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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百年前，西方国家就已由传统农业文明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并已高度发达，以至出现了弊端和危机，中国却正由农业向工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作为西方后现代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则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出现种种弊端和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后现代理论对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它对现代化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到底有无价值？是本着启蒙理性的精神对其全盘否定，还是简单地附和其全面主张？本文仅就西方现代化问题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它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和启示。为此，先要厘清一些概念和基本观点。 一、现代化、现代性及后现代主义 现代化是个外来词，含义十分含混和庞杂，国内外尚无统一的定义，因而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自从15世纪以来，人类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的一切重大的变动，似乎都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原动力，越来越受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各国的学者都对现代化进行过不同的定义。C·E·布莱克指出：“现代化是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1]18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2]135。我国研究现代化的已故学者罗荣渠则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3]16。另外理论界还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现代化不仅是个时间尺度，还是一个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的一个价值尺度；第二，现代化并不表达明确的时间概念，表达的是一个过程；第三，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第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我国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世界近代以来欧洲新文明的兴起及其向世界传播的客观进程；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种积极的行动主体主动追求本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是在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 现代性也是一个很时兴但含义又很混杂的西方概念。“现代性”已成为人们当下认识现代社会、现代现象和现代化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4]2。吉登斯（A.Ggiddens）曾指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social life）或组织（orgnisation）的模式。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5]1。宋林飞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6]468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可以“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然而，现代性更多地是在欧洲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对于现代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逻辑起点进行理解。其一，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20的起点来看，现代性昭示着一种国富民强的社会理想。其二，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性更接近于一种延续的“传统”。简言之，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已经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但它所带来的人类中心论、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核主义、生态灾难等，推动人们去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方式。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或人的属性的偏重静态的描述，那么现代化就是指社会中人的现代特性的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和现实活动。 “后现代”是一个历史社会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土壤，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是与当代西方社会在一战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剧变：科技进步、经济起飞、政治改革、文化嬗变、核心价值观念衰落、深层次哲学争论和学术危机等等相呼应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已经十分兴盛，在西方至今仍颇为流行，它涉及多种领域，如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这股思潮派别众多，观点也非整齐划一，但基本都是对西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解构和批判，对支撑西方现代化的主导哲学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启蒙哲学对人之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才导致了工业文明的弊端，因此继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喊出了“主体死亡”、“人已死亡”等口号。 二、对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作为支撑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基础，贯穿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各种活动中，是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诸方面与传统社会和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性的总和。凡表征现代社会或现代人特征的属性，如商品性、竞争性、民主性、科学性、世俗性、开放性等，都包含在现代性的涵义之中，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仅是一个总的和一般性的概括。 后现代主义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普遍对现代文化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给西方各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同时也产生出精神空虚、道德沦落等社会弊端。世俗理性主义并未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相反，20世纪的“理性王国”发生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核战争的威胁、自然环境的破坏、国际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各国内部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蔓延等等。 后现代主义者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危机这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于人类今日的不幸，现代性难辞其咎。因此，挑战和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源自于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 工具理性排斥思辨理性，韦伯把这种理性称作“合理性”，现代化就是合理化，合理化是成功行动的依据和保证，因此，作为合理性的理性是外在工具，或者确切地说，是社会的无形工具。法兰克福学派对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思想作了批判性的反思。他们指出，工具理性其目的是控制，控制的对象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个人，最后连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也要加以全面控制。他们还认为，启蒙运动的辩证法是理性的自我毁灭的过程，工具理性非但未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诺言，反而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意识形态”。 从笛卡儿以来，人的理性逐渐被人们捧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是理性思维的存在物，人只有运用理性，才能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理性代替宗教成了衡量和判断一切的标准。这种理性主义观念对破除宗教神学的束缚，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使政治结构更加“理性化”，起到了正面作用；但它本身也带有先天的缺陷，这也正是当代思想家批判理性主义之所在。首先，理性主义具有片面性。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是以贬斥、压抑人的非理性、情感和意志为代价的。其次，理性主义具有单一性。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的“理性”，实际上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理性主义思想家是要用这种理性去为社会和其他文化奠定基础，提供“合法化”。这种单一的理性观导致科学技术的滥用，使人完全置身于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人的精神文化也被科学化和理性化了，人则变成了科学的对象、理性的奴隶。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深刻地指出，现代启蒙理性实质是一种片面的“工具理性”，旨在计算和规范、度量和厘定世界并驯服自然，排斥旨在创造和确立人的精神价值，改变人的受奴役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人文理性”。从历史上看，这两种理性曾在最初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是统一的，表现为对理性和自由、自然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可是，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状态，导致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工具理性的霸权地位。