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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城堡》是奥尔罕·帕慕克的第一部历史小说讲述的是17世纪一名年轻的威尼斯学者在土耳其的奇遇。威尼斯学者“我”怀着“东方主义”心态，在从威尼斯驶向那不勒斯的航海途中，被一群海盗掳到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霍加把“我”从死刑场上救下，“我”成了霍加的奴隶。奇妙的是，奴隶与主人长得一模一样，并成为朝夕相处的伙伴。霍加从“我”身上了解西文明，分享彼此的思想和人生。“我”与霍加一起从事学研究，从梦幻般的烟火表演到噩梦般的战争机器。在共经历了瘟疫、奥斯曼宫廷内部争斗后，霍加晋升为皇室星相家，“我”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在攻打“白色城堡”多皮欧堡，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时，两人受命研制的战争武器在城堡前陷入泥沼，毫无用处。最后霍加和“我”在白色城堡的阴影下互换了身份，土耳其人霍加选择了逃离过去，奔向了想象中的威尼斯而威尼斯学者“我”则作为替身留下来继续加的生活，他们各自成为了对方。《白色城堡》这本不到二百页的书里，写的是个人的虚构历史，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强调了身份与换位，探讨了身份认，解剖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阐释了东方文化要融入西方文明的艰难。 小说首先展现给读者的是身份认同问题。小说第九章中苏丹说过：“实际上，所有的人生都很相像”。最后一章苏丹又意味深长地说：“各地的人一模一样，他们可以取代彼的位置。”主人公霍加和“我”虽然思想知识习性截然不同，但是两人外貌相同，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体双生，彼此为镜。长年累月的相处，两人逐渐混淆了彼此的身份认同，越来越以分辨，思想和行动渐趋一致，他们甚至比对方更熟悉对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虽然实际上是主仆，但本质上两个人互相映照，在断互相了解互相挖掘对方思想的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置换，将思想互相倾注到对方的心灵中，完成了彼此的抵达。 混淆身份认同的情节在小说中时有出现。霍加与“我”相像，常常困扰着帕夏；帕夏还说，“他曾试着想起我的面孔，但想到的却是霍加面孔”。而“我”也曾做过这样一些梦：“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国，和我的未婚妻结了婚，婚礼上没人发现他不是我。而我则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角落里观看庆祝活动，遇到母亲及未婚妻时，尽管我流泪，但两人却没有认出我。”“我躯体离我而去，联合一个长得像我但脸孔被阴影遮盖的人，两人共谋对我不利。” 在混淆彼此身份认同之外，小说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不同。这种区分的过程让人恼怒。尤其是当苏丹让一个头脑简单的模仿者学习两个主人公的一举一动时，这个模仿者不仅能“就像是霍加在说话”、“如霍加那样”、“完像霍加一样”、“简直就是我”，活灵活现地模仿霍加和“我”中的任何一个，甚至能“模仿半是霍加半是我”的样子，“我”惊讶无比地看着这个外形、长相、衣着跟“我们俩”绝无相像之处的人，表现得看起来和“我们”一模一样，使“我惊愕不已”，“完全着了魔”，“我”和霍加两个人都被苏丹这种恶作剧惹恼了。苏丹好奇地接近他们，特别是对“我很有兴趣，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教霍加的”他仔细区分出这两个相似的人到底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从对方学来的，“霍加身上有多少是霍加，有多少是我，而我身上又有多少是我，有多少是霍加”。 虽然“我”和霍加长相一样，但两人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他们文明程度的不同。霍加和“我”分别代表着东方和西方，而“白色城堡”则象征着西方文明。 白色城堡出现在小说接近尾声的部分，那是一座波兰人的城堡，位于丘的丘顶，落日余晖照在旗帜飘扬的塔楼上，很漂亮。主人公犹豫着要不要把费尽心血研制的武器派上去，但突然觉得那白色城堡是“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而且“我们的士兵永远无法抵达这座城堡的白塔”，于是退却了。那架有着“移动的城堡”、 “庞然大物”和“独眼巨人”等许多称号的终极武器就这样止步于沼泽面前，土耳其大军的西征之旅也随之结束。“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这也许正是帕穆克对西方的比喻。