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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Ethical Examination of 18th Century English Drama Abstract：18th century English dramas concentrate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between man and his fellow beings,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dramatic practice in the 18th century has established the ethics for typical bourgeois drama, namely, mercantile economy ethics, egotistic life ethics and sentimental natural ethics. These ethics which have embodied modern consciousness have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regulate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new times, and will lead to future ecological socialism. Key words: 18th century English drama ethics Author:Jian Changhuai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European literature.Email: jianchh1951@tom.com 18世纪的英国剧坛，古典喜剧、感伤喜剧、风俗喜剧此起彼伏，安布罗斯·菲利普斯（1674－1749）、艾迪生（1672－1719）、詹姆斯·汤姆森（1700－1748）、乔治·李罗（1691－1739）、科利?西伯（1671－1757）、理查德·斯梯尔（1672－1729）、休?凯利（1739－1777）、理查德·坎伯兰（1732－1811）、菲尔丁(1707─1754)、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理查德·布伦斯里·谢里丹（1751－1816）等作家群星闪烁，将不列颠的舞台装点得五彩缤纷。与此同时，在西方，工业革命风起英伦，启蒙运动激荡全欧。这一切，都使18世纪英国戏剧创作的伦理学向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一方面，传统的伦理准则显然不能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则亟待确立自己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为此，他们凭借清教主义的艺术伦理，首先在舞台上发起了一个道德清洗运动，进而集中思考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初步确立了带有典型资产阶级特征的英国戏剧伦理学。 一、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 确立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是18世纪英国戏剧肩负的历史使命。重商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转而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或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获取金银。然而，西欧的黄金开采量不大，资金严重缺乏，因此，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主要来源。顺应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法则，18世纪的英国剧作家们无一不在剧中表现出对于货币资本的渴望。在他们笔下，那些坐食祖产的纨绔子弟，那些在穷乡僻壤小本经营的士绅们，都不足以推动资本主义车轮的前进；只有那些积极行动、谋求境外发展、有志于夺占世界市场的中产阶级，才有资格替作者代言，为时代立法。这样的描写，使几代英国人的海外“淘金”狂想，化为了一种虚拟的存在。 18世纪初期，英国古典喜剧已然衰微，感伤喜剧应运而生，其中斯梯尔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是他的《自觉的情人》（1722）将西伯开创的感伤主义喜剧推向了成熟。