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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乔叟的六部主要诗作，《公爵夫人颂》、《声誉之宫》、《百鸟议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贞女传奇》和《坎特伯雷故事》，可以看到两种主要的结构模式，即梦幻(dream vision)和故事集(story collection)。在最初的三部作品中，乔叟都采用了梦幻形式。《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非常独特，作者不但摒弃了梦幻模式，也没有采用故事集；而稍后写作的《贞女传奇》正好截然相反：不仅重新采用了梦幻，而且首次尝试了故事集模式。到写作《坎特伯雷故事》时，乔叟已经游刃有余地将故事集发展到继《天方夜谭》、《十日谈》以后前所未有的高度。学界有很多关于《坎特伯雷故事》框架式结构的讨论，而事实上，中世纪的 梦幻是故事集以外另一种重要的框架式结构模式。因而，乔叟的诗作中，除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坎特伯雷故事》外，都可以看作是以梦幻建构的框架式结构。而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坎特伯雷故事》没有采用梦幻作为全文的框架，行文中仍然穿插着梦境，这要么起着对故事情节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特洛伊罗斯梦见克瑞西达和一头猪及卡桑德拉和潘达洛斯的释梦，要么起着深化故事主题的作用，如《修女牧师的故事》中公鸡项提克里和母鸡帕提洛特关于梦的预言作用的争论。由此可见，梦幻文学传统在乔叟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乔叟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梦幻是中世纪盛行的一种文类，可细分为梦境(dream)、幻景(vision)、爱的寓意( love allegory)或者爱的幻景( love vision)。中世纪的梦幻传统植根于古典文学传统和圣经文学传统。圣经中约瑟夫为法老释梦，保罗、约翰和以西结的幻景都是中世纪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为梦幻文学蒙上了宗教的神秘色彩。事实上，自基督教诞生以来，虔诚的教徒渴望通过苦修、冥想等各种方式得到主的启示，也可能确实有人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幻觉或者笃信在睡梦中蒙受了神明的感召。这类亦真亦幻的事件经记载而流传下来，进而形成了一个波瓦塔尼所谓的圣经—宗教幻景传统(biblical-religious tradition of visions)(Boitan，I English Medieval Narrativ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ies72)。在古英语文学作品中，《凯德蒙颂歌》(Caedmon’s Hymn)的作者凯德蒙在梦中受到神召，一觉醒来而能吟诗歌诵创世纪及耶稣生平的故事便是这种宗教神秘主义天恩神启的事例。而十世纪的神秘梦幻《十字架之梦》(The Dream of the Rood)中，叙事者描述如何在梦中听十字架讲述自己在耶稣受难时扮演的无可奈何的角色；通过十字架的叙述，耶稣的受难成为了光荣的、无畏的牺牲。叙述者在梦醒以后，真心悔罪，决心要追随在天堂的主和同伴。从形式上看，《十字架之梦》由于其叙述者/梦者——梦景——叙述者/梦者的结构，已经是更典型的梦幻诗了。这样的圣经-宗教幻景传统在十三、十四世纪日趋成熟并且日臻完美。但丁的《神曲》自不待言，在英国，乔叟的同时代诗人威廉·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Piers the Ploughman)和“戈文诗人”的《珍珠》(Pearl)都是不可多得的经世之作。在古罗马作品中，梦或幻景又被用于哲学讨论中。西塞罗在其作品《论共和》(DeRe Publica)的结语部分描述了“西比奥之梦”。