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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T. S.艾略特诗歌的研究自从其《荒原》(1922)问世以来一直是评论界的经常话题之一。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很多，但从英国文化角度切入的却不多见。本文以英国文化的主要表征为参照，考察这些表征在艾略特主要诗歌中的体现，考察诗人的创作思想及其成因，以开掘艾略特诗歌的文化观照价值。 自由与传统——英国文化的核心概念 英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常常被表述为：自由、传统、变革、渐进。倘若再进行一下同类或近类合并，可以进一步概略为自由与传统。变革可以包含在自由之中：自由是目的，变革是手段，两者是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同理，传统也可以涵盖渐进，渐进是传统的一种呈现形式：英国式的传统并非僵化或死守，总在不断更新和丰富，只是更新的形式不是突变，而是渐进。 《自由与传统——20世纪英国文化》的作者明确认为20世纪的英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自由与传统”。[1]其实，这不只是20世纪英国文化的特征，也是整个英国文化的主要表征。《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一书的作者指出，“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走互相融合的道路，这是英国文化模式的显著特色”。[2]根据书中的论述，这里的变革可以理解为对自由的追求，或者说是对自由的追求源源不断地为变革提供动力，这种力量在与传统的冲突融合中推动英国社会平稳渐进地向前发展。《英国文化与现代化》一书的作者不同意有关英国人保守的看法，认为“英国人很看重传统，一些基本的法律文件，如《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援用了几百年，一直未宣布废弃，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它们已被注入新的活力，一些古老的原则也被赋予新的内容，长期不变的只是形式”。[3] 英国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又持什么样的看法呢？著名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这样解释传统：“英格兰的人民并不要模仿他们所从未试验过的款式。也不会回到他们经过试验而发现是灾难性的款式。他们把他们王位的合法世袭继承制看作是他们的正确而不是他们的错误，是一种利而不是一种弊，是他们自由的一种保证而不是受奴役的一个标志。”[4]他甚至说，“我们不是抛弃我们所有的那些旧的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我们便越发珍视它们。”[5]他对自由的看法看上去同样具有保守倾向：“我们政体的令人瞩目的部分就是自由。……但是，我所说的自由，唯一的自由，是那种与秩序和道德紧密相连的自由——不仅依秩序和道德的存在而存在，而且随秩序和道德的消失而消失。”[6]但在英国另一位思想家约翰·密尔的眼中，自由的范围却十分广泛：意识、思想、感想、情操、趣味、志趣、行为、乃至人际交往中都包含着自由。在他看来，自由就是习俗或者说传统的对立面，“那种要胜过习俗的趋向，根据各种情况，可以叫做自由精神，或者叫前进精神或进步精神。……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前进的原则，不论是在爱好自由还是在爱好进步的哪一种形态之下，与习俗统治总是处于敌对地位，至少含有要从那个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意思。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人类历史中的主要瞩目之点。”[7] 密尔说得对，自由与传统或曰习俗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英国社会自《自由大宪章》签署到艾略特时代700多年的发展线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215年一些大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发起的叛乱并最后迫使“失地者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一向被当作英国人追求自由的最早先例。在这份“英国自由的正式宣言书”中，约翰王承诺，“朕以朕本人及万世后代的名义许给本国一切自由人下述之一切自由，许其及其后代从朕及朕后代处保有如下自由。”[8]诚然，约翰王许诺的自由只是给大贵族的，但这一事件所开的先例却给后世英国各个阶层的人追求和争取自由提供了借鉴，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300多年后为亨利八世发动的宗教改革提供了榜样，成为他给英国民族争取宗教自由的动力。经过两代英国人的不懈努力，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国教的地位终于在同天主教的斗争中得以确立，为自由的英国传统添加了新的内容。