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整体化代替了天赋人权和自由理想，以精确性为惟一尺度对人文理性加以排挤，造成对整个人类生活和社会事务进行技术统治的非人化状态，出现了社会和人的物化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在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化过程中已使其自身陷于困境，启蒙主义关于通过理性阶梯达到自由和幸福的承诺已失效，现代主义精神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 由于“现代性”本身内在的缺陷和矛盾及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19世纪末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因其给人类的新机会与“善果”，在世界各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反现代化与去现代化冲动”也方兴未艾，从根源上说，这是对“现代性”的不满。今日呈现的现代性，是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性”，在展现自身解放功能的同时，“工具理性”的膨胀却会导致“理性”的逆反。哈贝马斯就指出，今日的现代性已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无论如何，现代性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现代化毕竟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至少今天看来如此。 西方近代哲学是以主体的觉醒为标志的，人对自然的主体性表现为科学精神，人对社会的主体性表现为民主意识。以主体性原则为内在支撑，以科学和民主为价值核心的理性主义是现代化运动的哲学文化精神基础。人的主体性对推动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曾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这种主体性的膨胀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出现了环境危机、精神危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伴随着主体性的张扬，出现了非主体化趋势，现代人越来越感到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伴随着主体对客体的优先权、至上权、决定权的强调，人的物化或人为物役日趋严重；伴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对自然的役使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能源枯竭、道德沦丧、核弹威胁等全球问题接踵而来，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主体性的张扬并未带来主体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却带来了主体的片面发展、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冷漠、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结果。而科学主义的盛行，以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评判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宗教、伦理和审美等活动的规范，把科学运用于它所适用的领域之外。 三、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能不能既实现现代化，又成功地避免现代化的弊端？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给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国家已实现了现代化，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更多是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尚未实现现代化，可以西方为前车之鉴，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从而将实现现代化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西方在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我们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中国置身于前现代和后现代夹缝间的特殊历史文化境遇里，要大力实施而不是放弃现代化工程，要充分参照而不是完全拒绝后现代主义已展开的对现代主义的问题和弊端的批判，以保障中国现代化进程朝着合理完善的方向发展。 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非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后现代主义通过对作为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的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表明了西方现代化中所出现的危机，实际上是个人本位、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念。我们在搞市场经济、提倡个体主体性原则时，切不可将之推向极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应充分发挥个体主体性，又应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在关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时，又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当代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由农业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由前现代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与此相应的是要建构起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主义精神。 当代中国，科技不是已经发展为意识形态以致形成科学帝国主义，而是依然非常落后，急待发展；理性不是已经发展到普遍化、绝对化以致形成理性至上主义，而是十分缺乏，需要大力倡扬和追求；知识不是已经高度扩张以致形成知识霸权主义，而是普遍低下且缺乏对知识的尊重，需要努力提高其水平和地位；人的主体性不是过分张扬导致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缺乏主体意识致使人与自然相对不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发达，因此，需要强调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控制，并以此来确证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出现过的一些危机和弊端，在处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现代化进程的初级阶段中的中国已经露出一些端倪：在物质利益原则、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大显作用的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已在盛行；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业已构成现代化的重大威胁。因此，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绝不能亦步亦趋，要超越主体性原则，谋求人、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的现代化目标绝不仅仅在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虽然这是首要的任务，但绝不是惟一的任务），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外，还应创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我们要塑造的主体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而不是片面和异化的主体。 作为对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可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思维向度，因此不应对之抱以排斥态度，但在当代中国以建构现代主义精神为目标的现实境况中，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全面颠覆和解构，又有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所以也不能在目前的中国奢谈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发展也离不开理念的导引，对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梳理正是为了中国现代化健康、有效地发展。后现代主义虽对中国现代化文化精神有正面启迪意义，从总体上看却不适合中国现代化：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而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最为紧迫和匮乏的仍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人的主体性，仍需倡导和确立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当这些尚未充分确立时，就倡导反主体性、反中心主义、反普遍性，是不合时宜的。 后现代主义所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霸权，不是现代性的优点而是现代性的局限。它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进步，同时也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同时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带来的弊端。 在当代中国，最为迫切的要求是什么？什么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那就是作为中国数代人梦想的现代化。中国是拥有世界人口22％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与重要性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作为目前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使我们的现代化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度，中国地区差异较大，缩小现代化过程中区域差距的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回顾以往历史，有成功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在现代化已经全面启动的今天，我们更应放开视野，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之长，避免其短，并把我们的现代化纳入全球的视野中加以审视，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后现代主义促使我们对“现代性”保持一种审视和警惕，充分注意到现代化进程中所包含的种种内在矛盾或负面效应，尽可能自觉地克服在张扬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然界进行科技改造的过程中造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以及人的物化、工具化等严重后果，少走西方走过的弯路，透过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保持一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方向的理性控制。 参考文献： ［1］C·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汪晖.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原载：《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９月第２２卷第５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