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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与外祖父两家都是弗吉尼亚州的小农场主。我的父母是他们各自农场主家庭第一个上大学的。我的父亲是一个被委任的施洗礼的主教。他先后在里奇蒙（Richmond）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以“公开祈祷者的实践”为题的博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通过，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指导下完成的，它是对公开祈祷者的一种实际的阐释，诸如在教会的祈祷者，相对于那些私下的、独自的祈祷者而言。 我于1928年3月5日，在我父亲开始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任教的那一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Newport News。我的第一个冬天在纽约的滨河大道的一所公寓度过，当时我父亲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我患有百日咳，这导致了我母亲通过继续教育来跃升她在弗吉尼亚教学职级的希望落空，我的父亲当时在宾夕法尼亚的巴克内尔（ Bucknell）大学教学。不久他转到一所规模不大的女子学院——丘卡（Keuka）学院任校长，这所学院位于丘卡（Keuka）湖，它是纽约州北部的Finger湖之一。我在丘卡公园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学，这个村约有50户人家。那里的老师，安斯利（Ainsley）女士，是我有过的最好的教师之一。在那里学了三年，我就乘车去上初级中学，它位于彭扬（Penn Yan）镇附近。我喜欢游泳，开帆船、滑雪、骑自行车运动，在冬天结冰的湖面上溜冰，还喜欢制作飞机模型。同时我已经是一个读起书来废寝忘食的人。我在5岁就能独立地读《爱丽丝在仙境》；还有《柳林中的风》，而《瑞士家庭鲁滨逊》是所读的那些书中我最为喜爱的。 我父亲于1941年移居到纽约州阿尔巴尼的一个郊区，在那里他担任纽约州高等职业教育的副督察。后来他成了佛罗里达大学的校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去逝，死于风湿性心脏病，享年53岁。他是一个天才的学术管理者，尽情地享受了他所主持的佛罗里达大学战后那些年的兴盛期。我有一个弟弟，威廉·霍普金斯·米勒，他上的是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学院，后来当了长老会的牧师，在纽约市为“国内传道长老基金会”工作了很多年，他现在在北明尼苏达过着繁忙的退休生活。我弟弟和我上的是纽约州一所公立高中——位于代尔蒙的贝茨赫姆中心高级学校。我利用暑假到当地的超市打工，还做些诸如此类的工作以赚取“零花钱”。 1944年秋，我进了奥柏林（Oberlin）学院，立志当一名物理学家。我擅长数学与科学，对天体物理学着迷，现在仍一如既往。我所有的中学朋友都学数学与科学专业。不过我在奥柏林上大二上了一半时，改成了英文专业。它是真正的神意或“呼召”。我当时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需要的将是阅读文学、教文学和围绕文学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它取代了我对科学的兴趣。说它是一种神召，意指试图对文学的陌生性作出让步，而不能过多地解释为去面对它。我总是认为自己极其幸运地找到了这种职业——在大学教学与研究，它竟然给予我的是让我做我最想做的与将要做的，无论如何，即使我并没有为它付出什么。 我在奥柏林第一周的“迎新会”上遇见了我未来的妻子多萝茜·詹姆斯（Dorothy James），就如短语所说的，它属于“一见钟情”。我在奥柏林追了多萝茜4年，尽我所能击退了竞争的追求者们。在鼓励我转换为英语文学专业上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总是以其他各种方式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到现在已经结婚54年。我从奥柏林提前了半年毕业，毕业于1948年1月，当时我才19岁。在那里我最好的老师是一位文艺复兴的学者，名叫安德鲁·邦焦尔诺（Andrew Bongiorno）。除了在班里教我与其他同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外，他还在每周一次的一对一的教师面谈时间在他的家中教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他的妻子总是以咖啡和巧克力饼干招待我，这是我对文学理论发生兴趣的开始，也许与美味的巧克力饼干有着某种联系。 