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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工作成绩显著，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还有待加强。抗战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的大量译介，对抗战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对抗战时期（1931—1945）儿童文学的译介情况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本文对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的译介作品做了系统的研究，重点考察了当时的译介数量、译介种类和出版情况，勾勒出抗战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概况，剖析了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特点，以及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对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概况 本文将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时限。依据前人编纂的书目，笔者按照统计原则进行综合与查核，归纳出了“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总目录（1931年9月—1945年8月）”。当然这样的统计尚不完全，可能会遗漏某些作品，但彻底考证，工程浩大，有待来者。 1.研究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这14年间，中国文坛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总数达369篇。 主要体裁的译介数目统计如下：童话共计201篇，约占所有译介作品数目的54. 5%；儿童小说及儿童故事143篇，约占38. 8%；寓言12篇，约占3.25%；童话剧9篇，约占2. 44%；儿童诗歌3篇，约占0. 81%；儿童文学理论1篇，约占0. 27%。 主要国家的译介作品统计如下（1部东南亚作品集除外）：苏联78篇，英国47篇，美国46篇，法国37篇，意大利30篇，德国23篇，丹麦19篇，日本18篇，国别不明16篇，古希腊9篇，朝鲜7篇，印度7篇，瑞士6篇，奥地利6篇，荷兰4篇，西班牙4篇，伊朗2篇，土耳其2篇，埃及2篇，匈牙利1篇，波兰1篇，巴西1篇，挪威1篇，葡萄牙1篇。 所涉及的译者（包括编译者、译述者、辑译者和选译者）约为195人，包括鲁迅、许达年、徐培仁、赵余勋、杨镇华、赵景深、郑振铎、适夷、孙立源等。另有2个集体署名分别为“文化励进社编译”和“福幼报社译”。 抗战时期的儿童读物已经逐渐重视装帧和印刷了。据笔者统计，有161部儿童文学作品附带有插图，约占所有译介总数的43. 6%。 2.分析讨论 抗战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构成了抗战文坛的重要景观。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苏、美、英、法、意、德、日等，文体包括童话、儿童小说、寓言、童话剧、儿童诗歌等。这些译介为中国文坛开辟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儿童世界，并对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童话在各类体裁的译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抗战时期译介最多的文体，译介量超过了儿童文学总数的一半。儿童小说及儿童故事的译介是抗战儿童文学译介的另一大主体，超过了译介总数的三分之一。一部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狭义地说就是童话史。中国本没有童话，据周作人考证，“童话”一词来源于日本[1]（P15）。正是由于先驱者们及时引进外来的“艺术童话”，又努力发掘本民族传统的“民间童话”，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童话这个新的儿童文学样式在中国确立并日益完善。抗战时期外国儿童小说和儿童故事的大量译介，使现代儿童作家吸取了宝贵的经验。内容取材于现实、人物以儿童为主、欧化的语句、段落的划分等等都与外来的影响有关。儿童小说是小说的一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儿童小说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并和童话一起逐渐成为儿童文学的主体。根据战争的需要，多种儿童体裁如童话、儿童小说、寓言、儿童诗和儿童剧等的译介，发展得更加迅速、完备，为儿童文学的民族化积累了经验。 随着时代的变更，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的地域、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除了广泛译介欧美及亚洲各国的儿童文学作品，重点逐步转入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作品。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以国别论，最大规模的就是苏联。3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的翻译异军突起，译介量一直处于首位，英国和美国退居其后。20年代，欧美儿童文学作品曾在我国文坛产生过巨大影响。师从欧美模式是符合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主题的，它有力地震撼了传统的“长者本位”的儿童观。大革命失败后，经历了洗礼的无产阶级逐渐走向成熟，新文学以浩大的声势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这种政治导向为3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的输入提供了条件。从欧美儿童文学模式到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模式，这种借鉴方向上的转化背后体现了30年代社会特殊环境对儿童文学发展的一种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这种选择本身也蕴涵了30年代儿童文学对阶级和革命话语的某种诉求。因此“30年代儿童文学经历了与20年代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的断裂和蜕变，显示出全新的价值选择”[2]（P15）。 抗战时期，最受欢迎的意大利儿童文学应属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在五四时期已经风靡全国，抗战时期它的影响在继续扩大。此书以真情挚感歌颂了爱国之情、亲子之爱、师生之情和朋友之谊，给读者以一种摄人心魄的爱的感化。