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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痛》是品特的首部广播剧，也是他用于解释自己戏剧观的第一部戏剧，即戏剧应具有不确定性。品特传记作家米歇尔·比林顿指出，“这部广播剧最关键的是品特以他特有的方式否定了哲学意义上的肯定性，抛弃了戏剧家一贯要为观众提供一种安慰性解决方式的责任。”鉴于这部戏剧对于理解戏剧大师品特后来的戏剧以及他本人的经历，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国内从焦虑的角度对这部戏剧的研究又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将根据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分析品特是如何对戏剧人物的焦虑心理进行层层递进，发展到家庭最终破裂的过程，并揭示出焦虑在《微痛》中的作用。 一、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 弗洛伊德曾说：“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若猜破了这个哑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具体地说，精神焦虑主要表现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难以预料的某种危险或不幸事件的经常担心，是一种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的强烈内心体验。与恐惧相比，焦虑更让人痛苦，在人头脑中产生的影响更深远，因为恐惧也是一种情感，就如同希望或愉悦，是与一个特定情境相关的；而焦虑就像是疼痛或恶心，是由心理上形成的，而且不会随着产生焦虑的情境的消失而消失。品特在《微痛》中制造了一个莫名的焦虑情境，使剧中人物不确定的恐惧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并以此来推进剧情的发展。 二、爱德华焦虑升级的三个阶段 根据弗洛伊德对于精神焦虑的定义，《微痛》中爱德华和弗罗拉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精神焦虑症，因而成为了威胁整个家庭氛围的来源。通过对爱德华焦虑的分析，本文发现了爱德华的“焦虑症”是由三个阶段组成的，即：不安全、抑郁、暴躁，随着戏剧情节的展开焦虑心理逐步升级恶化。 第一个阶段是在戏剧一开始，品特通过爱德华和弗罗拉的对话，突出表现了爱德华的焦虑心理，展现了一种不和谐的家庭关系。爱德华和弗罗拉谈论起花园里盛开的花时，他的粗暴态度和想要控制妻子的企图都证明了他的焦虑倾向。爱德华对弗罗拉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对于外界采取疏远的态度。甚至对于外面的天气，也会感到不安，仿佛受到了威胁。面对晴朗的天空他疾呼：“这是非常糟糕的天气。”爱德华的不安全感已经使他无法感受灿烂的阳光，欣赏盛开的鲜花和宁静的池塘，一切就像他的心情一样糟糕。 第二个阶段，品特通过黄蜂成为猎物的过程，使爱德华的焦虑进一步升级。忧郁的心情外化在不停地眨眼睛这个动作上。爱德华担心如果处理黄蜂将让他失去绅士的风度，因此，他装腔作势，百般推诿，自己不去对付黄蜂，而是要求弗罗拉把爬在勺子上的黄蜂碾死在盘子上。当受到弗罗拉的一再推托后，他以离开相威胁，尖刻地说自己还有正事要做，没有时间浪费在一只黄蜂上。在黄蜂死了之后，爱德华才心情大悦，说：“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他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想要通过掌控妻子来实现家庭权力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只有大权在握，他的焦虑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 第三个阶段是当爱德华看到卖火柴人后，命令弗罗拉把卖火柴人叫进书房。然而他却烦躁无比，大声呵斥弗罗拉，让她离开。在与卖火柴人的一段独白之后，爱德华开始透不过气，濒临崩溃的爱德华此时非常疲惫，甚至连呼吸都困难了。于是又让弗罗拉把卖火柴的人带到了花园。现在的爱德华已经不能与以前年轻力壮的他相提并论了。他唠唠叨叨地谈些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显然，他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天气、黄蜂和卖火柴人都成为构成威胁的因素，并使他的焦虑不断升级直至精神崩溃。 如果追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利比多剩余说”中找到理论根据。弗洛伊德认为焦虑的最普通起因是和那种发泄不了的兴奋十分相符。爱德华在年轻时爱慕过村里老乡绅的三女儿范妮，并受到了她的伤害。他对卖火柴人说乡绅有三个漂亮的女儿，都有着火红的头发，当时她们是整个村子的骄傲。然而在他看来范妮是最美的一个。范妮当时没有让他宣泄内心的利比多，即使他后来娶了同样拥有着一头火红头发的妻子弗罗拉，他的焦虑也使他无法用正常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子。