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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帝国叙事由欧洲中心转向美国中心的分水岭，而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二战题材小说《战争风云》(1971年)和《战争与回忆》(1978年)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帝国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们通过对美国海军军官维克多·亨利一家两代人在战争中的命运的描绘，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景的历史书写，在宣扬强权文明观的同时，刻意将美国装扮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和新世纪的领航人，从而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君临世界鸣锣开道。可以说，在这两部小说中， 20世纪末期在美国思想文化界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西洋主义”已经初现端倪。重解这两部小说，对于我们追踪西方文化帝国的最后形成和未来走向，洞悉美利坚全球叙事的内在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美国在17世纪时还只不过是环绕大英帝国的排水管。然而，它在经历了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之后勃然崛起。到了20世纪，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坐收渔人之利，攫取了世界霸权，同时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强权文明观。浸淫于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中，沃克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历史从来就是由强国书写的，地球一向就是由巨人推动的；在古代世界，希腊、罗马、马其顿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当然霸主，奥古斯都、亚历山大也就成了天之骄子；今天，轮到英国、德国、美国来重建世界秩序，应该由邱吉尔、希特勒、罗斯福来推动地球的转动了。正是这种迟暮的帝国叙事激情，催生出了作者的二战题材小说。 《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的主人公亨利登场时只是一个美国海军中校，但他因为预测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而倍受罗斯福的青睐，以致经常受其委派执行极为敏感的绝秘任务，穿梭式地往返于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苏联、伊朗等国，周旋于希特勒、墨索里尼、邱吉尔、斯大林等人之间，从而成为经常处于二战漩涡中的历史见证者和作者的代言人。他在1939年赴柏林去担任美国驻德使馆的海军武官，继而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船上通过他与德国潜艇军官格罗克的谈话为全书定下基调。格罗克崇拜强者，认为只要罗斯福与希特勒分享全球霸权，世界就将获得百年的繁荣昌盛。 在文化意识深处，沃克是认同格罗克的观点的。但是，为了不致如此露骨地张扬强权文明而引火烧身，作者煞费苦心地虚构了二战期间在德国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供职的阿尔明·冯·隆将军这个人物，假说亨利曾将此人的军事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海、空战役”的一部分译为英文，冠名《失去了的世界帝国》和《世界大屠杀》出版，然后隐身其后，顺理成章地将其相关章节插在小说的关键之处，随心所欲地在书中播撒霸权话语。作者唯恐读者不能心领神会，特别在小说的“前言”中指出：这本书“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在它特殊范围内有其可靠性”(《战争风云》1)。沉醉于一种霸权想象的“可靠性”，冯·隆在著作中大放厥词，终于将其变成了一首恶魔的诗。他认为，当战争狂人们肆虐世界时，“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世界历史上从没有道义可言。只有依靠暴力和死亡来造成潮流的演变。胜利者写下历史，宣布判决，把失败者绞死或者枪决。实际上，历史是根据旧政治结构的腐朽和新政治结构的兴起而发生的一连串连绵不断的霸权的更换。战争是那些变换的高热度转折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永远会发生，而唯一的战争罪行就是战败”(《战争风云》1221)。 应和着冯·隆的诡辩，沃克重新审视了德国法西斯的泛滥，态度暧昧地描写了一语能赤地千里的超级战犯：“希特勒能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他的眼睛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在他微笑的时候，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他整个脸儿焕发起来，显得很富于幽默感，还流露一种奇特的、几乎带着孩子气的腼腆”(《战争风云》70)。在作者笔下，希特勒振振有辞地告诉我们，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欧就有一个日耳曼帝国；尽管许多强国一直企图肢解它，但是德国一次又一次地重整旗鼓，以响应“黄金时代的召唤”，迎接“德意志世界帝国的曙光”(《战争与回忆》346)。