“许多中小学把《爱的教育》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许多教师认真地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他们的学生。”[3]（P 177）开明书店版的夏丏尊译本在战时仍然畅销不衰。①到1935年11月，夏译本已经印行了20版，书末有译者序言、作者传略及章锡琛的“校毕赘言”，并附有丰子恺的插图。1941年9月开明书店又有了夏译本的修正版。1935年8月，上海龙虎书店又有了张栋的通俗译本《爱的学校》，销路颇好，一年中印行6版。1936年上海齐明书局推出了施瑛译本，此为英译本转译，封面著者的中译名误印为“爱契米斯”。此外，还有上海世界书局的柯蓬洲译本和长春大陆书局的知非译本。《爱的教育》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应，即使在抗战时期它们仍然在重印，说明译作适应了新时代教育观念的转变和人道主义的传播，为抗战儿童文学输入了新题材和新思想。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与翻译家和作家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许多译者在介绍和翻译外国儿童作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众多功臣中，必须提及的是鲁迅对儿童文学译介的大力支持。鲁迅翻译的多部童话在抗战期间被印行，如《爱罗先珂童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小约翰》（生活书店， 1934）、《表》（上海生活书店， 1935）、《俄罗斯的童话》（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5）和《小彼得》（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鲁迅向来重视儿童教育，关心儿童文学，而且还鼓励和带动他人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他热心帮助青年作家联系出版，并多次参与校对，如曹靖华的《远方》、孙用的《勇敢的约翰》、许广平的《小彼得》等。随着革命儿童文学的发展，鲁迅在本时期更注重对苏联和西欧革命儿童文学的译介，用以传播无产阶级思想，启发儿童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 据统计，本时期约43. 6%的儿童文学作品附带有插图，可见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对插图、装帧、印刷诸方面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素有插图传统，但儿童文学读物中的插图却始终不尽如人意：色彩浑浊，画面死板，孩童大多画得像小流氓或者死板的“好孩子”。针对儿童读物插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鲁迅提出了“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的原则[4]（P 263），并亲自示范，尽可能将自己译介的儿童读物做得文图并茂。在译作《表》里，鲁迅精心选用了12幅插图，大大增加了儿童读物的趣味性。鲁迅还非常看重连环画，他在许多文章和通讯中，都谈到了连环画，论述了连环画的作用意义以及功能。这一时期报刊与出版社发表、出版儿童文学译作时，总是尽可能多地配发插图，贴近儿童的世界。在插图、装帧、印刷等方面对儿童特点的充分考虑，可以说体现了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成熟。 二、本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总体特点 1.采用重述（译述）的翻译方法 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忠实于原著，以儿童为本，这对于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经验教训。五四以前，我国文坛对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多采用改译、改编的翻译方法，即根据当时国情的需要任意增减或创作，并不忠实原著，削弱了原作的真实思想、艺术特色和“儿童化”的特色，削弱了某些译作的传播和影响。例如， 1906年包笑天译本《馨儿就学记》就远不如1923年夏丏尊的译本《爱的教育》影响深远。其原因就是前者对原作进行了改译和改编，而且还加入和原作毫无关系的译者的创作，这种根据需要随意改写的翻译方法是当时的“改译之风”所致。 五四以后，随着“儿童本位论”的认识逐渐深化，儿童文学翻译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翻译方法越来越重视儿童的特点。儿童文学翻译和成人文学翻译不同，要求易于儿童阅读，抗战时期对儿童文学的译介手法一般不采用直译，而是大多采取重述的方法。所谓重述，即是译述，这是一种融翻译和创作于一体的翻译方法，是译述者在通晓译述的内容、风格而又不改变原著本意的前提下，对原作进行加工改制。这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中很常见，目的是为了适应读者的特殊性，译笔浅显才适于儿童阅读。因此，译述比意译要口语化、通俗化，文字简单朴实，没有什么藻饰。除了中心思想不做任意改变，原作的顺序、情节、结构、人物，篇幅等都可能做一定的变动，同时也可以加入译述者对作品合乎逻辑的创新。郑振铎就是从“译述”开始着手创作童话的，他的译述成绩远远超过创作[5]（P 128）。为了顺应小读者的阅读兴趣，他在译述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如《聪明的审判官》、《花架之下》等篇幅较长的童话，他就是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来串连情节，展开内容，并插入小朋友们的提问，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沈雁冰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提出译文须简洁平易，生动活泼。语言要美，这种美并不是通过运用美丽的词句可以获得的，而是要从简洁平易中映射出来。儿童文学的译本不但要能启发儿童的想象力，而且要能使儿童学到运用文字的技术。鲁迅在翻译方法上向来主张“直译”，但是在翻译儿童文学的时候，他主张“意译”和“转译”[3]（P 268）。因为一味直译，遇到欧化的语句，就不适合小读者的阅读习惯。为了方便阅读，鲁迅的译作大多有引言和跋文，用来帮助读者理解。直译不适用于儿童，必须加以极其谨慎的忠实的重述才可以，这是以读者为本的译介观的体现。 2.一本多译的现象 抗战时期有的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影响较大，各家出版社争相推出自己的译本，形成一部作品多种译本的热闹场面。比如笛福的冒险小说《鲁宾孙漂流记》， 1931年12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了彭兆良译本，到1934年3月印行3版。1932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推出了李嫘节译本，到1936年3月印行3版。1934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又有了顾均正、唐锡光的节译本，到1940年6月印行4版。1936年5月，上海启明书局推出了张葆庠译本。