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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中，谈论全球化或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并不足为奇。显然，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许多人看来只是当代的一个事件，其实这并非事实。如果我们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追溯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历史渊源，便不难发现，这一现象远非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件，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比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始于哥伦布发现南美洲新大陆的历史过程在文化领域内的一个必然后果。尽管全球化已经影响了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因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已经死亡，但我依然要论证，与西方学术界的情形恰恰相反，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是最具有活力的一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并且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文化全球化或全球性的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自然也应当对国际人文科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比较文学学科真的死亡了吗? 2003年，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以及比较文学界接连受到两次严峻的挑战。发起挑战的是两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师，他们曾经为这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因而他们的发难自然使人们对这两门学科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首先发起挑战的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他曾经是当代文学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并以其专著《文学理论导论》而蜚声世界文论界，但他却在专著《理论之后》(2003)中哀叹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既然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耗尽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因而在“9·11”事件以及接踵而来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毫无疑问，西方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受其影响，也跟着宣称，理论已经死亡，文学研究迟早要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对于这样一种激进的观点，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不得不正视并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现实吗?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将如何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所幸的是，对理论的未来所抱有的这种悲观的论点已经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的学者的批评性回应。 另一个挑战即针对比较文学的挑战，来自于一本题为《一门学科的死亡》的专著，作者是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主任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其影响之所以广大，在于作者自9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但是，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吗?我在读完全书之后出的印象却是，斯皮瓦克并非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因为她本人就是在这一学科内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正如斯皮瓦克的朋友、当代西方怪异理论(queertheory)研究的主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指出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确实，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在读完斯皮瓦克的书后也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走过的道路或多或少已经预示了斯皮瓦克对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可以携手合作，不仅培育全球南方的民族文学，同时也培育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语言写作的文学，因为这些语言的写作在新的版图绘制开始时被注定要灭绝……实际上，新的比较文学并不一定是新的。但我必须承认，时代将决定‘可比性’(comparativity)的必然观念将如何实行。比较文学必须始终跨越界限。”假如我们认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属于区域研究范围的话，那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既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在国际性的文化研究框架内)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方面。至于“越界”(crossing borders)，我则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在80年代复兴并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就带有了“越界”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成果既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既超越了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汉语文学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其他语言写作的界限。 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 在全面阐释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其历史形成及发展作一简略的回顾。实际上，比较文学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在中国的语境中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它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处于被打压的边缘地位，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而新世纪伊始又受到各种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挑战，但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正如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所认识到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始于1907年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因而鲁迅应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如果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的话，那么就应该进一步推论，比较文学最初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是作为一门学科，而更像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正是采用这种方法，中国的一些有着广博的西方文学、日本文学或俄罗斯文学知识的人文知识分子才能以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因而他们可以将中国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研究。在那前后，中国已经有了大面积地翻译外国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的过程。这不仅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同时也要求中国的人文学者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不断地在走向世界并逐步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几乎在短短十多年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主要的西方文学思潮都通过翻译而进入了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面对这一事实，大学的文学教授将如何从事文学课的教学呢?这成为教授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个问题。 所幸的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一批在西方著名大学受过教育然后又在中国的著名大学任教的学者，例如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范存忠，回国后在东南大学讲授中英文学关系；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吴宓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教授中英比较文学；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嘉在清华大学讲授莎士比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朱光潜回国后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文艺心理学；等等。另外一些有着在西方大学访学或从事研究经历的学者，也在自己任教的大学开设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相关的课程，如清华大学以及其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闻一多、叶公超和钱钟书，清华大学以及其后调入东南大学的陈铨，北京大学的冯至、卞之琳等。时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甚至提议将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文学专业打通，以培养学贯中西的通才，可惜他的早逝使得这一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应邀来华讲学的西方著名文学学者如瑞恰慈(I．A．RichaMs)、燕卜孙(William Empson)等，也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中外文学比较和文学理论课程。这些有着广博学识的西方学者不仅以比较的方法讲授了各种现代文学理论，同时也向学生们提供了西方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理论课题。