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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梁山聚义一场，成也宋江，败也宋江。粗说：都在“忠义双全” 梁山是典型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曾几何时，梁山不过是一个常见绿林巢穴，比之鲁智深、杨志落草时的二龙山，比之阮氏三雄盘踞的石碣村，未必更有名气，如果要说特点，那就是山寨远在水深处，更不惹人注意而已；山上的王伦，不过是一个带点秀才酸气的强盗，打家劫舍，啃点窝边草，枉有“白衣秀士”的称号，其实并无半点读书人的心胸，其难成大事，杜迁、宋万都心中有数，更别说笼络住林冲那样的好汉。而梁山日后声名远播，则在于有同声相求、亲如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一百零八条汉子，风云际会，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本是一团散沙，飘零江湖，使其走出隐身落草之处——山寨、水泊、市井、庄院，聚于梁山，惊天动地者，是宋江。 试看：宋江上山之前，尽管并非宋江有意经营，但梁山实际早被宋江的影响所笼罩。构成当时梁山好汉中最大一伙的晁盖等人，如果没有宋江，上山即无从谈起。在他们的心里，宋江的情分已是重于泰山。饶你晁盖英雄、吴用多谋，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其实早已是虚席以待。而尽管晁盖的胸襟气概与王伦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可否认，此后源源不断的上山者，受宋江影响、引导的仍是多数。所以，日后宋江一旦上山，便能一呼百应，尽改晁盖方针而波澜不惊。 试看：武松酒后失手打人，躲在柴进的庄上，柴进本也是江湖中义名在外的人物，但武松偏偏与柴进的脾性不合，颇不受柴进欢迎，结果落到患病无人理睬，自己躲在屋檐下用铁锹引火取暖的地步，与乞儿已无大异，此时的武松，谈什么英雄气概！惟有宋江在他心中还有一丝希望，“我如今只等病好时，就去投奔他。”而正是宋江，几天的同吃同住，就把武二激动得热烘烘的，好汉本色重新升腾，这才有了以后的打虎、杀嫂、快活林、飞云浦一段又一段轰轰烈烈的事迹。金圣叹批《水浒》批到此处，由衷叹道：“何物小吏，使人变化气质。”真是明眼人之见，区区数语，便道出宋江不同凡响之处。 试看：李逵出场，讹钱、滥赌、抢鱼、打女人，搅得鸡飞狗跳，一片狼籍。无论金圣叹、李卓吾如何赞其率真可爱，可当时的李逵，总是无赖一个，且看书中写道：“她（被打女子）的爹娘听说是黑旋风，先自惊的呆了半晌，那里敢说一言。”（38回）高衙内的名声不过如此吧。戴宗虽说能管一管李逵，但并不能使李逵真正信服，无非戴宗在时稍有收敛而已。而又是宋江，收服之、束缚之，带上梁山，留在身边，终于使之成为梁山上那个处处出彩，渐渐可爱的李逵。假非宋江，李逵老死不过在江州地面上扰民，终生未必知道梁山坐落何方。 宋江之所以能笼络众人者，不二法门就是一个“义”字——“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作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17回）说到底，无外乎对朋友倾心相待、尽力相助，必要时再加上两肋插刀而已。对晁盖，对武松，对李逵，无不如此。这种“义”，有时看起来就像是大把花钱，所以金圣叹评《水浒》，一路剔出宋江使钱处，说宋江只会撒漫花钱，收买人心，言下颇不屑。其实挥金如土、两肋插刀在江湖上似乎并不十分稀罕，鲁智深天性有钱不会自个花，有事不会绕过去走；燕青对主人两肋插刀根本不在话下；柴大官人柴进，更是个有钱、也肯花钱，一辈子要名头的主子，宋江未必比他更阔。而宋江的真正所长，在于更多一点至诚，能把钱花出更多的“情”。武二郎投在柴大官人庄上，柴进未必少破费，反倒弄出武二一肚子的冤气，而宋江区区几十两银子就把武二调理得死心塌地，无非是宋江的银子有“情”。对李逵，宋江确实花了不少银子，但别人能用银子把李逵买去吗？无非还是宋江的银子花在点子上。更绝的是，宋江发配江州途经揭阳镇，路遇病大虫薛永，一声喝采，五两银子，就招惹出穆春、穆弘、张横、张顺一众兄弟。当是时者，宋江只是一个戴枷的犯人，自顾尚且不暇，哪有心思玩权术收买人心，所以薛永自己说“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李卓吾评书也说此处的宋江，“喝采处是真爱他，出钱处是真酬他”（35回，介子园本）。的确，当时的宋江，不过惺惺相惜，一点英雄本性罢了。 说上山之前的宋江刻意经营、有心延揽，恐怕是吹毛求疵，但梁山的气候所成，却确实是由于有了宋江。 