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发生在企图恢复专制统治的国王及其拥护者和力保议会权利的贵族之间，其实质是围绕实行专制还是保障自由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既导致了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一个共和政府的诞生，保卫了“王在法下”的原则，同时也以血与乱的代价证明了一个道理：维持自由与传统之间的平衡对于一个民族的兴衰和一个国家的强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样一个道理直到几十年后的“光荣革命”才最终被掌权阶层广泛接受，自由与传统的精神才融入有形的国家政体和无形的上层人的价值观念之中，从而成为保障国家平稳发展的基石。然而，自由并不能一劳永逸，他们也需要随时代的前进而丰富和更新。18世纪发生的“威尔克斯事件”[9]一方面表明，维护自由的传统需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昭示着自由已经成为英国中等阶层直至低层民众的政治诉求。正是这样广泛的诉求，构成了19世纪英国社会风起云涌改革浪潮的基本而持续的动力，导致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和持续20多年的宪章运动，终于使除了女子以外的所有成年男子获得了选举权。至此，自由已经不只是一种政治权利的诉求，而成了英国民众的价值观念，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化传统。 但是，这些自由的取得或者说这种传统的形成却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与冲突。很显然，不只是《自由大宪章》原则的确立历经贵族和数代国王之间长期的争斗，英国国教的自由经过都铎王朝两代三任国君同罗马天主教廷乃至整个西欧天主教世界的殊死搏斗才得以实现，中小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自由经过17世纪的两次革命方才取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在威尔克斯事件之后又经过60多年的努力才于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后得以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实现又过了半个世纪，而女子普选权的实现则是“一战”之后的事。 从以上简略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文化中，传统与自由是同样重要的概念，他们的运动构成社会前进的两翼。对自由的不断追求，自由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提高构成了社会发展与前进的动力；对自由追求与提高的限制与约束，也就是传统，或者按密尔的说法叫习俗，构成了维持社会稳定与稳步发展的制约力。从本质上说，自由是一种追求，一种超越，一种异己，主张变革与否定；传统则是一种保持，一种坚守，一种排异，主张守成与稳定。但两者之间又处于不断的“攻防转换”之中：自由在实现或部分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就被传统所吸收，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而新的自由又产生出来，成为一种挑战传统的力量，构成新一轮的“攻防”。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总是保持守势，但却也总是处于丰富和更新之中；自由总是处于攻势，却也终归要变成传统的一部分。英国社会稳定而又不断的发展正在于自由和传统之间的大体守衡。正如葛德文所言，“不必给得太快，不必给得太多：但是要有给我们一些东西的不断想法。”[10]即使是伯克这样的保守主义大师也有类似的说法：“当我们进行一切改革时，我们绝不全然守旧，也不全然图新——要有足够的东西以保存先人的原则和政策，保存议会的法律和惯例，不致传统的链条因之断裂；同时，要从人民大众中吸取清新空气，要有足够的新东西激发我们的活力，使我们的品性能真正地呈现出来。”[11] 自由与传统精神在艾略特 诗歌中的表达 作为在近不惑之年皈依英国天主教并加入英国国籍、且声称自己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政治上是保皇党的艾略特，怎么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同时体现出既有创新又有守成的自由与传统精神呢？ 一般来说，文学上自由精神的体现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形式上不拘于定式或程式，能突破现有规范；二是内涵上能提供给读者以新的愉悦，新的教益，新的启示。具体而言，自由精神的体现就是突破前人的思维定式和表现形式，以新的风格与形式来反映新时代的生活面貌与精神面貌，表现当下人的物质诉求和心理诉求。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在文学上虽然也体现在形式上，比如样式、表现方式与手法、风格等等，但更为主要的是在内涵上的体现，即在内容上表现出对传统思想、观念、意识的珍视与传承，对文化底蕴的保持与发扬。通过对艾略特的主要诗歌进行文化视角方面的研究会发现，其中总的特点是：从自由起步，朝传统复归，自由与传统精神并存。这样的特点体现在其诗歌的各个层面。 首先体现于诗歌的主题。自由精神在早期诗歌中得以张扬。许多研究者指出，《荒原》“表现出工业社会人们的心理状态——感情枯竭、精神空虚、对生活厌倦，对人类前途抱着幻灭之感，同时也反映出城市文明的拜物主义和社会下层的贫困和悲惨”；[12]“诗人在诗歌中宣称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源泉已经走向了枯竭。在欧洲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于生命力的东西来重新让我们追问生活的意义。什么也没有，所有的生活只是一片荒原。”