双城记》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冲突与不和谐、怪癖、压抑、活力及其不同寻常的丰富。尽管狄更斯的细节描绘独具特色，对人物的外部特征观察细致敏锐，可把他说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则并不妥当。他很少去推究笔下人物心理和良心的活动方式，但他也许是一个用英语描写精神异常的最出色的人，同时他也是形色各异的谋杀者、自我折磨者和哥特式恶棍的创造者。 狄更斯是制造悬念的大师。《双城记》是经过狄更斯精心安排的艺术佳构，通过气氛紧张的社会历史背景，它特别成功地戏剧化了个人的困境与人格的冲突。小说的开始，作家对造成梅尼特18年牢狱之灾的原因只字不提，留给读者一个巨大的悬念。可是狄更斯一次又一次让读者探奇的心悬着。当代尔那请求梅尼特医生同意他娶路茜时，曾表示愿意全盘托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梅尼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恐慌不已，连连制止代尔那，要求他在结婚的那天早上再说；当天晚上，梅尼特再次犯病，其精神又迷失在巴士底狱的日子里。此刻读者就更加纳闷了，然而，狄更斯仍不作交代。代尔那和路茜举行婚礼那天，梅尼特得知代尔那的身世后又失去理智，并持续了九天九夜。读者不禁要问：代尔那的身世与梅尼特医生究竟有什么联系呢？直到书的结尾，当法庭将梅尼特医生在狱中写的血书当作起诉书宣读时，人们才知道梅尼特被迫害的原因、才知道代尔那的身世与梅尼特的联系。正是通过悬念的运用，梅尼特医生的苦难经历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旦这层神秘色彩被揭开，读者不仅感受到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和作品艺术上的美，而且从梅尼特医生身上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看到了爱和宽容战胜仇恨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作品深刻的主题意义。小说中不仅有大的悬念，而且有不少小的悬念，譬如克朗丘的盗墓等等。在小说中，随着主要悬念的逐渐解开，过去的事件也一件件被翻出来，推动情节一步步地向前发展。 狄更斯是运用写作技巧的艺术大师，他善于使用不同的技巧突出主题。在《双城记》里，他多次使用象征手法，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深度。狄更斯以其高超的智慧和独出心裁的创造力创作了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譬如以不停编制毛线活的德伐日太太象征命运女神；以圣安东区流淌成河的红葡萄酒象征革命爆发后流淌的人血；以厄弗里蒙地候爵回乡下时的夕阳残照象征贵族统治的末日；小个子锯木工的嚓嚓锯木象征吉洛汀的砍头动作。《双城记》还使用了不少对比手法来刻画人物和描写环境，以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譬如厄弗里蒙地候爵兄弟的邪恶、残忍与梅尼特医生的善良、宽容形成鲜明对比；又如在乡村里，一边是封建贵族的豪华庄园，另一边则是村民的破败小屋；而在城里，读者一方面看到贫民窟的儿童和成年人脸上都深深镌刻着饥饿的标记，另一方面又看到贵族爵爷喝早茶时要四位服饰辉煌的男仆伺候的豪华奢侈场面。总之，《双城记》将富人的骄奢淫逸与穷人的饥寒交迫勾勒为一幅鲜明生动的图画，给读者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狄更斯还在《双城记》中尝试使用深层次的心理分析：譬如梅尼特医生出狱后精神和心理都不健全，狄更斯不仅刻画了他的外在表情、动作，而且深入他的内心，表达了他的潜意识活动和无意识动作，准确刻画了一个心理受到严重创伤的人物的心态；再如，代尔那被秘密关押之初一度发生的精神错乱及赴死前的心理状态，梅尼特全家乘车逃离巴黎时的急切慌怵心理等等，都是作品人物意识流动的生动真实的艺术写照。 狄更斯在其一生的创作过程中，始终严肃地思考和探讨人性与社会；他批判人类社会中的不公正，抨击人性的丑恶，宣扬人性的善与美，《双城记》完整体现了狄更斯的仁爱精神和人文思想。在艺术上，《双城记》以其优美的语言、鲜明的个性描写、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含蓄幽远的象征意象及浪漫的现实主义风格等赢得了读者。狄更斯的作品虽多种多样，却具有其统一性，他的全部创作可以当做一出广阔的人间喜剧而令人百读不厌——从令人捧腹的《匹克威克外传》一直到令人难忘的悲剧《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就像莎士比亚一样，狄更斯也是英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凭借自己的艺术敏感与创作天分，更缘于深心里的良知与怜悯，狄更斯感动了世人也征服了世界。狄更斯的缺点是英国性格的缺点，他的优点是英国性格的优点；这些优点和缺点，狄更斯以其蓬勃丰饶的构思、无比充沛的创作精力和广阔无边的慈悲之心，都充分地予以表达了。在这方面，英国文学史上也只有伟大的莎士比亚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英国资产阶级［A］.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列宁.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A］. 列宁全集（第2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Nornan Page. A Dickens Companion［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4. ［4］（英）约翰•格劳斯. 双城记［A］. 狄更斯评论集［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5］（英）乔治•桑普森. 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A］. 狄更斯评论集［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6］梁实秋. 英国文学史（第3卷）［M］.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7］（英）乔治•奥威尔. 不朽的狄更斯［A］. 狄更斯评论集［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8］（英）乔治•吉辛. 查尔斯•狄更斯［M］.伦敦：海斯克尔书屋，1925. ［9］罗经国. 前言［A］. 狄更斯评论集［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On Benevolence Spirit of the Romantic Realism in A Tale of Two Cities Fu Shou-xia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rench and the English society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18th century as the background, A Tale of Two Cities by Charles Dickens shows effectively the novelist’s aim to point out the injustice of oppress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However, Dickens shows his strong criticism on the excess of bloodsh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pecially in 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innocent(like Charles Darnay) being punished along with the guilty. He feels that the old ways of oppression must be changed, and that much oppression and much misery inevitably lead to revolution, but when the revolution actually comes, he thinks that it is too violent and that the less bloodshed the better. The chief and the best portrayed figure is the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Madame Defarge. She has less sympathy for the innocent,and she incarnates the author’s logos thinking about the extreme vengeance. Key words: romantic realism; benevolence spirit;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 the unjustification of the extreme vengeance; involvement novel. 原载：《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