而气候已成的梁山，又千真万确地败在宋江的精心策划之中。 迫于无奈，几经周折，宋江终于上了梁山。由于有“义”名在外，又由于和晁盖的特殊渊源，宋江上山后即成为核心人物。不久，晁盖死，宋江坐第一把交椅。此时的宋江，在他的山寨水面上，呼风唤雨，调理千军万马，比郓城县的那个小押司要神气的多，但其内心未必比在郓城县时自在。因为此时的宋江，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如果自己缺乏“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勇气，那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祸及九族。他想改变这种命运，让弟兄们重新做驯良的大宋子民，但他也知道，让弟兄们、让朝廷接受这种设想，几乎同样困难。为此他需要做一些精心的准备——事实上，他从参与梁山事务的那天起，就悄悄地实行了一套新的方针。古今评家都曾指出，宋江的所谓还道村梦遇九天玄女，得授三卷天书一事，“殊不知此等，悉是宋江权术”，无非要借九天玄女之口，说出一番冠冕堂皇、而梁山弟兄们暂时还无法接受的道理：“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为以后的招安张目。金圣叹评书到于此处，便道：“只因此等语，遂为后人续貂之地。”——所谓续貂，即指招安一事也，意即所有71回之后的招安情节，都于此处生根，埋下伏笔。（41回）看得到此，读者就不得不叹服宋江深深的机谋。 此时的宋江，虽然还像晁盖那样以“忠义”作为梁山的大旗，但此“忠义”已不同于晁盖的彼“忠义”。晁盖的“忠义”，以“义”为主，要“施仁德于民”，讲究的是不失一个弟兄（46回）；而宋江的“忠义”，以“忠”为主，他向弟兄们灌输的是朝廷如天如父，当在边关效力等等朝廷命官应有的意识。于是“忠”就在“义”的掩护下悄悄的成了梁山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替天行道”的口号，似乎还算响亮，但与梁山聚义之始的初衷相比，其实已变了味，原来的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豪气荡然无存，“天”的含义由“人间正道”变成了坐在龙庭上的“天子”，梁山好汉就只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一条路了。 此时的宋江，虽然还以“义”字标榜，但义气招揽的对象已变，不再是武松、李逵那样的绿林好汉，而是卢俊义、关胜那样有声望的豪绅、军官；看梁山好汉，为买马、为借粮都曾出兵放马，攻城掠地，但从未占据一城一地，这就是宋江掌握适度分寸，既提醒朝廷注意，勿忘梁山，又不作太甚之事，以免朝廷误以“乱”为“叛”，就此绝了招安后路；看梁山好汉作战，凡遇官兵溃逃，宋江必恐众将尽情追杀，必于紧要处鸣金收兵，而每战务求俘敌军官，这也是宋江用心处，在宋江的整体构想中，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好汉，而是一条条与朝廷沟通的渠道；对于被俘的官兵将领包括童贯、高俅等人，宋江也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这亦是宋江不同他人处，如不安抚此人，招安又从何谈起？ 此时的梁山，虽然聚起了一百零八条好汉，并号称“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70回），其实此话只能应用于大碗喝酒时、沙场厮杀时。这一百零八人的构成已经与当日不同，诚如宋江所言，已“一大半是朝廷军官”。这些战败而降的军官，与以梁山为家的当年梁山创始人，岂能真的“人合一心”！李逵见宋江一心要让卢俊义坐头把交椅，便大叫道：“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67回）但李逵叫归叫，却做不得主，梁山英雄座次，除宋江、吴用、公孙胜、林冲仍能名列前茅外，其余二十名之内，旧人已经不见；除上述四人外，排在二十名之内的另十六人中，军官十人，豪绅二人，捕头狱吏二人，真正的市井人物也就武松而已；而其中不喜欢招安的，不过鲁智深、武松等寥寥数人。 此时再说招安，虽然李逵不服、林冲不满，但大势已定，无可挽回矣。而一旦归顺朝廷，征辽、征方腊都是题中应有之意，梁山好汉注定要散矣。宋江终于了却了一块心病，但却害苦了李逵、武松这一干好兄弟。 二、 宋江落草招安，前也违心，后也违心。细说：皆为“功名家业” 宋江落草梁山，一波三折，处处违心，一件本来避之不及的事终于没有避开。 宋江把本县保正晁盖当做心腹弟兄，却未必瞧得起梁山头领晁盖——这点潜意识，宋江自己也不一定清楚，但却是事实。