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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哈兹里特著，顾钧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是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1817）一书是他的文艺批评的代表作之一，在浩如烟海的莎士 比亚研究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哈兹里特用优美流畅的散文来写文学批评，是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在看惯了高头讲章的学术论文后，这样的文字让人眼前一亮。文学批评和文学本身一样，是"文无定法"的，旁征博引、严密论证固然可取，单刀直入、直抒己见也无不可；而文字的好坏倒是一个不应轻视的标准，一个研究文学的人本身文章写得很刻板无味，其文学研究恐怕要打上一个老大的问号。正如哈兹里特所说："我们并不是说一个批评家一定要是一个诗人，但要成为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必须是一个不错的诗人。"（《作者前言》）在18、19世纪分工还不那么细密的年代，一专多能、作家兼学者还比较容易做到；时至今日，确实是越来越难了。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会批评哈兹里特的文章太感性，太缺少理论色彩。确实，经过20世纪这个"理论的世纪"洗礼之后，文学研究似乎已经无法和文学理论脱离开来。但理论的作用无非是把文学问题说得更清楚，而不是让它变得更复杂更难懂，如果不借助某一成套的理论同样能把问题说清楚，那么理论的有无就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了。为理论而理论，除了那些对理论本身特有研究兴趣的人而外，对于其他人难免庸人自扰。哈兹里特很少运用理论，但却不乏洞见，比如他在评论夏洛克这个著名人物时写道："报复的欲望来自不公正的对待，夏洛克那掩藏在犹太长袍下的骄傲的灵魂被不断受到的挑衅所激怒，他力图通过孤注一掷的手段来合法地报复加在他本人和整个民族头上的谩骂和压迫，对此我们只有表示同情。"而对于一贯被认为是正面人物的安东尼奥，他特别强调指出，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天主教徒和商人"在对待夏洛克的态度上"远不是平等、公正和仁慈的"。（《威尼斯商人》）这一分析应该说是相当具有"后殖民主义"精神的，只是哈兹里特没有像当代学者那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莎士比亚本人而已。可见，理论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时候，依靠常识和洞察力同样可以得出深刻的见解。 为理论而理论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很可能堕入空头理论。文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学文本，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哈兹里特这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正在于文本细读，引用具体的台词对莎士比亚的三十多出戏剧一一进行分析。他的许多分析合情合理，有根有据，令人信服。例如，他认为奥瑟罗在打发走侍女准备动手杀死苔丝狄蒙娜时，感情仍然有一丝波动--侍女发现奥瑟罗"现在的脸色温和得多啦"，这个微妙的暗示可能很多读者都没有在意，但哈兹里特捕捉到了，他特别揭示出来并进而指出："莎士比亚在这里用短短半行取得的效果可能要花费其他作家十几段冗长的描写。"（《奥瑟罗》）又如，在丈夫被谋杀后嫁给凶手的丹麦王后乔特鲁德一般被认为是冷酷无情的，但哈兹里特发现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于是提请读者注意她在向奥菲利娅的坟上散花时所发出的以下感叹："好花是应当散在美人身上的；永别了。我本来希望你做我的哈姆雷特的妻子，这些鲜花本来是要铺在你的新床上，亲爱的女郎，谁想得到我要把它们散在你的坟上！"在哈兹里特看来，这几句极其动人和优美的感叹说明，"王后在一些方面是罪不可恕的，但在另外一些人际关系上却并不缺乏情感"，同时也进一步说明，莎士比亚是"极为擅长描写人们的复杂情感和动机的"。（《哈姆雷特》）确实，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众多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既有奥瑟罗这样的主角，也有乔特鲁德这样的配角。 除了细读，哈兹里特还广泛地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既把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也把莎士比亚自己的作品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看出各自的优劣和特色。乔叟和莎士比亚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他们都曾以古希腊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恋爱故事为题写过作品，但处理的方式却很不相同，哈兹里特认为原因"不在于两位诗人不同的创作意图，而在于他们不同的才能。在乔叟的人物身上没有什么双重性，他们要么非常严肃，要么非常滑稽。在莎士比亚那里，滑稽、反讽常常与庄严、热烈混合在一起"。（《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是莎士比亚的特色，也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莎士比亚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不仅能够鲜明有力地描绘彼此差异很大的人物，还能真实细微地刻画彼此极为相似的人物。哈兹里特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了理查二世和亨利六世、麦克白和理查三世、福斯塔夫和夏禄以及赛伦斯之间看似细小、实际显著的差别。