虽然他们并未能系统地把比较文学当作一门学科来介绍，但他们的比较方法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无疑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为他们日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之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比较文学专著的译介，如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比较文学》(La LittkratureGamparee)等，使得比较文学尽管在当时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已经被列入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确实，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从西方旅行到东方来的，并在其初始阶段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但是，这种由西向东的理论旅行到了40年代之后并未能继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战乱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知识环境的压抑所造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政策和文艺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当时的苏联，比较文学是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而受到打压的)，所以，比较文学自然受到了冷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文革”的结束。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是在比较文学受压制和排挤的年代，仍有一批学识渊博的文学研究者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著书立说，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批学者包括朱光潜、范存忠、陈铨、钱钟书、季羡林、吴宓、杨周翰、方重、伍蠡甫等。他们的辛勤耕耘，无疑为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进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比较文学是一门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的学科”(travelling discipline)或研究领域，因而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从—开始就同时受到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不仅依循法国学派的严谨缜密的实证方法，考察中西文学关系的渊源和影响因子，并进行分析，同时也特别注重并汲取了美国学派重视文学现象的审美分析的平行研究方法的长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时常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及的一个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的颇有争议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虽然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一过于宽泛的定义并不满意，但至今也未能拿出另一个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新的定义，因此也就只好沿用这一定义了。由于中文系和外文系学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一直快速发展并最终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在学术研究方面，它不仅跨越了学科的界限，而且渗透到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等研究领域。我这里仅列举几个具有标志性的例子来证明这门学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不断发展并日臻成熟的事实。 首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已出版了数百种专著和数千篇论文，再加上那些译自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国外著述，确实蔚为大观。比较文学曾经是中国出版界首选的学术论题之一，不仅产生过较大的学术影响，同时也有着众多的读者。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在上海的创刊，更是标志着这门学科的逐渐成型和成熟。 其次，自1994年以来，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已经先后有七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专业，再加上另外二十多所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全国共有三十多所高校可以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此外，还有更多的高校同时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开设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的课程。 再次，1985年在深圳成立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基本完成了全国性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体制化，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成立的同时也就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团体会员，从而一开始就为这一学科的国际性特征奠定了基础。另一个与西方国家的情形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大多数省、市、区，都建立了地方性的比较文学学会，这无疑为比较文学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的其他不少分支学科都受到影响并呈萎缩状态，唯独比较文学仍然繁荣并具有活力，其“边界”不断地向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开放。 最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频繁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以便在国际论坛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声音。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共举行过八次年会，而且每一次年会都要邀请数量可观的国际知名学者前来进行交流。另一方面，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在西方高校受过教育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原创性的论文，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声音。可以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不再沉默了。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对立还是对话? 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否定，全球化在近几年里已经对当代文化包括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尽管有人仍然忽视全球化对文化生产以及精英文化研究的影响，但文学市场和研究领地的萎缩的确大大地影响了比较文学研究。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因为它遮蔽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有一种感觉，即在今天的整个世界，都有一些既密集同时又扩散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或至少是其大城市里有着越来越大程度的现代化取向的基础，包括这些技术的转移”。如果我们认为全球化在当代的出现有助于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的话，那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作为一门精英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领地的日益萎缩。如果不仅仅限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话，这一点既出现在许多西方的大学，同时也波及了一些中国的大学。所以，中西方的不少文学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崛起敲响了比较文学的丧钟，这毫不奇怪；但是，也要看到另一些胸襟较为开阔的学者对之则不以为然。那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到底如何呢?这正是需要我们要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实践出发来给予回答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资本化背景下逐步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和精英文化的研究。面临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市场经济的极大影响，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学者必须正视的一个热门课题。有着大宗制作、商业性和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无疑破坏了其固有的优雅和崇高性，使其带有鲜明的商品经济特征。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却与西方学界的情形迥然不同：在西方学术界，大多是一些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如让·鲍德里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在关注或研究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而在中国，则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在关注这一现象。尽管如此，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如何迎接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挑战?难道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将改变其方向、方法甚至研究兴趣吗?既然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潘极其迅速，甚至不受固有的疆界所限，一些传统的学科濒临死亡，那么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又是如何呢? 精英文化以及文学研究之所以在当今时代受到严峻的挑战，其原因恰在于它们把自己局限于孤立的象牙塔内，与广大文化消费群体格格不入，因此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困境。在西方，比较文学也处于类似的境遇，因为它仍被当作一门与大众文化研究相对立的精英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各种后现代理论则试图填平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使得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和文化能够进行交流和对话。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精英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比较文学学者未能涉及非精英文化和文学现象，尽管也不乏热情投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的理论大家。詹姆逊也许是当时的比较文学学者中极少数从非精英视角关注后现代主义问题者之一。