1948年2月，我直接上了哈佛研究生院。多萝茜与我于一年后的1949年开春时节结婚。在婚后第一周当我必须写出一篇研究生课程论文时，多萝茜学会了当一个学究式的人的妻子将像什么。那个夏天我们在缅因州的贝塞德（Bayside），在她父母的夏季住宅里度过了我们真正的蜜月。那年8月，我染上了脊髓灰质炎，它造成我的右胳膊麻痹，所幸其他肢体未受感染，我也没被这一残疾构成大的妨碍。我仍然开船，爬山，每两天一次慢跑，驾车等等，尽管我也不得不练了几个星期用左手写字以准备当年秋季返回研究生院。 我第一次教学是在哈佛，作为享受奖学金兼任一定教学工作的特别研究生（Teaching fellow）。在此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象征的想像”，它一直未曾出版。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是论文的指导老师。当然，我从哈佛的老师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不管怎么说，我从自己所做的理论阅读中学到的甚至更多，它在一定程度上违背英语系精神气质的特性，因为在那里不设文学理论课。我阅读了I. A. 理查兹，威廉·燕卜孙，威尔逊·奈克（G. Wilson Knight）, 布莱克默尔（R. P. Blackmur），还有“新批评”，埃兹拉·庞德的批评著作，特别是康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我的博士论文浸染着柏克的思想，它是将柏克的作为“象征行为”的文学理论应用于狄更斯的小说解读的一种尝试。柏克视写作行动是“包含一种情形的一种策略”，我以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包含我自己情形的一种策略。它所是，即在于试图从我的大多数哈佛的老师们所实践的文学史游移开来，而走向一种更理论化的研究。尽管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坚决不赞成柏克，但他用了一个周末读了这篇论文（尽管它是庞大的两大卷东西，打印稿有好几百页）后，接受了它，只给了一个评语，他说，也许，我有时应该使用“that”，而不是“which”。我至今仍不太弄得懂一个限定性与一个非限定性从句之间的区别，但发现你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that”，并将你的所有从句当作非限定性的。我的论文的另一个读者，艾伯特·格拉德（Albert Guerard），称赞了它并对我进行了鼓励。布什先生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赞成这篇论文，因为他一年后推荐我去应聘我于195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获得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职位。这发生在我或多或少不满意于在威廉斯学院当一名讲师的这一年之后。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我在那年开始意识到我要在一所研究型大学教书。 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件幸事便是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一职位。我在那里非常愉快地教了19年书，从1953年到1972年。那些年霍普金斯是一个棒极了的地方：它的英语系不大，但很杰出，有很好的学生可教，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它拥有一个出色的图书馆；在其他的人文科学系有着一批杰出的同事如利奥·施皮策（Leo Spitzer）, 乔治·普莱（George Poulet ）, 洛夫乔倚（A. O. Lovejoy）, 乔治·博厄斯（George Boas），以及了不起的考古学家威廉·奥尔布莱特( William F. Albright)。 教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教员俱乐部一块吃午餐。我在那里遇到很多来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系的同事，关于科学工作的方法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设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按我的经验，最接近的具现，便是那些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当我被给予霍普金斯的职位时，当时的系主任，唐·卡梅伦·艾伦（Don Cameron Allen），一位有学问的、杰出的文艺复兴学者，对我说，我可以教我所喜欢教的任何东西，“只要它不是纯理论的。”