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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三国演义》在文学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书中却存在着为数甚多的地理知识错误。该书虽经多次校勘，但此类错误却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得到订正。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地理知识错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行政区域治所错误： 最典型的是“荆州”。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七十多回涉及到荆州。作者并不知道当时荆州的治所即荆州城在何处。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时，将州治由汉寿(在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了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区的襄阳古城)。赤壁之战后，孙权控制了荆州的核心区域——以江陵为中心的南郡南部地区及江夏郡的南部。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治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的荆州古城地区)。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后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及江夏郡，移治于江陵，关羽大意失荆州于吴，吴荆州亦治于江陵。 而作者所写的刘表时期的荆州城并不是襄阳，而是江陵：第34回写刘备应邀到荆州与刘表相会，蔡瑁欲害之，不成。刘备逃回新野，蔡瑁又欲在襄阳加害刘备。其中第10段写道：“次日，瑁禀表曰：‘近年丰熟，合聚众官于襄阳，以示抚劝之意。请主公一行。’”后文又写道：“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命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见第40回第5段)。”“(曹操)又恐水路被玄德夺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荆州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已备知襄阳之事，料不能敌曹操，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见第42回第11段)”。 赤壁之战后，孙，刘之荆州治于江陵，如我们熟知的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故事中的荆州城均指江陵。而作者在写到这些史实的时候，却把荆州城，南郡城江陵(南郡治江陵)当作两座城市来写。如第51回写赵云趁周瑜与曹仁激战于南郡城外之机夺了南郡城，该回最末一段写道：“瑜命且回军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径邓荆州；凌统引数千军马，径取襄阳；然后却再取南郡末迟。”又如第49回第11段中写道：“云曰：‘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 再如第56回讲周瑜欲用假道伐虢之计取刘备控制下的荆州，最末一段说：“战舰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进，看看在公安，并无一只军船，又无一人远接。周瑜催船速行，离荆州十余里，只见江面上静荡荡的。”公安县在江陵古城东南约35公里，按作者所述，刘备之荆州在公安附近，且处公安上游，则应指江陵无疑。而也是在这一段与周瑜取荆州不成，在城下勒马便回，这时有人来报：“关某从江陵杀来”，这就表明作者笔下的刘备之荆州城并不是江陵。 还有第75回倒数第2段写道：“权谓吕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处如何收复？’”按史书记载，本回所讲吕蒙用白衣渡江之计所袭取的荆州城正是糜芳所守的荆州及其所辖南郡的治所——江陵。 类似地书还将兖州城(兖州时治鄄城)与鄄城，徐州城(徐州时治下邳)与下邳分别当做两座城市来写。 二、“赤壁”杂揉诸说 关于赤壁在何处，千余年来学术界有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汉川(湖北省汉川市)、汉阳(指汉阳县，即今武汉市蔡甸区)、武昌(指武昌县，即今武汉市江夏区)等五种说法。历史小说当然不同于历史学专著，它对这个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取哪一种说法都无可厚非。