早在80年代初，他就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辩证关系的视角分析了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现象的后现代主义。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使得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一现象自然也引起了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比较文学学者以及文学和文化理论家的关注，但是他们的关注不应当表现在从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与包括区域研究和性别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相对立，而应当正视这一复杂的现象，以便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分析和阐释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应对策略。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其结果并不一定会加剧现存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对立，反倒会使这二者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达到共存和互补。所谓的多元文化语境，实际上意味着在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下，各种文化和文学话语，不管高雅的还是低俗的，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能发现自己的活动空间，这样不同的观点才能碰撞和交流。这也是各种后现代理论带给我们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积极的方面。今天，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在后现代教义的启迪下，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已经认识到以一种跨文化和超学科的方法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斯皮瓦克的看法，即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几近死亡，但正是在破坏老的学科的过程中，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已经诞生。我们同样高兴地看到，在当今的比较文学出版物中，由比较文学学者进行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数量众多的学位论文不仅探讨诸如文学史、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化价值这样的精英理论课题，同时也讨论诸如电影研究、电视研究、性别研究、区域研究甚至网络研究这样的文化研究课题，分析诸如同性恋、口述文学的亚文体、流散写作、翻译文学甚至网络文学这样的非文学的文化现象。精英文化和文学与大众文化和文学的人为界限变得模糊进而逐渐消解了，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平等对话得以有效地进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为什么不但没有“死亡”，反而通过引进诸多文化研究的课题而变得更加繁荣和生机勃勃的原因所在。它已经与“区域研究”(中国研究)和(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了。 在当前的中国文化语境下以及人文知识界，的确有一些人文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十分担心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甚至更加担心近几年来的大众文化和文学的崛起，试图通过“挽救人文精神的危机”来与之相对抗。但事实上，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了当代人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并像一个隐形的上帝那样主宰着文学和文化生产和交流。因此，如果认识到它的存在的合法性并充分利用它的话，则有助于生产出高水平的文化产品并推进比较文学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的研究，但若处理不好的话，大众文化则有可能逐渐地吞没已经日益萎缩的文学和文化市场，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就真的会落入死亡的境地。令人庆幸的是，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自觉地“跨越”了人为的界限，致力于关注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将其视为文学视角下的区域研究之变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在文化知识界，不同的学术话语呈现一种共存互补的状态而非对立之状态：一些学者仍然致力于探讨文化理论的阐释和建构；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得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在当代市场经济大潮中幸存并与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对话；高雅文化产品的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常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运作，但先锋派的意识此时已经逐步衰落；大众文化的崛起并朝着多元方向发展，使得精英文化和人文学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此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在中国的语境下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它与文化研究的各种论题混合为一体，如后现代和后殖民研究、种族和流散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同性恋及怪异研究、文化身份研究、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论题，或多或少都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发表的著述中得到体现。尽管这些著述并不研究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但也未远离文学。对此，一些保守的比较文学学者十分担心，总有一天我们的学科会被正在风行的文化研究所取代。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正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本身，尤其是在他们的著述中引入了大量的文化研究学者所从事的课题和术语，使得传统的文学研究不知所云。针对所有这一切，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这正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应共同面对的问题。走向一种全球／本土方向的比较文学研究 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人就必然多少受到残酷的“丛林法则”(laW of jungle)的制约。毫无疑问，全球化使得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被边缘化了，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如此，文化知识上也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正是全球化的到来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受益无穷，并在政治上和文化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面逐渐树立了大国和强国的形象。政治上，中国由于其综合国力的强盛而在国际事务中发出越来越强有力的声音；经济上，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的不断靠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一种“脱贫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过程。因此，对于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在内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正是全球化的到来才使得我们有可能直接地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同样，也正是全球化的到来才使得汉语和英语一样，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和推广。在这—过程中，中国文化也更为世人所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也给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带来许多不利的因素：精英文化市场的萎缩，大学文科院系的合并或科研经费的减少等等。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也经常出现。毫不奇怪，全球化也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强有力的抵制——本土化。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代人文学科诸领域中。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儒学的复兴实际上就是抵制全球化渗入的一种力量。在这一语境下，一些亚洲知识分子一直试图寻找一种亚洲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实际上也是后殖民主义的某种亚洲变体。因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和文学往往和“尊孔”相联系，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孔子及其学说在“五四”时期曾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为严厉的批判，但是时过境迁，在今天的普及汉语和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孔子又被搬了出来并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滥用。当前，民族和文化认同问题不时地缠绕着中国的人文学者，尤其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实际上，正如艾弗瑞·戈登(Avery Gordon)和克里斯托弗·纽费尔德所指出的，“认同问题和历史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前者始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所有的认同问题都是关于这一点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在一种集体的历史中萌发出来的……文化认同是本体论性质的，在这里本体论指一种前历史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又是种族的概念”。既然中国是—个有着多民族的大国，那么，其文化认同也应该是多元的和可以建构的。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也不同于其在美国的命运，它依然没有死亡，但是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在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过程中失去其“固有的”文化身份，这当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毫无疑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国内许多学者已经试图探寻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受到外国文化和文学思潮影响的。但是，他们很少而且也不大可能去发现中国文学是如何在国外得到翻译介绍的，同时又是如何受到汉学家和一般读者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对他们的外语要求和资料的精确要求都很高，因而有些人干脆放弃了这样的努力了。