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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影响从来就是相互的。当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向海外流播时，外国的文学观念、创作手法也在被具有革新意识的中国学者和作家引进吸收。就中法文学而言，中国文学题材及其中的中国风情，不仅给法国作家带来新的素材和创作灵感，而且造成了弥漫法国上层社会的“中国形象”和“东方情调”；而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引进，则开启了中国新文学向外国文学寻求新思维和新观念、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段的先河，无论是对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五四”精神的形成，对以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文学”队伍的成长，乃至“新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接踵而来的中法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使得中国门户进一步向西方洞开，政治扩张伴随经济掠夺已进入巅峰状态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继17世纪传教士以后又一次出现“中国热”，此时西方兴起的浪漫主义和罗珂珂风格更加剧了这种“东方兴味”，使得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成批地涌入中国并深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后半叶来华的仅英国传教士和知名人士就达100多人①。伦敦布道会、浸礼会、长老会、圣公会、宣教会等耶稣教会的几乎每一个教派都派来自己的教会人员。 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汉学，经过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葛兰言(Granet, Marcel, 1884-1940)几代人的努力，此时已进入成熟期，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无论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研究机构明显增多，研究队伍力量增强。此时法国汉学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阵地，除了19世纪的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和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外，又创立了中法大学，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和巴黎汉学研究所。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巴黎高级研究学校、国家科研中心、罗浮宫学校等也陆续开设中文系或中国学专业；巴黎亚洲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日佛会馆等研究机构也都增设了汉学研究机构。涌现出沙畹、伯希和(Pellilt, Paul,1878-1945)、马伯乐(Maspero, Henri,1883-1945)、葛兰言、考狄(Cordier, Henri,1849-1925)、列维(Lévi, Sylvain,1863-1935)、古兰(Maurice Courant)等一大批出色的汉学研究代表人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流播和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创造了滋生的温床。 中国古代文学对法国作家的影响发轫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和戏剧的接受。法国作家对待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仰慕，创作上主要是题材的吸收改作以及思想风格上的潜移默化；对于戏剧主要是改造，创作上除了吸收其题材之外，更主要是在表现手法的借鉴和戏剧理论的创新上，并直接触发了西方的戏剧改革。 1、法国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 法国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是从接触、热爱到改作、创造，导夫先路的则是一批汉学家。早在19世纪后期，《诗经》、《楚辞》、《唐诗》等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华就被汉学家们大量译介到法国，如1862年，戴维尔·圣—德尼(Hervey de Saint-Denis, 1823-1892)出版了他选译的《唐诗》，这是法国最早的唐诗译本。书中选译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35位唐代诗人的97首诗作。在中国河北省献县的传教士顾赛芬(Couvreur，Séraphin,1839-1919)，于1896年出版了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的《诗经》全译本。到了20世纪初，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Maspero, Henri)、葛兰言和考狄等，皆到过中国甚至在中国生活多年，又皆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系统的“中国学”专业训练，既有当年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亲历和第一手资料，又有着专业汉学家扎实的功底和专业视野。这种双重功底，使他们对汉学研究向纵深开拓和理论建树成为可能。