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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既包括国际的中外文化交流，又包括国内的民族文化交流，并且从以国内的民族文化交流为主，转向以国际的中外文化交流为主，这一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趋势，推动着汉语文学从民族文学走向了语种文学。 所谓汉语文学，要言之，就是通过汉语写作而形成的文学。进入20世纪以来，对于汉语文学，分别进行着汉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华文文学这三大不同的当下命名，实际上凸现了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汉语文学所具有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语种文学这三个构成层面，然而，汉语文学在分别获得这三大命名的同时，却失落了汉语文学这一应该出现的共同命名。这就导致了对于汉语文学的多元文化特征的种种误认，不利于汉语文学在世界各国的不断兴起。与此同时，有关汉语文学的学术研究规范也难以真正形成，从而影响到汉语文学在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语种文学这三个向度上的正常发展。 从汉语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汉民族文学是汉语文学发展的既存基础，汉民族文学正是在对于汉民族文化进行语言表达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汉民族文学不仅表达了汉民族文化的文化内涵，而且奠定了汉语写作在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地位。“中国文学之所以有今天这个特色，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密切相关。” ①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汉民族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中国语常常被等同的原因。 这一与汉语文学有关的专业系科所出现的名称差异现象，从根本上看，并非是出于对语言文学的民族性的强调，而是在事实上开始承认语言文学的超民族性。这就在于，中国的汉语写作，已经不再限于汉民族，而是扩大到各个民族，通过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的汉语文学已经突破了汉民族文学的民族界限，不仅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汉语文学，其所能表达出来的文化内涵，已经由单一的汉民族文化转为多民族文化;而且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汉语文学，其所具有的语言表达功能，已经使汉语写作从汉民族扩大到中国各民族。由此可见，在汉语已经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中国社会中，中国文学的代表必须要同时体现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内涵与通用性语言表达功能，因而也就只能是由汉民族文学发展而来的汉语文学。所以，有必要对“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的界定，进行立足于汉语文学发展现实的修正——中国文学，是以中国汉语文学为代表的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共同体。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世界汉语文学则展现出汉语文学的超国别性。汉语文学的走向世界，与汉语的书面语言体系紧密相关。所以，有人提出了“汉字文化圈”——“越南、朝鲜、日本诸国由于长期接受儒学及中国佛教的影响，在近代西方文化长驱直入之前，一直将汉字作为授受文化的主要媒介，从而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的汉族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这实际上只是证明了，所谓汉字不过是符号体系的汉语书面语的代名，而所谓的汉字文化圈，从根本上看，则应该是汉语文化圈。这是因为汉语在这一文化圈内的影响，与当年拉丁语在欧洲的影响，实际上是极为类似的:以语言写作的符号化文本，即典籍这一形式来进行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不仅仅是充当口头语言的某种拼写字符。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提出“汉籍与汉字文化圈”这样的文化交流命题。在这里，“所谓汉籍，狭义上释为中国典籍，广义上可理解为汉文典籍。若取广义释之，那么汉籍的外延应当涵盖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汉文载籍，甚至包括近代来华西人的汉文著述”。由此可见，即使在将汉籍等同于中国典籍的前提下，所谓汉文典籍也不过是运用汉语进行写作的直接产物，从而强化了汉语的语言表达功能，特别是显示出汉语表达对象所具有的基于文化融合之中的超文化性。正是在这些汉文典籍中包括着一部分汉语文学作品，因此，“如果撇开汉文作品，朝鲜和越南的文学史只能从中世讲起，日本的文学史也将变得淡薄和片面” ② 。这就证实，不是汉字文化圈而是汉语文化圈的存在，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汉语文学已经超越了中国国界，成为其他国家文学的重要构成之一，通过进行与之相应的文化内涵的语言表达，从而促使汉语文学向着语种文学的方向发展。 中国与朝鲜、越南、日本诸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世界其他语种文学的历史形成过程颇为相似，尽管这一超国别的汉语文学被称为汉文文学。如果从世界汉语文学的现实发展来看，则又与中国人移居他国成为其国家文学构成而紧密相关，这一点正是世界其他语种文学的现代发展趋势，尽管这一超国别的汉语文学被称为华文文学。无论是所谓的汉文文学，还是所谓的华文文学，即使在语言表达形态上存在着汉语在书面语言体系方面的古今之别，可是，它们正是作为世界汉语文学的不同形态表现，来为汉语文学已经向着语种文学的方向进行发展提供着由古至今的文学见证。 虽然与汉语文学相关的命名有着汉民族文学、中国文学、汉文文学、华文文学这样的不同命名，然而，一再避免对于汉语文学这一命名进行确认与探讨，其结果就是，面对着汉语文学在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语种文学之间的不同命名，难免令人产生这样的感觉:脱离汉语文学发展的现代趋势而随意加以当下改写，致使汉语文学的现实存在遭到命名分歧之中的对象性消解，最终有可能陷入学术对话的人为困境。正是因为如此，也就不由得要为汉语文学这一命名进行辩护。于是，从汉语文学的现实存在出发，仿效当年锡德尼“为诗一辩”——诗“有两个主要部分，用言语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内容的言语” ③ ——来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汉语文学进行辩护。 言语，可以说是运用之中的语言，从最初的诗发展为全面的文学，随着个人文学创造能力在不断地增长，不仅个人语言表达的文学对象越来越纷繁复杂，而且对于文学对象进行个人表达的语言本身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因而文学的发展也就在这两者的相辅相成之中展示为从历史到现实的具体过程。所以，语言与文学自始至终难以分离，也就在于语言可以承载文学的不同文化内涵，而文学的文化内涵也可以运用不同语言来进行表达。这就意味着具体的文学与具体的语言之间，既有着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固定关系，于是便出现以特定文化为内涵规定的文学，从民族文学到国别文学;也有着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之间的选择关系，于是便产生了以特定语言为表达手段的语种文学，从汉语文学到其他的语言文学。 锡德尼提出包括汉语文学在内的语种文学的辩护词:语种文学有两个主要方面，用文学语言表达的文化，与表达文化的文学语言。