1937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又有了徐霞村译本， 1937年4月再版。1937年5月，上海雨丝社有了吴鹤声译本， 1941年9月印行4版，由上海春明书店总经售。1937年6月，上海大通图书社推出了殷雄译本。《鲁宾孙漂流记》的多种译本和多次印行，反映了战时读者对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冒险精神的渴求。再如意大利作家科洛迪的作品《木偶奇遇记》， 1933年3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了钱公侠和钱天培的译本，此译本名为《木偶历险记》。1936年4月，上海启明书局又推出了唐长孺、傅一明译本，到1941年6月已经发行了3版。1939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已经发行了徐调孚译本的第8版。1943年2月，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又印行了1版。1944年10月，上海经纬书局推出了林之孝译本，由成都复兴书局代印行。《木偶奇遇记》中小主人公的矛盾性格打破了以往“乖孩子”的传统形象，符合儿童的心理，大受欢迎。在抗战期间，已经推出了五六种译本，前后出版了十几版，可见其影响巨大。对于一本数译的现象，当时的翻译界多持支持态度，认为好的著作应该重译，以逐步提高译本的质量，弥补节译本之漏。 3.译介题材的政治性 我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五四时期，一大批揭露社会问题、反映社会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外国儿童文学被译介过来，告诉孩子们真实的现实，使他们直面生活，认识世界。在抗战时期，更多的译介作品是以暴露现存制度的黑暗、抨击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掠夺、表现儿童的悲惨命运和抗战中的英雄事迹为主题的。战争中断了儿童文学的译介继续朝着以儿童为本、以娱乐为本的发展进程，战争使译介急剧转向现实，以教育儿童和引导儿童看清现实为己任。如果说20年代儿童文学展示出的儿童形象是境遇悲惨的苦孩子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则发掘出了一群敢于反抗的小英雄形象。“文以载道”的模式到了抗战年代非但没有弱化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不能不与抗战时期的社会形势对作家的影响密切相关。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有的作品为配合政治，语言空洞，革命豪情冲淡了作品的审美情趣。激励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热情、响应“一切为了抗战”的文艺口号、反对侵略战争、争取独立成为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儿童文学题材。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介虽然也存在着赞美童心的成功之作，但总体来说译介有明显的配合时局、宣传政治的倾向。 三、抗战时期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 1.“儿童本位”的外国文化思潮的影响 “儿童本位论”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创立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杜威的儿童本位论主张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主张教育应当充分了解和熟悉儿童的心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父为子纲”、“老者本位”的观念，无疑影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观念。儿童本位的思想对于改变中国传统的儿童观的误区，加快现代儿童文学文体的成熟与现代化的进程，具有特殊的意义。杜威学说主张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应该尊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这些合理因素自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引起目光敏锐的儿童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它对于漠视儿童世界与儿童精神、束缚儿童个性发展的传统的儿童观念是个有力的反拨，对于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重视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周作人受“儿童本位论”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儿童学的关注以从儿童的教育入手，对儿童的教育以从儿童文学入手，对儿童文学的倡导以从童话入手。而儿童文学最要紧的是以儿童为本位，完全适合儿童的特点与趣味”。其实在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先行者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儿童本位论的影响。在《表·译者的话》中，鲁迅明确地阐明了他翻译的宗旨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艺术的要求：“第一，是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6]（P 149）传播革命的新思想，让广大儿童都能看懂，以激发儿童的爱国热情，正是鲁迅译介儿童文学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抗战时期译介外国儿童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儿童本位论”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为中国教育界人士所重视，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儿童本位论”强调的儿童文学必须符合儿童的欣赏心理，注重儿童的兴趣和爱好，至今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儿童本位论”的思想虽然不再新鲜，但是其合理因素却影响并改变了现代中国整个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工作，对于加快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步伐，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2.译介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抗战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一方面使作家打开眼界，了解和认清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翻译与创作又互为影响，相得益彰。