他起疑心是对的，因为恐怕从我的教学与写作一开始，我就是“纯理论的”。不过，艾伦总是强力支持我与我的著作，即使他自己的著作风格迥异。为此我对他极其尊敬。我在英语系最密切的同事是瓦塞尔曼（Earl R. Wasserman），他是一个很棒的学者、教师，同时也是我在霍普金斯的岁月里忠诚的朋友，尽管我们就“建制的形式”的必要性问题发生无休止的争论。他认为存在这种必然性，我则不能信服。靠着一种侥幸的偶然，在霍普金斯的第一个夏季我不期读到了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的第一篇论文，它被译成英文，作为首篇登载在《人类时代研究》（Studies in Human Time）。我认为它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当我了解到普莱就是罗曼语系的一个同事时，我高兴极了，他成了我关系密切的朋友。他的著作对我的著作很快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譬如我努力修改我的博士论文，让它成为一本出版著作。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来改写，包括在威廉斯学院那年以及在霍普金斯的第一年里，以致于我的第一本书，尽管也是论狄更斯的，但与博士论文已经完全面目全非。瓦塞尔曼（Wasserman）、普莱（Poulet）和我常常在一起吃午餐，至少一周一次，讨论如何阐释文学，普莱的“现象学的”研究与瓦塞尔曼不妥协的“新批评”互不相让。我自学了法语，多少能流利地阅读，所以我能读普莱、萨特（Sartre），还有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论文，随后还读有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阿尔伯特·贝甘（Albert Béguin），马赛尔·雷蒙（Marcel Raymond），让-皮埃尔·理查德（Jean-Pierre Richard），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伊曼纽尔·列维纳斯（Immanuel Levinas）。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与胡塞尔（Edmund Husserl），我读的是英文。简言之，我成了现象学批评家的一种美国版本，这反映在我的头三本书中，它们是《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上帝的消失》与《现实的诗人》。后两本书完成于伦敦和意大利的Fiesole，在享受一年的Guggenheim基金资助的期间。 这一次资助期间，我专教19世纪与20世纪英语文学，不过，我私下里变得对法国和德国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包括法国文学，例如波德莱尔与兰波。我读法国的期刊，如：《现代时报》（Temps Modern）,《批评》（Critique）,《南方笔记》（the Cahiers du Sud）与《法兰西新杂志》（the Nouvelle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布朗肖每月登在这最后一种杂志上的论文对我来说是知识事件，尽管我对布朗肖的叙述还理不清头绪，我记得当时试图读他的《托马斯· 伊 ·奥伯斯居尔》（Thomas I’obscur），还是一头雾水，最终我在人文中心获得一个联合职位，名为霍普金斯的比较文学，因此，我能教一些上述东西。无论如何，我得承认，法国与德国的文学及理论对我产生了持续多年的吸引力，但部分是属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个人私下的、某种程度上偷偷摸摸的事情，而非一种职业的要求与责任。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罗宾（Robin），一个女孩，生在1951年，当时我还是研究生院的学生，就像我与妻子过去也都是出生于我们的父亲上研究生院期间一样。第二个孩子，马修（Matthew）生于我在霍普金斯任教的第一年，即1955年。莎拉（Sarah）是我们最小的孩子，生于1962年。我们住在巴尔蒂莫（Baltimore）的一所棕色海滨砂石石板顶的大宅子里，有8个卧室可以让孩子们独自分享，同时我也有一间独立的房间专门用于学习。较大的两个孩子住在三楼，这样当马修早上三点在上面听甲壳虫乐队的时候，一个人在楼下只能听到一种远距离的隆隆的低沉的回响声。三个孩子最终都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们都在教书，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多伦多，另一个在夏威夷的Kauai岛。三人都结婚了，马修结了又离了。