而在分析罗密欧和哈姆雷特这两个看似相差很大的人物时，他却发现了两人的一致之处："罗密欧是恋爱中的哈姆雷特。一个情感丰富，一个思想丰富。两个人都与外部世界有些脱节，而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哈姆雷特对什么都心不在焉，罗密欧除了爱情，对其他都心不在焉，他沉浸在爱情之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这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最为适用的一条重要规律。 文学文本是千姿百态的，如何能够从中发现普遍的规律，是检验一个批评家水准的试金石。哈兹里特在埋头寻章摘句的同时，也不忘抬头思考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比如，他发现莎士比亚之前的喜剧往往充满了机智和讽刺，嘲讽和冷漠成为主导的感情，而莎士比亚却不落窠臼，"不断地将浪漫和热情注入作品"，从而形成了田园牧歌式的独特风格。哈兹里特从这类喜剧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喜剧效果最佳的时刻就是滑稽和温柔融合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抛开可笑的念头，回复我们的真情和仁爱之心。"（《无事生非》）一味滑稽可笑的喜剧是浅薄的，不可能成为好的喜剧，同样，一味惨痛的悲剧也不可能成为好的悲剧。悲剧如何能够产生快感，以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快感，原是理论家们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哈兹里特通过阅读和分析莎士比亚的悲剧，对此给出了一个精彩回答："悲剧中的罪恶会激发起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一种由此产生的喜悦心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悲伤情绪以及对于苦难的同情会在一股强烈的反作用下淡化和消失。"（《李尔王》）确实，好的悲剧所带来的绝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的快感，而是一种追求美好事物的积极的快感。 戏剧和其他文学样式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为表演而创作的（只供阅读的所谓案头剧本乃是例外），所以在讨论戏剧时就不能不涉及表演这个话题。哈兹里特在这本书中讨论的重点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性，对于表演也时时谈及。这一部分内容不仅让我们了解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莎剧的演出情况，也让我们对文学剧本和戏剧表演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哈兹里特发现，莎士比亚戏剧中演出效果最好的几出--如《冬天的故事》、《理查三世》--都不是文学性最高的，而公认的杰作，如《麦克白》、《奥瑟罗》，往往演出效果反而不能尽如人意；对于《哈姆雷特》，哈兹里特则表示不希望看到它上演。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最好的诗句是最难翻译的，最好的戏文亦复最难搬演。哈兹里特遗憾地发现，"优美的描写超过了所有法国诗歌的总和"的《仲夏夜之梦》在演出的过程中"从一个愉快的虚构故事转变成了一个乏味的童话剧"，由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戏剧舞台与文学想象不是同一回事"（《仲夏夜之梦》），其间的差异是值得研究文学和戏剧的人们予以关注和深入思考的。 文学描写的对象是人生和社会，文学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艺术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哈姆雷特那段"生存还是死亡"的著名独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同样，文学批评家在评论文学的同时，也完全可以透露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关怀。哈兹里特在评论《无事生非》时最后写道："这出戏中的道格培里和弗吉斯是玩忽职守的一类官员的最好写照，他们表面上自命不凡，实际上头脑糊涂。莎士比亚显然是取材于实际生活，而这一类人在两百年后似乎已经从最低的职位爬上了我们国家的最高的职位。"这样联系实际的社会批评让人会心一笑。当然这类文字应以点到即止、涉笔成趣为限，哈兹里特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给阅读增加了不少的兴味。 莎士比亚无疑是一个天才（这正是哈兹里特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然而他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那么崇高，他受到过本国人的质疑，外国人的非难，但青山遮不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他的巨大才能，并纷纷加入赞美他的合唱，哈兹里特无疑是声音最为洪亮的一位领唱。进入20世纪后，虽然还有人力图动摇莎士比亚的地位，但只不过是蚍蜉撼大树，此时的莎士比亚不仅早已成为英国文学的旗手，而且也被公认为西方最伟大的戏剧家。在当代"重写文学史"、"重塑经典"的大潮中，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被重新解读，但他的经典地位却没有任何动摇。有些经典也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有些是能够经得住的。我常常想，与其去读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以及当下流行一时的作品，还不如去认认真真地读几部经典。实际上哈兹里特这本评论集也可以算得上一本经典名著了。 原载：《博览群书》2009年4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