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 从1939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45年，以4月30日的希特勒自杀和5月8日的德军投降终止了欧洲的战事；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也以9月2日的日本签署正式投降条约而告结。这是法、英、美、苏和中国五个“同盟国”的伟大胜利。为使世人了解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法国的六名记者应美国战争情报署之邀，于1945年1月12日搭乘军用飞机，去访问美国。经巴黎被占领的最后几年具有极大影响的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Combat）主编阿尔贝·加缪推荐，该报的积极撰稿人、作家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1905-1980）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团出访。 在这次出访美国的时日里，萨特的女人名单中又增添了一个新人物，那就是美国作家阿克塞尔·马德森（Alex Madsen）在《波伏娃和萨特的共同旅程》（Hearts and Minds: The Common Journey of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1977）中说的，“他被雕塑家戴维·黑尔介绍给多萝丽斯·V，在两个夜晚的求爱之后，他成了她的情人。” 这里隐去真实姓氏的多萝丽斯·V，即是多萝丽斯·瓦尼蒂（Dolores Vanetti）。 多萝丽斯是法国人，嫁给美国的西奥多·艾伦里希医生（Dr. Theodore Ehrenreich）后，一直生活在美国，直到2008年7月13日以96岁高龄在纽约的家中平静的睡梦中逝去，但都没有失去法国的口音。多萝丽斯是一名电台记者，二战中，她通过“自由法兰西之声”（Voice of Free France.）从纽约向法国人讲话，为人们所熟知。一生中，她结识了很多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名人朋友，包括大画家马赛尔·杜尚、大诗人安德烈·勃勒东。 这是一个少有的奇特女人。她爱好广泛，喜欢捕鸟，喜欢采蘑菇，喜欢收藏艺术品，喜欢人类学考察，喜欢去世界各地旅游，还喜欢一支又一支地抽烟，她曾做过演员，以惊人的美艳为人所称道，极大地吸引萨特，是萨特的缪斯。 萨特在情感的倾注上是自由的，不过也只能说是半自由，因为他与女作家波伏娃之间，从结成爱情之日起，在长达数十年的感情维系中，虽未举行过婚礼，却订有契约式的协议，确定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必需的”，但没有履行一夫一妻制的义务，对方只有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才是自己的一切，各人另外都可以有“偶尔的”伴侣，只是应让对方知晓。这就是说，他们在把对方作为不可缺少的爱的同时，既允许自己，也允许对方有“偶尔的”风流韵事。他们是这样订了，他们一直也都是这样实行的。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出身于巴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15岁时就决心将来要做一位名作家。中学毕业会考后，她先后入天主教学院（Institut Catholique）和圣玛丽学院（Institut Sainte-Marie）学习数学和文学、语言，最后进了巴黎大学著名的索邦学院（Collége de Sorbonne）。在这里，她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也是在这里开始熟悉未来的大哲学家萨特的。 先是1929年，21岁的波伏娃参加哲学方面的学衔考试（agrégation），是所有考生中最年轻的一个，并以第二名录取，第一名是24岁的萨特。于是，波伏瓦去了鲁昂的寄宿学校任教。萨特则任勒阿弗尔（Le Havre）中学的教师，1933年至1934年曾花一年时间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Institut franais）研究胡塞尔现象学；1937年任纳伊（Neuilly）中学教师；世界大战开始后，于1939年加入法军，法国解放后脱离教职，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写作和出版事业，不但他创办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是左派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存在与虚无》、《想象力的现象心理学》和《恶心》、《苍蝇》等多部哲学和文学作品。 在这些时间里，波伏娃和萨特分居两地，但在感情上是密切不可分，同时也尽量待在一起，使情人和朋友的双重关系融合成为一种生活，让他们所说的两个“你”创造出一个“我们”。 