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当今最为著名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人们习惯上把阿摩司·奥兹(Amos Oz)、亚伯拉罕·巴·约书亚 (A.B.Yehoshua)和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视为三巨头。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而且在巴以问题上能够超越民族界限，给弱者以关怀。2010年3月，大卫·格罗斯曼便应“书虫国际文学节”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 早慧型的希伯来语作家 大卫·格罗斯曼1954年生于耶路撒冷，父亲在1936年从波兰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格罗斯曼从八岁起便开始阅读犹太作家肖洛姆·阿来海姆的《莫吐尔历险记》或其它作品，开始了解迷人的东欧犹太世界。格罗斯曼是个早慧的孩子，从九岁起就为以色列广播电台做少年记者，成年后在以色列电台做了多年编辑和新闻评论员，1988年辞职。他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2008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格罗斯曼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他看来，约有四千年历史的希伯来语是他惟一可以自由表达自我感受的语言。希伯来语是一门在日常生活中死而复生的语言。自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之囚”事件后，犹太人开始流亡异乡，希伯来语日渐衰微。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犹太人反对罗马人统治的武装起义被最后镇压，犹太人从此散居世界各地。在漫长的流亡中，犹太人日渐采用居住国语言，从十世纪开始，创立了以希伯来语、德语、波兰语和斯拉夫语为基础的意第绪语，用于日常生活交流。希伯来语只被用来研习《圣经》《塔木德》等古代经典，举行宗教仪式，从事诗歌和书信创作等活动，逐渐失去了口头交际功能。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倡导的希伯来语复兴运动逐渐把圣经希伯来语重新用于现实生活，并加进现代词语、俚语和外来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用格罗斯曼的话说，如果犹太先祖亚伯拉罕来到当代以色列青年人中间，可以听懂一半的话。 格罗斯曼主要著有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1983)《证之于：爱》(1986)《内在语法书》(1991)《一起奔跑的人》(2000)《她的身体明白》(2002)《躲避消息的女人》(2008)等。随笔集《黄风》(1987)《在火线上沉睡》(1992)《死亡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2003)《狮子蜜》(2005)《在黑暗中写作》(2008)，以及短篇小说、木偶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其作品被翻译成25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曾在以、意、奥、英、德、法、美等国家获多种文学奖，同时获有国际新闻奖，并被诺奖提名。 大屠杀小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在大卫·格罗斯曼初具记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有数十万大屠杀幸存者和经历了二战的犹太难民从欧洲来到以色列。格罗斯曼本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也不是“第二代”，但是他的许多亲戚在战时丧生，许多邻居是幸存者。周围的人在谈到大屠杀时说“那边发生的事”，大人们常说“纳粹野兽”，但不告诉他那是什么意思。他们那一代人，生活在沉重的集体沉默中。格罗斯曼七岁那年，纳粹头目之一艾赫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那是以色列立法机构确立以来实施的惟一一例死刑，也是以色列国家记忆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面对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所承受的苦难，以色列人每天在晚饭时分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关于恐怖的描述，开始较为宽容地接纳大屠杀幸存者。 格罗斯曼逐渐意识到，大屠杀镌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深处，只有当他描写未曾经历过的在“那边”——大屠杀中的生活，他才会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而阿来海姆的作品有助于他理解“那边”的世界。他主张人们应该用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来面对大屠杀，因为这并非只是犹太作家要探讨的问题，它留给人们很大的道德悖论，每个人都应该自我追问两个问题：身为刽子手或身为受难者时，你该怎么办。 1986年，大卫·格罗斯曼发表长篇小说《证之于：爱》，《纽约时报书评》立即将其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经典作品相提并论。《证之于：爱》使用了几条高度交叉的情节线索，把现实、想象、神话、隐喻、荒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打破了只有大屠杀幸存者才能描写大屠杀、描写集中营生活的禁区，在主题意义与创作技巧方面均有本质性的创新。