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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站在宏观的视野上，梳理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是文学古今演变的深层基础和内在动因，由封建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正是文学现代性孕育和发展的开端。各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开山之作，往往就是那些第一时间突出地反映了社会形态变革的作品。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学冲破中世纪黑暗，走向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发生期。早在１４世纪，意大利就出现了彼特拉克的诗歌创作和薄伽丘的短篇小说，为当时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生动地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深入，拉伯雷的《巨人传》，全面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主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法律制度的腐败。以《小癞子》为代表的流浪汉小说打破了骑士小说和田园小说的成规。“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则以《坎特伯雷故事集》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苦乐，预告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这一切，都标志着欧洲文学现代化的开端，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文学巨著的产生，与当时社会形态的巨变都是分不开的。 从１２世纪开始，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初具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与此同时，资本的原始积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进行着，对农民的剥夺和对海外的侵略是这一过程的基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阶段之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二十四章《农民土地的剥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最早是在意大利发展。”到公元１２世纪，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意大利，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胚胎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而且随着居民人数的迅猛增多，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当时最著名的城市有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到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所处的１４世纪，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手工工场和雇佣工人的进一步增加，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市民阶层的壮大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人性”的要求开始高涨，彼特拉克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歌集》，正是与时代相呼应的突破禁欲主义的作品，在这个中世纪的阴云即将散去的时代，大胆向人们展示了世俗生活的欢乐。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教会统治却进一步暴露其专制和腐朽，不再适应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薄伽丘正是认准了这一实质，在１３４９年至１３５３年间创作了《十日谈》，从男女情爱的角度出发，呼吁人性解放，强调人间的幸福，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时也以他的犀利笔锋，揭露和鞭挞了教会的丑恶行径和虚伪百态，展示了一幅幅当时社会的生活画面。通过塑造各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十日谈》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势力的残酷、黑暗、腐朽和虚伪，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自由、要民主、要权利、要人性的朦胧愿望，表现出了鲜明的反教会、反宗法、反封建主题。《十日谈》是１４世纪佛罗伦萨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以高昂、乐观的情调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比之但丁的《神曲》，它可以称为是一部“人曲”。相较于意大利，西班牙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得不到好的发展环境。国外的殖民地不断扩展，黄金大量涌入，使国内市场主要成为了国外产品的销售地。西班牙本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始终在欧陆各国中处于劣势。本国的农业也在封建地主和贵族的控制之下，农民们日趋贫困。自１６世纪中叶开始，西班牙经济衰落，社会混乱，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大批穷人流离失所，加之商业经济上升到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导致大量流浪汉的出现，城市中游民数量猛增，冒险风气盛行。《小癞子》反映的，正是这类流浪汉的一个典型。《小癞子》原名《托尔槐斯河的盲人引路置》， 这是西班牙第一部流浪汉小说，该书最早出版于１５５４年，有三个版本，据考证大约完成于１５３９年。在小说里，作者通过流浪汉拉萨罗的遭遇，刻画了封建势力依然强大，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中，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作者充分肯定了拉萨罗的基本生存欲望，同时以写实的手法展示世态人情。作品的题材和手法，显然和中世纪流行的骑士们的惩恶扬善以及贵族少男少女们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有极大的不同。 １３８７年到１４００年间，乔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经典出现于文坛。这位英国文艺复兴先驱的作品，亦是根植于英国当时的社会背景。１４世纪以后，英国封建经济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因素飞速增长，市民阶级正在兴起，旧的贵族阶层逐渐消亡，各个阶层的民众，开始拥有自己的产业和身份。这体现在作品中，是香客身份的复杂，他们中有骑士、修士、修女、商人、学士、律师、医生、地主、磨坊主、染坊匠、旅店老板、伙房采购、管家、农夫、厨师、卖赎罪券教士、差役、各大行会成员等等，他们来自当时英国除了王室、高等贵族和农奴之外，所有的阶级和几乎所有主要职业，他们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缩影。可以说，乔叟第一次把市井故事引入了英国文学。 从西欧各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益成长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渐趋瓦解，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革，西欧的文学形态和表现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资本主义世俗文化开始取代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而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 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有着十分相似之处，两者都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输入的“现代性”，而后引起了国内社会形态的变化，从而反映到文学中去，文学创作也由此开始涌现出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批判精神，这一过程的界碑式的作品要算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浮云》成功地描写了当时在腐败的半封建明治官僚政府的专制下，一个平凡而善良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成长的初期就遭到残酷压制的过程的小说，它揭露了官僚机制的腐败，抨击了小市民的庸俗心理，揭示了封建性和自我觉醒的矛盾。同时，《浮云》在语言创作上还摆脱了江户时期“戏作者”的模式化写作，在日本文学史上真正达到了“言文一致”。 《浮云》第一部于１８８７年出版，次年出版第二部，第三部于１８９０年发表在《都市之花》上。这一时期正是明治维新后，反映市民社会的观点、追求自我和人性的解放为基础的近代文学觉醒的年代。因此，这一切文学新思想和艺术手段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逐渐萌芽。１８６８年，在明治新政府的统治下，日本开始跨入了近代。在以天皇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代替德川封建国家而形成起来的形势下，政府就其本身需要，从上层推行了近代化，也就是所谓“御一新”的改良政策，如和先进的欧美各国贸易往来，借此输入新的生活方式；颁布废刀令，实行义务教育制，采用活版印刷木和公历等等。一系列近代化的措施促使了明治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壮大，使得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为文学写作关心的内容。 不论是欧美还是日本，文学现代化转型的分界，都是与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时期相吻合的，“现代”的最根本动力，就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形态的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立论：文学现代化，最根本的动力是物质生产的现代化。这并非宣扬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中批判的“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的机械决定论，而是强调现代化“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的根本决定因素和基础作用。考察文学由传统转为现代的发展进程，应当从社会形态的变革出发，着眼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如何促使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跳出了传统的籓篱，开展了现代性的追求。 原载：《文艺报》2006年10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