宋江私放晁盖，出于和晁盖的友情，但压根没想到晁盖会上梁山落草，所以晁盖派刘唐赠金相谢，宋江吃惊非小，为此一反轻易不怒的常态，手刃阎婆惜，惹出一场生死官司；朱仝私放宋江，问宋江何处安身，宋江道：“小可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乃是青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21回)这时的宋江，已经知道晁盖落草在梁山，但全然没把晁盖算在账上；直到清风寨闹出大案，牵连到花荣、秦明等一干兄弟安身的问题，上山已成必行之事时，宋江才不得不提起梁山。 深有意味的是，上山路上，宋江前行联络，却借得到报丧家书的机会，撇下众人，一溜烟似的走了（34回）。这段情节，似乎将宋江表现的非常反常，不近人情：为家父奔丧固然是大事、急事，但包括花荣在内的九名弟兄、数百名士兵都跟着你投奔梁山，也不是一件小事、缓事，为何竟连等一夜，与花荣、秦明等人见一面当场交待一下也不肯哩。其实宋江表面痛哭，内心却未尝不庆幸这是一个摆脱众人的机会——自己因事涉义气，不得已步步逼近梁山，与“反贼”只一步之遥，眼看难以自拔，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当此时，孝字在先，谁奈我何。宋江真精明人也，时机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而他不枉天意关照，立马走人，正应了旧小说中常用的一句俗词：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 宋江的用心不久之后便得到证实。宋江郓城再次被捕，发配江州，路经梁山时晁盖派人四处拦截相救，而“宋江看了，只得叫苦”，死活不肯上山，直至以自刎相威胁（35回）。用宋江自己的话说：“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撞见在下，指引回家。”原来如此！当初一片苦心，便已昭然若揭。直到在江州酒后题“反诗”、劫法场，闹出十恶不赦的罪案，宋江才死心蹋地的走上梁山。上山，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件违心的事。 而上山后的宋江，于招安一事，的确是精心构结，因而从来都有人把它视为宋江大奸大恶的证据，但事实上，这只是宋江的又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违心事。 “招安”一说，最早并非出自宋江之口，而是由武松道出。武松在孔家庄与宋江二次分手前往二龙山落草时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再来寻访哥哥不迟。”（31回）武松不是日后梁山上的招安派，在梁山英雄大聚义后的菊花会上，武松对宋江定下的招安主题不满，首先发难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71回）由武松在去二龙山之前首先说出“招安”二字，足可证招安是当时绿林好汉们认可的一条改邪归正的途径。宋江既然度量自己和弟兄们不是做皇帝的料子，又不想就这么永远做强盗，招安就几乎是一条必由之路。考虑到在那一帮子莽汉中讨论问题取得一致的难度，拿出一点武断也是必须的：比如当李逵掀翻桌子时喝令推出斩首！有人以此论宋江为招安不顾兄弟情谊，其实有误，当是时者，众兄弟欢聚一堂，杀李逵能杀了吗？这点分寸都把握不住，宋江就不是宋江了。 重要的是对招安后果的预期。实施招安计划之前，宋江不可能预计到招安后的遭遇及众兄弟七零八落的结局。如果宋江预知这一步，招安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议题了。当然这是假设。但是，在招安的过程中，宋江已经逐步意识到招安会有一些后果，他也曾为此痛苦，而此时的他对最后的结局已无能为力，只能违心地看着事件失控。例如，在招安过程中，宋江事实上是处于一种夹缝中，对朝廷和兄弟们两面都得委曲求全，这其实是一件很揪心的事。菊花会后，宋江就很难受地对吴用说：“我在江州酒后误吟了反诗，得他（李逵）气力来；如今……险些儿坏了他性命，早是得众兄弟谏救了！我与他情份上最重，因此潸然泪下。”（71回）又知道武松、鲁智深等人心中总有疙瘩，不免又要做一番“别无他意”的解释。再如，征辽几场恶战，虽然没有折损兄弟，但宋江并非没有预感。凯旋途中双林渡燕青学箭射雁，宋江伤感，一段话有情有意：“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你却射了那几只，比俺弟兄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此时宋江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几日后公孙胜告辞，宋江难悔前言，只得放行，他很清楚地知道：“昔日弟兄相聚，如花始开；今日弟兄分别，如花凋零”（90回）；征方腊时每逢损失兄弟，宋江都要痛哭一场，这哭声虽说可能有做作成分，但不能都说是奸诈，相信痛惜之外，不无自责、无奈之意。