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某种“逆差”，好像中国文学只是单方面地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而在国外则丝毫没有什么影响似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导，应该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可以说，在这方面，全球化向我们提供了与西方汉学家以及国际比较文学同行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当前，文化全球化已经导致了我们的研究领域的扩大，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将其描绘为一种时空还原的阶段(phase 0f reduction of time and space)。当然，这种时空的转换也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显然，作为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感觉到了这一潮流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们一定要人为地造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认为，采取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策略也许更能准确地描述当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景观。 1．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这已成为近五年来西方和中国语境下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话题，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基本上和国际学术研究处于同一层次，另一方面也说明，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话题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不管是谁提出的，只要确实反映了当下理论研究的现实，我们就必须应对或应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全球化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按照国际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即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放在一个国际性的层面上来考量这些成果究竟具有多少原创性，究竟在哪一个层面上居于前列——是国内前沿还是国际前沿。如果你的成果属于国内前沿，至少你的成果要反映在CSSCI(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被他引次数上；如果你的成果是国际前沿，至少也应该反映在你发表于国际权威刊物并收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或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的论文数量及被他引次数。这一标准的确立，使得一些善于造假和剽窃别人成果的“伪学者”现了原形。当然，这一标准还可能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其学术影响也可能很快地扩大。既然我们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中西比较”这一既跨越了广阔的文化传统和语言界限同时又最具有挑战意义的领域为我们的主要方向，因而我们实际上也使得许多在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风行的理论话题被“全球本土化”了。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又能反过来对这些出自西方语境的理论之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理论的双向旅行和直接对话。 2．流散写作和海外华人写作研究。随着近三十年来的大规模海外移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涉及这一主题。这些作品或用西方语言发表，进而在西方主流世界流传；或用中文发表，主要在华人聚居的社区流传，他们的创作实践和作品已经使得华人流散写作蔚为大观，而对之的研究则相对落后。实际上，这些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流散作家的中文写作不仅引起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因而流散写作及其研究同时应该成为国际汉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目前应考察这些具有中国背景的作家用不同语言的写作是如何为该语言撰写的文学史增添新的篇章的。同时，汉语流散写作的普及也可以与英语世界的流散写作进行对话。 3．文学的人类学研究和文学文化的书写。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学者大多受到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方法论的启迪。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因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完全有可能得出一些新的洞见，这些洞见反过来又填补了文化人类学领域内的一些空白。例如，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那些少数民族作家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来达到对世界文学之贡献的；同样，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又是如何通过中文写作而对汉语文学作出贡献的，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 4．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以及用汉语撰写的新文学史。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汉语也越来越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吸引力，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汉语热”，这自然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写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如某些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当代英语文学研究之内涵的改变，世界汉语研究也必定将成为一门逐步走向独立的学科。因此，编写新的文学史不一定要以国别或民族为界限，同样也可以以语言为界限：我们既然可以编写一部英语文学史，我们同样也可以编写一部汉语文学史。由于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影响，英语变得越来越普及，但同时，英语本身也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裂变”，所带来的后果便是由单一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裂变成为混杂的“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与此相同的是，汉语也在日益普及而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一方面，汉语的普及使之突破了其原有的疆界而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语言；另一方面，汉语的普及也日益使其民族身份变得模糊——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其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母语，同时也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潜在工作和交际语言。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应该像歌德当年迎接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那样，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世界汉语或全球汉语时代的到来。这也应该是我们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正视并给予关注的一个新课题。 5．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正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20世纪90年代初考察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关系时所指出的，“由于比较文学一直在不断地论证自己是否应被看作一门学科，而翻译研究则大胆地宣称，它本身就是一门学科，因为这一领域里的研究所体现出的活力似乎向世人肯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应该重新考虑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了，而且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开始呢?巴斯奈特总结道，“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著述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尽管她的观点有些激进，但无疑却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比较文学研究从来就不忽视翻译的作用。任何一位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实际上都涉及了文化翻译和转换的问题，而文化研究的“英语中心主义”也应该打破，因此，呼唤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既然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或传统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讨论翻译的问题，就无法从事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6．走向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1998年，教育部在制定新的学科目录时，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这一决定曾经在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中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在西方高校，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世界文学则未听说是一门学科。凑巧，200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戴维·戴姆拉希(David Damrosch)出版了一本题为《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的专著。在书中，他不仅强调了比较文学的干预作用，同时也强调了翻译的特殊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早在1998年就预示了戴姆拉希书中的理论阐述，因而具有着某种超前性。既然“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由歌德于1827年创造出来的术语标志着全球化在文化上的直接后果——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论，伴随着全球化的全方位实践，今天的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也应当是世界文学。因此，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理由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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