作者在这里旁征博引，为德国的战争罪行百般开脱，意在强烈暗示德意志理应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作为时刻梦想称霸全球的西方强国，德国人描绘出来的未来世界帝国的蓝图无疑会极大激活美国军人的征战欲望。历史的巧合在于，美、德两国都以鹰为国徽。所以，德国人的扩张思想和美国人的全球叙事显然共生在西方文明之中，具有文化同源性；而希特勒和罗斯福的发号施令，则体现了“世界精神的进化意志”，“都把他们的国家引向世界帝国”(《战争风云》867)。为此，美国驻波兰使馆临时代办斯鲁特竟然认同德国对西方文明所作的外科手术，认为“基督精神从挨了伽利略一刀后就死掉烂掉了”，“法国和美国革命的那些理想只不过是关于人性的神话”(《战争风云》741)。 沃克在小说中如此上下求源，为德国的侵略暴行寻找政治、历史和文化渊源，看起来不同寻常，但却深藏着为美国的炮舰外交乃至核讹诈辩护的潜台词。亿万年来，铀一直在无害地衰变。人类在20世纪初期才发现它的放射性。在1941年，科学家还只是猜想能不能做一个铀-235炸弹。结果，在这场科学赛跑中，美国超过了德国和苏联，抢先造出了两颗原子弹，然后迫不及待地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率先使用原子弹，是对于平民的大屠杀；因为就连美国军方自己都承认，在德国法西斯覆灭之后，仅靠B-29的轰炸和潜艇的封锁就能使其时已经切盼求和的日本投降。让空前未有的烈焰把10多万人瞬间灼成灰烬，显然是为了威慑世界。对于美国的强权文明观，亨利的经历可谓最好的诠释。这位职业海军军官，是一个战列舰派。受其影响，他的长子华伦当了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次子拜伦后来成为潜艇艇长。在他看来，美国为了称霸全球，必须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控制海洋”。所以，亨利一生梦寐以求的，就是指挥战列舰如“海战中的恐龙”。由于他强聒不舍地鼓吹“海权论”，终于感动了马汉的在天之灵，如愿以偿地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晋升少将并指挥一支战列舰分舰队，继而担任杜鲁门的海军副官，最后以中将军衔退伍。在小说中，亨利的理论略显陈旧，但它对于此后称雄的“航母派”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铺垫。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其时几千万军人在战场上激烈交火，几十亿人口在水火中呻吟，真是全球硝烟弥漫，举世血海横流。面对这样的浩劫，美国作家们一口咬定，是山姆大叔的横空出世拯救了整个人类。基于这样的叙事原型和救赎观念，沃克志在创作中重塑帝国之鹰的形象，从而虚构出了新的救世神话，将美国书写成为上帝再世，基督重临。 二战爆发之后，美国在前三年严守所谓的中立，是东方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苏联抗击着“轴心国”的野蛮侵略，捍卫了人类文明的尊严。沃克对此视而不见，却在小说中大肆渲染所谓“租借法案”的无穷威力。1941年，在通过“中立法案”将同盟国的国库洗劫一空之后，为了遏制德国的全球扩张，美国出台了“租借法案”，并据此先后向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凭心而论，美国的援助确实缩短了战争的进程，减少了人类的痛苦。沃克为此踌躇满志，刻意将美国塑造成为君临世界的救世主，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书写“租借法案”，断言正是美国人的这一发明拯救了全世界；认为如果没有“租借法案”，英国早就屈膝投降，苏联则会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幕，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从而营造出如果没有租借物资、反法西斯战争必败无疑的文化镜像。为了求证，作者还以德黑兰会议为平台，炮制了斯大林的祝酒辞，让他在邱吉尔的生日宴会上发表了如下讲话：“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武器。……美国是武器之国。没有通过‘租借法案’给予我们的这些武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战争与回忆》1320)。沃克在小说中如此夸大其辞，却并不能够改写历史。事实上，在欧洲，苏德战争的胜利之花主要是1100万苏军将士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在东亚，阻击日寇的主要是由4万万中国人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与此相较，美国的租借物资只能算是雪中送炭。美国的租借物资， 60%分配给英国， 32%提供给苏联，播撒到其它国家的只不过8%，可谓杯水车薪。然而，沃克还是坚持认为这些国家有必要对美国感恩戴德。小说描写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伊朗宫廷大臣侯赛因·哈拉对亨利说，伊朗国王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美国人的慷慨大方上了。此时，后来成为亨利少妻的英国姑娘帕米拉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美国人已经差不多养活着全世界的人了……中国、印度、俄国。甚至还有可怜的老英国。”对此，哈拉点头表示赞同：“是啊，美国现在是人类的希望。有史以来，还从来没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的”(《战争与回忆》1304)。