关键是不能杂糅几种说法，弄得几不象。小说《三国演义》恰恰犯了这方面的错误。 第45回写赤壁之战前，周瑜率军“依西山结营（见第1段）”，刘备带兵“至樊口屯扎(见第4段)。”其中樊口、西山(又称樊山)均在今湖北鄂州西郊，北与黄州赤壁隔江相望，这就证明作者采用的是“黄州赤壁说”。但在第48回第3段中写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在水寨内与诸将饮宴，其中有一句是：“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南屏山在蒲圻赤壁的南面，乌林则位于湖北洪湖市境内，南与蒲圻赤壁隔江相望。既然曹操在位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市区)之间，南望樊山(即西山)的黄州赤壁，那他又如何能看到直线距离约150公里以外的蒲圻赤壁附近才有的南屏山和乌林呢？ 还有第49回第8段写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兵力部署，第50回写曹操赤壁兵败后的西撤到南郡江陵的路线时又将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宜都(在今湖北省宜都市)当作黄州赤壁附近的地点来写。殊不知，彝陵、宜都到五个赤壁中最西的蒲圻赤壁的直线距离就有240公里和220公里，二者到最东的黄州赤壁的直线距离更是达到了350公里和330公里，二者与“赤壁”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 并且作者所写的曹操从赤壁西撤南郡的路线更是“乱”得一塌糊涂。他说曹操赤壁战败后，“只得望彝陵而走”，经过“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再走南彝陵大路，又过华容道，抵达南郡城。如前所述彝陵、宜都与“赤壁”不相干，而作者不但把它们生拉硬扯到了一起，而且还把彝陵、宜都从南郡城、华容(县治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南)的西面“搬”到了东面。另外，曹操西撤途中并未经过彝陵、宜都的辖境。史书中记载的曹操撤军路线为：自赤壁经华容道抵南郡城，然后留曹仁镇守南郡，自己率部回北方。 不仅如此，作者还把赤壁之战写成了三江口之战，作者认为曹操的营寨在三江口附近，第50回第2段有“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一语，第49回的标题就叫“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显然他把三江口与黄州赤壁混为一谈。看来作者并不知道黄州赤壁就在他所写的周瑜、刘备屯兵的西山、樊口的斜对岸，这里到位于黄冈、鄂州两市交界的三江口已有三十里之遥。 三、地理方位错误，例如： 1、第6回第6段讲“(董卓)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接下来第9段讲董卓行至荥阳，其部将徐荣、吕布与曹操发生激战，董卓取胜后，“自往长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挟天子及后妃由洛阳西去长安，应经过新安、渑池，陕县等地，怎么可能走到洛阳东面的荥阳呢？史实是董卓当时并未与汉献帝一同去长安，而是留在了洛阳毕圭苑中。此后，董卓的军队与曹操，孙坚等反董势力先后在荥阳、梁县等地交战，董卓直至次年农历四月才到长安。并且本回第6段讲董卓焚烧洛阳宫室，“长东宫庭，尽为焦土”，长乐宫与未央宫齐名，均为西汉建在其首都长安的宫殿，而不在东汉的首都洛阳。故此句应改为“洛阳宫庭，尽为焦土”。 2、第52回第4段讲刘备得荆州南郡后，欲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玄德大喜，遂问：‘四郡当先取何郡？’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长沙为后。’”事实上，由荆州城(南郡江陵)往南先为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后为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一近一远，则在荆州城东南方向。并且零陵郡地跨湘江东西两岸，郡城也处在湘江之东，并非作者所谓“湘江之西。”故而可按逆时针方向的南征路线将此句改为：“荆州以南，武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零陵；然后取桂阳，长沙为后。” 3、第57回第9段写庞统到荆州城投靠刘备，刘备对他说：“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二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耒阳时属桂阳郡，其地在今湖南衡阳市所辖的耒阳市，耒阳在荆州城(江陵)东南约九百里(指直线距离)，而不是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则是在今湖北潜江、沙洋一带。 