许多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影响。叶圣陶的《皇帝的新衣》显然是受到安徒生同名童话的影响而写成的，是后者的续篇。叶圣陶巧妙地利用安徒生笔下的皇帝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法西斯统治制度，揭示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冰心的儿童散文则是受了印度泰戈尔的启示。泰戈尔是冰心青年时代最喜爱的外国诗人，他的诗中洋溢着对大自然、对祖国、对儿童和妇女的爱，这也构成了后来冰心作品的主题。我们从冰心描写母爱、童心和大自然的作品中清晰地可以看到泰戈尔的鲜明印记。赵景深最早从事的文学活动是翻译外国童话，学生时代，他就开始译介安徒生作品，正是从翻译入手，他走上了创作研究儿童文学的道路。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既是外国儿童文学的热心输入者又是创作者，他们的创作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适时地吸取异域的营养，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封闭性体系，汇入世界现代化的儿童文学潮流。 3.苏联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 从30年代开始，苏联早期儿童文学被翻译介绍进来，并一发不可收，成为以后数十年中国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主要品种。苏联的儿童文学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它一方面吸取了俄国优秀儿童文学的传统，一方面大力提倡全新的儿童文学，即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儿童，教育他们憎恨旧制度、热爱新社会。这些作品不仅使中国的儿童看到了新世界的新儿童形象，同时也给当时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影响。刚刚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地位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同时，也将苏联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作为与国民党当局在儿童文学界斗争的武器。 鲁迅非常关注苏联儿童文学的介绍。1935年1月1日，鲁迅着手翻译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小说《表》， 1月12日译完。《表》的译介引起了当时儿童文学界的注意，在创作题材和表现人物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直接导致了30年代中期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内容与人物题材的变化。随后类似题材的中国儿童作品出现了，如王鲁彦的《小红灯笼的故事》、茅盾的《少年印刷工》等。它们把孩子们从魔鬼、国王与城堡的超现实中拉出来，使读者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不只有理想生活中的好孩子、好学生，还有工人阶级的工人子弟、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童工，以及被欺凌压迫的流浪儿。顺应时代潮流、反映现实斗争、鼓舞少年儿童的革命斗志和爱国精神，这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主题，这与接受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934年9月起，鲁迅开始翻译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译稿陆续在《译文》上发表。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此译本是由高桥晚成的日译本转译的。《俄罗斯童话》共16篇，每篇独立，描写了俄罗斯国民性，也可称这部童话为“荒诞的俄罗斯”。 茅盾指出，“苏维埃的儿童文学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儿童文学”，力主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为榜样来建构中国儿童文学，从而改变了“五四”以来效仿欧美儿童文学的方向[7]（P 329）。当不同的国家、民族，在大体相同的历史阶段或是遇到了类似的社会问题时，文学思想的影响就更为直接。由于苏联儿童文学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符合我国抗战时期的国情，符合培养抗战儿童的需要，因此它才能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对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丰富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思想内容，并加快了它的发展脚步。 4.译介丰富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样式 中国自古以来儿童文学发展缓慢，样式单调。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的先驱们继续大胆地借鉴某些外国儿童文学样式，使得童话、儿童戏剧和寓言等艺术形式在抗战时期趋于成熟。 外国童话汉译在抗战时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西方经典性童话的译介，使我国童话作家和童话读者方便地将世界童话珍宝尽收眼底。中国现代童话的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在思想、形式或技巧等方面借鉴外国童话。我国童话在品质上的进步与成绩的取得，是与外国童话汉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外国童话尤其是安徒生童话的影响，使我国儿童文学出现了“艺术童话”这个崭新的文学样式，并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儿童创作的作家队伍。叶圣陶对童话的兴趣就是受了童话翻译作品的影响而引起的。他说：“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对于这种适宜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法。”叶圣陶童话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童话的产生，对抗战时期，乃至当代的儿童文学创作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历了抗战时期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童话形式更臻于丰富完善。