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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寒山(726-830)的《人生在尘蒙》与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的《变形记》，虽然从时间和空间上看都相隔遥远，但是两个作品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以深邃的寓意体现人类的某种常常被遗忘的存在状态，即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都描述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人被某种外力操纵、压迫，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达到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高度。本文积极探讨其原因，激发读者去思索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何改变这种现状等问题，同时也从另一侧面阐述寒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日本等国家引起巨大轰动的原因。 一、异地觅知音，千年同一叹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的寒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确切身份，因为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寒山的任何记载，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他也一直没有被正统文人所接受，直到清代所编的《全唐诗》和《四库全书》，才有他的诗被收入其中。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无名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美国的“寒山热”似乎是一个怪异现象，但在看似荒谬的表象背后仍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使人产生异化的危机感，敏感的知识阶层思索着拯救沉沦、救赎自我的可能方式。此时，禅宗由日本传入美国，在西方人面前展现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新境界。寒山及其诗作在这样一种充满焦虑与期待的目光中一出现，就以其自身的魅力征服了所有躁动不安的心灵。 其作品《人生在尘蒙》就以深刻的笔触描述了人类的生存困境，表达了人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感慨：人生在尘蒙，欲似盆中虫。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神仙不可得，烦恼计无穷。岁月如流水，须臾作老翁。(二三六)人生于尘世之中，恰似盆中之虫。这一比喻，以盆中虫喻人于世间的生存境遇。一切男女老幼、贩夫走卒，抑或肱股宰臣，都逃不脱“盆中虫”的命运。无论他们是为生计、名利奔走或是为理想、自由而奋斗，“终日行绕绕”，却注定如“盆中虫”一样“不离其盆中”。“盆中虫”这一比喻就概括了人的生存状态，达到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高度。社会、生存的压力，或者是其他某种人所未知的神秘力量，与人对立，压迫着人，始终笼罩着、奴役着、操纵着人，人无法摆脱这种力量的控制，以至人变成非人。当我们读到诗的前两句“人生在尘蒙，欲似盆中虫”时，就可以立刻感受到一种亘贯古今的幽寂悲凉，可以感受到诗人在这两句诗后面所体验的无数生命的挫折，体验到诗人无数次奋发、努力、图强，却无数次铩羽而归，始终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终于，诗人拉开与现实人生的距离，超脱出来，发出悲凉又悲悯的感叹，“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如果能成仙或许能从“盆中虫”的命运中解脱出来，然而“神仙不可得”。最后结尾“岁月如流水，须臾作老翁”的感叹，不知是诗人感叹自己仍如“盆中虫”，这一生恐怕已无法改变这一可悲的境遇，还是有一丝庆幸自己己老，离解脱之日不远呢?我们不得而知。 卡夫卡的《变形记》也发出同样的感慨。主人公格里高尔是～名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常年早出晚归，身体早已不适，本应请病假才是，而公司老板对待雇员却像个暴君，高高在上，毫不关心，指责他推销出去的商品数量大大减少了，甚至怀疑他有经济问题，和老板一样暴虐的秘书主任更是威胁说他在公司的职位岌岌可危。工作这样辛苦，饮食却不定时，非常低劣，所以他对自己的差事极不满意，认为这是一份“累人的差事”。但是为了父母、为了偿清家庭的债务，他努力克制内心的不满，谨小慎微、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厄运却不可思议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一天早晨，当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个小人物，一个偶在的个体生命一觉醒来，就这样荒诞地、莫名其妙地由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这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事件，人生的悲剧是如此的不可预料、不可逃避。生活负担重，已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人们为了生存，拼命工作赚钱，犹如机器，这确如卡夫卡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人!”人们生活在痛苦之中，感到压抑愤恨不平，但又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知诸如疾病、失业、战争等无妄之灾何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总之，《变形记》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所以，“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格里高尔的困境，就是卡夫卡的困境；卡夫卡的困境正是现代人面临的困境。现代人在疏离与寂寞、孤独与绝望的困境中不断探求、寻求出路，却渐渐丧失自我，往往发现生命的怪诞与荒谬：人，发现自己处在世界庞大组织底下，竟然无路可走，这正是卡夫卡《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 为什么两个作家相隔千年，却异曲同工地表现了同一主题?