虽然西塞罗的《西比奥之梦》(Somnium Scipionis)其实是他的政治哲学的一方面，目的在于定义共和国的理想领导者，但是当他的作品通过后世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所著《西比奥之梦评述》在中世纪大肆盛行时，人们对它的兴趣几乎全在于它的梦幻，因为那时的人们根本没有办法读到《论共和》全书。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的《西比奥之梦》通过马克罗比乌斯的《西比奥之梦评述》而在中世纪梦幻传统中影响深远，往往和《玫瑰传奇》一道并称为两大影响。波伊提乌(Boethius)的《哲学的慰籍》(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也采用了幻景的手法，记叙了在狱中的波伊提乌同哲学女神关于恶的根源、命运的性质、真正的幸福、以及天命与自由意志的讨论。但是这部书对中世纪诗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乔叟的许多作品的影响，却在于它所探讨的诸多哲学问题，这一点往往使人们忽视了它的幻景形式。然而幻景在哲学思辨上的运用，在中世纪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如象伯拉尔德·西尔维斯特(Bernard Silvestris)有《论寰宇》(De Mundis Universitate)传世，而里尔的阿兰(Alain de Lille)则著有《反驳克劳底安那》(The Antic laudianus)和《自然的怨诗》(De Planctu Naturae)。从上述圣经—宗教幻景传统和哲学论述幻景传统来看，由于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关注的都是精神的、形而上的层面，所涉及的多是神秘的、启示的或思辩的、玄想的内容，所以梦境或者是幻景，以其非理性的、天启的可能，在这两方面的作品里被广泛地运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如波瓦塔尼所言，“(梦幻)这种文类非常灵活，从而，在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并不仅限于哲学论辩、彼岸世界的经历和神秘主义者关于世界末日的幻觉这样一些主题”(Boitan，I English Medieval Narrativ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71)。实际上，早在十二世纪，梦幻就被用于中世纪诗人热爱的主题之——爱情，并由此产生了梦幻中的“爱的幻景”。中世纪文学中的爱情“并非男女之间通常的情感，而是一种高度形式化、艺术化并具有一整套复杂规则的‘宫廷爱情’”(肖明翰，“宫廷爱情诗传统与乔叟的《公爵夫人颂》”40)。十三世纪法国的《玫瑰传奇》(Le Roman de la Rose)是一部集法国宫廷文学传统之大成的诗作，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梦幻文学”(Miller 45)。尤其是吉约姆·德·洛里(Guillaume de Lorris)所著的第一部分，将整个故事置于梦幻框架之中，用“玫瑰”代表心目中的少女，以“情人”对“玫瑰”的追求比喻自己对少女的爱情，还把各种阻挠爱情的因素如“嫉妒”、“忸怩”、“闲话”、“理性”和推动爱情的因素如“美貌”、“慷慨”、“文雅”、“青春”拟人化，在梦境之中表现了当时风行的宫廷爱情和骑士精神，不仅是成功的“爱的幻景”，而且用了寓意手法，也是影响深远的“爱的寓意”。《玫瑰传奇》从问世直到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读者众多，是宫廷爱情诗人不可迴避的经典之作。就梦幻文学而言，它更是为后世的梦幻作品树立了几个特点：暮春或初夏的一天，诗人(或叙事者)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一所大花园，园子里物华天宝，应有尽有，象征寓意的角色们活动其间。他在那里试图寻觅什么(在《玫瑰传奇》中，诗人追寻爱情)；诗歌的行文讨论关于爱情和欲望的林林总总(Brown 184-185)。《玫瑰传奇》以后，法国又产生了像马肖(Machaut)、弗瓦萨尔(Froissart)、德相(Dechamps)一批或稍早于乔叟或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继承并发扬了吉约姆·德·洛里和让·德·墨恩(Jean deMeun)在《玫瑰传奇》中涉及的主题及他们运用的梦幻和寓意手法。 