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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1946年生于英格兰的莱斯特郡。自1980年以来，朱利安·巴恩斯跻身于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之列。他和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一道成为当代英国文坛的佼佼者。凭借其《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1998)、《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2005)，巴恩斯三度冲击布克奖；他还曾获得“杰弗里·费伯纪念奖”、“福斯特奖”、“古腾堡奖”、“莎士比亚奖”及法国“美第契外国作品奖”(1986)和“费米娜外国小说奖”(1992)。《没有什么好怕的》 是探讨死亡问题的自传性随笔集。作者在书中坦承对死亡的恐惧，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结合对信仰、哲学和历史的认知，与读者分享了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英国式的幽默。 英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派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没有什么好怕的》(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2008)出版后，《纽约时报书评》将其评为2008年度的“年度十佳作品”。2009年，该书入选达夫·库珀奖 (Duff Cooper Prize)决选名单。本文选译自2008年夏牛津大学英语文学博士斯佳利·白伦(Scarlett Baron)发表在《牛津书评》(The Oxonian Review of Books) 2008年第7卷第3期上的对朱利安·巴恩斯的采访。该访问涉及巴恩斯对作家、读者、评论家三者关系的认识以及他对《没有什么好怕的》一书中谈到的死亡、信仰、哲学、宗教、艺术等问题的理解。在访谈中巴恩斯坦率地承认福楼拜、列那尔、拉金等作家对自己的影响，并就作家与作品间的承继与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译文有删节。 斯佳利·白伦(以下简称为“白”)：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读者？你以前好像很介意读者除了作品以外，还对你的私人生活产生兴趣。 朱利安·巴恩斯(以下简称为“巴”)：关于这个问题，你发现自己会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处理。一方面，你会选择高雅的福楼拜式的立场，认为唯艺术为重；而另一方面，你会像平常人一样做出反应。我认为阅读本身就足够了，就像听曲子就听曲子，赏画就赏画，关注作品本身就行了。一件艺术作品应该能解释自身。如果解释不了，那就不算成功。不过我也像别人一样对艺术家、作家的私人生活感兴趣，和别人一样喜欢一些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人们要是喜欢你写的东西，他们就想对你这个人也多一些了解。这个我能理解。 白：你在《厨房的夸言者》(The Pedant in the Kitchen, 2003)中写道，最好的作品能让那些与作者从未谋面的读者相信自己就是作者的朋友。 巴：是的。你在动手写作之时需要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你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每次你都得定好你和读者的位置分别在哪里。一般来说，我喜欢读者越近越好。 白：读者越近越好是什么意思？ 巴：这是我对这种关系的一种形象化表述。有些作者写作的时候得登上诵经台——他们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读者都坐在下面观众席里。作者告诉读者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活的内容、什么是生活的真谛。相反，我喜欢作者和读者坐在一起，不是面对面，而是肩并肩，透过比如说咖啡馆的窗户，朝同一个方向望去。在我设定的情节中，作者问读者“你觉得她怎么样？”“他看起来怪怪的，对吧？”“他们现在怎么吵起来了？”读者的视线与作者的视线是平行的——当然，作者看得稍远一些，因为是他首先发现这些事情的。 白：你曾说过一流的评论家也不如二流的作家重要、有趣。评论家的工作首先是解释，其次是赞扬，而不是贬低。你现在对评论家的看法有所改善吗？ 巴：谈不上改善。但我觉得这观点也不含什么敌意。对小说作出评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很多人根本不讲究任何技巧就去写。我一生中评论过的小说有几百本，但只有一篇评论我自己还愿意再版。就是关于菲利普·罗斯的《反生活》(The Counterlife)的那篇——我觉得这是罗斯最好的作品。我花了三四周的时间才写好。我想我对评论家的看法中惟一有所改善的地方可能是——实际上我不怎么能想到他们——我现在觉得那些学术性的评论家要比报纸评论家亲切。我把报纸评论家看作是在作品到达读者之前必须跨越的“误解的篱笆”。 白：你是不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就开始厌恶评论家了？ 巴：我还没有达到菲利普·罗斯那种地步。他一向在英、美两个国家居住。一旦其中一个国家将要出版他的某部作品，他就赶紧搬到另一个国家去。我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都不读英国的评论了。 白：为什么呢？ 巴：有两方面的原因。我从没有因为读了哪篇评论而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作家——我从没有读过一篇评论能给我点启示好让我在写作下部作品时采用不同的或者更好的方式。我也不善于接受那些我认为不公平的批评，不喜欢被人称作废话连篇。我觉得这些评论也不能让我变得更好。于是阅读评论就成了筛选一些赞美之辞，可真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也不怎么光彩。 白：让我们来谈谈你的新书《没有什么好怕的》。