只是，尽管如此，而且尽管在此之前，他们各人都另有“偶尔的”依附，当得知萨特和多萝丽斯·瓦尼蒂闪电式地相爱到已经无法分离，甚至约定希望每年都能相聚二三个月，而事实上也确实在这样做时，波伏娃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好在时间不长。 波伏娃8岁时就开始写作，而真正开始展露才华是在50年代。她以她自己、萨特和她学生奥尔迦·科萨凯维兹（Olga Kosakievicz）的故事为基础、写于1935至1937年、表现一位少女在一对夫妻家做客，不知不觉中使他们的夫妇关系遭到破坏的小说《女客》（L' Invitée）于1943年出版，为她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承认；1941年至1943年，她又创作了《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在1945年出版后，引起文坛的轰动，被认为是法国抵抗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存在主义文学之一；同时她还在1943年和1944年写了最早的哲学随笔，题为《皮鲁斯与斯内阿斯》（Pyrrhus et Cinias）的论理学论文和小说《人都是要死的》（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此外，她和萨特的情侣关系以及和萨特一起出版那份极有影响的《现代》杂志，也为她大大地扩展了知名度。 大约半年前，波伏娃和萨特一次与苏波见面时，苏波曾对波伏娃有过承诺。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是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二战后曾去美国旅游，现在主管外交部对外文化联络司。因为萨特说过，像他、波伏娃和加缪这些为传统所困惑的法国作家，对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等创造了新技巧的作家们都非常欣赏，所以苏波允诺说，如果波伏娃真想出去看看，那么文化联络司可以组织一次巡回演讲。于是，由联络司提供机票，波伏娃于1947年1月飞往美国，在纽约长岛的拉加迪亚机场（La Guardia）着落，在那里作四个月的巡回讲演。 美国的确有她可以向世人展示的资本。当时，二战结束后仅两年，波伏娃回忆说： “法国、意大利还在苦度难关，瑞士也毫无生气。但这时的美国以其富庶、多彩令我折腰：街道、商品橱窗、汽车、烫发、皮衣、杂货铺、五彩缤纷的霓虹灯、风驰电掣的飞机、火车、汽车和远洋快轮，从尼亚加拉的雪景一直到亚利桑那的沙漠的多姿的自然风光，整日与我交谈的各色人等令人目不暇接。”（陈际阳等译） 四个月里，波伏娃乘火车、汽车和“灰狗长途客运车”（Greyhound），西至太平洋之滨，东到大西洋岸，足迹几乎遍及全美国。她去好莱坞，游览大峡谷，观赏圣安东尼奥动物园和水族馆，还深入新奥尔良，甚至去了拉斯维加斯。她在纽约孔代·纳斯特报业集团（Condé Nast）安排的鸡尾酒会上接受拥抱时，被《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赞称为“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日程的内容是丰富的，但波伏娃仍不时感到孤独。正如波伏娃所承认的，在这段时间里，她主要是和知识分子交往，却也喜欢去公共场所，尤其是当她发现，虽然她的日程一般说是根据讲演计划安排的，“我仍有大量余暇去碰运气，找刺激”时，她感到这是最幸运的。 于是，一次最幸运的刺激，或者说是最刺激的幸运让她碰上了，这就是在芝加哥密歇根大街参观密歇根艺术学院的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时，经由在洛杉矶、巴黎和旧金山三地居住的女画家玛丽·古根海姆（Mary Guggenheim）的介绍，与作家尼尔森·阿尔格伦见面，从而导致两人长达数年的越洋之恋。 尼尔森·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1909-1981）生于底特律，父亲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瑞典人，母亲为德国犹太人的后裔。阿尔格伦3岁时随家迁居美国，并在芝加哥受的教育，1928年进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于1931年“大萧条”时期毕业，获学士学位。 出校后，阿尔格伦以做推销员和农业季节工人在南部和西南踏上人生道路之时，写了一个短篇。他是在1935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靴中人》（Somebody in Boots）后才成为一位作家的；后来，他又出版了《早晨不会来》（Never Come Morning,1942）和短篇小说集《霓虹荒野》（The Neon Wilderness,1947）。但都是平平之作，他第一部受欢迎的成功作品是1949年的《金臂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小说主人公弗兰基·梅钦是一个火钳商人，由于吸毒成瘾，身体衰弱，使其“金臂”，也就是商业受到威胁。