此时的宋江，真的无奈了，虽然违心，却不得不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 宋江何苦来哉？ 前也违心，后也违心，人生如此大的波折，一个非常宽泛原则的“忠”字怕是解释不了的。即使上山之前，宋江不过一个押司小吏，算不上食君俸禄，且胆大到竟敢私放要犯，谈什么忠君？拒捕私逃，交结匪人，鼓动十数条命案在身的武松去二龙山落草，称得上忠君吗？浔阳江头醉题反诗，又忠哪门子君？如果宋江真的忠君，上面的事他一件也不会去做，更不必说在梁山落草多年，武装拒捕，数败官兵。 细细想来，解释宋江的行事准则，并非一定要落在传统的“忠义”的套子里，宋江虽然常以忠君标榜，但如其说他忠君爱民，还不如说主宰他的就是更普通的“功名家业”四字更合适。 “功名家业”四字，在《水浒》中并不跳眼，但我认为却是宋江真正的立身之本——当然，这里的功名指得是广义的功名，并非专指科举应试。 请看，宋江上山前的身份为郓城县押司，押司虽然属七品之下的佐杂小吏，但在吏人里却是身份最高，加之宋江“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在县里也是有身份的人了——今日读者也许会这样认为。但这样认为未免太隔漠了。唐宋时期，官、吏已有区分，吏主要指县里的各种杂差，是作为一种劳役分配下来的，“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文献通阿阿考?职役》，其中的“押”即指押司）。台湾学者萨孟武解释这一制度时说：“宋依唐制，户分九等，上四等给役，余五等免之。立法之意，本来是许人以钱雇役，即有钱而不欲役者出钱，无钱而肯出力者得钱。只因宋之职役太过苛苦，上户虽欲出钱雇人，而贫者亦不肯就，于是上户只有自己往役。在各种职役之中，人们认为最难忍受的乃是衙前之役。”（《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版）这里说得很清楚，当时押司之类的杂役，是大户人家难以回避的苦差使，开销既大，且有风险，一旦有失职或差错，就得承担后果，倾家荡产并非少见，只有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才不得不派自己的子弟应差（当然不排除用此机会维护家族利益的目的），宋江无可怀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做那个押司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水浒》中的一段话：“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杂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21回）也就容易理解为何宋江做了押司之后，宋太公要告他一个忤逆罪，让官府公示断绝关系以掩人耳目，而在家中又挖了一个藏身的地窖。这都是为万一出事留下的退路， 再请看，宋江家中既有“给役”任务，显见是殷实大户；再证以宋江收容江湖好汉、结交八方朋友，济人急难，大把花钱的酷劲头，可见还非一般的大户。维持这样一个大户的利益并非易事，派子弟往官府应役当然也是其中一法。宋江本人的出生，《水浒》中没有详细交待，但从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以及浔阳楼反诗中“自幼曾攻经史”一句看，年少时他曾读过书。宋代以来科举发达，进士的录取比例仅十几分之一，读书不成而学吏道也是常例，不算丢人，而就宋江而言，学习吏道既应付了家族的“给役”官差，又满足了庄园兴旺的需要，且在这一途上也还有讨点出身的可能，一举三得，因此虽然凶险了些，但也算正途。应该说，宋江维护家族利益的担子其实是很重的，为了让自己真正成为自家庄园的挡风长城，宋江广交朋友、大把花钱——难道这不是一种很实用的策略吗？ 如此再看，宋江要死要活地，宁可坐牢也不肯上梁山，不是很容易理解吗。上了梁山之后一心招安，也在意料之中。环境易变，一个人的观念却很难变，宋江既然不想做皇帝，那么，家业的殷实、门庭的荣耀、身份的显赫，就是他难以改变的追求，做强盗终究不是合理的结局。何况宋江上山之后，庄园烧为平地，老父宋太公、兄弟宋清也被接来梁山，这二人岂会像李逵、武松那样以山为家。宋太公前此一再教诲宋江，“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之人”（34回）、“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35回）。