他们不仅在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等汉学领域皆有全面的推进，而且开创了敦煌学、考古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增添了新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手段。以中国古典诗歌而言，不仅翻译评介大量中国古代诗歌，而且也开始由文学作品的译介发展到研究思想上的变革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例如葛兰言，他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弟子，受其师的影响，他在学术思想上不满自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考据学派，转而采用结构主义的解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加上又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例如在《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这本研究《诗经》的专著中，作者从“乡野主题”入手，与郑国、鲁国、陈国的春季节日以及春天的皇宫节日联系起来，探讨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与爱情相生相成的关系。葛兰言在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例证，从而得出与中国传统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法国汉学家首倡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热衷，法国一些象征派诗人像克洛岱(Paul Claude, 1868-1955)、瑟加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马拉梅(Mallarmee)等，不满足于西方的艺术传统而把目光投向东方。他们一方面创作关于中国的诗歌，一方面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移植，用改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马拉梅从小就喜爱中国诗，在年轻时代写过一首《倦怠》，就表达了这种艺术追求：“我要放弃残忍国度的贪婪艺术……模仿着清澈、细腻之心的中国人”②。评论家评他所写的《倦怠》“笼罩着一层雾，一种中国智慧的芬芳”③。这批象征诗人强调要超越万物，着力于内心世界的探索，这与老庄哲学有着相似之处。马拉梅的诗歌《一个牧神的午夜》，写一个牧神在西西里海滨，隐约看到一群仙女在海水中嬉戏。当她们发现牧神在窥视后纷纷逃去。怅惘中牧神吹起牧笛，渐渐沉入梦境，梦与现实渐不可分。这与《庄子·齐物论》中那个梦蝶的故事有着相似之处。克洛岱则先后改作过40多首中国古诗，相继发表在《巴黎杂志》和《费加罗文学报》上。其中有的完全脱离原文，借题发挥，如他翻译的李清照《声声慢》：“呼唤！呼唤！乞求！乞求！等待！等待！梦！梦！梦！哭！哭！哭！痛苦！痛苦！我的心充满痛苦！仍然！仍然！永远！永远！永远！心！心！存在！存在！死！死死！死！”，并加了个诗题《绝望》。克洛岱曾说过：“中国的象形文字，启发人非常机敏、非常复杂、非常深刻的思想……为了把这些思想融为一体，中国作者不用讲逻辑的语法联系，只消把词语并列起来即可”④。看来，李清照《声声慢》的开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八个并列词组给克洛岱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启发，以至使他感到“中国作者不用讲逻辑的语法联系，只消把词语并列起来”就可以表现“非常机敏、非常复杂、非常深刻的思想”。他大概不知道这需要极高的机巧和才华：元代的著名散曲作家乔吉模此作《天净沙·即事》：“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全曲28字，皆用“词语并列起来”，但却被后人叽为“丑态百出”⑤。李清照这首词，意在表现国破家亡、夫死己病的深哀巨痛，与丈夫是永别而不是暂别，对人生是绝望而不是失望。从克洛岱诗中的“等待”、“梦”、“哭”、“死”的不断重复中，以及加的题目《绝望》来看，还是领会和理解原作“非常机敏、非常复杂、非常深刻的思想”的。克洛岱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以散文诗《认识东方》闻名于世。瑟加兰更是两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陕西、甘肃、四川等地，著有咏歌中国的诗集《碑林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由此抒发的感慨，已不像当年伏尔泰那样，凭借传教士的第二手资料和一些道听途说，贮满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了。 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留学的中国诗人梁宗岱将陶渊明的十九首诗作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几篇散文译成法文寄给大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回信中说：“你翻译的陶潜的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一个法国人来说是多么熟悉！从我们古老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罗曼·罗兰并进一步超越同时代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赞誉中国古代这些优美的诗篇同古罗马文学有着同等的价值，同法国文学乃至拉丁文学有着姻亲关系：“在这样一部作品里，它和最古典的地中海——特别是拉丁——诗真确的血统关系。