作品于1950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被认为是二战后具有重大影响的小说之一。1955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出演主角的是大明星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在此之前，阿尔格伦和波伏娃彼此都毫不了解。阿尔格伦甚至问玛丽·古根海姆：“Who is this' Simon Boo-doir' anyway?”连波伏娃这个法国名字都说不清楚；波伏娃也没有听说过阿尔格伦这个人。波伏娃原来也无意要去认识他。是在纽约与一位叫内莉·本森（Nelly Benson）的年轻知识分子共进晚餐时，她对她说：“你到芝加哥时，替我去看看阿尔格伦……”波伏娃才给阿尔格伦打了电话。不想两人一见面，一个是“prettiest existentialist”（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另一个身高一米八五，前额宽阔，脸面方正，一头浓密的黄色头发，颀长而伟壮，相互立即产生吸引力。阿尔格伦带她去内华达州雷诺城的一家赌场（a Reno casino）下注，去纽约中央公园著名的普拉扎大饭店（Plaza Hotel）尝试吸大麻，穿上防水衣看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带她在芝加哥亲身体验吗啡瘾患者和小偷的生活……只是波伏娃马上就要另去它处。于是，她答应说，等她巡回讲演结束回芝加哥后再与他见面；阿尔格伦则表示，她来之后，他将为她展示真正的芝加哥。 “在开往洛杉矶的火车上，我读他（阿尔格伦）的一本书并想起了他。”波伏娃后来在她的《越洋之恋》（A Transatlantic Love Affair）中写道，“他住在一间肮脏简陋的居室里，没有浴室也没有冰箱，小径旁全是冒着热气的垃圾桶和飘飘忽忽的报纸，在闻惯大饭店和豪华宾馆浓重的钱币气息觉得难以忍受之后，对这里的穷困似乎有一种新鲜感。” 四个月的美国之行，让波伏娃留下一部《美国的日日夜夜》（L' 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于1954年出版。这是一部纪实报道，记述了她在美国的活动；对她与阿尔格伦的恋情，只是一笔带过，且只用阿尔格姓名的缩写字母NA。这一感情关系的细致描写，则可以从她1954年出版的小说《名士风流》看到。 在《名士风流》的第六章中，波伏娃真切地描写了安娜·迪布勒伊如何抵达纽约，随后去芝加哥、圣路易、新奥尔良、费城，然后又回纽约、去波士顿、蒙特利尔的“一次美妙的旅行”；写到她如何穿过“放着一个垃圾桶，正冒着热气”、“透溢着一股贫穷的气味”的小径，来到刘易斯·布洛干的家，见到这位“相当年轻、高大的男子”，由他陪着去了酒吧、歌厅、杂耍场，感到“度过了美利坚之行的最好的一个夜晚”。只是觉得这“一天，太短暂了。我得再来”。于是，在第二次见面时，两人“一下子就堕入了情网”，安娜甚至在布洛干居住的那个陋室里“一起度过了第一夜”：“他光着身子，我也赤条条的，可我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的双手从我的头发一直抚摸到我的脚趾……我早已失去了欲望，失去了肉体，如今我……重又拥有了肉体，……这一切都是多么神奇……”（许钧译） 在这里，波伏娃这位当代女权主义的先驱是以她著名的“第二性”的理论来阐释她对女人和两性的看法，就是“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动地变成女人的”；“要求被社会和道德的实际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终生都能给对方以肉体快乐是绝顶荒谬的”；“男人自己作主，女人也自己作主”……在小说中，安娜·迪布勒伊离开丈夫，与刘易斯·布洛干度过这“神奇的”一夜之后，使这个原已“失去了肉体”的女人，“重又拥有了肉体”，“把我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读者不难看出，波伏娃小说里的精神分析学家安娜·迪布勒伊就是写的她自己，这个刘易斯·布洛干就是尼尔森·阿尔格伦，而安娜的丈夫罗贝尔则是萨特。 自然，《名士风流》绝不限于通过这类男女恋情来表现作家有关两性关系的观点。小说还从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展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着重表现了以让－保罗·萨特（小说中的罗贝尔·迪布勒伊）为一方与阿尔贝·卡缪（小说中的亨利·佩隆）和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小说中的维克多·斯克利亚西纳）为另一方之间的思想交锋，可以说是再现了这段时间里的存在主义的历史，正因为这样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使小说荣获“龚古尔奖”，被认为作家波伏娃最著名的小说。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2-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