[13]也有人指出，“必须把这些诗行放在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去解读：那是对战后伦敦幽灵般氛围的离奇回忆，其中通过一系列历史的、文化的和心理的错位来表现和释解的，是一个受过精神创伤的社会里的内疚、震撼，而主要的是迷惑。”[14]其实，从《阿尔弗雷德·普洛弗洛克情歌》(以下简称《情歌》)到《空心人》，无一不是对现代人心理空虚与精神困境的艺术写照。《情歌》中那位男士充满无数美妙幻想但却从未有所行动，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宽慰自己，“还有让你犹豫不止一百次的时间/一百次想入非非又做出修正的时间”，[15]最后也只能幻想着与“情人”一起“溺水而亡”。这里暗示的显然是现代人在面对五颜六色、“夜夜纷扰/人声嘈杂”的工业文明时所产生的困惑与犹豫，是知识分子面对花花世界的茫然无措。在《小老头》中，困惑与犹豫变成了失望与企盼：那位在“干枯的季节等待着雨”的“小老头”，坐在门槛上的守候中包含着多少企盼，盼望解救“干枯”的甘霖雨露；不用说，这里暗示的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干枯”。在《荒原》中，“小老头”式的企盼已经被赋予多重内涵：一方面是对空虚、无聊、乏味、餍足的当代生活的失望，比如诗中那一对男女之间无爱有欲的苟合；另一方面是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与向往，比如诗歌第8至第18行对“玛丽”和表哥儿时美好生活的描写。在《空心人》中，诗人对现代社会物质主义和现代人空虚无聊的失望达到空前的程度，他不仅用“稻草人”来比喻这种空虚，而且在诗歌的结尾用连续的重复将这种失望推向高潮：“世界就这样告终，/世界就这样告终，/世界就这样告终，/没有嘭然巨响，只是一声呜咽。”[16] 透过迷漫在这些诗行里的失望、困惑、迷茫与企盼，读者能感受到一种鲜活的自由精神在躁动与奔突：工业文明造就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工具和武器，在这巨大的财富和先进的器物面前人变成了奴隶、野兽或者失去了灵魂的躯壳；要么拜倒在物质的脚下顶礼膜拜，要么操着那些先进的武器相互屠杀，要么沉湎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在“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面临着瓦解和崩溃，曾经绿茵满园生机勃发的精神世界眼看就要变成一片荒漠。诗人用他独特的形式向茫然的同胞乃至同类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精神“荒原”在即，“世界就这样告终”，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里体现的不止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忧虑，还有一种自由的精神，那就是，要警醒，要认识，要行动，要寻找，要突破，要找到让文明再生的路径。诗人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诗坛的无病呻吟，超越了意象派诗歌“刹那间呈现”的“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庞德语)，直击时代生活的主题，体现出英国式自由精神的真谛。但是，即使是早期的诗歌中仍然潜伏着传统精神，比如，《荒原》中的失望并没有变成绝望，而是对其复苏与再生充满希冀，诗人既安排了骑士去寻找圣杯来拯救“荒原”，还安排了“我”“在岸边垂钓”，守候着希望。这实际上也预示着诗人后来思想上的转向。 的确，诗人在1930年出版的《灰星期三》中就开始了转向：回到传统，在传统中再生。一般认为这是一首宗教诗，但在忏悔的背后蕴涵着传统与自由的精神。按照阿克罗伊德的看法，“《灰星期三》的语言具有严谨性和外延性，与他认为的古典诗歌的表达形式简洁、清晰的观点非常接近。然而这种古典主义精神却是凭个人的努力取得并保持下来的。在这里，一种有秩序、有信仰的语言被用来稳定时常出现的失落感和空虚感。”[17]诗人经过了十几年的奔突与追寻，在丰厚的英国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寄托，他要在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中找到再生之路，将现代人的失落与空虚埋藏和消弭于语言的沉静和内容的澄澈，这无疑是一种大境界，就像将大海纳入胸中。 《四首四重奏》将回归传统提升到哲理的高度，以此作为人生的终极。诗人思索着时间这一永恒的话题，追问着人生的真谛，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价值。他认为：时间周而复始，生命循环往复，“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但作为个体的人，“我们将不停止探索”。诗人重视传统，但他并不是复古主义者，在他眼中，当下才是人生的焦点：“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因为历史/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万物永远存在于现在”。总之，“在《四首四重奏》里，艾略特提供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欧洲传统，正像他对自己的诗歌发展道路做出的整体的描绘。”[19] 自由与传统精神还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在谈到艾略特对英语诗歌的贡献时，李赋宁先生指出，“在诗歌技巧方面，艾略特做出两个重要贡献：他用英语习语和口语的自然节奏来代替陈旧的‘诗歌语言’。他用生动、具体的感官印象来代替空泛的拟人化的抽象概念。”