这样的严父日夕在身边叮咛，不对宋江产生影响才是不可思议的事。 看宋江的出身旧已知道，招安是必然的结果。正如鲁迅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 三、 宋江其人，一变悲剧，再变悲剧。深说：乃社会潜质使其然 “自幼曾攻经史”，对于我们如何看宋江其实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提示；“给役”应差，维持庄园其实应被我们看作是宋江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宋江的忠和义。 细看《水浒》，宋江的“义”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1、与官府上下的交结。其程度在怒杀阎婆惜一事上体现得最为清楚：士兵不肯拿人、都头故意放人、知县三番五次的开脱，无不是在创造条件让宋江逃走；后来宋江回乡被捕，县里减等轻判，州吏关照轻打，发配鱼米之乡的江州，简直是路路贯通，宋江受益非浅。（21回、35回）2、与江湖好汉的交结。宋江出场时书中就介绍说：“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得是挥金如土。”（17回）结果是大名响遍山东、河北，影响直至江州，其中细节便无需再说。3、与百姓的交结。“人问他求钱财，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县前卖汤的王公受宋江施了一具棺材钱和养老送终钱，帮闲的唐牛儿也“常常得宋江赍助他”，“宋江为人最好，上下敬爱，满县人没有不让他”。 这三条实际上都和宋江的出发点紧密相连。殷实大户要维持自己的地位，最怕的有三：一怕官府，古谚就有“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之说，不怕你晁盖富裕，柴进贵胄，只要犯事于官府，大军一剿，倾刻间让你灰飞烟灭；二怕绿林好汉。《水浒》中写此类事极多，即梁山自己，“便是百十里、二三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71回）。祝家庄、扈家庄的阵形布置，不就是为了对付强盗吗！宋家庄没有如此森严，但亦有庄院，35回宋江被捕时，新都头赵家兄弟带领百余人，竟是不敢进庄；三怕暴民，旧时贫富分化极大，饥民犹如干柴，若有火星，也会烧成燎原大火，梁山上很多人上山前是无业游民，极易生事，也是庄户所怕，方腊即此类人中闹大者也。而宋江的“义”，正是为对付“三怕”，有如此纯熟的官场交往，有如此响亮的江湖名头，有如此百姓厚爱的人望，宋家庄还有何虞。 如此看宋江的“义”，实在也没那么高尚，除了一点舞枪弄棒者的气味相投外，不就是为了他家族和庄园的利益吗，真正是“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语）；如此看宋江的“义”，实在是一点也不神秘，大把花钱弄来个“及时雨”的称号，和祝家庄花大把钱造盘陀路，本质上都是看庄护院的手段，只不过宋江高明些，把防御阵地建立在他人心里。 宋江本意不过如此。而由“义”字引出一连串误会、巧合，以至造成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聚义，只是宋江把“义”的把戏玩过头了，无心插柳种下的一场个人的人生悲剧。 再看宋江的“忠”。前此论者，无论褒贬，似乎都过于看重宋江上梁山前后其主导思想由“义”向“忠”的转变，都想比较深刻的探讨其中的原因。其实，在本文探讨所采用的前提之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简单的。 前面提到，宋江少时读过经史，这显示他受过孔孟儒学的浸润，对于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形态和运作准则应当是（事实也是）认可的，如果把这种构成世界观的基本成份叫做忠，那么说宋江心之存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忠只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表示愿意遵守基本的社会准则，和食君俸禄的朝廷命官所应有的忠君，其实是很不同的。我们说这种忠只是保证了宋江心里有一条“不造反”的底线。 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其实很少有机会去想如何忠于朝廷的问题，所以宋江的日常行为并没受到太多的约束，宋江在为自家庄园着想时，更多地表现出实用的义气，甚至可以发挥到私放朝廷要犯晁盖，默许武松二龙山落草的程度。