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一战，一般的战史专家都聚焦于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夏季，希特勒纠集了150万德军，企图攻占斯大林格勒，切断伏尔加河，夺取高加索油田，然后向北包抄莫斯科。苏军依托坚城，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歼灭、俘虏德军主力近50万人。纳粹德国从此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一蹶不振。为了突出美国的济世作用，沃克不惜混淆视听，重构历史，竟然通过冯·隆之口，竭力屏蔽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当作二战的转折点，认为德国是在离世界帝国的顶峰只有一层梯级的时候全线崩溃的：“像这样军事上的巨大逆转，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温斯顿·邱吉尔勋爵坦白地表示，一听到进袭珍珠港的消息，他快乐得流出感激的眼泪来，因为他当时就知道，这一场战争他们已经打胜了”(《战争风云》1115)。 在当时，太平洋战场每役几千人的战斗规模与800万武装人员在血海中生死搏斗的苏德战区相较，实在是相形见绌。然而，沃克还是天真地相信邱吉尔的谈话代表了自由世界的声音。为此，他只是将描写欧洲战场的《战争风云》作为自己“历史传奇”的“序幕”，而在《战争与回忆》中大肆渲染太平洋战争。为了编造这样的“基督重临”的现代神话，小说还穿插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万里寻妻”的小夜曲：作者故意给拜伦匹配了一个犹太妻子娜塔丽，并让她携幼子与叔父先陷身意大利、后流亡到法国。当拜伦万里迢迢地从太平洋出发，冲破重重险阻，奇迹般地找到她们时，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像开了锅式的轰动。这是因为犹太人也“跟大多数欧洲人一样，都在等待着美国人对希特勒发动反攻，如同他们笃信上帝的祖先等候着救世主的降临一样。像闪电一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拜伦，他们似乎并不觉得奇怪。美国人本来就是超人嘛”(《战争与回忆》737)。小说中的这种爱情传奇，可能只会博得读者一笑，但其深层意识却蕴含着以世界上头等国家公民自居的美国人所特有的一种救世主情结。 三 美国在二战期间远征欧、亚，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明确的战略目标。早在战争初期，罗斯福就提出了“德国第一”和“无条件投降”的口号。这两个著名的口号公开表明了美国要谋求全球霸权并彻底重建世界秩序的决心。为此，美国在战争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策略，第一步则是隔洋观火，静待时机。诚如华伦的岳父、参议员拉古秋所说，罗斯福“负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世界的使命”，而“我们拯救世界的办法，是不卷入这场战争”；所以，美国的上策是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屏障，坐等战争结束，“等着收拾残局，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战争风云》238)。因此，二战爆发之后，在当时的大国中，唯有美国严守所谓的中立，直到1941年12月，还与德国打得一片火热。 与此同时，面对世界霸主宝座遥遥在望的巨大诱惑，美利坚的战争机器也在不动声色地悄然开动。到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迫于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美国参战已不可避免。但是，罗斯福为了保存实力，又虚晃一枪，避开强敌，利用一切手段逼迫日本率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日本军人政府的战争机器高速运转之时，罗斯福竟然异想天开，企图兵不血刃地通过石油禁运打败九千万日本人，这显然是一个圈套。结果，日本人掉进了这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偷袭了珍珠港。然而，罗斯福在发表宣战演说时，却只字不提同盟国的头号强敌德国。直到1942年，美国才与中、苏、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组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后，美英居心叵测，迟迟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任苏联在东线孤军奋战。但是，到了1944年，当德国只能进行垂死挣扎之时，美国一见有利可图，便不失时机地启动了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作战计划”，以进军欧洲去夺取胜利果实。 在欧洲决战之前，为了既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又避免美军的重大伤亡，罗斯福曾多次强烈要求苏联承诺在战胜德国后参与对日作战；及至发明了原子弹后，杜鲁门又为了不让苏联出兵日本，抢先使用核武器，以占领日本，独霸亚洲。对于美国的这些表演，冯·隆佩服得五体投地，盛赞罗斯福“操纵这次战争的本领是如此高强，以致别的国家都几乎流尽了鲜血，却把世界统治权放在一个大银盘上奉送给他的国家”(《战争风云》687)。因此，在沃克看来，二战虽然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西欧在历史中300年左右的领导地位业已结束”，世界帝国的霸主已非美国莫属。