即使弗罗拉在年轻时，也曾拥有好身材和亮丽的红发，但是他曾想拥有而无法拥有的经验，使他无法摆脱焦虑的渴望，于是他“把‘这种曾经的体验’储存进了意识的底层——个人的无意识之中”，一直在痛苦中压抑着，试图通过对妻子的控制来排泄自己的焦虑。 显然，剧情是随着“焦虑”的深化而发展的。在爱德华的“焦虑”的第一阶段，剧情是静止的。夫妻俩的环境表面很祥和，然而，在“焦虑”的第二阶段，爱德华夫妇的矛盾开始尖锐，而眼睛眨眼频率的增快，又把弗罗拉与爱德华的冲突推向高潮。随着第三阶段的“焦虑”进展，夫妻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激烈的程度，剧情表现在弗罗拉的反抗和爱德华的失明。 三、弗罗拉焦虑升级的三个阶段 弗罗拉焦虑的三个阶段是与爱德华焦虑的三个阶段同步并行的，也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她的“焦虑”外化为讨好、屈从、反抗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弗罗拉为了取悦丈夫，将花园修整一新，为丈夫支起顶棚，请爱德华坐着享受她做的美餐，并和爱德华聊起了花园中的花名。但是爱德华对花却漠不关心，甚至黄蜂飞来，他也表现出无动于衷。这些都让她感到家庭关系的不对等，周围的氛围令人窒息。 第二个阶段，黄蜂之死使弗罗拉变得更加焦虑。她不愿去杀死黄蜂，然而爱德华却以“离开”相威胁。于是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做出了妥协。表面看，在她答应杀死黄蜂的时候好像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完全屈服于丈夫的意愿，但其实她一直在压抑着内心的焦虑。她不禁感叹道: “这是多么可怕的经历啊！”这句话不仅是对黄蜂之死的感叹，也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厌恶。 第三阶段，弗罗拉再也不愿沉默下去，她把对爱德华的爱转移到了卖火柴人那里。当她要求与卖火柴人谈谈时，却遭到了爱德华斥责：“你是个女人。你什么都不懂。”这样的话深深地伤害了她，使她开始无法忍受爱德华对她的粗暴态度和压制。出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她反抗说：“你在什么方面都太强势了，你应该多相信你的妻子，相信她的判断，了解她的能力。”生活在丈夫焦虑阴影下的她一直压抑着内心的不满，与丈夫权利的不平等使她不再愿意顺从丈夫了，于是她把对爱德华的照顾和关爱都转移到了卖火柴人那里。评论家盖尔认为巴纳巴斯（卖火柴人）是一个起安慰作用的人。在盖尔看来，卖火柴人可被看成一个信使、一颗潜在的救星。因为，卖火柴的人把弗罗拉从婚姻的禁锢——爱德华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弗罗拉的这种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焦虑心理崩溃之后的一种绝望举动。 由此看来，爱德华和弗罗拉的焦虑都是由于利比多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因为，性本能若没有满足的出路，一方面坚决要求发泄，另一方面又无法升华，则所谓节欲也仅成为导致焦虑的条件。按照弗洛伊德本能论观点来看，焦虑的发展和利比多无意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剧中弗罗拉发现爱德华不停地眨眼时，就可以察觉出来。后来我们从她的问安中也能体会到。爱德华说：“他每天睡觉像往常一样，一觉到天亮。”这种现象不仅表明爱德华的精神生活贫乏，更重要的是品特还暗示了爱德华与妻子性生活的缺乏。这在弗罗拉对卖火柴人的独白中更清楚明地展示了这一点。弗罗拉不但向陌生人表白了好感，而且还以挑逗的口吻与卖火柴的人讲话，不停地靠近他，帮他擦汗，替他脱衣服，并打算帮他洗个泡泡浴。可见，家庭中爱的缺失使弗罗拉焦虑之极，以至于她在戏剧的结尾为卖火柴人支起了顶棚，让他在花园里的池塘边享用午餐，并且为他打扫好房屋，最后居然将两个男人的权力位置进行了置换，精神崩溃的爱德华担当起了卖火柴人的角色。 弗罗拉的“焦虑”三阶段将她从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人物转变为一个娼妓的角色，而且从心理层面的发展外化为剧情的逻辑线，从而完成了对戏剧的叙述。如果脱离焦虑心理这条主线，观众就无法把握《微痛》戏剧的实质，也不会理解这个信息介绍几乎等于零的戏剧内容。 四、品特心理状态的再现 从爱德华和弗罗拉的表现及他们各自与卖火柴人的独白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焦虑”是由浅入深地发展的。正如英国戏剧理论家布莱恩（Adrian Brine）所认为的那样，“我们能从品特戏剧人物的会话中更深地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品特自己也声称：“我重复一遍，一种语言在表达一层意思时还暗藏着另一层意思。”其实《微痛》中爱德华和弗罗拉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正是品特自身焦虑的写照。品特于1930年出生于伦敦东区一个犹太人家庭。