4、第57回第1段，写周瑜取荆州不成，便率军与吴候之弟孙瑜一同去取西川，行至巴丘，人报上流有刘封、关平截住水路。此时又接孔明书信，周瑜被气死。巴丘即今湖南岳阳市，巴丘在荆州城江陵下游，周瑜由荆州城逆江而上去西川，怎么能走到荆州城下游的巴丘呢？史实是：刘备借得荆州之前，时任南郡太守的周瑜赴京（今江苏镇江）向孙权提出：他与奋威将军孙瑜一道去取益州(即作者所谓西川)，夺汉中，然后留孙瑜镇守，并与凉州马超结盟，自己回师与孙权一同取襄阳，北图中原。此建议得到孙权的批准。周瑜于是返回江陵，欲将此计划付诸实施，不料途中染病，卒于巴丘。 四、误解地名含义，例如： 1、“浙江”。 “孙策出马，谓王朗曰：‘吾兴仁义兵，来安浙江’”(见第15回倒数第5段)显然作者将“浙江”理解为浙江省，实际上“浙江”本为河流名，即今钱塘江的旧称。唐置浙江东、西道，“浙江”始用于政区名，明置浙江省，“浙江”才成为政区名称。浙江省之地在两汉及三国时分属吴郡和会稽郡。本回所讲孙策大战严白虎一事，《三国志．吴志．孙策传》中相应的记载有“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一语，故此处当改为“来安会稽”。 2、“陕西”。 “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见第13回第14段)。”这句话在《三国志．董卓传》中对应的记载是：“张济自陕和解之”，《后汉书．董卓传》也有“张济自陕来和解”的记载，这个“陕”字系指弘农郡陕县，即今河南省的陕县、三门峡市一带，而不是作者理解的陕西省。“陕”作为地名本来专指始设于秦的陕县及始设于北魏的陕州(二者治所均在今河南省陕县、三门峡市一带)。直至北宋置陕西路以后，元置陕西省，“陕”才逐渐成为今陕西省的简称。本回倒数第4段又出现“承、奉保驾(即董承、杨奉保汉献帝)走陕北”的叙述，这个“陕北”也不是指陕西北部延安、榆林地区，而是指陕县以北，当时董承、杨奉在此保汉献帝渡黄河进入河东郡(在今山西省境内)。 3、“山东”。 第12回写曹操打败吕布，夺得兖州，本回倒数第2段及第13回第6段分别写道：“山东一境，尽被曹操所得”，“却说曹操平了山东”。作者显然将兖州等同于后来的山东省，当时的兖州辖今山东省西南部和河南省东北部，州治在今山东鄄城。山东省的东北部当时设青州，且不是吕布的地盘。故而此两处的“山东”当改为“兖州”。还应指出的是山东最早并非行政区域的名称，而是地域名称。秦汉三国时期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通常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春秋时的晋国、建都于平城时代的北魏、五代时的晋国，以地居太行山以西，故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这与始设于元代的山东省的地域范围相去甚远。 五、滥用后世地名 写历史小说当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地名，而作者却采用了大量的三国以后才出现的地名，这正如写元朝时的作品，管“大都”叫“北京”一样叫人笑话，例如： 1、“东川”、“西川”及简称“川”或称“两川” 在书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如第59、66、67回等等。书中以四川为西川，以汉中为东川。而当时管辖今川、滇、黔、渝三省市大部及甘、陕、鄂三省各一部的是益州刺史部。“东川”、“西川”是唐肃宗时设东川、西川节度使于后才出现的地名。北宋初年，将东川路并入西川路，又另置峡西路；后又合西川路、峡西路为川峡路。至宋真宗时，又将川峡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元代设四川行省后，“川”才成为四川省的简称。此前，多以“蜀”作为今四川省中东部地区、重庆市及西南地区大部的简称。 还应注意的是这个治于成都益州刺史部的辖区内还设有一个益州郡，在今云南境内。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了益州郡雍叛乱，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故第87回写诸葛亮平定了益州郡雍叛乱事。第二段“建兴三年，益州飞报：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建宁太守雍闿，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今结连孟获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献了城。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其中“益州”、“建宁”都应该改为“益州郡”。 2、“彝陵” 这个地名出现的次数也非常的多，如第49、50、51、82回等等。“彝陵”本作“夷陵”，战国末，秦将白起拔郢，烧夷陵，即有此名。