不过，作为白色人种，沃克在小说中描绘的、由美国人主导重建的世界秩序，包含着深刻的种族主义思想：美国版的世界帝国，理应给战败后的德国一席之地。因为欧洲诸强之间的战争只是祸起萧墙，同室操戈，战后必定还要共处一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沃克才在小说中描写那么多的美国人对德国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种族认同感。早在亨利赴德之前，其妻罗达就说：“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战争风云》9)。美国前驻德国使馆的海军武官托莱佛也告诉亨利：“希特勒是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德国人“比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像我们”(《战争风云》16)。对此，亨利颇有同感。他在参加了德国潜艇艇长普伦报告击沉英国“皇橡号”战列舰经过的招待会后，对拜伦说：“这位普伦很像我们自己的海军潜艇员。有时我简直忘记他讲的是德国话”(《战争风云》342)。 美国人对德国人如此宽容，却对日本人嗤之以鼻。在作者笔下，东西对抗是最根本的全球性的文明冲突，西方白人一定要在这场冲突中压倒东方的有色人种。因此，太平洋战争被沃克误读为一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种族之间的战争；日本人则被他高度抽象成一般意义上的黄皮肤的小猴子，他们的侵略暴行被其解释成为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冒犯。这种“黄祸”恐慌反映了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东方的恐惧，乃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它在19世纪初叶起于青萍之末， 19世纪末期在西方逐渐盛行。出于这样的文化记忆和阐释焦虑，作者在小说中多次重弹“黄祸”的陈词滥调，认为在中途岛发生的海战挽救了整个西方文明：“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上，亚洲第三次驾驶军舰向西方大举进攻，为博取世界统治权而孤注一掷。在萨拉米斯，希腊人把波斯人赶回去；在利派恩托，威尼斯联合舰队挡住了伊斯兰教徒；在中途岛，美国人，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阻止了亚洲有色人种的崛起”(《战争与回忆》457)。 读到这里，我们也就洞悉了沃克为什么要把太平洋战争视为二战转折点的真正原因。这种偏执表明，到了20世纪后期，传统的白色神话已经悄悄地完成了一种范式的转变，即由欧洲中心转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这种格局以美国的权力结构为基础，伴随着全球化的喧嚣将其影响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沃克的小说创作于70年代，却似乎是在为90年代的“大西洋主义”立法。事实上，他在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的种族情绪，也就是后来徘徊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脑海中的文化幽灵。后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文明的影响正在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些都将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鉴于东方文明的日渐崛起和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不可避免，为了抑制亚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在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欧洲阶段和20世纪的美国阶段之后，应该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欧美阶段，以全面推行大西洋主义。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担负起组建一个大西洋联盟的任务，将北美、欧洲、拉美合众为一，组成一个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和其它复合体系的世界帝国，在西方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这种北大西洋对西方文明的召唤，构成了美国文化帝国全球叙事的基本模式。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王圣珊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2][Wouk， Herman.War And Remembrance.Trans. Wang Shengshan，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2. ] [3]——：《战争风云》，施咸荣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4]---.The Winds of War. Trans. Shi Xian rong，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9. ]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