两个有孩子，我们有三个孙子，两个在上大学，其中一个叫杰西卡(Jessica)，学神经系统科学，另一个叫杰里米（Jeremy），学计算机科学，第三个，是我儿子的女儿，爱米莉（Emily），是Kauai岛的一位艺术家与电脑绘图设计师。一种命运似乎将我的所有的儿女和孙儿们都圈定在学术的环境里，尽管他们进行过抵制，至今只有爱米莉逃脱了这种悲惨的命运。 初遇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开创了我人生的一个新时期。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以“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为题的这次著名的会议上，尽管我错过了他的论“人文科学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演讲，因为当时我上课的时间与这场演讲冲突。那天的晚些时候，我在霍普金斯的研究生院遇见了乔治·普莱。他告诉我，德里达的演讲反对一切，包括他自己的著作（那是指普莱的）也被触及了。普莱那时的著作是论述派系与中心的，相反德里达的讲话是关于去中心的。不过，普莱说，这是会议开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发言，尽管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与很多其他知名人士也提交了论文。我还一直记得普莱说这些时的智识洞见与慨慷的神情。他是对的，德里达的演讲标志着所谓解构主义进入美国知识界的重要时刻。我当时已经在开始读法文期刊上的德里达的文章，在1965年12月和1966年1月的《批评》上读到了他所发表论文的两大部分，最后它们发展成了其《文字学》的第一章。 当德里达几年后作为访问教授来霍普金斯的时候，我去过他的第一期研讨班，我去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能听懂他讲的法语。这是一个关于柏拉图的论模仿与马拉美的“Mimique”（“La double séance”的部分）进行比照的研讨。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那是一个绝对有才气的研讨。从那次起，我就一直成为德里达研讨班的忠实的参加者：第一次是在霍普金斯，然后在耶鲁，现在在厄湾加州大学。在霍普金斯，我们开始一起吃午餐，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我们之间坦诚的友谊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德里达与他的写作一直对我产生着主导性的智能影响。 我第一次遇见保罗·德曼是在耶鲁的一次以文学理论现状为题的会议上。那会儿他在Zuerich，同时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授。他做了一个关于卢卡契的精彩报告，它最终成为《盲视与洞见》中的一部分。那次会议上他与我的谈话对我产生的影响，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告诉他我对主体间性兴趣浓厚，他则坚决地告诉我说，这是一个死胡同，因为它远离了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语言。我说我正在读海德格尔的后期论文，他回答说，这些也很危险。如果我一定要读海德格尔，他说，那应该是读《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他的劝告如此真挚且断然，致使我不容置疑地言听计从。接下来在伦敦的一年中的无数个凌晨，我都潜心在读《存在与时间》的英译本 ，当时我第二次获得Guggenheim基金资助。德曼与我在霍普金斯成为了为期一年的亲密同事，随后他去了耶鲁，几年之后我于1972年追随他去了那里。 我在耶鲁的14年是富于成果的，也是愉快的。首先我只是在英语系，但最后学校给了我英语与比较文学系一个联合职位，它在我获得Frederik W. Hilles教席这一指定职位的巨大荣誉之前。我总认为，当时耶鲁大学的校长Kingman Brewster给予我这一职位是由于妙不可言地混淆了两个名字的拼写，“Hilles”为这个职位，“Hillis”为我的中间的名字。我被告知说，两个名字都是意指“这些山的”，或者按通俗的美语，人们可以说“山地内部的贫农”。 耶鲁的本科生与研究生都是世界一流的。我在文学专业方面担任了很多本科教学。在那里，我与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彼得·布洛克斯（Peter Brooks）以及其他人一同任教。我担任英语系的主任，就像曾在霍普金斯任主任一样，另外还担任文学专业的主任，比较文学研究生学习的负责人。耶鲁待我非常好。他们给了我大量的管理工作做，也有很多博士论文要指导。自霍普金斯到耶鲁直至现在的厄湾，这些年来我指导了大量的博士论文。在众多的同事中，我对这些学者教员中如此多的人取得杰出成就深感骄傲，同时，也为那些没有很大名气，作为教师与学者，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人们感到骄傲。