贺拉斯和维吉尔都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在一些和谐的沉思，如‘蔼蔼堂前林’或‘少无适俗韵’里，我听到阿尔卑斯山上一座别墅里的泉水庄严的音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发现中国的心灵和法国两派之一（拉丁法国）的心灵有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种人类学上的元素的神秘的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显示出这样的姻亲关系”。⑥ 2、法国戏剧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翻译与理论建构 法国戏剧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接受在20世纪之前主要是题材上的“中国兴味”。18世纪后期随着巴洛克风格在欧洲的流行，作家普遍追求镂金错采、崇尚新奇怪异，对异国情调的猎奇和嗜好更是时尚，于是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便成为文学创作竞相采撷的题材，出现了风行一时的“中国情调”和“中国兴味”：1692年，勒纳尔编写的《中国人》由法国皇室的意大利喜剧团演出，这是法国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剧本，也是法国所谓“中国喜剧”的开端。在此之后有《巴伯·空塔玛医生两幕独白中国剧》(1723)、《中国人》、(1753)、《回来的中国人》(1753)、《中国乐》(1754)、《在法国的斯文华人》(1755)、《鞑靼人》(1755)、《中国瓷菩萨》(1756)等一系列表现“中国情调”和“中国兴味”的剧作出现，这些剧作并不意在表现真正的东方风情，而是假借中国题材和古怪的中国人来取悦热衷于东方情调的欧洲观众。如勒纳尔编写的《中国人》，让一个仆人扮演一个出尽洋相的中国文人，让他一会儿是哲学家，一会儿是喜剧作家，一会儿又是工匠和理发匠，极尽取乐之能事。1731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于将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这是中国戏剧在法国也是在欧洲第一次亮相。1753年，杜赫德在主编《中华帝国全志》时收录了这个节译本，这大大激起了当时的欧洲对遥远的神秘东方古国戏剧文学的好奇心，一时间出现了四个改编本。这当中最出色、影响最大的要数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改作的《中国孤儿》。作为一个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奉理性为思想行为准则的启蒙思想家，从揭示中国文明源出发，将原作两个家族间的奸与忠、陷害与反陷害斗争改为“靼鞑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文野之争。人物形象也在高风亮节、自我牺牲精神之外，又赋予一种更深沉的忧患意思，成为中华民族道德和形象的化身，借此来批判欧洲蒙昧主义进行思想启蒙。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以及后来创作的《伊兰娜》等架起了中法文学交流互动的第一座桥梁，开启了法国作家向中国古典文学寻求新的题材、新的灵感的范例。伏尔泰这一尝试的极大成功启发并推动更多的作家和汉学家对中国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的介绍和研究，并影响了好几代法国汉学家。 到了20世纪初，一些学者和剧作家开始追溯这种创作借鉴的源头，直接去寻找原始文本，于是出现了一个译介元曲的高潮。元曲中主要作家作品陆续在法国面世，当时的法国汉学刊物《亚洲杂志》和《学术杂志》曾连续刊登一些元代杂剧的译文，一些学者和剧作家一生都在致力于这项事业，如：1897年出版的德·比西《中国文化教程》，内中收录他翻译的《潇湘雨》、《杀狗劝夫》和《来生债》的选译文，《薛仁贵》、《马陵道》的全译文，《慎鸾交》的第二出，《风筝误》的第六出和《奈何天》第二出，以及从拉丁文转译的《东堂老》。1905年吉梅(E. Guimet)的《中国戏剧》中收录了他摘译的《抱妆盒》，选译的《邹梅香》（译名《完美的侍女》）、译介的《鸳鸯被》；1921年，路易·拉路瓦(Louis Laloy)翻译的《汉宫秋》由夏尔特的尔迪莱印刷所出版；1928年，莫朗(De Morant)翻译的全译本《西厢记》在巴黎出版，题名《热恋的少女：中国13世纪的爱情故事》，书中并附有莫朗翻译的元稹的《莺莺传》和莫朗自己所作的“跋”。1933年，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的徐仲年译著的《中国诗文选》，其中收有《汉宫秋》第四折、《桃花扇》第22出译文，《牡丹亭》第四出和《长生殿》第29出的摘译文以及《窦娥冤》的片断。1934年陈宝吉译著的《西厢记》在巴黎出版，书中除了《西厢记》的二十一折全部译文外，还附有关于《西厢记》的法文论著目录。 20世纪初开始的这场中国戏剧热，不仅表现在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上，一批深层次的中国戏剧研究的专著也开始出现，如卡奈尔·普佩(Camille Poupeye)的《中国戏剧》（分别由巴黎和布鲁塞尔劳动出版社出版，1933），达梦(Damon, Francis-Yves)翻译的中国学者齐如山编著的《戏剧化装资料目录》（上海书店，1930）；刊于《远东》23卷第2期L·艾德玛的《中国的舞台与宫廷：洪武年间剧场情况》，则是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古典戏曲的专论。其中中国籍的法国学者论著占据主要地位；朱家健的《中国戏剧》（巴黎，M·德希律诺夫出版社，1900）；陈绵编著的《中国近代戏目分类注解》（巴黎，儒弗出版社，1929）；蒋凯恩的《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巴黎，E·勒鲁出版社，1932）等。法国学者此时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已不止于对中国戏剧特征作一般的描述，而是把这些表现特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去追寻哲学的、文化的源头。