中国现代童话的根基较浅，理论相对薄弱，急需吸取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有益经验，因此一些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也就逐渐被译介过来。《童话与儿童的研究》（上海开明书店， 1935）阐述了童话的理论以及儿童与童话的关系，探讨了童话的哲学、儿童的本能和创造反应、童话的种类和意义、儿童的生活及心理等问题，此理论的译介对发展我国的童话理论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我国童话的理论也在外国童话理论的影响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 中国古代寓言并不是为儿童创作的，传统寓言的目的是为了针砭时弊，宣泄愤慨，因此其理论辩说性和政治性很强，寓意隐晦，而且动物寓言少，人物寓言较多。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旧的儿童读物被摒弃，但新儿童读物还没有及时出现，这时候翻译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本世纪初大量的外国寓言作品被译介过来，被采用到儿童教科书中，受到了儿童的广泛欢迎。这使作家们深受启发，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创作现代寓言。在现代寓言的发展过程中，作家借鉴了外国寓言的写作经验。一方面，以动物为主的寓言大大增加，人物寓言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借鉴了外国寓言的故事本身和寓意分开的写作手法。寓言篇幅短小，含义深刻，如果寓意隐蔽，儿童们理解起来会很吃力，所以加上“点话题”总结寓意的段落，就会使读者豁然开朗。抗战时期，对外国寓言的介绍，译介最为完备、数量最为集中、影响最大者首推《伊索寓言》。伊索是古希腊的寓言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寓言，由于篇幅短小，寓意浅显，很适合儿童阅读。1932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孙立源译本，包括寓言141篇。1935年6月，上海新中国书局有了沈志坚编译本，选辑寓言42则。1935年9月和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吕金录译本上下册和许敬言编译本，其中许译本辑译了《狮和牛》、《狐狸请客》、《人和山羊神》等27则寓言。此外，还有1936年5月第1版和1940年7月第3版的上海启明书店的林华译本。因此在挖掘中国传统寓言精髓的基础上，通过对外国寓言写作技巧的借鉴，寓言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独特文体，在抗战时期，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 儿童戏剧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是随着西方话剧输入我国的。中国自古以来儿童戏剧十分缺乏，更谈不上有供儿童可演可观的剧本。20世纪初，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在引进欧美学校设置的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的同时，作为学校娱乐活动的重要形式的儿童剧也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儿童舞台。中国儿童戏剧的创作也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早期的儿童剧主要来自译作。如周作人1932年根据外国儿童剧本编译的《儿童剧》， 6个短剧中有3个是关于“老鼠”的剧。译者特别留意拟声词的表现力，如“吱吱吱”的拟声效果十分生动。抗战时期儿童剧空前繁荣，成为激励少年一代献身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战时儿童剧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壮观，这是广泛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结果。直接服务于抗战、取材于现实，这是当时儿童剧创作的基本特色。儿童戏剧的引进和发展，使现代儿童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家和作家积极热情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译作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确实受到了外国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但它决不是机械模仿的欧化产物。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依靠大胆“拿来”，融汇了外来影响、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有着战时特别的神韵。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在抗战时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优秀儿童文学著作的译介，使我国作家和读者吸收了有益的养分。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在题材、形式或技巧等诸多方面借鉴了外国作品。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为中国抗战文艺开辟了丰富多彩的儿童世界。儿童文学理论以及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在奠定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基础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注释： [1]鲁迅.复杨晋豪信（1936）[Z].转引自王泉根.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2]颜士静.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遮蔽”：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变迁（硕士论文）[D]. 2005. [3]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 1996. [4]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5]王泉根.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6]转引自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7. [7]韦苇.世界童话史[M].福州：福建出版社， 2002. 该书除了“文革”十年因被指责宣传“反动人性论”而打入冷宫内外，一直在中国读者中畅销不衰，抗战时期也不例外。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