[19]A. S.戴尔认为，“对于艾略特来说，诗歌的音乐性来自于日常的语言，因此，每一次诗界的革命也就是回到普通的语言中去。与音乐一样，诗歌的结构来自于节奏和主题的重复。他曾经说过，他做诗时，有些时候是头脑里先有了节奏，然后才有词语。”[20]笔者认为艾略特诗歌语言的最突出之处在于能将现代口语和“诗歌语言”结合起来使用，并能使其契合无间，转换若行云流水。细心的读者不会忽视《荒原》第1部分第1节中间从内容到语气和用词的转换。这一部分第1至第7行描写的是“残忍的四月”里万物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的景象。诗人起笔突兀，用词晦涩，笔调沉闷，节奏滞重，体现出诗歌语言的传统特色。但从第8行到第18行，诗歌从内容到语气到措辞都发生了变化，写的是玛丽对儿时生活的回忆，笔调亲切，用词口语化，节奏轻快，色彩亮丽。不平常的是，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读起来却没有一点儿“隔”的感觉，究其原因，当然要归于诗人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同样出色的例子在艾略特的诗歌里不乏其陈：比如，《焚毁的诺顿》第1部分前10行与随后14行之间的转换；再比如，《灰星期三》第2部分第1节到第2节之间以及第2节到第3节之间的转换，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将“诗歌语言”和现代口语完美地结合于诗歌创作之中所涉及的不只是一个技巧问题，还是一个理念问题。我们知道，传统诗歌语言在艾略特的诗坛前辈们那儿已经被发挥到极高的境界，现代口语也在意象派诗人们笔下应用自如，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偏废。将两者加以完美的结合才能将传统与自由精神发扬光大：既有所变革，有所前进，将口语入诗，吸纳时代的新鲜空气；又有所保留，有所继承，使文化的精华薪火相传。 自由与传统精神还体现在韵律、意象等这些诗歌的基本要素上。就韵律而言，艾略特的代表性诗作大体都是自由体，从早年的《情歌》到晚年的《四首四重奏》莫不如此。不过，他的自由体诗歌既不像卡明斯(E. E. Cummings)的诗行那样花样翻新，长短失度，完全没有规则，也不像弗罗斯特(R. Frost)的诗行大体整齐，多半有韵律可循。韵律于他，严格且带有某些僵化特征的传统规则已被摈弃，其中富于生命力的部分，如节奏、音律等仍然得以利用甚至发扬。比如，诗人在《荒原》开篇7行中就有意识地连续5次采用“-ing”这个听起来沉闷压抑的音节作为尾韵来表现生命被压抑封闭状态下的沉闷与困顿。再比如，《空心人》中结尾的4行诗不仅前3行重复了“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三次重复造成一种强化的效果，且行中的“way”与行尾的“ends”构成声效上的强弱对比，寓示从强到弱的不可逆转之势；而末行“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又构成两层对比：声效上“bang”的响亮与“whimper”的低沉形成对照，意义上“嘭然巨响”与“一声呜咽”形成对比。这种音乐性的运用在《四首四重奏》中可以说达到了诗人创作的顶峰。全诗分4个乐章，每个乐章由5个组曲构成。春、夏、秋、冬分别为各乐章的主调，而时间与永恒作为主旋律贯穿全诗，在各乐章反复同旋，形成一唱三叹的效果，使韵律和结构成为强化和烘托意义的手段而不是束缚。 就意象而论，艾略特一方面大量地从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经典中撰取意象，或开掘它们的文化意义，或赋予它们以新的蕴涵，另一方面又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意象，提升它们的文化内涵。这种贯透传统与自由精神的意象在《荒原》中应用得最为普遍。据研究，诗人从多达7种语言的几十种经典著作中擢取了意象，其中包括《变形记》中的裴绿眉拉和提瑞西士，《圣经》中的大卫王，《安乐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中的克利奥帕特拉，《神曲》中的但丁和乌戈利诺，《金枝》中的渔王，《从祭祀到传奇》中的腓尼基商人和寻找圣杯的骑士，《哈姆雷特》中的奥斐丽亚，《暴风雨》中的斐迪南王子，等等。与此同时，诗人又从当代生活中提炼出许多有典型意义的意象，如，以被推翻的奥地利女王侄女为原型的玛丽，以伦敦妓女为原型的波特夫人，以伦敦下层人为原型的丽尔，以“一战”退伍兵为原型的阿尔伯特，等等。这两类意象的交织构成了以荒原为中心的意象网络，[21]其中的文化蕴含则将传统与自由精神的关系诠释得一清二楚：传统为自由之基，自由乃传统之魂；传统随时代而更新，自由因创新而充满活力。此外，《情歌》中的“躺在手术床上”“麻醉病人”般的“黄昏”和像蹑行、跳扑、蹭痒抓脸的猫一样的“黄色的雾”，《空心人》中的稻草人，《小老头》中盼雨的“小老头”，《四首四重奏》中的“焚毁的诺顿”、“黄色的大河”、“玫瑰园”、“紫杉”、“翠鸟”等等，有些来自经典，有些来自现实生活，无一不是贴切生动且浸润着创新精神，为深化主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由与传统观念的成因及其 在创作思想中的体现 研究发现，艾略特根深蒂固的自由与传统观念形成于他的成长、学习、生活经历。按照E.希尔斯的看法，一个人的性格和信仰的“形成基于每个人的原初遗传天赋以及一种传统沉淀的过程，即在某个盛行着特定的信仰和习俗的既定环境中，一代代人所经历和继承的传统的沉淀。无论他的性格和信仰以后会起何种变化，这种性格和信仰在任何特定时候都是他在过去获得和形成的。……从过去获得的范型不可动摇地主导了个性”。[22]我们知道，艾略特出生于一个有着浓厚清教传统的唯一神教派家庭，其祖先在17世纪为了追求宗教自由而移居新大陆，但这个先定居于新英格兰而后移居密苏里的家族世代沿袭的是比较严格的唯一神教派持家与教育传统。“对某些作家来说，家庭不过是他所要逃离的地方，但对艾略特，家庭在他成长过程中给了他决定性影响。