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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往往会有这样的奇事，一件极为平常的事物，在高明的作家手里，竟会笔下生辉，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他们往往拿一件小小的道具，能把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表现深刻的社会内容。中国文言小说大师蒲松龄和法国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就有这样的本领。 《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杰作；《项链》是莫泊桑的一篇名作。这是两篇脍炙人口的作品。 蒲松龄的《促织》，大家比较熟悉，这是一篇利用小题材，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主题的文章。它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从皇帝到各级官僚，从肉体到精神对人民野蛮残害。全篇始终围绕“促织”的得失、主人公成名的悲惨遭遇，来展开情节变化。因为明朝皇帝爱斗促织，导致了成名一家捉促织，儿子扑死促织、儿子灵魂化为促织，成名和青年斗促织，向皇帝献促织。处处连促织，以一物之得失为紧要关目，为中心线索，从它造成的某种严重后果，来和主人公的遭际，和作品的主题发生联系。很明显，这是以思想结构起来的故事。 我们再看莫泊桑的《项链》，这篇作品大家并不陌生。这也是一篇名作。它讽刺了那些追求享受、爱慕虚荣的人，并揭露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于人们的毒害。在那罪恶的社会，它不仅使千百万人受贫穷的折磨，还使千百万人的精神遭受毒害，心灵受到捉弄。这篇小说以项链为线索，贯穿全文，以一挂钻石项链紧密关联的主人公的命运，展开故事情节，从而表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全文结构，开头是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幻想项链，故事的前半部是以女主人公参加舞会，借到了项链，炫耀项链，在回家的路上，丢失了项链；小说的后半部是赔偿项链；结尾部分，发现项链原来是假的。这样以项链为线索安排情节，完全是围绕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强烈虚荣心为转移的，不仅表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显示了独特的艺术构思。 我们将这两篇作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一个是揭露封建社会黑暗，一个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对人民，特别是对下层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精神上受毒害，心灵上受到创伤，有许多相似的描写。特别是在结构布局、情节安排上，会发现他们是那样的惊人的相似，一篇是以“促织”为线索，通过捉促织，死促织，变促织，斗促织，献促织，为突出主人公的主要性格，最后成名“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另一篇是以项链为线索，通过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突出女主人公的主要性格，最后玛蒂尔德用十年的辛苦钱(价值三万六千法郎)，赔偿了假项链。这正如莫泊桑说的那样：“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化无常啊，极细小的—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一挂项链不是败坏了玛蒂尔德吗！一头促织不是成全了成名一家吗！ 我们知道蒲松龄和莫泊桑相距万里，时隔二百余年，一个写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人民倍受剥削、压迫的故事。一个是写法国正处在第三共和时代，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大资产阶级更加残酷剥削，疯狂掠夺走向垄断，而小资产阶级面临破产，其中向上爬要“升级”发财的是极少数，玛蒂尔德就是这个阶级里具有升级条件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相似的结构安排呢？是莫泊桑抄袭蒲松龄的？这不可能。因为《聊斋志异》那时还没有法译本、英译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来想去，想到了历史文化的问题。不论是中国文化也好，法国文化友好；今天文化也好，古代文化也好，从历史文化论角度来进行研究，文化具有共同性的。在一定的文化阶段，表现其共同性和差异性。历史时期相同，文化类型也大致相同。蒲松龄和莫泊桑虽时隔二百多年，总可以算作同一历史时期吧。就小说创作艺术构思而言，以一物之得失，以一种道具为线索来结构一篇文章，古今中外，还能找到许多同类型的作品。这样，蒲松龄和莫泊桑的这种不谋而合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把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拿来和《促织》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都有“化虫”的情节，所不同的是，一个“化虫”在前，一个“化虫”在后，其宗旨是不相同的。 《变形记》里的那个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了大甲虫，起不了床，上不了班，最后死去。这里写的是“化虫”在前，着力表现的是“化虫”的结果。由于“化虫”，使得各方面的关系都变了，亲人也不亲了，他成了家庭的累赘。作者用表结果来反映人生。而《促织》中成名之子的灵魂“化虫”，则是“化虫”在后，着力表现“化虫”的原因。 成名儿子灵魂为什么要“化虫”？他是为了把父母从苦海中解脱出来。我们知道小孩儿投井而死，复活的希望是很小的；人的灵魂化为促织，更是荒唐怪诞，不可能的事。然而这一虚构情节却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它使人感到，统治阶级斗促织的金盆，盛满了人民的血和泪。用投井自杀小孩儿的灵魂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享乐和升迁的条件，更显示出出统治阶级的可恶；用投井自杀小儿的灵魂去分担父母的忧愁，也更体现出被压迫人民苦难的深重。这比一般的描写地主官僚逼死人，更足以引起读者的深思。它还使读者更强烈地感到，封建统治者不仅给人民造成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损害，而且在精神上给穷苦人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成名儿子即使死了，灵魂也不能解脱，仍然受到这种压力，这就把成名儿子死了灵魂“化虫”的原因，写得极为明白深刻了。是当时社会、是统治者将其好端端的一个孩子活活逼死的。 