剧中描写伦敦贵族青年贝维尔遵从父命准备娶露辛达?西兰德为妻，但他自己则希望能和与家人失散的女子印第安娜结为眷属。为了弄清贝维尔与印第安娜之间的关系，露辛达的父亲西兰德先生登门拜访印第安娜。后者告诉西兰德先生，自己在随母亲、姑母去西印度群岛与在那里经商的父亲丹佛斯团聚的路上遇见了海盗，因而与亲人失散，此时西兰德方知印第安娜就是他失散了多年的女儿。他因在西印度群岛经商遇到了困难，才隐姓埋名地回到英国。最后，西兰德先生决定改将印第安娜许配给贝维尔。此剧的演出在当时轰动一时，而让观众产生无穷遐想的并不是剧中峰回路转的爱情纠葛，而是西兰德先生在舞台上为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伦敦商人大唱的赞歌，“我们商人是一批绅士，上个世纪才出现。我们正直，与你们这些有地产的绅士一样发挥着我们的作用”（何其莘 275）。 斯梯尔的创作在英国剧坛首开一代风气。从他开始，传统的都市贵族与乡村士绅漂移到了舞台的边缘，而一批新型的资产阶级跨国商人则逐渐占据了剧坛的中心。在哥尔德斯密斯笔下，《好脾气的人》（1768）中的主人公汉尼乌乐善好施，为此耗尽了自己的财产，债主、酒肉朋友和几个醉鬼仆人包围着他，他的叔叔威廉?汉尼乌男爵热衷于在海外淘金，因而有雄厚的财力回国帮助侄儿重振家世，并让他娶意中人黎奇兰小姐为妻；《委曲求全》（1773）中奈维尔的叔叔曾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以能够留给侄女大宗财产和珠宝。在谢里丹的《造谣学校》（1777）中，索菲斯家族的约瑟为人两面三刀，“狡猾、自私而恶毒”，固然是一个欺世盗名、“满嘴道德的无赖”（哥尔德斯密斯等 90）；其弟查理士因为不善理财且又大肆挥霍，在高利贷资本的盘剥之下负债数千英镑，亦不是社会支柱。只有他们的舅舅奥利福冲劲十足，堪为时代骄子。奥利福年轻时也曾放浪不羁，然而，他性格坚忍，热衷于海外冒险，竟然终身不婚，只身闯荡印度达16年之久，终于攫得巨额财富。在剧中，奥利福响应了新时代的召唤，鄙弃安居乐业的传统伦理，毅然离乡背井，前往东方的未知世界去冒险，结果将欲望转化为丰厚的财产，变得比以前更加富有。正是他的暴发魔术般地改变了查理士的命运，使之与玛莉雅喜结良缘。奥利福的故事给坐食祖产的传统伦理敲响了醒世的长鸣警钟，为大英帝国的向外扩张披上了美丽的传奇外衣。 纵观18世纪的英国剧坛，我们可以看到其剧作林林总总，题材风格多元；但其走向海洋的激情一成不变，经商致富的主题百唱不厌。它与此期的英国小说创作遥相呼应，通过书写海外贸易能够一夜暴富的现代神话，使重商强国富民的理念溢出文学的疆域，弥散到社会的文化圈层之中。它所宣扬的经商致富天经地义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诱导大众热衷于海外掠夺的道德取向，形象地诠释了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 二、利己主义的生活伦理 18世纪的科学革命凸现了人的主体地位，涌动着近代哲学走向了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戴茂堂在《西方伦理学》一书中指出：“近代英国伦理学的特点是从道德上确认经验个体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权利，并因此走向道德上的利己主义”（138）。此时，一些伦理学家致力于为单独的经验个体从道德上恢复名誉，即论证经验的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自主性。“洛克的道德学说从对人的理解出发，把人看成是一个感性的存在物，认为人的本性总是逃避使人身心痛苦的事情……追求个人最大的快乐”（戴茂堂 139）。所以，一般的幸福必定是最大的善；反之，一个东西如果只能给个体的人带来痛苦，那就是恶。按照这样的伦理观念，一个人最大的善首先就是自尊自爱。 问题在于，由理论构建到道德实践还有待于一种文化的浸淫。美国学者A?麦金太尔认为，“这种独特的现代自我被创造之时，其创造……要求一种由并不总是融贯的多种多样的信念与概念所界定的社会背景”（78）。为此，一批作家在复兴英国喜剧的同时，逐渐建构了18世纪英国戏剧的利己主义生活伦理。西伯的《爱情的最后一次转移》（1696）通过一个浪子回头的神话，形象地诠释了资产阶级的婚姻伦理；斯梯尔的《自觉的情人》形象地表现了清教主义的家庭伦理。谢里丹的《情敌》（1775）张扬了冷冰冰的资产阶级爱情伦理，他的另一部杰作《造谣学校》则为爱情婚姻和家庭伦理制订了一整套规则。 正是在这样的戏剧文化平台上，哥尔德斯密斯才博采众家之长，通过《好脾气的人》对个人主义的生活伦理作了集中的诠释。剧中主人公汉尼乌因对人有求必应而债台高筑，暗恋他的黎奇兰小姐决定暗中帮助他。她有大宗遗产，但是根据父亲的遗嘱，她必须嫁给监护人克罗卡的儿子列昂丁，否则，就要将一半财产分给监护人。不过，黎奇兰小姐知道列昂丁对奥丽维亚小姐一见钟情，决定假意接受这个遗嘱，最后让男方悔婚以保住自己的全部财产。 