我同样非常珍视我在系列的夏季学院教师研讨班授课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职业联系，这些研讨班是由人文科学国家捐赠基金这一机构主办的，在厄湾与达特茅斯的批评与理论学院各教一轮。我猜想我在耶鲁的那些年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我与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雅克·德里达与我自己所组成的所谓“耶鲁学派”的联系。《解构与批评》收集了我们五个人的论文。这本书是这个团体的宣言，并且还在被印制出版。我继续写着专著与论文，也在美国国内与国外的很多大学做学术报告或进行短期的访问教学。 总结我自己的著作与我的书的序列，是一件冗长而乏味的事情，那么，我将讲一个故事。当我初到耶鲁时，我妻子与我在康涅狄格州的贝茨尼（Bethany）买了一座18世纪的“提盐器”房子，耶鲁位于纽黑文（New Haven），它在距New Haven以北8英里处。我的大女儿与她一家现在就住在这所房子里。我在任耶鲁英语系系主任时，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每天早晨5点开始工作，以仿效安东尼·特罗普（Anthony Trollope），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写小说的。一早就工作是我担任系主任期间能做自己的事情的唯一办法。在那些年，我以普通地手写的方式，一本又一本记笔记，记一点念头、梗概等，写了很多东西，完成了一些论文或著作的章节。我从手写的手稿口授，我的秘书以手动打字机将它们录入。只是在80年代初期，我才突然从在日记本上手写转换为计算机写作。我现在只使用计算机。我还处在我的日记本写作阶段的一天早晨，我产生了做一本关于叙事理论的书的构想，它将被结构得如同一座迷宫，它有着逐渐缩短的9章，作为越来越被逼进的迷宫的中心。最后一章，我自己思忖，将只有一个句子。一切围绕线路的图像组织。我的书潜在地受着阿里阿德涅、忒修斯、狄奥尼索斯以及希腊神话中的人身牛头怪物的故事以及克里特岛的迷宫的参照所左右。我考虑了一些章节：论情节、论人物、论图形、论地形，诸如此类。每一个理论话题将以对一部或几部文学作品的解读来阐明。乔治·梅瑞狄斯的《自我主义》为一章，标题为“人物”，便是一个例子。当我开始写作这些章节的时候，每一章都变得越来越长，直到它单独成书或至少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长度的一章。最终的结果是我的整个一系列的书都概源于那个凌晨的一个念头，它们是《阿里阿德涅线球》、《插图》、《地形学》与《解读叙事》。我一直对原初的那个想法既忠实又背离。我至今仍然记得在那个明媚的凌晨我是多么兴奋，怎样的一番远景展开在我的面前等待着我的探究啊！ 关于我的写作，我将再说一件事情，那便是几乎所有的写作都直接产生自教学。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对我而言，尽管我爱教学是因为它自身的原故，同时教学也一直是试验各种观点与具体作品解读的一个必要的论坛，最终它们会找到自己的途径进入论文与著作之中。 在耶鲁我最密切的知识分子朋友是保罗·德曼，尽管我也非常珍视我与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的友谊，当然还有与德里达的友谊，他一年中有5周住在耶鲁。我偶尔到布鲁姆家喝茶，通常一周一次与保罗·德曼在“那不勒斯匹萨屋”共进午餐。他总是吃一个烤奶酪三明治，他小心地去掉里边的生菜叶。说耶鲁“四人帮”（或“五人帮”，如果算上德里达）曾聚集在一起策划了文学研究的一场革命，无论如何，这是不属实的，尽管有些人可以想象。就我所记得的而言，我们五人从不曾因为任何目的私下碰到过一起。即使《解构与批评》，也是通过电话形式或写便函来组稿的。对这些同事我最钦佩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构想，而是他们对文学作品或对哲学著作的具有穿透力与原创力的解读的巨大的才能。 德曼1983年去世后，耶鲁对我来说成了一个少了些智能兴奋的地方。直到他去世后，同时我搬到厄湾之后，我才了解他的战时写作。1986年，我接受了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所给予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的供职。那是在我担任全美现代语言协会主席那年。我们搬到厄湾去的决定，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表述的话，是“多重决定作用”的结果。它使我妻子获得了一个拥有一所建筑师设计的现代住宅的机会，也获得了充分利用加州极棒的园艺机会。它对我的吸引力在于，我能在这样一所大学教书，在那里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课程要求，也有像批评理论研究所这样的建制。