西汉置夷陵县，此后直至清初的一千八百余年间，除三国东吴统治时期有五十八年(222-280年)改称西陵外，“夷陵”之名一直未变。清顺治五年（1648年）改夷陵州为彝陵州，因古代汉族中原王朝常以“夷”蔑称少数民族，满清入主中原后忌讳“夷”字，故作此更名。我们现在印行的《三国演义》是以清康熙年间著名文学评论家毛宗岗的评刻本为底本，其中的“夷陵”当然都被改作“彝陵”。因此，我建议现在应将书中的“彝陵”全部还原为“夷陵”。 3、“许都”、“许昌” 这两个地名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作者也知道“许都”、“许昌”实际上是指同一座城市，即今河南许昌市，但在书中一会儿是“许都”，一会儿是“许昌”，这都不正确。历史上并无“许都”这个地名，许昌在公元221年以前叫许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迁都于许县。公元221年即曹丕篡汉后的第二年，取“魏基昌于许”之义，才将许县改为许昌县，故而书中第80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及以前各回中“许都”，“许昌”均应改为“许县”。 4、“南徐” 书中第53、54、55回均提到“南徐”，南徐即今江苏镇江，也就是作者在53回倒数第2段中所说的“南徐润州”(润州亦为后世地名)，当时称“京”，孙权曾以此为首府，这个“京”为地名专名，而不是首都的通称，按后世习惯用双名的惯例可称为“京邑”。孙权迁治建业城(今南京)后京改称京口，东晋初失淮北地，置徐州于此，后收复淮北，又以彭城(今江苏徐州)为北徐州。南朝时改徐州为南徐州，改北徐州为徐州，始有“南徐”之名。 5、“黄州”(如第49、55回)，黄州始置于隋，其了东汉时属江夏郡，建安三年曹操入荆州分，江夏郡立蕲春郡辖之。 六、行政区划等级概念错误，例如： 1、“次日，人报九郡四十二州官员俱已到齐。”(见第34回第12段) “孔明变色曰：‘汝主……占据六郡八十一州。”(见第54回第1段) 东汉的行政区划实行州一郡（王国）一县（侯国）三级制，作者却在书中以郡领州，大错特错。 2、“沛国谯郡”(见第1回第21段、第75回第2段)，应为沛国谯县，沛国为王国，相当于郡，谯为其辖县，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为曹操、华佗的故乡。 3、“青州太守”(见第1回第16段)、“外郡刺史”(见第3回第14段)、“徐州太守”(见第10回第9段)，州的长官称为刺史或者牧，尊称使君；郡的长官称为太守，尊称府君。因此第11回中称徐州牧陶谦一会儿为“陶使君”(第11段)，一会儿又是“陶府君”(第16段)是不正确的。 七、两地点间的距离严重失实，例如： 1、“小沛离徐州只有四五十里，上马便到。”(见第14回倒数第3段) 小沛即今江苏沛县，徐州当时治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由小沛到徐州不是四五十里而是二百四五十里，自然不能上马便到。 2、“却说先主从巫峡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余里，连结四十余寨。”(第82回最后一段)。 “却说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见第83回倒数第4段)。 巫峡建平(郡)治今重庆市巫山县(不过书中讲亭之战时尚未设建平郡，应称宜都郡巫县)，该地正当川口，而猇亭则在彝陵(今宜昌市东南)东南方约20公里处，因此上面二处所述的距离应相差不大，怎么会是一个七十余里，一个七百余里，实际上沿长江从重庆市巫山县到宜昌市亭区的距离为200公里。 虽然说是瑕不掩瑜，但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出现这么多的地理知识错误，的确是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诚然，我们无需用历史学专著的标准要求历史小说，但正如历史小说所反映的主要人物和基本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一样，保证它所传达的地理信息的基本准确也绝对算不上什么苛求，而是进行历史小说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要求。 并且《三国演义》中所犯的地理知识及其它文化、风俗、典章制度方面的错误，都并不是出于组织情节、塑造人物的需要，而是作者的知识局限、错误，或者是传抄、刻印中的错误。所以这种错误应该得到订正，对这种的错误订正，也不会对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产生什么影响。从《三国演义》所承载的文化、社会意义与功能的高度来看，这种订正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将会弄得谬种流传，混淆视听。 原载：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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