克罗卡先生强令列昂丁向黎奇兰小姐求婚，汉尼乌为了帮助列昂丁与奥丽维亚私奔开了一张支票，然而，他的支票在城里已经一钱不值，奥丽维亚小姐无法成行。此时，汉尼乌又自告奋勇地和克罗卡先生一起去抓“纵火犯”，却在无意之中截住了行色匆匆的列昂丁和奥丽维亚。最后，汉尼乌决心在黎奇兰小姐爱情的鼓励下明辨是非，将自己的同情奉献给真正的不幸者。 从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好脾气的人》充满了丰盈的道德内容，而作者首先探究的则是善恶这个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剧中的汉尼乌每行一件善事，就相应地遭到一次恶报。他热心地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做经济担保，结果骗子逃之夭夭，自己却受到监禁；他真诚赞助列昂丁和奥丽维亚秘密结婚，却因为自己信誉全失而耽误了他们的行程；他帮助克罗卡先生去捉拿“纵火犯”，到头来却抓住了自己的朋友；他代表浪子洛夫蒂向黎奇兰小姐求爱，几乎葬送了恋人的幸福。这样一心向善的结果，使他丧失了起码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待人接物的道德标准，受到了无赖的包围，骗子的欺诈，仆人的偷窃。对此，汉尼乌一味回避矛盾，反而说“罪恶往往会自己得到报应”（哥尔德斯密斯 63）。在剧中，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汉尼乌慷慨好施行为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又借他自己之口善意地嘲讽了驱动他如此安身立命的虚荣恶德。中国学者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中指出，西方近代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揭露封建礼教和基督教道德的虚伪”（23）。在剧中，深受虚伪道德之害的汉尼乌在大彻大悟之后说：“我虚荣，企图讨一切人的欢喜，怕得罪任何人；我卑微，附和愚蠢行动，怕遭到愚夫的反对”（哥尔德斯密斯 79）。他的叔叔威廉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错误是“一味追求别人赞扬的人的错误”（哥尔德斯密斯 77），他的性格是“虽有心向善但没有勇气拒斥邪恶的软弱性格”（哥尔德斯密斯 77）。最后，威廉代表作者痛斥了这种恶德，“虚荣啊，你这个永久的骗子！你尽力使人趾高气扬，其结果只会使人垂头丧气！你的虚伪的色泽恰像铅粉丹青，从表面上看，它粉饰了人的容华，但实际上只会损害它的天香美色”（哥尔德斯密斯 47）。 其次，从剧本的深层内容来看，《好脾气的人》的巨大价值还在于对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反思。欧洲资产阶级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用其自身的伦理道德统一历史，即凭借欧洲启蒙思潮所建立的道德模式，以虚假的从未实行过的理性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作为历史的主体，以普遍理性与科学的名义消解时间和空间。然而，人类完全有理由对这种伦理的合法性提出追问：启蒙传统的现代理念造就了18世纪的西方文化，但也使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危机”。这是因为现代观念并没有能够实现它的伦理理想，反而遮蔽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道德视野。 很显然，汉尼乌是启蒙道德的信徒，认为“博爱乃是自然的第一法则”（哥尔德斯密斯 63）。为此，他抛撒自己的财产，背弃自己的感情，甚至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在剧中，这种基督式的博爱非但不能给别人任何帮助，反倒往往成为灾难的根源。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作者告诉我们，正如普遍的善不存在一样，所谓博爱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也都是虚假的。汉尼乌的仆人贾维斯批评主人说:“他把他的浪费叫做慷慨，把他对一切人的信赖叫做博爱”（哥尔德斯密斯 5）。作者的代言人威廉认为:“友谊散布得太广完全没有好处．我们的恩惠好比一滴水，如果泼散得太广，就消失不见了。以博爱自负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哥尔德斯密斯 43）。