这不仅触及到语种文学的民族文学始基与国别文学拓展，而且也涉及到语种文学的世界文学走向。按照歌德最先提出的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世界文学应该是各个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进行文化交流的产物，也就是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在互相交流之中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这里，仅仅从歌德的构想再往前迈进一步，也就是说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就会看到世界文学将具有诸多语种文学的现实构成，因而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人类进行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且也将是人类进行语言创造的产物。这样，为汉语文学而辩的一个直接意义就是，通过汉语文学的正名来促进相关的学术研究。 随着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与国际化，汉学正在被更名为中国学。这一更名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这一学科研究的对象，已经从中国的汉民族文化典籍为主，转向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与现实发展。由此可见，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进行学科的重新命名，不仅是学术讨论规范化的学科需要，而且也是学术交流国际化的学科需要。事实上，对于汉学的更名，尽管是出现在这一学科的汉语译名上，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与之对应的始终只是Sinology一词，但是，从汉学到中国学的汉语译名更替，只不过反应出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扩大，从汉民族古代文化典籍到中国文化发展。无独有偶，从华人文学到华文文学，其英语译名据说都是Chinese Literature ④ 。针对Chinese Literature这一英语译名，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译名，中国文学是具有着某种泛指性的，而华人文学或华文文学则是各具其某种特指性的，虽然都可以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之下进行一般性的运用，然而，就名实相符的语言运用来说，汉语文学无疑具有着最为明晰的外延与内涵，因而也就应该有可能成为概念性的学科命名。这并非是出于理论上的一种臆断，事实上更有着来自语言运用上的证明——“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开始酝酿（以《花城》创刊号所发表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为标志）。”《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的发表无疑表明，汉语文学这一命名，在事实上，正是针对所谓海内与海外的华人文学或华文文学，而早就提出过的具有着一定规范性的命名。然而，随后出现了对于汉语文学这一命名的抛弃，这是为什么呢?根据抛弃汉语文学这一命名之后已经出现的种种命名，也就是从华人文学到华文文学的一再重新命名，特别是华文文学，尽管命名的前提仍然是已经成为某种一致性的语用意识:“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丰富得多的概念”，从而对所谓华文文学的概念外延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华文文学” ⑤ ，事实上，这不过是将汉语改写成华文之后，又重新承认了汉语文学的全部内涵与外延。 问题在于，在从台湾、香港、澳门到大陆的中国之内这样的海内，不仅汉语成为一个统一的语用命名，而且也成为一致对外的语用命名。因此，无论是中国大陆诸多高等院校设置的有关对外汉语教学这样的专业系科，还是类似在中国北京出版的《世界汉语教学》这样的专门刊物，都在证实着汉语这一命名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国际惯例，汉语这一命名不仅在联合国得到了作为五大工作语言之一的承认，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公认，因而在各种语言之中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专有译名。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将汉语文学改称为华文文学呢? 也许，只能从以中文来指代汉语的语用习惯来加以辨析，在承认汉民族文学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前提下，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中国文学来指称汉民族文学。然而，汉语文学无疑是一个要比汉民族文学的外延与内涵更为广大而明确的概念，不仅能够体现出汉语文学的超越单一民族的普泛性质，而且还能够体现出汉语文学的超越单一国别的普泛性质，因而才有海内与 海外，即中国与世界的汉语文学之分。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文学已经体现出超越单一文化的普泛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华夏文化之根，才出现了将汉语文学称为华文文学之举，因而特别看重汉语文学的中国文化渊源，而忽略了世界各国本土文化对于各国汉语文学的现实制约，犹如华侨、华裔之于中国人一样，在强调本民族、种族的文化同一性的同时，而忽略了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性。 正如汉语不能称为中文一样，汉语也不能称为华文，这就在于汉语写作这一文学创作的个人语言表达，主要是进行文学的语言表达，而在众多作家的汉语写作基础上形成的汉语文学，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无疑具有着多元性，汉语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之间存在着多与一的现实关系，并且体现为汉语文学的超民族性、超国别性、超文化性，而这一切已经为汉语文学既能够包容中国的汉民族文学，又能够包容中国其他民族的汉语写作，更能够包容世界各国的汉语文学或者汉语写作这样的文学事实所证明。因此，根据名实相符与约定俗成的双重语用原则，汉语文学无疑是要比华文文学更具有学科命名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这就在于，至少从语种与语种文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此——当今世界上既然已经存在着汉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等语种之分，又存在着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语种文学之别，那么，由汉语而汉语文学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注释 ①周扬、刘再复《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王勇《序论:汉籍与汉字文化圈》，王勇、大庭修主编《典籍卷·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I］》，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锡德尼《为诗而辩》，《西方文论选》上卷第2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④参见潘亚暾《引言》，《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古远清《中国15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走向》，《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