乔叟显然对梦幻传统兴趣盎然而且谙熟于心。从上文可以看出，中世纪的梦幻传统的发展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部在当时广为人知的作品，即马克罗比乌斯的《西比奥之梦评述》和《玫瑰传奇》(Brown 184)。对马克罗比乌斯的熟识促使乔叟对梦的思索，加深了他对梦的复杂性的认识。乔叟在作品中曾反复多次提及马克罗比乌斯。《公爵夫人颂》里将其与约瑟夫并称为重要的释梦者。《百鸟议会》中借亚弗里坎努斯之口说马克罗比乌斯很看重《西比奥之梦》一书。而《修女牧师的故事》中公鸡项提克里引用马克罗比乌斯来证明梦是有意义的。马克罗比乌斯在《西比奥之梦评述》中将梦归为五类：谜语型梦(enigmatic dream， or somnium)；预兆型梦(prophetic vision， or visio)；神谕型梦(oracular dream， ororaculum)；梦魇型梦(nightmare， or insomnium)和幻影型梦(apparition， or visum)。梦魇型梦和幻影型梦都被认为是没有预言意义的，因为前者是人们在承受身心压力或者为前程担忧时容易产生的梦境，而后者则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产生的幻觉。谜语型梦是指用奇怪的形状掩盖了真实的信息，需要通过释梦者的阐释方能真相大白的梦。神谕型梦则指的是梦中一位亲人，或某位虔诚而可敬的人，或一位牧师，或甚至是某位神明，清楚地揭示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指示采取还是避免何种相应的行动。而预兆型梦则是指梦中之事后来确实发生了的梦。[1]《百鸟议会》的开篇(29-84)乔叟讲到他在读一本古老的书，即《西比奥之梦》，并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书的主要内容。后来作者由于白天的劳顿而很快进入了梦乡。睡梦中，书中西比奥梦里的祖父此时出现在叙述者的床边，引发了一段关于梦的缘由的议论，“疲惫的猎人躺在床上，他的心思却很快飞到树林；法官梦见判案；车夫梦见拉车；有钱人梦见金钱；骑士梦见同敌人交战；病人梦见饮酒；情人梦见打动情人芳心。我是不是可以认定是因为我读到亚弗里坎努斯所以梦见他站在我床边呢？”。[2]根据马克罗比乌斯的定义，这里列举的梦应该属于无意义的梦魇型梦。乔叟把他的梦与“梦魇”类比，是否意味着他认为将要叙述的梦无足轻重呢？从乔叟多数作品来看，这更可能又是他塑造的谦卑恭谨的叙事者在作祟，是诗人和听众或读者开的一个玩笑罢了。《声誉之宫》的诗序几乎是异曲同工地塑造了一个面对神秘的梦显得茫然和困惑的叙述者，他不知道却又不愿意尽力思考各种各样梦的因由与意义，只能祈求“神明的十字架能够让我们的梦都变成好运”(57-8)。尽管如此，人们可以看出乔叟本人对梦是深有研究并颇有心得的，而且也希望人们认可自己叙述的梦是有意义的。而他对梦的兴趣和研究很可能使他很容易地接受了当时宫廷里流行的法国文学中的梦幻框架，并使之成为他文学生涯中最为倚重的形式之一。 乔叟曾经部分地翻译过《玫瑰传奇》，而如罗宾逊所说，“(《玫瑰传奇》)比法国和英国本族语中任何其它作品都对乔叟产生了更重要和更深远的影响”(Robinson 564)。乔叟在《公爵夫人颂》中的梦者在梦中看到的房间“墙上精美的色彩绘出了《玫瑰传奇》的全部内容，包括正文和注释”，并且他在各个作品中的花园描写也多有与《玫瑰传奇》的花园相映成趣之处。《玫瑰传奇》与乔叟创作的渊源自然远胜于此；就涉及到梦幻文学的部分而言，除了上文提及的一些元素之外，《玫瑰传奇》开篇(1-20)对梦的讨论对乔叟也不无影响。吉约姆·德·洛里引马克罗比乌斯的权威，以证明梦幻这种文学形式的意义，“很多人说梦中只有子虚乌有的谎言，但是人们的梦往往并非都是骗人的虚事，有时梦的意义会在日后显现出来。我们可以引用马克罗比乌斯作证，他就不把梦当作无稽之谈，还撰写了西比奥王的幻景。人们要是认为相信梦会成真是愚蠢的，那他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傻子；但是，在我这方面，我确信梦预示着吉祥或凶险，因为人们夜晚会隐隐绰绰地梦见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都会在日后昭然明示”。[3]乔叟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关于梦的意义的讨论和感叹。在《公爵夫人颂》中，叙述者感叹道，“我做了一个非常甜美非常惊人的梦，我想，没有谁有足够的智慧理解并解释我的梦。