最早将中国戏剧表现形式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考察的是法国戏剧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阿尔托是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和诗人，也是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戏剧和它的影子》和《生命的新发现》、《戏剧及其两重性》等。1896年9月4日生于马赛，1920年赴巴黎。1926年和人合办阿尔费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他的独幕剧《燃烧的腹部或疯狂的母亲》。1924年，他就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小组，并主持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心的工作。1931年写出《论巴厘戏剧》、《导演和形而上学》等文章。1932年发表“残酷戏剧”宣言，提出借助戏剧粉碎所有现存舞台形式的主张。他在1938年出版的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两重性》中十分欣赏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开头的一句话：“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观“虚实相生”的形象说明，中国古典戏剧的“涵虚”风格的追求，正源于老子的“无”与“空”的哲学原理，而这种“涵虚性”恰恰是20世纪西方戏剧借以摆脱自己原有的表现模式，寻求新的出路的依据。阿尔托正是从中受到启发，从而提出“从无走向形，又从形返回无”反西方传统的戏剧构想⑦。 二 在20世纪前期的这场中法文学交流实际上是场互动，在法国学者和作家译介中国古典剧作和以此为范本改造西方戏剧理论和研究观念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将法国著名作家尤其是一批启蒙主义作家和作品引入中国，为中国文学带来新思维和新观念，催生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法国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队伍的重要成员，对法国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小说研究的观念变革、方向定位起了开启作用。 1、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引进 如果说，18世纪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和《伊兰娜》开创了法国近代文学向中国古典文学寻求新题材、新灵感传统的话，那么，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引进，则开启了中国新文学向法国文学寻求新思维和新观念、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段的先河。这场文化互动，首先从思想领域启动，而主要反映在文学领域尤其是法国小说的翻译和介绍上。由于各种原因，发轫期的许多法国文学译本现已无法找寻，我们无从对其总量做出一个精确的统计。据1908年登载在《小说林》杂志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1907年出版的创作小说共40种，而翻译小说达80种。1911年，又有目录表明该年度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其中不少是法国文学译本，据有的学者者统计，自1919至1949年翻译出版的法国文学作品已达320余部。⑧据武汉大学张泽乾调查：单是《新青年》一种杂志，在1919年2月至1920年10月这20个月内，就刊登76篇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法国小说27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像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二十年后》（旧译《续侠隐记》）、《蒙梭罗夫人》（洪观涛译为《地亚小传》）、《萨尔妮伯爵夫人》（林纾译为《蟹莲郡主传》），雨果的《九三年》、《海上劳工》等一大批作品即是在此时成为中国新青年的案头读物。有的甚至同时出现两种译本的盛况，如《巴黎圣母院》就有曾朴的《钟楼怪人》和俞忽的《活冤孽》两种译本，《海上劳工》也有伍光建的《海上劳工》和狄楚青的两个中译本。另据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介绍，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文学作品占37部，其中法国作品9部，居各国之首。 文学方面，最先介绍进来的是法国作家小仲马。1898年著名翻译家林纾与王子仁合作出版了《茶花女遗事》，小说中的全新精神和异国风情，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极大的震动。邱炜爱称赞这本小说“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客云庐小说话》）。启蒙思想家严复也写诗咏叹：“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甲辰出部呈同里诸公》）。由于林纾的带动，当时的文学界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也纷纷翻译法国一些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作为刚刚勃起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借鉴。《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一批宣扬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作品特别引起当时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的关注，正如鲁迅后来回忆的：“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⑨。