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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辛的长诗《狂雪》凭借对宏大历史事件的史诗性书写和对人类精神命运的深度关注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拷问及对和平友爱的诉求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加上相似的民族遭遇和情感，《狂雪》的所写所思自然就激起韩国人的情感波澜。笔者借在韩国文化交流的机会，就这部作品与韩国学者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 （对高丽大学中文教授许世旭的访谈） 熊 辉：许世旭老师，《狂雪》想必已经看完了吧？ 据我所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韩国文学和文化的封冻期，尤其是1910年被日本兼并后，日本文学和文化成了朝鲜半岛的主宰力量，这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在1919年爆发了有名的“三?一独立运动”。作为研究中国现实主义思潮的韩国汉学家，你能谈谈在这期间或以后朝鲜半岛诗人创作的反映本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或屠杀的诗篇吗？ 许世旭：我首先要纠正你的表述，我们一般不说自己被日本人“兼并”了，而是说被“侵略”了。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朝鲜半岛的诗人创作了很多反映民族情感的诗篇，这些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是革命派写的，但数量并不多，面对“地主”和“日本”两个敌人，面对被日本人控制的特殊创作语境，他们更倾向于写阶级斗争的“左派”诗。代表诗人是林和，他本人写诗的时候常把两个主题——抗日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当时普罗文学的兴起实际上与两个事件有关，一个是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对本土文化的抹杀，诗人们完全没有办法写抗日诗；第二是1920年代中晚期，和中国一样，受前苏联文艺创作方向的影响，当时的文学也被“普罗”文学占据。“普罗作家同盟”的写作方法使当时的诗人喜欢写阶级斗争的诗。第二种诗就是比较讲究艺术性和形象性的作品，借用了很多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象征和隐喻等手法委婉地表达抗日情绪。代表性的诗人诗作有： 20年代沈薰的《等到那天》，李相和的《春回失主的祖国》；30年代金永郞的《身带毒药》；40年代李陆史的《狂野》和《决定》。不过像《狂雪》这样在半个世纪后，通过反思日本侵略历史创作出来的作品在韩国倒是少见，也许韩国诗人应该像王久辛那样具备更多的担当意识。 熊 辉：在你看来《狂雪》和你刚才列举的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抗日”诗篇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许世旭：和我们的抗日民族诗相比，《狂雪》中民族情绪的抒发和对日暴行的控诉更加直接火辣。我刚才说了，朝鲜半岛的诗人在日本的控制下没有直接抒发抗日情绪的空间，更不会有这样的长篇大诗。 （对东亚大学辛太甲教授的访谈） 熊 辉：朝鲜半岛的诗人也创作了大量反抗日本入侵的诗篇，您怎样看待诗人通过文字而不是武器表达出来的反抗精神？与此同时，您觉得《狂雪》这部作品反映的“南京大屠杀”和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什么差异，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辛太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作品来抒发反抗情绪和民族之爱是诗人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诗比历史叙述更让人感动和难忘，我们今天往往通过文学作品记住了历史中的很多事件，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关于第二个问题，一般的历史叙述都比较重视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比如面对“南京大屠杀”，主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历史悲剧，主要原因是什么，历史叙述和研究的功能大抵在此。而诗歌比较重视情感的叙述，比如这首《狂雪》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主要是强调历史事件的悲剧性效果。 长诗《狂雪》在韩国引起共鸣说明，诗人应该“坚持诗的人格精神”，具有担当意识和朝向历史深处及民族未来的深邃眼光，并为建构人类的精神家园做出努力。惟其如此，诗歌才会成为人类“不朽之盛事”。 原载：《文艺报》2009-03-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