哪怕是约瑟夫，虽然他曾经很好地阐释了法老的梦，毫无疑问他也不会强过普通人；又哪怕是马克罗比乌斯， (他记载了西比奥王的梦境，他和亚弗里坎努斯的精彩际遇)，我相信甚至他也不能解释我的梦”(276-289)。在《声誉之宫》里，叙事者呼吁所有懂英语的人都来聆听他精彩的梦境，因为即使是“以撒，西比奥，或者尼布甲尼撒国王，法老，图拉斯，又或伊里诺尔都不曾做过这样的梦”(509-516)。可见乔叟不仅只是机械地采用了梦幻的结构形式，而是在积极地思考梦的意义，并刻意地要确立自己创作的梦的意义，同时似乎也要求听众或读者作为文本的最终阐释者不可因为其作品记叙的是梦就等闲视之。 乔叟的梦幻诗融合了在他之前的梦幻文学传统的主题和手法，但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却在不断创新，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超越了传统。海伦·库帕在论述“传统”(″convention″)时写道，“‘传统’实质上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约定的东西；是一种熟悉的、意料之中的行为方式，‘传统’之成为传统在于它代表真理。传统可以小到几个描写事物的公式性的词藻，可以是人物的行为模式，也可以是整个文类的所有关联元素。中世纪文学在广义上来说是‘传统’的：它既在传统之内，也在传统之外。它既利用‘传统’的因素，也反‘传统’的期待而行文”。她进而认为，“是乔叟对传统的精当处理，而非人们所倾向于认为的完全的创新，使他的诗作获得成功”(Cooper4)。无疑，这是关于乔叟的梦幻诗和中世纪梦幻文学传统的切中肯綮的描述。在他的四部梦幻诗中(在此，为了便于讨论，把《〈贞女传奇〉序》看作一部独立作品)，除了未完成的《声誉之宫》外，都有很明显的类似于传统手法的入睡——梦境——醒来的框架。而在进入梦境之前，每部诗作都有一大段关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经历的介绍性话语。而这些叙事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酷爱读书。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乔叟作品的这一特点并试图归纳出一些公式，如罗伯特·佩恩归纳的书籍——经历——梦境程式，而波瓦塔尼在论文“古书在梦幻中新生：《公爵夫人颂》，《声誉之宫》和《百鸟议会》”中，对书籍在乔叟作品中的作用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他指出，书籍是乔叟的灵感来源。在他的大多数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书籍的出现。有时书是梦的因由，有时书却出现在梦中(Boitan，i“Old”40-41)。如《公爵夫人颂》，叙事者失眠而不能入睡，让人拿来一本书以打发时间。他读了国王塞克斯(Ceix)和王后雅克安娜(Alcyone)的故事，得知有那么一位睡神，于是向睡神许愿：如若睡神予他睡眠，他就将献上舒适的“羽毛床”等等。他很快进入梦乡。在梦中他还梦见房间的墙上画着书上的故事，如《埃涅阿斯纪》和《玫瑰传奇》。在描写了奇妙的梦境之后，叙述者醒来，发现书仍在手边，他决定用诗行记录下这个“奇谲”的梦。《声誉之宫》的书籍则完全出现在梦中。叙述者在维纳斯神庙里看到墙上的一块铜匾上面刻写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故事，而《声誉之宫》的第一部就复述了这些故事，而他所讲述的狄多和埃涅阿斯的爱情故事则出自奥维德《变形记》。[4] 使用书籍构建梦幻框架是乔叟的创新。并且他对书籍并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总是选取与梦境相关并深化主题的书籍，即他的书籍和梦境总是相互陪衬的。如象《公爵夫人颂》中，乔叟将叙述者读到的书中雅克安娜失去塞克斯的痛苦与叙述者梦中黑衣骑士失去夫人的痛苦并列对照，再加上叙述者自己由于“长达八年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如肖明翰先生指出的那样，“前后反衬、烘托，把几个不同也不相干的人的痛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把个人的痛苦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痛苦”(肖明翰，“宫廷爱情诗传统与乔叟的《公爵夫人颂》”44)。