茅盾也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间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⑩1904年，陈独秀和苏曼殊合作将雨果的《悲惨世界》节译成《惨世界》在上海镜今书局出版。“五四”运动前，胡适也将莫泊桑的《二渔夫》和《梅哀吕》翻译刊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一、二期，接着又翻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和《最后一课》。鲁迅在其后翻译了雨果的《哀尘》和儒勒·凡尔勒的《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他和周作人合编的《域外小说集》也收录了莫泊桑的《月色》，借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1921年，是法国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先驱人物福楼拜诞辰一百周年，此时中国正当“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新文学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沈雁冰、仲密（周作人）和谢冠生等，倡导写真实和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以此来批判无视当时中国现实的浪漫主义流派。他们纷纷在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刊物如《晨报副镌》、《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上撰文，介绍或评论福楼拜及其作品，这大约是中国最早对法国作家的评介。周作人称福楼拜为“自然主义的先驱者”，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开“自然主义先河”。(11)当时，包括茅盾在内的一批新文学作家，如沙汀、吴组缃等多有意识地学习福楼拜的冷静客观的表达方式和隐而不露的艺术风格，因此，福楼拜对中国新文学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兴起和作家队伍的壮大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1923年，《学衡》在第18期刊出陈钧（陈汝衡）翻译的《记阮讷与柯兰事》（今译作《耶诺与高兰》），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伏尔泰作品。译文前有吴宓写的一篇长序，系统介绍伏尔泰的生平创作和文学成就，称赞伏尔泰“以明显犀利之笔，嬉笑怒骂之文”。继《学衡》以后，二三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人文杂志和报纸如《晨报副镌》、《语丝》、《莽原》、《东方杂志》、《文艺月刊》、《中法教育界》等也纷纷发表伏尔泰作品的译文和评介文章，形成一股“伏尔泰热”。 “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社团在法国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借鉴上起了较好的桥梁和组织作用，它一改过去混乱无序的状态。翻译体例更加完备，对作品的选择目标也更为明确：“文学研究会”秉着“为人生”的宗旨进行法国文学翻译，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道路；“创造社”则以“为艺术而文学”为宗旨，开拓了译介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道路；以徐志摩和戴望舒为首的“新月社”，则更偏重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在它们旗下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工作的有刘半农、李金发、黎烈文、梁宗岱、李健吾、李青崖、穆木天、戴望舒等人。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译介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 20世纪初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中成绩最著者是曾朴。曾朴(1872-1935)是近代中国著名小说家，江苏常熟人，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孽海花》曾被鲁迅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1904年，他与丁芝孙、徐念慈等人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社，大力提倡译介外国文学。在《小说林社总发行启》中，他们提出明确主张：“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我国说部极幼稚不足道，近稍稍能译著矣，然统计不足百种。本社爱发宏愿，筹集资本，先广购东西洋小说之三四百种，延请名人翻译，复不揣梼昧，自改新著，或改良旧作，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于翻译时代而进于著作时代，以与泰西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是则本社创办之宗旨也。”从这篇类似宣言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朴等人译介外国文学之目的，一是借西方翻译小说来改良中国社会；二是借鉴西方小说推动中国小说的革新发展。他对雨果非常推崇，因为在他的眼中雨果不仅是一个大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家。他译介雨果作品就是要借此来揭露和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激发人们为改变社会而奋斗。他在《吕伯兰》的译者自叙中写道：“那时我正服务于南京，我时时感觉着执政的贪黩，军阀的专横，比起西班牙查理第二时代很有几分相像。