在书中你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从(书中)很多地方来看，你都更像是无神论者。例如你承认有时候信仰宗教没有什么坏处，“除了它不是真的”。你还说宗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巴：我想我或许是个无神论者，但我时常被一些教条吓倒。我觉得无神论跟其它东西一样会成为教条。我还不够聪明，我不能确定地说上帝不存在。 白：在你的书中很多地方都谈到你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你还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巴：我还恨它。但要表达出这种混合的情感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把死亡过于人格化。你不能把死亡当成一种暗喻，把它当作一个拿着大镰刀的家伙。死亡不是一个悄悄围上来一下子把你打倒的家伙。死亡是一个过程。它就像一个可怕的、无情的、乏味的官僚机构在工作，总是忙于分配它的定额。用各种情感将死亡人格化，那太抬举它了。 白：你在书中说自己有时候觉得“生活是一种高估了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你觉得自己(对生活)很绝望吗？ 巴：不。我想说我是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 白：你说你不是“自白派作家”。但你(在书中)写道“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对自我关注的供认不算自白吗？ 巴：我想是的。但我觉得这本书不是自白派的。我认为自白派文学指的是那种为了发泄内心情感而写作的文学形式。我根本不相信所谓的“自传疗法理论”。我把这本书当作一种练习，把自己作为一个调查案例，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要信奉任何信仰但也不要甘于接受你就要死了这样的观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白：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本书旨在指示人们多讨论讨论死亡的问题？ 巴：是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死亡的讨论还不够。这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都更长寿——都希望更长寿；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死亡已经走出了家门。我们不再坐在垂死者的床头了，即使这样做了，那也是在医院。我们把与死神的搏斗与死亡本身都移交给了专业人士来负责。他们告诉我们做什么、怎样做以及我们该在哪儿露面。但他们不告诉我们怎样了却悲伤，他们不擅长于此。 白：(在书中)你提到了一些你最崇敬的艺术家，包括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 和儒勒· 列那尔(Jules Renard)。你说“他们是我朝夕相处的伙伴，也是我的祖先。他们是我真正的姻亲”。在(你的作品)《宣言》(Something to Declare ，2002)中，你说“不会停止谈论福楼拜，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快乐”。但在《没有什么好怕的》中，列那尔走到了舞台中央，抢了福楼拜的风头。你是不是考虑到了有些读者可能已经厌烦了福楼拜，所以你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文学大师？ 巴：不是的。这只是因为福楼拜对死亡的讨论没有那么多。我是说也许会有你刚才所说的意思在里面。实际上你说得对。当福楼拜出现在我草稿中的时候，我确实想像我的读者一定会觉得“噢，天哪！他又要唠叨福楼拜了”。但我认为我并没有盲目地抬高列那尔的贡献。他对死亡的描述与我的感知相似。他看待死亡与看待生活中的其它事物一样，而在我看来，福楼拜谈及死亡时却像在故意追求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 白：拉金(在书中)多次出现。他与你书中其他的文学人物不同。他最近才去世，是英国人，诗人…… 巴：在所有20世纪下半叶的诗人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我第一次读他作品的时候就想：“哈！ 我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他能与我亲密无间地交谈，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曾多次重读他的作品。 白：你把福楼拜当作自己的“文学教父”吗？ 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他是对我影响深远的一个图标式人物。他是不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写作小说的方式？不是的。因为他是法国人，他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如果说这种影响指的是如何做一名作家，如何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那么，是的，确定无疑。 白：你在写作中有没有哪些方面可以说是受了福楼拜的指引？ 巴：我不知道。因为(写作中)很多东西混在一起，很难说清在哪种程度上福楼拜的风格也成了你固有的特点。拿讽刺来说，我一直都是个爱说反话的人，你不需要福楼拜来激发你或者批准你使用讽刺。 白：你觉得自己是讽刺作家，你认为福楼拜也是讽刺作家。在《没有什么好怕的》中，死亡和上帝也都以讽刺家的形象出现。你为什么如此重视讽刺呢？ 巴：这种方式说明事物并不像它们表面上显现出来的那样。讽刺提供给你一个X光图像，它让你看清楚事物背后的东西，它反映出现实并不是单一性的这一事实，它允许你对现实的复杂性做出双重反应。它使严肃和戏谑同时存在成为可能。我记得我在《福楼拜的鹦鹉》里提到过，它是“心智健康的通气管”。我的主人公很疑惑，这是“魔鬼的记号”还是“心智健康的通气管”？也就是说它是要降祸于你还是要拯救你？列那尔的话很精彩：“讽刺不会晒干牧场，它只会烧掉杂草。”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