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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刘备是仁君，而曹操是奸雄甚至是狡诈的小人。现代人一般倾向于认为曹操是英雄，或者是可爱的奸雄，或者是真小人；刘备则有假仁假义之嫌。 对于刘备、曹操的传统评价受到《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但早在北宋的时候，在社会的一般观念里，曹操和刘备就分别处于道德评价的两端。苏东坡提到，当时民间说书人说三国，一说到刘备失败，听众就痛哭流涕；一说到曹操失败了，大家拍手称快。《三国演义》只是强化了这种观念。现代人对曹操有了比较多的正面评价，在中国的帝制结束之后，曹操“篡汉”的罪名已经无足轻重，对曹操的功业基本给予了肯定。鲁迅认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对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三重身份于一身的曹操甚为心仪，认为曹操为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并且极为欣赏其文采。聂绀弩为《三国演义》写的序也是一篇尊曹贬刘的文章。近年来风靡一时的易中天“品三国”则认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或真小人。总的来说，曹操的形象越来越被美化，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刘备却变得不太招人喜欢了。 刘备、曹操、孙权三人之中，刘备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而这是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不甚悦读书”，但刘备最早曾在当时的名儒卢植门下读书，稍后又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间，陈元方为汉末名士陈寔之子，父子俱以德行而被世人推崇，郑康成则是一代儒学宗师。刘备儒家思想较为浓厚，行事较为合乎儒家的礼法观念，这在传统史家那里已有公论，也是他得到社会一般观念认可的主要原因。陈寿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刘备遵循儒家礼法的一个很突出的例证是在继承人选择问题上，客居荆州时他就劝刘表遵守儒家的礼法观念，立刘琦为继承人，他自己在确定继承人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子刘禅。刘备在遗诏中告诫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儒家与诸子主次分明，体现了刘备对二者关系的看法。 刘备知人待士襟怀坦白，而且仁慈爱民。但他在道德方面并非完美无缺，这也正是现代人认为刘备有假仁假义之嫌的原因。刘备在道德方面最为人诟病的应是取西川一事。刘备取西川，于德有亏，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刘备要想在当时的情势下立足，并进一步一统天下，必须取得西川。但刘备不愿做不仁不义之人，所以要考虑取得西川的方式问题。刘备应刘璋之请入川，相会于涪，庞统献策：“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刘备没有同意。之后，刘备从刘璋求兵资救孙权，“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刘备对此非常不满。张松献西川的谋划泄露后，刘璋收斩张松，“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刘备大怒，还攻成都。可以说，刘备最终找了一个不太站得住脚的借口，夺取了西川。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但于此事则评论：“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裴松之也认为刘备取西川，是“违义成功”。 赐死刘封也是违德之事，这对刘备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刘封死后，刘备“为之流涕”。帝王家事，正应了孟达在策反刘封的信中所言，“势利所加，改亲为雠”。但与曹操相比，刘备没有妄杀臣属的行为。 上面这两件事反映了要求一个政治家道德完美，是不太可能的，普通人反而比政治家更容易做到道德完美。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基雅维里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信条就应成为政治家的信念。与曹操、孙权相比，一两件事情的违德不能否定刘备是一个仁厚之人，那种认为刘备伪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定要求一个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道德的，才不算伪善，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陈寿评价，“先主弘毅宽厚”，可谓恰如其分。 刘备永安托孤，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认为这是刘备故意以退为进，警示诸葛，此事足以说明刘备也是一个奸诈之人。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刘备的真实想法，但是让刘禅即位同样也是他的真实想法。最大的可能是临终前的刘备在这件事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让长子即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另一方面，又觉得儿子的才能不够，当此乱世，不能成大事，不忍基业毁于后人之手，于是让诸葛亮继承的话就脱口而出。我们不应以为一位英雄在任何时候都是理性而果断的。 与刘备崇信儒家思想不太一样，《三国志·魏书·太祖本纪》注引王沈《魏书》记载，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考察曹操一生的为人处世，可以说兵家的思维方式支配了他的头脑。