我被这种思想驱迫，再拿吕伯兰特拉姆反复的诵读，觉得它上头的话句句是我心里要说的”(12)。法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如龙沙、莫里哀、雨果、大仲马、戈蒂耶、福楼拜、左拉等人的戏剧、小说以及文艺评论等他都有翻译，前后达30多种，小说方面有雨果的《九十三年》、福楼拜的短篇《马笃法谷》、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诗歌方面有龙沙的《燕》、雨果的《童》、《愤慨》、戈蒂耶的《春之初笑》等；戏剧方面雨果的《欧那尼》、《克伦威尔》、《吕伯兰》、《吕克兰斯鲍夏》、《钟楼怪人》、《项日乐》等，莫里哀的《夫人学堂》，乔治·顾岱林的《戈雄特曼大》、《女性的交情》；文艺评论方面有雨果的《〈欧那尼〉出幕的自述》、《恋书的发端》，勒穆尼埃的《尼众派小说》，拉蒙黄南台的《雷麦克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的法国批评》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曾朴不仅在法国文学译介上成果卓著，他也是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前驱者，这方面的成绩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在这方面的论著有：《吹万文录》二卷，论述法国诗歌格律、历史以及派别源流；《蟹沫掌录》二卷，为研究法国文学所作之读书杂记；还编纂过一部《法国文学史大纲》。在他主编的《真美善》杂志上，还有他撰写的一批评介法国文学的论文，如《谈谈法国骑士文学》、《法国语言的原始》、《论法兰西悲剧的源流》、《洛亚依夫人》、《李显宾乞人歌的鸟瞰》、《法国文豪乔治顾岱林颂》、《大仲马传》以及关于高乃依、莫里哀、巴尔扎克等人的评说等等。曾朴还注意追踪法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敢于大胆介绍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如边鲁路易丝的小说《阿佛洛狄特》，大胆描写性爱，将爱、性与罪浪漫化和艺术化，法国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曾朴认为这部以古希腊爱情女神命名的小说突破了某些禁忌，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而将它译为中文。他在译后记中写道：对“肉感的文艺”，实行“有压迫的禁欲主义是无效的。唯一的方法，还是把肉感来平凡化”。 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热，无论是对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五四”精神的形成，对以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文学”队伍的成长和创作手段的丰富与完备，乃至“新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新文学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沈雁冰、仲密（周作人）和谢冠生等，都有意识推介和学习1921年前后引进中国的福楼拜等人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沈雁冰则陆续发表《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佛罗贝尔》、《佛罗贝尔的〈波华荔夫人传〉》等一系列专论(13)，探讨福楼拜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创作方法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意义。他认为“自然主义先驱者”福楼拜与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区别首先就是描绘“真实的人生”，“客观的观察世上的事物，用忠实的态度把它提到自己的笔下，丝毫不加以主观的去取”，其次是客观冷静的表现手段：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露面，发表意见，臧否人物。当时，包括茅盾在内的一批新文学作家，如沙汀、吴组缃等多有意识地学习福楼拜的冷静客观的表达方式和隐而不露的艺术风格。法国象征主义自20年代初译入后，30年代风靡整个中国，其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导致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出现。李金发是中国自觉接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而创作中文象征诗的第一人。继李金发之后，同时致力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译介与创作的还有王独清、穆木天、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等人。1903年，周桂笙所译《毒蛇圈》为中国近代文学带来了倒叙的写作技巧。译作发表4个月之后，我国便出现了倒叙手法的侦探小说。在文学理论上，大量法国短篇小说的译介对于明确“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美学内涵，确立这一形式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促成“五四”时期短篇小说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1918年，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一文中，以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以及莫泊桑的《二渔夫》为例，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用最经济的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感到充分满意的文章。”