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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俗才能出众，出类才能拔萃，突破“先例”和规范才能前进。超俗意识即超越习惯势力和传统规范的意识，或曰自觉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是西方近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化心理。 当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文化冲击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面对封建专制和教会势力，而且还要面对受封建统治思想影响的广大群众。因此体现在西方近代文学中的不仅是渎神意识，而且还要向强大的习惯势力挑战，敢于超越世俗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反世俗、反随波逐流中奋勇前进，从而形成了超俗意识、革新意识和创造意识。文学由其本质所决定，视停滞与雷同为坟墓，而以创新和超越为生命之本。因此文学更适宜于超俗意识的生长和发展。许多作家为探索创新、超越世俗而冒险闯入禁区。 在西方近代文学中具有超俗意识的作家和作品的主人公们，由于其超俗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得不到囿于传统偏见的人们的理解，因此而感到孤独或孤立无援。他们往往还被视为“怪人”、“狂妄”、“大逆不道”或“风头主义者”，因此常被曲解、被讥讽，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在近代西方文学中，有眼力有魄力的作家总是偏爱这样的愤世嫉俗者及其超俗意识，并把他们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这是因为这些作家也具有同样的超俗意识而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心理。薄伽丘在爱情、情欲被视为罪恶的年代颂扬爱情，反对禁欲主义，被世俗所不容，“那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但他无所畏惧，“正式和他们论战”，“申斥他们”，“赶紧对付他们”，把他们的“越发嚣张”的“气焰”“打垮”(《十日谈》第四天故事导言)。人文主义的先驱但丁，在其《神曲》中写下了“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的名言，成为数百年来超俗革新者的座右铭。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反对媚俗随俗、趋炎附势的典型人物。他几乎藐视一切世俗:“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讨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因此哈姆雷特认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描写的“德廉美修道院”，是反教会、反世俗思想的结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维特是个愤世嫉俗、有超俗意识的少年。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因为具有平民的自尊心和反抗心理，与世俗意识格格不入，更具有其鹤立鸡群的魅力。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简·爱的惊人的吸引力，就在于她的爱情观超越世俗爱情偏见，从而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爱情价值标准和人生价值标准的兴起，很具有移风移俗的意义。茨威格的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代表“女人文学”的魅力在于其作品中女主人公奇特的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娜拉的向世俗挑战性的出走，向传统道德婚姻家庭观念投了一枚反响强烈的炸弹。面对种种世俗对其作品的攻击，易卜生写了《人民公敌》和《群鬼》，并以“人民公敌”作为其作品中正面主人公的名称，以“群鬼”讽刺那些向愤世嫉俗者攻击的人们，这本身就体现着超俗意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的《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杰琳娜、屠格涅夫的《前夜》中的女主人公叶琳娜·斯塔霍娃、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生命力，正是来自她们以超越世俗的爱情观念而批判贵族思想，并以实际行动向世俗进行不屈不挠的挑战。这种观念和行动在当时受到了疯狂的攻击，而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他的忏悔、他对贵族的反戈一击、他与本阶级的决裂，在当时也属于对世俗的叛逆。契诃夫的小说《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娜嘉，因不满未婚夫的世俗，向往新生活，抛弃了华丽的新房、熟悉的家乡，在结婚前夜愤然地“罢婚”出走，她的告别旧世界、走进新天地的行动也是一种超俗意识的体现。《新娘》中引导娜嘉走向新生活的另一人物沙夏，毫无顾忌地、直言不讳地指出娜嘉的未婚夫的俗不可耐和她的父母的浅薄无聊。契诃夫热情赞美这样的人物，表现了他以超俗的眼光观察生活和对生活中真善美的发现。在西方近代文学中，人们铭记的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以超俗意识和超俗作为而有其生命力。 与超俗意识相对立的是随波逐流、墨守陈规的庸俗意识，妒贤嫉能的小人逻辑和停滞僵化的处世作风。因此超俗意识不仅与容异意识互为因果，而且依靠整个政治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爱因斯坦曾说过:“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思想意识。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爱因斯坦《论宽容》)。鼓励超俗意识和作为的宽容的社会，必然是生气盎然，文化发达，民生兴旺，充满自信的社会;禁锢、挑剔、压制超俗意识和行为的社会必然是僵化，停滞，缺少民主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以宗法家长制为模式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永远是君高于臣，官高于民，上级高于下级，祖辈高于晚辈。君王祖宗永远是最高楷模和不可超越的规范。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超俗就成了造反，而论资排辈，妒贤嫉能，得过且过，亦步亦趋等也就司空见惯了。当鲁迅发出“从来如此，就对吗?”的疑问时，他不得不把发问者写成“狂人”。这种文化情况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才有了根本转机。 审视西方近代文学中的超俗意识，进行共时性横向参照和历时性纵向反思，对重铸“国魂”、塑造“新民”，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通过对超俗意识的横向参照和纵向反思，我们必将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克服和防止文化发展中的僵化，也会有了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和潜能，迎来我国现代文化的创世纪的发展。 原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