笔者认为这和作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关，和作家的家庭、身世、经历有关。 二、‘诗人’之不幸，‘诗坛’之幸事 寒山出生于京都长安之郊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个中下等的地主家庭。家境富裕，青少年时期的寒山过着优游的生活，受过良好的、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这都是为了他日后的仕途做准备。不过，寒山似乎注定与仕途无缘，虽然“书判全非弱”，仕途却是屡遭坎坷。三次科考，终得登第，获得出身。可是，在唐代要进入仕途还必须通过吏部的“关试”，这对寒山来说真的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难关。 “关试”是为吏部选拔官吏之试，故其主要考查的是应考者是否符合为官的各项标准。是否适合为官，概言之，主要考查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其中“身”，实际上考查的是个人的相貌，主要看应考者是否体貌端正，有为官之仪表。寒山四次参加吏部铨选，却都因为长相的问题而被挡在了仕途的门外。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试看。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馀，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 在这两首诗中，寒山想起自己二十岁即登进士第，可是十年过 去，这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关试了，结果又会怎样呢?这些年，因为关试，自己已是潦倒无比、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种种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难道这是命运决定的吗?然而，对于寒山而言(当时的读书人其实都是如此)，除了以关试求仕进，没有别的选择，就算是命中注定不能入仕为官，此刻也得去参加关试。于是，寒山充满自嘲地安慰自己，“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是啊，盲儿尚且能射中雀目，自己或者能够得以通过铨选也不一定。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寒山的第四次关试，还是因为“身”的问题落选了。想起自己儿时，父亲就担心自己的长相会影响自己仕途，而这担忧似乎成了寒山的宿命，仕途的门再一次对寒山关上。
仕途潦倒无望的寒山，同样面临了家庭的困境，兄长的败家，父母的相继谢世，还有妻儿的离去，这一切都对寒山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陷落，叛军直通长安。万般无奈之下，备受生活打击的寒山随着逃离长安的队伍离开了咸阳，之后，寒山到过荆州和山东。为了自己仕途的理想，也曾经在山东某地做过一段时间的胥吏。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仕鲁蒙帻帛，且爱裹疏巾。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最后寒山选择告别仕途，走上归隐之路。 总之，科场失利、家庭困境、亲人离去，加上时势的动荡使寒山对人生的困境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寒山的作品就是这种体会的艺术升华。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里。他的性格十分内向、懦弱，非常敏感、多愁，老是觉得周围的环境都在对他产生压迫和威胁。防范和躲灾的想法在他心中可谓根深蒂固、不可救药。他的父亲竭力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希望他具有风风火火、宁折不屈、刚毅勇敢的特征。在父亲那粗暴、严厉且又很自负的斯巴达克式的培养下，他的性格不但没有变得刚烈勇敢，反而更加懦弱自卑，并从根本上丧失了自信心，以至于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小事，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他在困惑、痛苦中长大，他整天都在察言观色，常独自躲在角落处悄悄咀嚼受到伤害的痛苦，小心翼翼地猜度着又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将落到他的身上。他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他害怕孤独，渴望爱情，曾三次与女友订婚，却一生没有结婚。他内向、懦弱、多愁善感的性格正好适宜从事文学创作，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他从事的却是保险公司小职员的职业，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却整日奔波劳碌，忙得不可开交。他无力摆脱这样的命运，因为他和家人要生存。 而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在西方，科技飞跃、经济恐慌、劳资冲突，再加上世界大战，整个社会处于变更和动荡之中。敏感、懦弱的性格，孤僻、忧郁的气质，生活中的痛苦和现实社会的重重黑暗，使卡夫卡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与痛苦，感受着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及精神层面的困境：人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的压力下，渐渐丧失自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刻都有灾难感；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沟通，关系日趋冷漠乃至走向冷酷；人们无奈地处于焦虑、恐惧与孤独的困境中而无法摆脱。卡夫卡把这些寄托在他的作品《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由人变成虫以致死亡的悲惨命运正是对此进行的形象的阐释。 作家是人生意义的创造者。寒山与卡夫卡都以犀利的笔触引导我们去直面灵魂的废墟，直面现实生活中残酷的一面并不是简单的悲观、宿命，而是一种深邃的人生体认，是通过自身对苦难的承受来增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承受能力。 原载：《山花》2010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