即使上了梁山之后，也还是用“及时雨”的声名，完成了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聚义。不信你看，有哪一位是被宋江的“尽忠报国”的说词打动的？即便被俘的将领，也都是因为宋江实在太会做事——亲手解缚、纳头便拜，非但不杀，且留足面子——而不得不降，正如呼延灼所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蹬，事既如此，绝无还理。”（58回） 所谓“尽忠报国”的招安，事实上也是一种基于宋江生活背景的无奈选择。前文提过，自从私放晁盖之后，一连串的偶然、巧合、误会、突发事件，使得宋江身不由己的一步步地走上梁山。梁山上的宋江，特别是做了第一把交椅的宋江，不会不考虑将来的出路。按照当时的情况，出路可能有以下几条：1、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李逵觉得最痛快，但宋江是不会考虑的。无论宋江在郓城时如何胆大妄为，底线还是很清楚的，他的利益在庄园，在功业，而不在龙椅。2、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安家梁山，终老水泊——武松、鲁达、阮氏三雄大概都认可这条路，但宋江也不会考虑。幼时喝的那点墨水，读的那点经史，已足以让他终生都难以接受做强盗的现实。当初因阎婆惜案被捕，宋江对太公说：“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朋友，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35回）杀阎婆惜是坐牢，做强盗也是坐牢，然而在宋江眼里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今日之梁山和当日之宋家庄岂能一样？何况宋江必然想到，梁山今日兴旺，绝难保持长久，强盗岂是世传之业！3、散伙，“一个个各去寻趁罢”（鲁智深语）——这未尝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但宋江还是不会接受。从宋江讲义气的本性去看，这是一种最残酷的结局，所以他平日里最听不得此话，必是伤心落泪，委曲求解。而隐藏在宋江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散伙之后，再往何方？武松、鲁达之流能再回二龙山、李逵等可随地自生自灭，宋江想把老父、舍弟带回宋家庄，可就困难了。4、于此之外，只有招安一途。做好奴才，替主子去打不愿做奴才的强盗。这一途走下去究竟要打谁，宋江未必能猜准，但对于要付出“委曲求全”、“一刀一枪”的代价，宋江是有准备的。然而代价虽然沉重，但可一劳永逸：死，不再连累家族；活，自然是光宗耀祖、青史留名。所以宋江铁心要行此道，直到被暗中下了毒药，仍是心无怨言——因为他虽死了，宋家一族却活了，宋清可以安心务农了，将来就是一个新的宋太公。为了堵塞唯一的漏洞，宋江终于横下心来毒死李逵。好在都是临死之人，话尽可说透：“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所以……”——名声重要，家业也在其中，就顾不得你的性命了。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条从“义”到“忠”的轨迹，也就是宋江从热衷江湖交结，到不得不死守底线的过程。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宋江是不幸的，只是由于他把“义”这个本来很普通的社会意识、社会手段玩弄的太过纯熟，因而引发出一系列的巧合、偶然、误会，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人生转折，把他这个本来只想看家护院的小小押司，推上一个他想都不敢想的舞台，去扮演一个他从来都不认可的角色，对于他来说，这实在是一场为义气所累的人生悲剧。为了摆脱可以预见的结局，他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扛起“忠”字大旗，死保“不造反”的底线，包括使一点权术、玩一点奸诈、弄一点残忍，终于完成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归。他的这一段经历，应该看作是他的社会意识在事件中的必然反映，是它的社会潜质对人生道路的制约，是他自己的社会定位的再实现。而不是皮相的“忠”、“义”之争。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