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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江的评价，新时期以前学术界主要有“起义说”和“投降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新时期以后似乎是为了纠正上述二分法的片面性，又有人提出了“两重性说”。这种观点认为：在宋江身上既有反抗性、革命性的一面；又有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宋江思想性格的二重性贯穿了他的一生”［（１）］，它“主要表现在其性格发展过程中‘义’与‘忠’的矛盾冲突上”［（２）］。宋江起初不愿上山是忠的体现；不得已而上山是义的表现；最后主动争取招安则又是忠的体现。但是由于论者无法解释宋江行动的内在根据，于是只好把忠和义当作标签一左一右地贴到宋江的脸上，这固然克服了“二分法”的片面性，但却现出了折衷的痕迹。 事实上，纵观宋江的一生，作为其行为内在动力的，就是封建士大夫的报效朝廷和建功立业的正统观念。因此宋江的矛盾是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即能不能尽忠和如何尽忠的问题；而不是主观愿望本身的矛盾，即想不想尽忠的问题。这是我们分析和评价宋江首先要明确的前提。而从宋江的主观愿望来看，在其思想深处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忠，正是这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君观念，才真正贯穿了宋江的一生。至于宋江由上山聚义到争取招安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行动，都是其忠君观念在具体环境下的不同表现而已。上山前宋江是以“仗义疏财”（消极忍受）的方式尽忠；上山后是以“替天行道”（积极争取）的方式尽忠；招安后则是以“辅国安民”（名正言顺）的方式尽尽忠。宋江性格的发展过程就是以此为线索而展开的。 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国士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宋江上山前的行为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表现。“仗义疏财”的义举虽然“山东、河北闻名”，但是它并非与忠相背，而是在忠的制约下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是在宋江作为一个衙门小吏而无权尽忠朝廷、建功立业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兼善天下”的举措，因而在宋江看来它只是个“虚名”。 私放晁盖固然是宋江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宋江已有了造反之心。首先“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３）］所以循情枉法还不能说就是造反；其次它与宋江一贯尊奉的赃官好皇帝的忠君观念没有根本的冲突。而对晁盖后来的举动，宋江是不赞成的，认为“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别人他管不了，就只好“独善其身”了。因此杀惜固然是被其所逼不得已而为之，但其根本原因则是为避免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从而陷于欲忠不能的境地。宋江此时自己尚在逃亡中，不但没有一点造反的意思。反而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既是宋江忠君观念的根源所在，也是其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在宋江看来，只有为朝廷建功立业，从而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才是正路，而这一切都要靠朝廷的封赏才能实现，也才是名正言顺的。大闹青风寨，一方面是为了保全性命的自卫；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泄愤的目的。这只是“一时乘兴”之举，因此一封家书就使宋江连夜奔丧回家。这固然有其孝道在内，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宋江想借此机会离开花荣等人，以免走上造反之路，“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宋江的这番表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在刺配江州的途中至死不愿上山，“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这表明宋江此时头脑中的“国家法度”和“忠孝”等正统观念依然居于统治地位。 因此可以说宋江在上山前的所作所为都受其忠君观念的支配，表现出其行动的一贯性，唯一的矛盾似乎就是题反诗这一举动了，这也正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把它看作是对朝廷的宣战书［（４）］。黄文炳在看了宋江的题诗之后暗道：“这人自负不浅”，“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这家伙虽是个“专在乡里害人”的“阿谀谄佞之徒”，但只这两句言语却正可为宋江的反诗作一好注脚。