他后来写道，家中没有一名成员背离它所倡导的文化，而这个家庭以后就成了他一直力图建立的那种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楷模。”[23]“艾略特在成长过程中如饥似渴地从历史、艺术、传统、道德和宗教中汲取精华，形成了其情感与智性的秉性。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是那些典范性文化价值的产物，就背景而言，他先定地得尽可能忠诚于这些价值规则；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这些价值规则在现代社会里的困境，知道它们与当代生活是何等抵触。这种显见的矛盾迫使他要跳出那种高雅的藩篱。”[24]因此，艾略特从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中已经汲取了自由与传统精神这两方面的心理倾向：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清教传统的恪守。大学时代艾略特在哈佛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巴比特(又译白壁德)研习哲学，“巴比特最先把艾略特的兴趣引向梵文与东方宗教，这无疑在他反对‘个性化’中起了巨大作用”。[25]随后诗人到欧洲的求学与游历生活给自由与传统观念的最终确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艾略特》的作者认为，艾略特从柏格森那里获得了从时间的延续性和同时性来解释文学传统的独特视角，从莫里斯那里接受了等级、纪律、秩序等观念，从布雷德利那里找到了他的精神发展方向，即把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统一起来。[26]随后，艾略特与第一位妻子结婚并定居于伦敦。对妻子和居住地的选择表面看似乎只是一种个人偏好，但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反映出艾略特从思想观念上已经接受了英国文化的氛同与准则，这一点在他1927年改宗英国国教、加入英国国籍时就得到了足够的证实。实际上，自那以后，他以传统为根基的自由传统观就已经最终形成，并在他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体现。 最先比较系统地体现其自由传统观的是1917年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开门见山就指出了在创作中传统被人们轻视和误解的情况，简练地概括了传统的内容，指出：“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意识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意识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27]对于创作中的自由精神，艾略特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加入进整个体系，使得原有的体系发生变化，“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这种吐故纳新实际上也就是在自由精神指导下传统的更新。针对浪漫主义文学肇始的个人情感泛滥的弊端，艾略特指出“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去把他们加工成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这样的思想显然是英国式自由精神的体现。随后在《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一文中，艾略特提出了著名的“客观对应物”概念，为传统与自由的结合、过去与现在的结合找到了理论上的支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艾略特指出，“我们只能这样说，即在我们当今的文化体系中从事创作的诗人们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我们的文化体系包含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诗人精细的情感上起了作用，必然产生多样的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28]这里涉及的仍然是传统的更新，是在新的时代诗歌创作中如何体现自由精神的问题。他不仅注意到了文化体系的巨大包容性，也注意到了它在表现手段——语言上的适应性。在《约翰·德莱顿》一文中，他更是明确地将传统与自由有机地结合于对德莱顿的继承，他指出，“德莱顿的启示还延伸到克拉布和拜伦身上，甚至还延伸到爱伦·坡身上，……欣赏德莱顿意味着超越19世纪的局限，走向新的自由。”[29]很显然，在艾略特看来，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与表达并不能单纯看坚守的对象或者所采用的形式，而是要看内容与实质。这一观点直到他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坚持着，当问到采用传统的形式创作是否是一种倒退时，艾略特明确地说，“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在摆脱了某些传统的形式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会对用传统的形式作新的尝试产生好奇心。只要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即不是简单地走回头路，而是以不再使用的老形式来创新，是一定会写出好作品来的。