自此，中国短篇小说走上了受莫泊桑影响的现实主义道路，开始了第一个十年的繁荣。到20世纪30至40年代，对法国短篇小说译介仍有增无减，新文学作家对它们的借鉴则更向着写作技巧的纵深发展。从这一时期无论是茅盾、沈从文，还是丁玲、张天翼的短篇作品中，无不可以感受到莫泊桑等法国作家的影子。 2、中国学者对法国汉学中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重要贡献 中国学者对法国汉学中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贡献始自18世纪赴法朝圣的中国传教士如黄嘉略、马国贤、高类思和杨德望等人。黄嘉略(1679——1716)是第一位由中国来到巴黎的文化使者，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的主要推动者。他是福建莆田人，1702年2月17日赴欧，后被任命为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兼整理皇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长期居留并老死在法国。他在法国学者协助下编写了《汉法字典》和《汉语语法》两部工具书，为中法文化交流铺垫了道路，并将明代小说《玉娇梨》翻译成法文，这是第一部介绍到法国的中国长篇通俗小说。(14)到了20世纪上半叶，赴法的中国学者已经不是几人而是上百人，其中以留学生为多。他们不仅将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到法国，而且运用自己的汉学根基，结合自己学习的西洋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新的审视和探讨，在法国汉学界开启一代新风，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刘半农、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林黎光、王力、高名凯、敬隐渔、徐仲年、汪德耀等人。刘半农(1891～1934)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次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音学。1925年春季，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获得法国学院的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北京大学研究所文史部主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创立有很大功绩，除捍卫新文学运动展开论战外，也付诸创作实践，出版有诗集《瓦釜集》（1924年4月）、《扬鞭集》（1924年6月）、《半农杂文》(1934)，翻译有《茶花女》。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语文运动、实验语音学及汉语语法的研究三个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力主改革应用文，提倡分段、句读、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语音乐律实验室。这方面的著作有《中国文法通论》(1920)、《中国文法讲话》（上册）(1932)《敦煌掇琐》(1925)、《宋元以来俗字谱》（合作，1930）、《中国俗曲总目稿》（合作，1932）、《十韵汇编》（合作，1935）等，译有法国帕西的《比较语音学概要》。如此的文学思想、研究方向和取得的成就，皆与他的法国留学经历不无关系。林黎光(1902-1945)是法国汉学家列维(Lévi, Sylvain, 1863-1935)的弟子，曾受列维委托，整理列维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梵文《诸法集要经》，林将此做成汉、藏、法文对照评注本，这在中国佛经整理研究中还是首次。二次大战中，林黎光因衣食无着而客死法国。他的遗著《真经节录》亦在他去世后出版(1949)，这是部研究小乘教的集大成之作。另外，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等此时皆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小说和戏曲的专论，对推动法国汉学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也起了引导作用。留学生当中不少人以探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法国的杂志上公开发表，成为法国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专论，如吴益泰的《论中国小说的书目与批评》(1933)，贺师俊的《论〈儒林外史〉》(1935)，郭麟阁的《论〈红楼梦〉》(1935)，郑勉编著的《中国近代戏目分类注解》（巴黎，儒弗出版社，1929)，蒋凯恩的《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巴黎，E·勒鲁出版社，1933)等。这些博士生用他们掌握的西洋艺术理论，对自己非常熟悉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流变进行系统的寻绎，对中国古典小说一些代表之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以及成书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这对刚刚起步的法国汉学，具有相当的示导性。敬隐渔、徐仲年、汪德耀等则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的译介：敬隐渔于1926年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并写了篇关于鲁迅的生平简介，写前还与鲁迅联系了解有关情况，这是第一篇在法国公开发表的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论文(15)。此后，他又编译出《中国当代小说家作品选》，于1929年在巴黎里埃德尔出版社出版。