它道尽了宋江对怀才不遇之命运的悲叹。一首《西江月》正是宋江生平的写照，他熟读经史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年过３０尚且功不成名不就。一心想报效朝廷，但却“虽有忠心，不能得进去”。而且更被纹了双颊断配江州，背井离乡地过此屈辱生活，更不知何时才能遂平生之愿。并且又面对江山美景，于是越发感慨万千、悲愤难抑，正所谓“以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对非常之景”［（５）］，恰又值酒力正盛，故而作诗两首以泄其愤，期待有朝一日展宏图报冤仇，由此联想到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 黄巢起义使世家贵族和官僚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门阀观念受到荡涤，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甲弟朱门无一半”。而宋江的出身只是个小地主，在当时那种“非财不取，非亲不用”的政治环境下，一方面是朝里无人难做官，另一方面则由于官吏之间的界限壁垒森严，为吏之人是不可能在仕途上发达的。对此宋江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他自比黄巢也是取其此意，这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一种诗兴、诗情和诗境的联想，而并非表明他要像黄巢那样造反了。它实际上是首感愤抒怀之作，这是欲忠不得之愤，而非造反之愤。因为事后宋江已经记不得题诗之举了，可见不是早有预谋的一贯主张，并且按戴宗的主意诈疯以图侥幸。可见即使在这生死关头，宋江主观上仍然是不想造反的。如果没有客观环境的逼迫，即黄文炳向蔡九知府的多次“点破”，宋江是不会自动走上梁山的。因而那种“即使没有外因的推动，宋江也会自觉走上水泊梁山的”［（６）］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试想如果不杀宋江，哪有梁山好汉劫法场之举？而劫了法场之后，宋江就只有上山一条路可走了。 二 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宋江从此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因为他是被逼无奈而不是自觉上梁山的。因而他的人虽然上了梁山，而他的心并未完全上山。就尽忠朝廷以建功立业、显身扬名这一凌云之志而言，同上山前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即争取招安。所以就招安而言造反是手段，而就其一生为之奋斗不息的政治理想而言，则招安也是手段，而且是在被迫上山后宋江所能采取的唯一一种手段，即一种“曲线尽忠”的特殊手段。 事实上自从宋江上山后，梁山泊事业确实有了很大发展。梁山好汉在宋江领导下，三打祝家庄、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对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就在这梁山事业的全盛时期，宋江却带领大家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从而最终断送了梁山事业。于是有人就认为，这正是由宋江性格的“两重性”所致，梁山事业的发展是义，即反抗性的一面占了上风；接受招安则是忠，即妥协性的一面占了上风。梁山事业由盛到衰的过程，就是宋江性格上义和忠此消彼长的过程［（７）］。但是此消彼长的内在根据是什么？最后统一于忠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即妥协为什么发生在革命的高峰时期而不是在其低谷时期，这些问题论者都没有交代清楚，只是以行动的前后不一致来论证其性格的矛盾；反过来又以性格的矛盾来解释行动的不一致，这就难免有循环论证之嫌。 前面我们说宋江的矛盾是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在其上山后这个阶段内表现得最明显。从客观方面来看，宋江上山后与朝廷的关系就已势同骑虎，要想不被消灭就必须打败官军的一次次征剿，这就势必要形成一种对抗的局面，而这与宋江的主观愿望是相背的。他曾对被俘将领彭ｑǐ①说：“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正是在这不断的对敌斗争中，梁山队伍日益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宋江此时也还没有迫使朝廷来招安的资本。如果没有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战绩，朝廷是不会来招安的。在第一次招安之前，吴用就对宋江分析道：“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因此梁山事业的发展与宋江争取招安的意愿是并不矛盾的，相反却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尽忠朝廷与上山聚义在争取招安这一点上统一了起来，而不是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上相分裂。因为从主观理想来看，主张招安的思想在宋江身上是一贯就有的，而不是在梁山事业发展到顶峰时才突然产生的。早在出逃江湖时他就曾劝过武松，上山后更是多次表示了这个愿望。