兵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孙子兵法》第一篇明言：“兵者，诡道也。”此外，出于乱世用重典的需要，曹操尚刑名。所以陈寿评价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 曹操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奸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篡汉。有人以曹操自己并未篡汉，是他的儿子曹丕篡汉来为曹操辩护。但实际上曹操自己根本不可能摆脱干系。曹操最初起兵时，应该说动机确实是为了辅助汉室，但随着他权力的增长，与汉室矛盾的尖锐，他的想法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之所以没有取代汉献帝，主要原因就是司马光的判断：害怕舆论，害怕背上千古骂名。曹操在接到孙权劝进的书信后说，“是儿欲踞吾于炉火上邪”。可见曹操对于舆论很敏感，这与他的出身有关。曹操晚年曾言，“倘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其表达的意思已很明确。王朝兴替，是自然之理，如果以较为正当的方式取代汉室，也不是什么值得给予过多道德批判的事情。 第二，极端自私的人生哲学。对曹操为人的道德评价最不利的是吕伯奢事件，这涉及曹操是否有一种极端自私的人生哲学。但吕伯奢事件的真相难有定论，故可搁置。我们还是关注那些可以确定的事实。 第三，猜忌、狡诈。这是曹操性格的一大特点，相关事例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第四，败坏社会风俗。曹操被现代人高度评价的唯才是举，有巨大的副作用。顾炎武评价：“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对比一下汉代有多少忠臣，曹氏在司马氏篡魏之时又有几个忠臣，就能清楚地看出，曹操轻视道德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谬误。良好的社会风俗对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而王者崇尚什么、奖励什么、教育什么对风俗的变迁具有导向作用，不可以等闲视之。《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的一段评论显示了他对政治与教化风俗之间关系的洞见：“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 第五，残暴，轻于杀戮。曹操杀孔融、崔琰、边让、杨修，逼死荀彧，狱系毛玠，皆反映了其为人中凶残的一面。曹操轻于杀戮还表现于对待降敌和百姓方面，本纪记载曹操攻陶谦，“所过多所残戮”。王夫之评价：“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官渡之战后，袁绍部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张璠《汉纪》云：杀绍卒凡八万人。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屠城的行为。当曹操早年起兵讨伐董卓时，他写下了《蒿里行》，其中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句子，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与这首诗的诗人形象形成多么大的反差。而刘备方面，则没有这种屠民、杀降的记载。 陈寿在曹操本纪最后的评价，不提道德，这是暗含批评的。 至于现代人认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认为曹操敢说真话，坦率真诚。 第二，曹操在私人生活更近似于普通人，而不是圣贤；圣贤有作伪的嫌疑。 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治理国家上不可能排除儒家传统，但他自己身上有比较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不太认同儒家的礼法。这应该是他得到鲁迅、毛泽东赞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得到现代人较高评价的原因。曹操不信天命，王后卞氏的出身不好，选择继承人方面不以立嫡长子为第一选择，临终遗嘱不合常规，都反映出他不太看重儒家礼法。现代人从他的行为所发现的是一种藐视社会规范、任心而行的气质，虽然曹操其实又很在乎别人的评价。现代人倾向于认为真小人好过伪君子。似乎一个人如果真诚地坏，他的坏就变得相对可以宽容了，人们会说这个人有真性情。如果不是说“真”凌驾于“善”之上，也至少是取得了和“善”同等的地位。但我们要问，真小人真的比伪君子可爱吗？真诚的恶比虚伪的善要好一些吗？其实，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最好不要把那些真诚求善但道德并不完美的人与动机不良的伪善之徒混为一谈，《大学》有言，“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拒斥伪善的名义来为行恶寻找借口。 现代人被曹操在私人生活中表现出的某种温情所打动，比如他懊悔赶走丁夫人时说的一番话：“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脩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人们在了解了一个大人物的私人生活后，对他产生了某种亲近感，感到自己与他的距离拉近了。相比之下，圣贤却只能是一般人高山仰止甚或敬而远之的对象。一个奸雄完全可能是一个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这在逻辑上并不矛盾。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战犯戈林先生是第三帝国的模范丈夫和父亲，但这毫不妨碍他把炸弹扔到无辜的芸芸众生头上。相对于刘备而言，人们之觉得曹操可爱，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中有较多关于曹操私人生活的信息，而现代是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需要看到，曹操私人生活中所表现的那一点温情不应遮蔽他在政治生活中的恶。 原载：《书屋》2009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