内中收录了鲁迅、茅盾、郁达夫、落华生、陈炜谟以及敬隐渔本人的六篇现代作家短篇小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家在法国读者面前的集体展现。徐仲年译著的《中国诗文选》于1933年在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其中收有《汉宫秋》第四折、《桃花扇》第22出译文，《牡丹亭》第四出和《长生殿》第29出的摘译文以及《窦娥冤》的片断。并向法国读者介绍鲁迅的《呐喊》（新法兰西杂志，1931）、《肥皂》和丁铃的《水》（巴黎《上海日报·今日中国》专栏，1933）。汪德耀则译出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在巴黎出版(1930)。 另外，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新方向探索也与这批中国学者有关：20世纪法国汉学家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出现新的特点，就是强调明清白话小说的社会学和文化学价值，注意从文化角度对明清时代白话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进行系统的考察，对此首先作出尝试的是一批我国的留法学生如吴益泰、郭麟阁、吴晓伶、戴望舒等。1933年，我国的留法生吴益泰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发表了《论中国小说的书目与批评》，从目录学和文献学角度，对明清小说的各种版本，以及明清史料包括各种笔记、诗话、词话中对小说的评价进行搜集，并从文化背景和文学史流变评析其产生原因。1935年贺师俊的博士论文《论儒林外史》、郭麟阁的《论红楼梦》更是从文化视角对这些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之作进行专题研究。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学者傅惜华、吴晓伶、戴望舒等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论在一些大学的研究刊物上发表，更推动了学院派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开展。在此之后，法国汉学家奥尼维埃·比热兰、雷维安、法伊尔维尔、儒伯等则更进一步，把法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居于欧洲的领先水平。如雷维安(André Lévy, 1927——)在他翻译的《儒林外史》“序”中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批判科举制度、剖析士人文化心态的“最细腻的诙谐杰作”。他指出：具有近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部非人化的机器，没有能力辨别它本应识别的个人德行，而过分刺激追求功名的野心”。吴敬梓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即讽刺的艺术来“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会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讽刺“交织着爱和恨”，是“最成功的讽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16)。至于《金瓶梅》，早在19世纪初，法国汉学先驱人物雷幕沙(Rémusat, Abcl, 1788-1832)就认为它是一部“淫书”，“从道德意义上来说，低于腐败的罗马帝国及现代欧洲所有黄色作品的长篇小说”(17)，二战前后流行于欧洲的几种摘译本更把中国名著肢解得面目全非。雷维安通过对全文的认真翻译和研究，真正理解了这部小说的文化学和史学价值，并把它完整地介绍给法国读者。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金瓶梅》决不是什么“淫书”，而是一部描写社会风情、表现都市风貌的“奇书”。皆是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社会价值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①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②葛雷：《马拉梅与中国诗》，《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③查理·莫隆：《马拉美和“道”》，转引自葛雷《克洛岱与法国文坛的中国热》，《法国研究》1986年2期，第221页。 ④葛雷：《克洛岱与法国文坛的中国热》，《法国研究》1986年第2期。 ⑤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 ⑥转引自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⑦参见童道明：《〈丝绸之路〉与〈道德经〉》，《文艺报》1987年4月18日。 ⑧张峰、佘协斌：《1898-1998：法国文学汉译百年回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总第104期。 ⑨鲁迅：《〈草鞋脚〉小引》，见《且介亭杂文》。 ⑩茅盾：《关于创作》，见《北斗》创刊号。 (11)仲密：《三个文学家的纪念》，晨报副镌，1921年11月14日。 (12)病夫：《〈吕伯兰〉自叙》，《真美善》1930年第6卷第3号。 (13)分别见《小说月报》12卷12号，1921年12月10号；13卷号外，1921年。 (14)黄嘉略于1716年病逝，享年37岁。《玉娇梨》翻译只完成前三回（共20回）。 (15)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给鲁迅的信，见戈宝权《〈阿Q正传〉在国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32页。 (16)雷威安(Levy, Anerè)：《儒林外史·序》，《巴黎》葛利马出版社1976年版。 (17)雷威安：《金瓶梅词话》法译本导言，（巴黎）葛利马出版社“七星文库”，1985年版。 原载：《华文文学》200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