厄湾人文学科的元老默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与哈泽德·亚当斯（Hazard Adams），曾在那里工作过，文学理论在耶鲁当然没有普遍建制，你仍然能原则上获得英文的博士学位而无需知道任何文学理论。另一个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我在这样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立大学的这一分校执教的机会。加州，种族融合之地，科学家与高科技行业惊人地云集于此，高速公路，购物中心，后现代的高楼，对于我或好或坏，但肯定代表世界文明的未来。它不断被地震、森林火灾、泥石流、洪水或长期的干旱所困扰。加州是美丽的，特别是Sierra山脉，还有沙漠与海滨。它远非地上的天堂，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气候与不稳定的地质结构的地方，然而，或许有点违背常性，我发现已经这样在加州生活或未来在加州居住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尽管有地震与森林大火。加州，对于我这样一个惯常的东海岸人，似乎总像是异国他乡，还能在什么别的地方阿诺德·施瓦辛格（Schwarzenegger）能成为州长？再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在于，这个学校的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亚裔，对很多人来说，英语是第二外语。最后一点是我将与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Gois Lyotard）共事，我也能携德里达一同前往。他将他在耶鲁的每年五周的研讨班挪到了厄湾。他主动请缨，第一次开始用英语讲课。我非常享受我在厄湾的16年，我专教研究生。厄湾的研究生是一流的，一点不含糊。我拥有大量的时间写作。三年前我变为非全职在岗。去年夏天，我带着杰出研究教授的头衔在职务上名誉退休，只在“召呼”我的情形下返回厄湾。 很早以前，在60年代，我妻子和我在缅因州的Deer岛（Deer Isle）买了一所带两英亩海滨的小房子，我是用我从Danforth基金会获得的一笔教学奖励金购买的。我的妻子在她8岁的那个夏天就来到了缅因州。她父母的房子在Penobscot海湾的另一边，距我们一小时的车程。她的兄妹也住在缅因。我们夏天住在Deer岛已经有几十年了，它现在是我们的永久性的家。我现在还在那里驾着帆船航海。去年夏季前我与大女儿及外孙女，爬上了Mt. Katahdin——缅因州最高的山（5000英尺高），我们家三代一起站在山顶，有照片为证。这些年间，我们扩建了Deer岛的房子，使它适合一个大家庭合住，让儿女们及孙子们都有自己的房间与他们各家自己的厨房。Deer岛的房子现在是我们正式的住所，不过冬天我们搬到大陆住，不久前我们购买了一所较靠近文明世界的房子，这指的是它靠近一个镇，镇上有一个大的超市与一所医院。 2004年我将再回厄湾一次，去教五周课，实际上相当于10周的研讨班，因此每周要教双倍的课时量。在厄湾我仍在指导大量的博士论文，我甚至仍然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后访问学者与博士生。同时我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作学术演讲，例如前几个月，我就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在德国、在英国、在瑞典以及在中国进行了演讲。我阅读文学、围绕文学写作、就文学及文学理论进行演讲的使命感，与从前一样强烈。 我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提到，我再三来中国演讲，在很大程度上，对我有着职业的与个人的双重意味。在这个晴朗的寒意的秋日，我在缅因州的塞奇威克的冬季住宅里写这篇自述，此地与北京、苏州、杭州远隔千山万水，我与中国的联系与友谊是我平生交往中最重要的。我特别想起我与北京大学的申丹、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的王逢振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88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就王逢振而言，甚至还要更早，始于我初到厄湾的1986年，他当时作为访问博士后在厄湾。在中国那么多的人一直对我友善而慷慨，以致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出来。我向他们所有人致以我最友好的问候。 塞奇威克，缅因，美国 2003年11月15日 原载：学术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