《声誉之宫》第一部叙述者梦中读到的“画书”上，狄多遭埃涅阿斯背叛之后，哀叹道，“我因你而失去了令名。在这个国度里，人们将把我的遭遇写书编曲，处处传扬。啊，恶毒的声誉！谁能快过她去？”(346-350)。这便暗合了诗作的声誉主题。另外，肖明翰先生还颇有洞见地指出，乔叟把奥维德的爱情故事放到维吉尔的史诗里，无形中造成了一种讽刺，因为在维吉尔诗中，埃涅阿斯是创建罗马城的英雄；然而到了奥维德笔下，他却成了背信弃义的负心汉。这样，乔叟就巧妙地暗示了声誉变化无常的本质(肖明翰，“《声誉之宫》乔叟对诗歌创作的探索”32)。《百鸟议会》中叙述者读到的书《西比奥之梦》里，亚弗里坎努斯教导孙子须以“公众利益”为念，“不应该沉湎于俗世的享乐”(66)。而梦境中的维纳斯神庙和自然之神主持的百鸟议会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维纳斯神庙象征耽于享乐的情欲，由情欲引起的嫉妒等造成的痛苦的爱情；而自然之神则是上帝的代理人，代表的是自然的爱情，是为了“公众利益”而繁衍后代的婚姻之爱。书和梦的暗相契合达到了交相辉映，升华主题的作用。《〈贞女传奇〉序》中叙述者不仅赞美书，他梦中与爱神和女神的会晤的主题即是他写的书，爱神诟病他的书，女神列举了他写的书，并要求他写一部怎样的书，从而直接提供了写作《贞女传奇》的动机。所以，乔叟在梦幻框架中引入书籍，并非为了炫耀自己博览群书，而是直接为作品的主题或叙事框架服务。 乔叟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他的叙事者。法国文学中的梦幻诗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爱情为主题，其第一人称叙述者往往就是恋爱经历的主角。在乔叟的梦幻诗中，这位叙述者却通常不是爱情的参与者；不仅如此，他显然在爱情方面也缺乏经验，甚至并不追求爱情的亲身体验。《公爵夫人颂》是第一部真正的英语宫廷爱情诗，也是乔叟的梦幻诗里面唯一纯粹以宫廷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然而，即使在这首诗里，叙述者也只是一开始抱怨自己多年来长期失眠，原因不明，非常隐讳地暗示自己的痛苦可能是由于“相思之苦”，也暗示叙述者顶多是一位爱情失意的“单恋者”，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爱情经历。即使在梦境当中，叙述者也只能以旁观者、羡慕者、劝慰者的身份出现，品味黑衣骑士对亡妻的忠贞，劝诫他重振精神，直面生活。而《声誉之宫》中作者命名为杰弗里的叙述者更加耐人寻味。乔叟幽默地塑造了一个怯懦的书呆子形象。老鹰抓住杰弗里飞向高空，杰弗里惊吓得“失去了知觉”(552)；老鹰将他唤醒，解释道是朱比特让它来带着杰弗里去声誉之宫获取“更多的关于爱的信徒们的音讯”(675)，为了回报他多年来为爱神和他的信徒们殷勤服务，写书，作歌，“不遗余力地赞美爱神的艺术，虽然你自己并没有份”(620-626)。显然，这位叙述者并未得到爱情的垂青，却阅读和写作了很多关于爱情的书籍。《百鸟议会》里梦境中的叙述者也依然是爱情的局外人。所有这些叙述者与乔叟本人的身份认同是很多评论家关注的一个问题。《〈贞女传奇〉序》中叙述者和作者更难区分了。乔叟仍是塑造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叙述者，但是通过阿尔塞斯特，乔叟列举了他本人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无论乔叟笔下的“书虫”叙述者在多大程度上与诗人本身认同，乔叟通过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塑造，不仅颠覆了法国梦幻文学中的叙述者/情人的认同，而且应和了中世纪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即“权威”(″auctoritee″)与“经验”(″experience″)的对立。“权威”，亦即是书本，文献；乔叟的叙述者的共同特点就是热衷于读书，同时又是爱情的局外人。他对爱情的了解并非来自亲身经历，而是来自大量的阅读，即“权威”。而乔叟本人作为诗人来讲，他写作的大多数作品，特别是梦幻诗，都取材于他的阅读，而非来源于生活。“权威”而非“经验”或现实是他的写作来源。这也是符合中世纪的文学传统的。中世纪的主流文学，无论是宗教文学还是宫廷文学，实质上都是远离现实生活，沉湎于人们头脑中设计的，并通过“权威”而为人们所认可的世界里。