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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前人已有论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引起过热议，囿于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当时的学者主要从作者的爱憎、作品的正统思想、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小说对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揭露以及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等方面着眼，本文拟从小说的选材态度、思想倾向、形式特点诸方面对这一论题再作论述，以期补充前说。 一、选材态度：注重民间传说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其主要史实来源于西晋初年陈寿的《三国志》。但从《三国志》的成书到《三国演义》问世的一千多年间，三国人物故事通过各种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不断繁衍。元末明初面世的《三国演义》，广泛吸收了史传杂记、话本杂剧等民间传说中的三国故事编写而成。[1]《三国演义》取材于正史，这是由于历史小说的题材性质所决定的;而取材于民间传说，则是作者价值取向的表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类材料中，作者更偏爱民间传说。譬如小说第二回写鞭打督邮一事，《三国志·先主传》中有明确记载：刘备任安喜尉时，“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2]此事在《三国志平话》里写成：刘备求谒不通，张飞怒不可遏，扶刘备坐在交椅上，将督邮绑在马桩上，“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三国演义》在处理这一材料时，不用史实而采《三国志平话》之说，并改写为：张飞将督邮绑在县衙前马桩上，打折柳条十几枝。当时刘备并不在场，事发后刘备闻讯赶来，解救了督邮。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三国演义》在选材方面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史书无记载，小说便从民间传说中选取材料;二是《三国志》虽无记载，但其它史传记其事，而民间传说又与其不完全符合的，小说也采用民间传说;三是《三国志》有记载，而民间传说与其有背谬的，小说仍采用民间传说。这种面对史实而不顾，注重从民间传说中选材的做法，就使得《三国演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民间传说中的三国人物故事大写意。 二、思想倾向：顺应民心向背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众说纷纭。但它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在选材上，小说对蜀汉集团隐恶扬善，而对曹操却“天下之恶皆归焉”。在结构上，《三国志》里《魏书》的篇幅是《蜀书》的三倍，《蜀书》的篇幅不足《吴书》的三分之二。而《三国演义》却把主要篇幅让给了蜀汉集团，使之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着力描写曹操奸诈残暴的一面，使这一形象成了“古往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3]。作品在集恶于曹操的同时，把刘备塑造成了一个宽厚仁德、惜才爱民的圣君形象。为了突显他仁德爱民的性格特点，作者不惜把他鞭打督邮的刚正移给张飞，勇斩蔡阳的英武嫁接给关羽，把博望用兵、权借荆州、敛众拒险等文韬武略全都归功于孔明。[4]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种隐善的抑笔，实际上作品在抹煞他“善将兵”的才智的同时，又赋予他“善将将”的经纶。这样，既表现了他的万乘之才，也保证了圣君形象完美无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倾向，它既是作品的选材标准，又是作品的结构纲领，还是塑造人物的褒贬原则，更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张扬。它是全书的灵魂，当然也是全书的主题。 这一主题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史学观点、民族感情的影响， [5]民众的道德评判是其主要因素。早在东晋，民间文学中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已经出现。干宝的《搜神记》和葛洪的《神仙传》里都记叙了曹操欲杀左慈的奸恶。裴启的《语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梁朝的《殷芸小说》里，都以同样的笔调记述了曹操佯眠杀卫士和捉刀骗来使两则故事，其狡诈残暴的个性更为突出。而《语林》在“英雄忌人”故事里对刘备的描写，已显褒扬之情。唐以后的民间说唱文学中，“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呼喊已成共识。苏轼《东坡志林》、张耒《明道杂志》都记载了小孩子听书观戏时“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6]由此可见，“拥刘反曹”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倾向，而成为一种深隐在民众心灵里的是非认定，是里巷歌谣中民众道德评判的结果，是世代增进的民众朴素感情的凝聚。 三、形式特点：符合民众的欣赏习惯 《三国演义》的表现形式，主要继承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传统，直接脱胎于讲史话本。 1、易为民众接受的章回结构。《三国演义》标明回目、分章叙事的结构形式，源于宋元讲史话本。章回的“回”，本意是“次”。说话人每讲说一次，先用一两句话把这一次要讲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这就成了后来章回小说的回目。《三国演义》继承了这一结构形式，把全书内容分为二百四十则，后编成一百二十回，作者又借鉴说话艺人的经验，在情节推进到高潮时，戛然而止，结束一回，而下回紧承上回内容开篇。不仅如此，小说还保留了讲史话本原有的结构语言。在每一回开篇时，总要用“话说（却说、且说）、正说间（正论间）”等字词承接或转折，而在每一回结束时，再用“毕竟（不知、未知、要知）……如何，且听（且看）下回（下文）分解”收笔。[7]这种长篇小说的章回结构，在世界文学史上唯中国独有，在中国又是《三国演义》开端。 2、传神写意的笔法。《三国演义》主要通过对人物语言、行动的夸张描写来塑造形象，比如诸葛亮的非凡才智，是通过对他博望用兵、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登坛祭风、七擒七纵、西城弄险等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言行来突现的。小说还长于侧面烘托，善于运用对比，人物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往往都用粗笔勾勒。[8]这种传神写意的笔法，兼容笔记小说和说话艺术之长，是对民间文学中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3、通俗浅近的语言。《三国演义》的语言文白夹杂，文言继承史传，但比史传浅显;白话学习话本，但比话本语言精炼，以平易浅显、简洁通俗为特色。[9]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以白话为主的宋元话本是“平民的小说”，并赞誉它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便是第一部平民的长篇小说。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注重选取民间传说中的三国人物故事作为创作素材，着力表现民众的道德评判和思想感情，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诚如俄文本《<三国演义>序言》所言，《三国演义》“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当然会受到人民的喜爱。 注释： [1]周先慎：《明清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2][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 1959年，第872页。 [3][7]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54、74—75页。 [4][5][6][8][9]徐君慧：《中国小说史》，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年，第143、136—138、130、160、154页。 作者单位：宝鸡教育学院中文系。 原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