小说包括“莫米克”、“布鲁诺”、“瓦泽曼”和“卡兹克生平之百科全书”四部分。第一部分源于作家童年记忆，后三部分源于作家对大屠杀的探索与理解。“莫米克”的背景置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以色列，年仅九岁的莫米克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他虽然在学校里接受以色列教育，热爱并崇拜英雄，希望像其他本土以色列孩子那样学好希伯来语，成为英勇的犹太战士。但同时，他又负载着父母的痛苦体验。父亲当年在集中营被迫把尸体从毒气室运进焚尸炉，他认为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父母承受着记忆的痛苦和环境压力，为使子女不受伤害，他们只能保持沉默。沉重的精神负担——用奈丽·萨克斯的话说就是“密封起来的痛苦”，使得以莫米克为代表的幸存者子女的精神世界被创伤、恐怖和耻辱等左右，无法与父母和同龄孩子沟通交流。格罗斯曼称在写“莫米克”一章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里面的人物堪称以色列现实中人物的翻版。这意味着莫米克同“纳粹野兽”的搏斗并非个体现象，而是一代人的体验。笔者在以色列的博士导师、大屠杀“第二代”、格罗斯曼的同龄人施瓦茨教授也承认，格罗斯曼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他们的共同经历。 正视巴以问题：在写作中超越自身 格罗斯曼的许多作品，显示出与奥兹、约书亚等作家一样的社会参与意识。他关心以色列社会和政治，将笔触探及到当代以色列社会中诸如占领地问题、巴以关系等某些敏感话题。 《羔羊的微笑》是格罗斯曼的首部长篇小说，1983年问世，这是以色列文学史上率先涉猎约旦河西岸问题并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中心内容是由内心独白构成的三个故事，每个故事中都有悬念。一是心理医生绍什、绍什的丈夫尤里和尤里最好的朋友卡特兹曼之间的三角恋；二是尤里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尔米之间互为依傍的关系；三是绍什和一位年轻病人的暧昧关系。小说的中心冲突并非巴以冲突，而是人物性格冲突，只是人物个人命运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 1987年，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完成随笔集《黄风》，如实描绘出难民营贫困破败的生存状况。该书发表后，舆论界哗然，以色列读者受到强烈震撼。美国《洛杉矶图书评论》称之为“一个以色列作家所做的最诚实的灵魂探索”。以色列右翼势力攻击格罗斯曼忽视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生存危险，格罗斯曼回应说，他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职责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勿忘人性与道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他的另一部随笔集《在火线上沉睡》将视角投向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区，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在犹太国家内遭到忽略的问题。在巴以问题上，大卫·格罗斯曼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以色列人需要给巴勒斯坦人和平与平等的权力，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认清以色列人的存在，希望巴以两个民族求同存异，有国界而无战争。 在《羔羊的微笑》发表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格罗斯曼试图通过政论、文章和访谈来理解以色列充满冲突的现实。他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和国际和平倡议。然而，他在文学作品中几乎从不涉及这些灾难地带。他写丈夫过于猜忌妻子，写耶路撒冷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写沉浸在爱情白日梦中的男男女女，写圣经人物参孙的孤独，写母女之间微妙而混乱的关系，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但几年前次子乌锐要服兵役时，他再也不能维持原状，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接描写身边现实，描述外部局势的残酷如何干扰一个家庭并最终将其毁灭。 2006年8月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就在格罗斯曼与奥兹、约书亚呼吁停火两天后，乌锐在停火前夕死于真主党的炮火中。丧子之痛影响着格罗斯曼的人生。然而写作为他创造了一种他以前从未了解的情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死亡不再是与生命截然对立的同义语。在写作时，他感到自己不再处在“受难者”与“侵略者”之间、没有更为人道的第三种选择的二元对立中。在写作时，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在他的各个部位之间具有自然的通道，有些部位在不放弃自己身份的情况下更为亲近苦难，亲近以色列敌对方所持有的正义主张。他感到，长期生活在战乱之中，会使人心胸狭隘，不相信有未来。也许人们觉得以色列人像拳头，但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很脆弱，没有自信。格罗斯曼认为，只有和平才有未来，才能从历史创伤中平复。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