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就不能称之为反对改革，也决不能视为倒退。”[30]由此可见，珍视传统，坚持传统的更新，不断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艾略特终身坚持的原则与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与传统观念形成于艾略特独特的人生经历，主导着他的创作思想，并被持以终身。自由与传统精神渗透于艾略特的主要诗作，它如同经络与血液贯通于包括语言、主题、意象、韵律、结构等诗歌的各个层面。自由精神的引领，使诗人创作出《情歌》、《荒原》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派绝唱；传统精神的召唤，使他完成了《四首四重奏》这样具有长远认知和审悟意义的杰作。他的诗歌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和把握英国文化核心精神的范本。通过本文的研究还可以这样说，诗歌乃至一般的文学创作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精神活动，其作品必然带有这种文化的基因和表征，透析文学作品的文化蕴涵，能够使我们从另一个层面上去发现文学作品的潜在价值。这在我国加快进行新时代文化建设，扬弃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今天显得尤其必要。 注释： [1][13]吴浩：《自由与传统——二十世纪英国文化》，前言，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3页。 [2][8][10]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卷首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8， 199页。 [3]王章辉：《英国文化与现代化》，前言，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4][5]埃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34， 41， 116页。 [6][11]埃德蒙·伯克：《自由与传统——伯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5， 121页。 [7]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6页。 [9]威尔克斯事件系18世纪6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一个政治事件，其实质是英王乔治三世企图实行王权统治和议会及民众抵制这一企图之间的斗争。事件的大体经过，可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204-205页。 [12][19]《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译本前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4][27]Erick Svarny ，The Men of1914：T.S. Eliot and Early Modernism(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63， pp. 2-3页。 [15]T. S·艾略特：《情歌，荒原，四重奏》，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5页。以下凡涉及这三首诗歌的译文均出自该书，不再作注。 [16]T. S. Eliot，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S. Eliot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69)， 86页。本文中涉及到艾略特的诗歌除《情歌》、《荒原》、《四首四重奏》以外均出自该书，以下不一一作注。 [17][18][23][25]彼得·阿克罗伊德：《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171， 262， 2， 24页。 [20]Alizina Stone Dale，T.S. Eliot：The Philosopher Poet(Harold Shaw Publishers， 1988)， p. 148. [21]有关《荒原》中的意象请参阅拙文《〈荒原〉中的意象》，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2年第1期。 [22]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4页。 [24]Eric Sigg，The American T.S. Eliot：A Study of His Early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6. [26]刘燕：《艾略特》，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28页。 [28]《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24， 49页。 [30]T. S.艾略特：《艾略特谈创作》，见《外国诗》第1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49页。 原载：《国外文学》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