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便“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就构成了宋江上山后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由此出发他举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的宋朝皇帝来行使封建统治的政治职能……即以非正常的手段来实现封建统治的正常职能，维护正统的封建统治秩序。”［（８）］所谓的“天道”实际上就是“皇道”，但是由于奸臣贼子蒙蔽圣聪，使得“皇道”不行，所以宋江的“替天行道”就是要替皇帝行“皇道”，因而不能说宋江举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就表示他要造皇帝的反了。 从梁山泊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同样可以说明宋江性格的前后一致性。宋江根本就没有什么推翻宋王朝的战略方针，在具体的战斗中大都是为救失陷的弟兄，或是为了教训那些敌视梁山泊的地主武装，或是出于自卫而反击前来征讨的官军。却不是自觉地攻一城夺一地的向东京推进，直至“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例如，打青州是为救孔氏叔侄，打高唐州是为救柴进，打大名府是为救卢俊义等等。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主张也是一致的，他打的都是一些与当朝奸贼有关系的贪官，如梁中书之与蔡京，高廉之与高俅等等，以及倚仗权势欺压百姓的官僚和土豪劣绅，如慕荣知府、祝家父子等等。 宋江性格的一致性，还可以从他对待被俘官军将领的态度上得到证明，不是“亲解其缚”就是“纳头便拜”，表现得过于谦卑就不是礼贤下士所能解释得了的。况且这些人都身居要位，五虎将里有四个都是被俘的官军将领，其他被俘将领的地位也都在阮氏三雄、刘唐等较早上山的头领之上。这一方面说明了宋江为以后招安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正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宋江思想中的根深蒂固。 对于招安，宋江也不是消极地坐等，而是积极地争取。当梁山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以后，争取招安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宋江本来还指望通过梁山事业的发展震动朝廷，使自己的苦衷上达天听，但是由于奸贼当道，依然是下情不能上达。于是最终宋江不惜以拉关系走后门的手段来实现他招安的凌云之志。在招安这个问题上，宋江的忠对义的制约作用表现得最明显。宋江自己也认为李逵与他“情分最重”，但是当李逵在菊花大会上反对招安时，宋江照样要杀他。而对高俅则不一样了，这是书中的头号大奸贼，梁山好汉多有被他所害者，特别是林冲、杨志对其更是恨之入骨，但是宋江为了招安，不但不杀，反而“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并且为了防止众好汉私下里杀了高俅，急忙又传下令去：“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以军令，处以重刑！”由此可见为了招安，宋江在梁山弟兄与高俅之间选择了后者。因此，即使在反贪官污吏方面，宋江也是不彻底的。至此，宋江屈义而全忠的性格一贯性还用得着怀疑吗？ 三 所以，接受招安是宋江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凌云之志的初步实现，宋江由此终于争得了报效朝廷的“权利”和“机会”。这个阶段宋江是以“辅国安民”的方式向朝廷尽忠的，这主要由征辽、讨田虎、伐王庆和灭方腊这４次大的军事行动所构成，它们都是宋江建功立业的具体内容。宋江曾对吴用说：“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可见宋江把招安视为唯一的安身立命的正路，只有它才能使弟兄们“官爵升迁”和“封妻荫子”。正因为有这许多“好处”，他不愿意独享，所以才要众好汉同他一起走招安的路而“分享”它。这正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孔子云：“夫仁者，己俗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注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论语·雍也》）。因此宋江主张招实“并不是出于出卖结义弟兄，而是他的思想认识使然”［（９）］。这不但不能算是对梁山弟兄的背叛，正相反这其中恰恰含有义的成份在内，即“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手足之情。这在他临死还要让李逵也喝下毒酒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明显，一般都认为它是宋江背义的最有力的证据，我认为不尽然，这从宋江的临终遗言中就可感觉到：“请将你来，相见一面……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宋江尽忠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李逵，但却至死也忘不了弟兄的情义，因此死后还要“阴魂相聚”，这是一种被忠完全扭曲了的义。