中世纪人生活艰难，战争、疾病、天灾、人祸无不威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要么寄望于宗教，要么沉迷于理想化、程式化的宫廷爱情和骑士精神，要么幻想一个遥远而美好的古典“黄金时代”。中世纪典型的文类如梦幻和寓意，都集中地反映了中世纪人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心理倾向，也确实能够让诗人摆脱现实生活的苑囿，而自由地徜徉于一个由“权威”构建的虚幻的世界。乔叟的主要作品对梦幻和书籍的倚重证明了他作为一个中世纪作家的时代特性。虽然笔者并不能否认中世纪文学作品中也有现实主义的端倪，甚至在一些作品中可以见到心理现实主义的成分，而且也肯定乔叟的梦幻诗中也已经可以看到对现实的间接的描摹，但是还是要等到《〈坎特伯雷故事〉总序》乔叟才真正将眼光转向现实，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幅经典的英国中世纪“浮世绘”。 *作者简介：刘进，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 文学。 注解【Notes】 [1]参见Miller49-50. [2]Geoffrey Chaucer，″The Parliament of Fowls，″lines 99-108. F. N. Robinson， ed.，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本文中所引乔叟作品均出自该书，不再加注，随文标注诗行；译文系笔者自译。 [3]转引自Miller45. [4]本段论述借鉴了Boitani的论文“Old Books Brought to Life in Dreams”。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Boitan，i Piero. English Medieval Narrativ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rans. Joan Krak over Hall London： Cambridge UP， 1982.---.″Old Books Brought to Life in Dream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aucer. Ed. Piero Boitani and JillMan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2)Brown， Peter， ed. A Companion to Chauc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3)Cooper， Helen. The Structure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Athens： The U of Georgia P， 1983. (4)Miller， Robert P.， ed. Chaucer： Sources and Backgrounds. New York： Oxford UP， 1977. (5)Robinson， F. N.， ed. 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 (6)肖明翰：“宫廷爱情诗传统与乔叟的《公爵夫人颂》”，《外国文学研究》6(2003)： 40-45。 (7)[Xiao Minghan.″Courtly Love Tradition and Chaucer’s The Book of the Duchess.″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6(2003)： 40-45. ] (8)——：“《声誉之宫》——乔叟对诗歌创作的探索”，《外国文学研究》2(2002)： 30-35。 (9)[---.″The House of Fame： Chaucer’s Poetic Exploration.″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 (2002)： 30-35. ]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