通过这个剧本，作者强烈地传导出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信息：博爱众生如泰门、汉尼乌式的人物形象已经不合时宜，新时代的生活伦理楷模应该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财产的黎奇兰小姐、敢作敢为的列昂丁和奥丽维亚，乃至唯利是图的克罗卡先生。 三、感伤主义的自然伦理 西方伦理学把外在自然当作大宇宙，内在自然视为小宇宙，认为作为小宇宙的内在自然只不过是大宇宙的外在自然的精确副本。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人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著名的自然人性论。受它的影响，在18世纪，法国作家卢梭曾以人类从未有过的激情歌颂自然，英国作家则已经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反思并融汇为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常常用理想化了的大自然的美来映照现实社会的丑，以乡村的纯朴宁静来否定工业社会的弊端。 早在18世纪初期，英国戏剧就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利·西伯的《她愿意和不愿意》（1702）、斯梯尔的《自觉的情人》、李罗的《伦敦商人》（1731）等剧都讽喻了迎合时尚的行为，表现了一种回归素朴的自然人性论思想。这样的文化积淀，促使哥尔德斯密斯通过《委曲求全》集中思考18世纪英国戏剧的自然伦理思想。剧中的郝嘉思先生是一个生活朴实的乡绅，所居的老房活像一家客栈。其继子托尼粗俗无知，怪诞淘气。有感于此，郝嘉思先生对女儿凯蒂管教甚严，规定她白天可以盛装，但晚装必须朴实无华。待到凯蒂可以谈婚论嫁之时，郝嘉思先生便邀请老友查理士·马洛爵士的儿子马洛来乡间做客。凯蒂的表妹奈维尔与马洛的挚友韩士廷先生是一对情侣，然而其监护人、姑妈郝嘉思夫人却想把她嫁给托尼，殊不知托尼一心要娶的是贝德·潘塞小姐。 是晚，马洛与韩士廷在乡间迷失了方向，便到三鸽客栈问路，正和朋友们在客栈饮酒作乐的托尼猜出了他们的身份，便故意指点他们到全郡最好的“鹿头老店”去投宿。在他的捉弄下，马洛和韩士廷驱车直入，将“客栈老板”郝嘉思先生呼来唤去。看到村姑打扮的凯蒂，马洛竟然以为她是客栈的吧女，一时高谈阔论，尽显真诚可爱。此时马洛爵士不期而至，郝嘉思先生告诉他马洛爱上了凯蒂，但马洛竟说他从来没有对凯蒂小姐表示过些微爱慕之意，凯蒂遂素装约见马洛。马洛先前因“吧女”与自己地位悬殊，害怕不能得到父亲与社会的认同与之缔结姻缘，决定匆匆离去。再见意中之人，他便宣称教育、财富、社会的差别都不足以成为与她结合的障碍。最后，剧中的三对年轻人都各自美梦成真。 作为一部令人发笑的风俗喜剧，《委曲求全》一扫铅华之气，倡导一种接近自然的、朴素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为此，作者开宗明义，通过郝嘉思先生与夫人的谈话用乡间的朴实民俗来讥讽城里的浮夸习气。郝嘉思太太从未到过伦敦，却时时注意自己的发式、服饰与年龄是否符合潮流；碰到从大都市来的人，就热衷于打听流行趋势。所以，她在谈话中，抱怨丈夫不到城里去走走，以擦掉乡居生活的锈味，结果遭到丈夫的猛烈批评：“我不晓得伦敦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傻瓜留在城里。在我那时，城里的蠢行在我们当中慢慢爬着，但现在却跑得比驿车还快”（哥尔德斯密斯等 4）。郝嘉思先生年轻时也曾热衷于政治，后来眼看朝政失当而又一无改善，只好愤世嫉俗，退隐乡下。他的女儿凯蒂曾在城里住过两年，受了时风的感染，也醉心时髦，穿起彩绸，打扮得相当入时。为此，他与女儿达成协定，凯蒂晚上必须穿上乡间主妇的粗布衣衫。 毫无疑问，郝嘉思先生十分赏识马洛。然而，首先使他怦然心动的不是马洛英俊豁达，而是他生性质朴。在郝嘉思先生看来，“朴实必定是跟高贵的德行并存的”（哥尔德斯密斯等 8）。马洛长居伦敦，在学院生活中长大，却以人生观察者自居，与“轻浮、空虚而又不富实心灵的娱乐”（哥尔德斯密斯等 30）格格不入，向往一种自然朴实的生活。他的腼腆，实质上是对于奢华的上流社会生活的一种逃避，是对装腔作势、虚荣浮华的英国式通病的一种拒斥。对他来说，“淑静的女性，浑身翠绕珠围，是最可怕的东西”（哥尔德斯密斯等 20）。他习惯于粗茶淡饭，抱怨“法国大使的晚餐桌上摆满了绿绿黄黄的碗盘，叫人不知所措”（哥尔德斯密斯等 25）。他认为郝嘉思先生为他准备的菜肴太丰盛，主张换成“两三道干净爽口的小菜”（哥尔德斯密斯等 25）。他远离都市的锦绣丛中，而到道路泥泞、曲折、危险的穷乡僻壤来寻觅知音，也表现出他内心潜在的对简朴生活的向往。面对盛装的凯蒂，他目不斜视，只顾对着地板频频行礼，而邂逅客栈吧女却使他谈兴大发。他对财富不屑一顾，使他心仪的是姑娘在“朴实平淡”中流露出来的“绝对的天真和自觉的美德”（哥尔德斯密斯等 73）。当他感觉到吧女对他生情而自己又不能给她名正言顺的名份时，为了避免毁掉她的一生，便决定马上离开，表现出绝不玩弄女性的纯朴品格。 