所以，我认为“背叛说”和“投降说”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宋江接受招安就是“为了与天子‘合作’，搞爱国统一战线”［（１０）］，以抵抗辽国的侵略，因而宋江“决不是投降派、叛徒，而是民族英雄。”［（１１）］因为征辽，相对于宋江的一生来说，只是招安后这个阶段内的事。而在此期间同时还有对田虎、王庆和方腊的征剿，特别是对方腊的征剿更是后４０回突出描写的对象。所以不论是从场面规模，还是从其在书中所占的篇幅来看，征辽都不是后半部的主要内容，同前两个阶段相联系就更清楚了。宋江在其一生的奋斗中都是为了争得尽忠朝廷的权利和机会，作为尽忠的具体实践就是建功立业，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而不只是不造反。所以征辽同打其他三家农民起义军一样，都是为朝廷效力的具体行动。当然从客观效果上来看，征辽自有它的积极意义。在抵抗外来侵略这一点上来说，朝廷和人民的利益有其一致之处。但不能把它绝对化，更不能脱离书中的具体情节，而以历史上的抗辽斗争来概括宋江一生的政治理想，并把它扩大到宋江的全部活动中去。因为从书中的实际描写来看，招安前几乎没有提到征辽的事，只有第７４回崔靖曾向皇帝提起过，主张招安宋江等人“假此以敌辽兵”，但这只是朝廷招安的一个因素，而根本原因却在于久战不下梁山泊，害怕由此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因此它更有“借辽灭梁”的意图在内，而并非真心要与梁山泊结成统一战线以共同抵抗外敌入侵。后来由于朝廷没有诚意致使第一次招安不成，“天子大怒”把崔靖送大理寺问罪就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宋江在征辽获胜的后来，仍不免一死。 从宋江上山前后这两个阶段来看，主要都是为如何尽忠朝廷的问题而奔波。说宋江招安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辽的根据就是“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云云，于是“爱国论”者就抓住“边上”、“一刀一枪”几个字，把宋江一生的凌云之志，都归之于征辽的爱国行动。这种观点认为，“边上”就是指宋朝与辽国的边界，“去边上，一刀一枪”就是指与辽国打仗。实际上这是对宋江原意的曲解，其关键在于对“边上”的理解。书中第１０１回写道：“王庆打破宛州，昨有禹州、载州、莱县三处申文告急。那三处是东京所属州县”，皇帝因而下诏给宋江，让他前去征讨：“迩来边庭儆……兹者又因强贼王庆，作敌淮西……虔刘我边陲，”前一个“边庭”指辽国，后一个“边陲”则指王庆所到之处，其中包括“东京所属州县”；又第１１９回，宋江破方腊以后，张招讨对其说道：“已知将军边塞劳苦，损折弟足。”同一回卢俊义对燕青说道：“俺弟兄们身经百战，勤劳不易，边塞苦楚……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由此可见所谓“边上”就是狼烟滚滚的战场。它既指征辽的战场，也指灭方腊的战场。“一刀一枪”不但与“边上”有联系，更与后边的“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密切相关。因此，所谓“去边上，一刀一枪”、“统豺虎，御边幅”之类的意思就是：日后驰骋沙场以军功求得个“封妻荫子”的结局，亦即宋江所谓的“正果”。九天玄女娘娘在给宋江的法旨中说“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其实正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梁山好汉大都是武将，又兼都是招降的强盗，要想在仕途上发达，不靠军功靠什么？“官爵升迁”从何而来？所以征辽和平方腊尽管在客观上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就宋江的凌云之志而言，两者却是相同的，都是效忠朝廷的不同具体行动，即不同的军功而已。所以接受招安既不是投降和背叛的行为，也不是出于爱国的目的，而是宋江一贯尊奉的忠君观念使然，是其建功立业的凌云之志的具体实践。 综上所述，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始终是忠占据着统治地位，义不但没有与其相分裂，而且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没有义，宋江的尽忠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以义把众好汉团结在一起，跟着他的忠走，呼延灼就曾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正是出于义气，宋江带领大家走上了在他看来是阳关大道，实际是陷井的招安之路，而首先遇害的却正是他自己，因此招安既是义的悲剧，也是忠的悲剧，从而再一次通过宋江的尽忠不成，最终深化了“官逼民反”的主题思想。 注： （１）（９） 郭豫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第５２、６３页，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２）（４）（６）（７）（１０）（１１） 《水浒争鸣》等１辑，第６６、１５４、１５４、７６、３７３、３６２页，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３）（５） 《水浒传会评本》上册，第４１页，王评。第７１６页，金批。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８） 《文学遗产》１９８７年第５期，第６２页。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