那架令所有土耳其人望而生畏的恐怖机器，本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结晶，是霍加和“我”殚精竭虑的成果，可在白色城堡面前完全瘫痪。这其实就意味着，近代与现代相会的历史时刻，一个国家的西化梦想落空了。 但就像小说里展现的那样，国家的失败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在微观的、人的领域，那些被“他们激起的困惑和迷狂依然在“我们”之间痛苦地震荡着。这才是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中要着力突出的。 帕穆克在作品中把东方和西方、一个人的这一面和那一面，具体地赋予了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人物，并让他们做起了彼此折磨的头脑游戏。我是谁？你是谁？“我们”和“他们”的大脑内部结构有什么不同？这些难以探讨的问题，一直困惑着霍加。而事实上，东西方两种文化本为一体，既有冲突，又有调和与互融。读到最后，让人再也难以分清身份交换的双方，小说最后一章苏丹也意味深长地说：“各地的人一模一样，他们可以取代彼此的位置。”其言下之意，归根结底人都是一样的人，所谓文化的差异和宗教的冲突，无非都是一种外在的附加物而已。 由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东方面对西方时产生恐惧，害怕失去自己。在小说中，这一恐惧最终以霍加的“投奔”而告结束。霍加通过“我”了解西方文明，起初是好奇，接着是向往，在两人谈论“我们”和“他们”时，霍加就说过“他多想成为别的什么人”；然后是恐惧，企图通过强迫“我”和其他西方人自述丑行来贬低西方，疏解自己的恐惧。同时霍加又认识到东西方的悬殊差距，他一方面“想和‘他们’培养的科学人士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又为苏丹撰写了“末世之书”，虚构失败的场景，陈述自己对东西方命运的认识，劝诱苏丹赞成他研制惊人的武器以立于不败之地。出征波兰后，霍加乃至苏丹都企图通过攻占白色城堡，达到融入西方文明的目的。后来因帕夏和军队的传言和诅咒，霍加“充满了厌恶和气愤”，“不再对胜利怀抱信心了”，他说“如果他们要的是他的头，而不是我的，他会感到很幸福”；他“要我多跟他说说那个地方——我的祖国”，他要“详细事实，他问及我母亲、未婚妻和兄弟姐妹的事”；他谈论“我们”和“他们”时，“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悲伤”，“他说他爱这里的所有人，要离去很难”；多皮欧堡没有攻下，霍加前往王帐深夜未归，“我”就幻想着霍加“没有通知我就径自前往在黑暗中闪现微光的城堡白塔，他摆脱了守卫，渡过了沼泽，穿越了森林，早已到了那里”；霍加回来后，“直到天明，我都和他谈到以前在祖国的事，告诉他怎么能找到我家，谈到在恩波里与佛罗伦萨人们怎么看我们的以及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个性”，“我跟他谈了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我小弟背上的大痣”。面对白色城堡，西方文明的象征，最后他们换穿了衣服，霍加与“我”交换人生，辗转来到威尼斯，享受着“我”的爱情与生活。 然而，以逃离的方式就真的能抵达西方文明吗？正如艾夫利亚问的，“我是否相信这两名交换了身分的男子在他们的新生活中能够快乐？”作为土耳其人的霍加，逃到西方后，“他写了一堆书，描述他在土耳其人之间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经历”，“他的文章大受欢迎”，“他在各个大学里讲课，变成了富人”。他结了婚，买了房，正在写一本名为《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的书，其实他写的就是他自己。意大利访客的评价是：“他并不是土耳其人真正的朋友，他直言不讳地写出了他们丑陋的事，”“他写道，我们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他像谈论塞满旧垃圾的脏碗柜一样谈论我们的头脑；他说我们不会再有好转了，除了向他们投降，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而此后会有数百年一事无成，只能模仿我们投降的对象”。虽然“他本想拯救我们”，“的确曾经非常非常想要拯救我们。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就没有魔鬼般的邪恶”，意大利访客甚至还“说了一两个他脑中大约记得的关于‘他’贪财的流言”。 看到这里，我们忍不住发出感叹，白色城堡，如此美丽却难以抵达，这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与互融过程中又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原载：《文景》2008/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