30年代反犹主义盛行,其势力不仅限于纳粹执政的德国和意大利，而且在英国也很有市场。1939年英国向德国开战后,年仅9岁的品特过着漂泊的生活。1944年二战接近尾声,品特和母亲回到伦敦,德国人仍未停止对伦敦的疯狂空袭,迫使品特一家不断转移住处。虽然德国人的空袭没有烧着品特一家的住处,但那种恐怖的经历却永远烧灼着品特的内心。他说:“那个时候,暴力猖獗。”恐惧的经历对品特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孤独、困惑、分离和失望成为品特最深刻的记忆。那时一天到晚都响彻着空袭警报，冬天五点之后，到处都是一片漆黑，人们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当时的人真的都觉得他们的生命可能在第二天就会结束。战争时期的经历让品特生活在焦虑之中，感到生命的不可知和脆弱性。那时的人们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如临大敌，如同剧中晴空万里的微风拂动；小小黄蜂的来临和卖火柴人的不动声色的举动，都能让爱德华感到焦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爱德华深刻地展现了品特自身的焦虑。 其次，由于品特个人的焦虑经历与《微痛》中的人物极其相似，他把自己在婚姻中的内心感受巧妙地融入到了戏剧之中。品特和维维安结婚之前，她就是一名非常有名的女演员了，而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配角。那时他的艺名为大卫，但维维安直到婚后都一直叫他大卫而不是品特，这使他一直非常介怀和感到不满，令他觉得受到了轻视。在后来的日子里，不管品特多么出名，也不论他在世界各地赢得怎样的声誉，她都一直叫他大卫。这就像一个伤口，永远让品特感到疼痛，因为它时时都仿佛在暗示着他们刚结婚那段日子里彼此间的悬殊地位。于是1962年之后，婚姻中由于焦虑导致了爱和理解的缺失，品特选择了不再压抑心中的焦虑，正式开始了一段长达七年之久的婚外关系，最后背叛了妻子；同时他又内心充满着矛盾，他深切地明白背叛会蚕食婚姻的本质，有违社会道德。正是因为品特在婚姻中的这些真实感受，他才能将其体验在《微痛》戏剧中展示得淋漓尽致。与品特一样，剧中弗罗拉与爱德华结婚时，她的才学和经济方面都不如他，但她始终对他非常忠诚，而弗罗拉却没有得到一点尊重的回报。在权力施压的焦虑下，她最终背叛了丈夫。实际上《微痛》就是品特心理焦虑的外化，弗洛拉最终的选择就是品特本人对于家庭关系的选择，也是焦虑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结 论 品特将自己在当时社会和婚姻中感受到的焦虑通过笔下人物爱德华和弗罗拉进行不断升级。他用独特的手法，在介绍信息几乎等于零的情况下，将一个剧情简单的三人剧剧情如此巧妙地向前推进，靠的是运用心理焦虑发展的三个阶段来完成了戏剧性的“突转”。在剧中“焦虑”被刻画得如此入木三分，以至于观众在欣赏这部戏剧的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剧中这个家庭内部存在着莫名的威胁，体会由“焦虑”这片覆盖在当时人类心灵之上的阴影所带来的无穷痛苦和折磨。由于当时社会、战争和政治等因素引起的普遍性焦虑心理挥之不去，品特便把内心焦虑经历投射到爱德华和弗罗拉的家庭关系中，然而，他没有为观众提供一种解决的方法。只是为观众创造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去探索真实的家庭关系。 参考文献： [1] Michael Billington, The Life and Work of Harold Pinter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6. [2]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 [4] Harold Pinter, A Slight Ache and Other Plays[M].London: Eyre Methuen, 1961. [5] 荣格.《性格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6] Johnson, R. Thomas, Harold Pinter: Poet of Anxiety[J].Delawar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85. p.30. [7] Marc Silverstein, Harold Pinter and the Language of Cultural Power[M].Bucknell: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Martin Esslin,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M].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80. [9] Bernard F.Dukore, Harold Pinter [M].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2.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