从《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更使我们坚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也会用相同手法来构思文章的。以上我们是从相似之处而言的。如果从民族特异性来研究，还会发现，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并具有民族特异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了。就拿“诗”来说，中国文化源头是诗，而欧洲文化源头也是诗。《诗经》是中国诗的源头，《荷马史诗》则是欧洲诗的源头。由于它们产生的时代相近，社会制度大致相同，都是奴隶制社会，所以有着共同的特点，但他们又有着各自的民族特征。中华民族与欧洲各民族，由于美感、审美经验之不同，美学习惯不同，《诗经》和《荷花史诗》各有其民族特性。《诗经》三百零五篇，多是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而《荷花史诗》则多表现神妖世界里的多种集团，实际是描写战争，具体写攻打伊利昂、攻打奥德修等神话传说。由此可知，各个时代、各民族，其文化也有不同。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促织》和《项链》，尽管它们在思想内容、艺术构思等方面有了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从民族文化特异性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还有许多不同之点。从宏观方面说，欧洲古典短篇小说，以写人为主，人中见事，常常善于追魂摄魄刻画心灵变化的辩证法，而中国的古典短篇小说侧重于记事，事中见人，往往擅长声情并茂展示事件发展过程的辩证法。二者对比一下，欧洲古典短篇小说，往往善于写人物的心理，即心灵的变化，写心灵辩证法，而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则善于写故事，善于展示情节发展，在情节发展中来塑造人物形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而言)。我们说《促织》和《项链》正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项链》主人公玛蒂尔德内心里活动描写是很成功的。如写她怎样不满意小康生活，怎样梦想着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特别是那七个“梦想”，把玛蒂尔德垂涎“高雅和奢华的生活”的隐秘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梦想那幽静的厅堂”，“她梦想那宽敞的客厅”、“她梦想那些华美的香气扑鼻的小客厅”，她梦想“跟最亲密的男朋友闲谈”，她“梦想到那些挂在墙上的壁衣”，“梦想到盛在名贵的盘碟里的佳肴”，“梦想到一边吃着粉红色的鲈鱼和松鸡的翅膀，一边带着迷人的微笑”。玛蒂尔德对上层社会贵夫人的衣食住行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想的也正是这个。足见作者刻画心理之细腻和匠运之心。还有，像玛蒂尔德要参加舞会而没有服装和首饰，引起的恼怒和埋怨的描写；在女友佛来恩节夫人那里挑选首饰时的那种犹疑和兴奋的描写，以及离开舞厅时那种紧张、匆忙的描写，都是非常细致具体的。这对表现玛蒂尔德那追求享受、崇尚虚荣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促织》虽也有人物心理描写，但更多的则是以构思离奇，情节曲折而见长。小说始终围绕促织的得失，主人公成名的悲惨遭遇，而呈现出异常突出的情节变化。作品开始写成名因捉不到促织，交纳不出合格的促织而遭受毒打，两腿被打得脓血淋漓，“转倒床头”、“惟思自尽”，处手逆境之中。这时情节一转，成名在驼背巫婆的指点下，从东边大佛阁附近捉到一头俊健的大促织，于是“举家庆贺”，成名由逆境转为顺境。正当举家庆贺的时候，情节急转直下——俊健千异常的大促织被九岁的儿子弄死了，儿子怕受罚而投井自尽，成名由顺境又进入逆境，情绪也有喜变忧。正在这似乎再无腾挪余地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荡开一笔，另辟异境，让成名儿子的灵魂化为一头勇猛善斗、所向无敌的小促织，把全家从绝望中解救出来。成名绝处逢生，再次转入顺境。在这个一千六百多字的小说里，顺境、逆境就像钻机的方转盘一样，不停地旋转，情节跌宕起伏竟有四次之多，真是险境频生，悲止喜来，喜极生悲，悲极复喜，复祸还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惊涛骇浪，激荡翻卷，如层峦叠嶂，峰回路转，引人入胜，余味无穷。 我对比较文学知之甚少，在我看来，像《促织》《项链》这样的篇章，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像这类现象，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包含的意义是什么？烈当用比较的方法进一步来探讨研究，找出其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将有助于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通过《促织》和《项链》的比较，我们还能够发现历史文化是具有时代承传性的。人类文化发展，经历不同阶段，不同的生产方式，文化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消亡了，但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继续向前发展。文化若水，润物细无声。文化与生产有协调的一面，也有不协调的一面，而是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后代继承前代，后人继承前人，承前启后，成承传性，使整个文化发展前后连贯起来。不同的人在生活中会碰到十分相似的“境遇”，因而他们在不同时间、地点，会产生十分相似的想法。引伸开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甚至是不同阶级之间，在心理上、思想感情上确实是可以相通的，否则这文学中的“共名”现象，欣赏中的“共鸣”现象就无法理解了。我们这里讲的是相通不是等同。就相通而言，从人类历史文化的时代性，共同性和特异性、承传性和融合性来看，是能讲的通的。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历史文化是有着时代共同性和民族特异性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既有着承接传递的性质，也有着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文化，从时代共同性来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它们又因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会方式，再加上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美的感受不同，故彼此也会有差异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