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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简略提到海明威回忆录《流动的圣节》的孙强与成寒译本问题，最近又买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汤永宽先生译本《流动的盛宴》（2009年1月第1版），再三比较，仍有不吐不快之感。比较三个译本，我最认同的还是孙强译本《海明威回忆录（原名〈流动的圣节〉）》（孙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关于书名，我曾说feast 固然有盛宴、宗教节日和令人欢快的事物等多种含义，但查陆谷孙《英汉大词典》，“a movable feast”这个固定搭配本身就是“非固定日期的节日”之意。近日在网上查维基百科，有此一说：自从海明威在抽象意义上使用了“流动的圣节”这一固定用法来作为其巴黎生活回忆录的书名，这一用法就在食品领域中变得流行起来，有些食品公司以此作为名字。还有用feast来做关于食品方面读物的书名，如Kenneth F. Kiple的A Movable Feast: Ten Millennia of Food Globalization。我想，在食品业及其读物中的A Movable Feast应该译作“流动的盛宴”；而作为海明威的回忆录书名，还是“圣节”远胜于“盛宴”。 何况以巴黎对年轻人生活的意义而言，“盛宴”怎么也比不上“圣节”贴切。上海译文的汤译本在2004年6月初版时书名为《不固定的圣节》，是忠实于原文的译法，只是不如“流动”那么有文采。而现在的新版汤译本由编辑“按约定俗成的习惯修正了书名的译法”，是耶非耶，或许还值得斟酌。至于孙强译本和成寒译本（《流动的飨宴：海明威巴黎回忆录》，时代文化出版，2008年8月）都把海明威回忆录放进书名，对读者检索书目有明确的指引作用。 再说一点译文的比较。先看最简单的例子：全书第一节的小标题和第一句话。小标题：a good café on the place st-michel。孙译本：“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雅净的咖啡馆。”汤译本：“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成译本：“圣米榭广场上一家雅净的咖啡馆。”孙译把good译作“雅净” 很贴切，因为下文形容这家咖啡馆是 It was a pleasant cafe, warm and clean and friendly，汤译仅以“好”译good，似乎太拘泥于原词的首义。而成寒也译作“雅净”，是沿袭孙译还是“巧合”？再看第一句话：Then there was the bad weather。孙译：“随后，坏天气就来了。”汤译：“当时有的是坏天气。”成寒译：“秋天的季节刚刚落幕，坏天气随后而至。”汤译还是选取了then的首义“当时”，而成寒则把这一句与下一句It would come in one day when the fall was over合为一体。我认为从原文和海明威的风格来看，孙译为最上。“随后，坏天气就来了。”——作为全书起首，多么典型的海明威风格。 三个译本比较，还发现成寒译本与孙译本有很多极为相同的译法，有些句子几乎一样。这也是翻译界的老问题了，后译者似乎应该对曾参照过的前译本有所说明，成寒译本则没有做任何说明。如果成寒从未参照过孙译，那么这两个译本间的那些极相同之处就很值得作为罕见的“英雄所见相同”的例子来研究了——比如：I knew how severe I had been and how bad things had been. The one who is doing his work and getting satisfaction from it is not the one the poverty bothers.“我知道自己苛刻得厉害，也知道日子相当艰难。埋头工作并从中得到乐趣的人是不会受到贫困侵扰的。”（孙译，第35页）“我知道自己苛刻得厉害，也知道日子相当难挨。但一个努力工作并从中得到乐趣的人，不会受到贫困的干扰。”（成寒译，第85页）汤译本则是：“我知道我一向是多么苛刻，而且境况又是多么糟。一个干着工作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是不会被贫困所困扰的。”（第52页）可见，汤译过于拘泥，而成寒译本则与孙译本太相似了。 由此还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的翻译，当时有些思辨性很强的书也翻得很好。乔治·斯坦纳的《海德格尔》（李河、刘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有这么一段译文：“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与惊异为伍的思想巨匠，在这样一个空洞的事实——我们存在而不是不存在——面前，他会长久地惊愕不止。因此，他是一个在平坦小路上设置透明障碍的怪客奇人。这种障碍便是思想，它绝不允许人们对实存事实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俯就。”（第245页）虽然手头没有原文可作对照，但我感到仅从中文所传达出的思辨的深刻性与明晰性是易于理解并易共鸣的。现在西学译著铺天盖地而来，但不少译本真是让人读得不知所云。顺带说到这位乔治·斯坦纳，国内学界对这位学者似乎还没有太大关注。他主要的关键入手处是语言学——在其所从事的悲剧研究、人与国家、不同体系的相互作用等等领域中，语言往往会是最终的连结处。他说对于德国语言，歌德、康德乃至希特勒，都是重要的实践者。在这里他就提到了海德格尔，因为他指出只有与语言有关的事物才是最根本的。他是“语言政治学的”的仲裁者。 近日又读到新出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教授查尔斯·蒂利的中文译著，看来那条独特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路径仍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延伸。《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月）写于病床之上，颇有总结其一生学术研究的意味：“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向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进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前言”）在蒂利的学术思路中，与民族国家与权力话语的形成、调整和巩固相联系的另一面是民众与国家或合作、或斗争的社会运动；国家的一面是强大的、集中的、大写的，民众的社会运动则是弱势的、分散的、匿名的，而他更为关注、更为之而苦思的是后者。颇有意味的是，蒂利在本书中不仅展示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也部分地展示了某些党派、群体是如何向其人民展示社会运动的。例子之一是在第四章的开头论述和分析了1962年苏共中央党校的御用学者关于社会运动的历史叙述描绘了什么、隐瞒了什么，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蒂利最后说：“社会运动的广泛运用，既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存在，也是对民主功能的不断促进。”（第209页）这也是他对二十一世纪社会运动的展望。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