此外，郝嘉思先生对托尼百般挑剔，其实托尼与他的生活伦理颇为相近，只不过表现形式迥异而已。托尼之父早逝，给他留下了每年有1500镑进项的遗产。郝嘉思夫人对他百般溺爱，觉得他“又可爱、又甜美、又漂亮”（哥尔德斯密斯等 35），简直达到了“零缺点”的地步。因此，托尼的性格从小未经雕琢，“是在他母亲的围裙带上养大、宠坏的”（哥尔德斯密斯等 14），这种华而不实的教育导致了托尼的粗俗淘气。他烧男仆的鞋子，吓唬女仆，欺弄小猫，甚至把继父的假发绑在椅背上，害得他起身时秃头撞在富利诺太太的脸上。但是，托尼本性善良，心性温厚，助人为乐，是个朴实的乡下小伙子。他认为母亲不该图谋奈维尔寄放在自己家里的珠宝，将其偷出来还给它的合法主人。他对在身上“涂涂抹抹”的奈维尔嗤之以鼻，却对“两颗眼珠黑得像野梅”（哥尔德斯密斯等 36）的村姑贝德·潘塞一往情深。这种浑然天成的性格，我们通过他即兴演唱的“三鸽歌”可以管窥一豹。在歌中，托尼将咬文嚼字的学究和严守戒律的教士统统斥之为傻瓜，而以朴素的语言和充沛的激情歌唱青春，歌唱友谊，歌唱醇酒，歌唱飞鸟，歌唱随心所欲的乡村生活，表现了一种远离城市文明、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伦理思想。 在18世纪70年代，谢里丹是与哥尔德斯密斯意气相投的一位剧作家。他的《造谣学校》一方面尖锐地讽刺了18世纪伦敦上层社会的种种不良习气，集中扫荡了诸如造谣、虚伪等种种败德；另一方面也宣扬了回返自然人性的伦理思想。剧中主人公查理士因为慷慨大方，将祖产坐吃山空，似乎不可理喻。然而，自然人性论认为，自然的最高权利是每人都应生存，人类只有领悟了自然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并与其保持一致，才能保证真正的心灵平衡，获得幸福。为此，每个人的所作所为皆出于他本性的必然性，各人有权按照各自的意志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造谣学校》中，不管查理士的行为中有怎样不务正业的倾向，但他心地纯洁，天性朴实，为人真诚，我行我素，这种本真的生活境界符合自然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总之，18世纪英国剧作家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西方近代文学的自然伦理思想，由此再向前迈进，就通向了未来的“荒野”自然观、“大地伦理学”与生态社会主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戴茂堂：《西方伦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Dai Maotang. Western Ethics.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哥尔德斯密斯：《老好人·屈膝求爱》，周永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Goldsmith. The GoodNatur’d Man. She Stoops to Conquer. Trans. Zhou Yongqi, et al.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等：《屈身求爱与造谣学校》，张静二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et al.She Stoops to Conquer.The School for Scandal. Trans. Zhang Jinger.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何其莘：《英国戏剧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 ［He Qixin. A History of English Drama. Nanjing: Yilin Press, 1999.］ 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Maclntyre, A. After Virtue: A Study of Moral Theory. Trans. Song Jijie. Nanjing: Yilin Press, 200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6-24。 ［Nie Zhenzhao. “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New Perspective.”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04）:16-24.］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