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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广雅》曰：“和，谐也。”它的基本含义是和谐，是多种性质不同的事物有机融合，通过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以求达到和谐的状态，促进事物的更新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的思想无处不在。古典小说《三国志演义》蕴含了丰富的“和”文化，本文拟从“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政统一”这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一 “和”文化在哲学上的一个最突出的体现是“天人合一”，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核心命题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审美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这个术语虽是由宋人张载所提出，然而它的思想却出自于《易》。早在《易》中就已有“天人合一”的萌芽，如《系辞下传》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1]p560。”这是认为，天道和人道是融为一体的。《庄子·山木》云：“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2]p309-310这就是道家的“人与天一”。在道家看来，“天”更倾向于自然，人若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需崇尚自然，无为而为。汲汲于富贵名利之中的人则无法进入这种境界。 《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了一些洒脱出尘的奇人异士，他们身上就折射出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微光。于吉、左慈、管辂、李意之辈，就是这类奇人异士。于吉能呼风唤雨，李意可画图卜卦，而左慈、管辂更是洒脱。左慈掷杯戏曹操，发生在曹操最得意之时。“当称魏王、立世子、江东请和、孙权纳贡之后，正志得意满之时也。威无不加，权无不遂，其势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3]p837。”而左慈丝毫不顾，尽情戏弄，点化曹操。管辂随后出场，也值曹操炙手可热之际，面对曹操的封赏，他平和拒绝，不图富贵。他们高蹈出尘，在三国乱世中自有一份清净情怀，不受俗世的束缚。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正是老庄所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p169。”《庄子·达生》也提到：“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2]p276。”只有崇尚自然、远离俗世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然，这些人物形象与其历史身份并不完全吻合。有人曾指出，于吉是“太平道的理论传播者和实际开创者”[5]p250。“历史上的左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方士，并非如《演义》描写那样神仙道化[5]p260。”但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具备了超越其本身的能力。这显然是作者浓墨重彩有意为之，是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加工创作而成的。 儒道两家的思想往往有相通之处，道家的天人之和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人感应”很是相似。汉代的董仲舒把“天人合一”推向极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但是，他的理论中包含了很多神秘成分，它们影响了东汉的儒学，使得儒学向谶纬学说发展，导致谶纬学说甚嚣尘上。《三国志演义》描写的是东汉末期至晋朝初年的历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与谶纬相关的内容，因而在文本中会出现如此多预兆吉凶的天人感应。 在诸多的天人感应式情节中，异兆的表现特别突出，国家和个人出现灾难前往往都有奇异的预兆。小说第1回描写灵帝时期种种“不祥之兆”，青蛇蟠龙椅、宫廷黑气涌现、雌鸡化雄、洛阳地震、海水泛滥等等，这些都昭示着一个乱世的到来。随后小说就写到了浩荡的黄巾起义、混乱的诸侯纷争，它们与前面的预兆遥遥相应，事态诡异，让读者观之不免惊惶。 同样，个人灾难到来之前也有预兆，董卓、孙綝、诸葛恪等位高权重者临死前都发生过异事，如董卓听到的童谣，孙綝早起的无故蹶倒，诸葛恪看见的戴孝之人，都在暗示着人物命运将要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天人相通，“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连也”[6]p493。所以一旦个人命运遇到危险或发生变化时，上天就会预先告诉人们。小说写董卓、孙、诸葛恪等即将遭逢灾难的时候，上天都曾予以警示，惜乎当局者迷。 这种预兆理念与东汉时期流行的谶纬学说有关。“谶纬”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预言，“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创制的依附于“经”的著作。如前所言，董仲舒天人合一观的核心“天人感应”观是这种学说的理论根据之一。它一方面强调天对人的主宰作用，尤其对君主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天通过祥瑞灾异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董仲舒曾提出“灾异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之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恐惧，其殃咎乃至。以次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6]p32。”《三国志演义》描写的这些怪异现象与这一观点不无关联。汉祚衰败，因而天现怪异，旨在警诫君主要行仁政、施德行。 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细节还有很多，像诸葛亮用星象告诫出征西川的刘备要注意将帅的安危；曹操梦见三日争辉，昭示三国鼎立。关公梦见黑猪咬足，预示凶险；魏延梦见头上长角，被杀身亡；行军打仗中的风角（吹折旗杆或吹向军旗的风），预示战事的发展情况……这些都与作者描写的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在东汉时期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可避免地折射到反映汉末魏晋历史演变状态的《三国志演义》这部文学作品中。它所描写的诸多细节，都为小说增添了神秘的成分。 “天人合一”思想为小说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甚至包含有某种消极的天命观，但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小说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是天人相合的境界，天人合一便能知晓天道的发展，洞彻人道的规律，促进事物更好的发展。天人合一不仅是哲学探求的境界，它在艺术上也备受推崇。能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中，让人物形象与天合一，是小说创作的追求。 二 在传统的“和”文化中，“和而不同”是重要的命题，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和”文化在哲学上的表现，那么“和而不同”就是“和”文化的内核本质。《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杨伯峻注释这句话时说：“君子能用自己正确的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不同的意见[7]p142。”虽然此话论的是君子、小人之别，但推而广之，则是一个放之四海的哲理。《三国志演义》中曹操的用人之道实践了“和而不同”的内涵。 人才是三国争霸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曹操比任何人都认识得清楚。曹魏政权是北方势力最强大的政权，很多有志之士都投效曹操。在罗致人才的过程中，曹操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留下了很多佳话。他曾经横槊赋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8]p267。”夜色沉沉，东山月上，曹操立在船头，兴之所至，慷慨作歌，在浩瀚长江上吟诵他求贤的心曲，那绵长的余韵飘荡在历史的长空中，令人追念不已。 曹操在兖州招兵买马时，就有很多贤能之士投奔而来。文臣中有荀彧、荀攸叔侄，武将里有夏侯惇、典韦等人。后又招致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等人，使得曹操的智囊团渐成气候。虽然有很多良臣猛将，但曹操依旧求贤若渴，在其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不断地求贤纳才，其中主要的方式是纳降。收降许褚、说服徐晃，只是曹操开始霸业时微小的举动。紧接其后，他兵败吕布，得了赤胆忠心的张辽；官渡大战中得了有勇有谋的张郃、许攸、陈琳。对于许攸的放肆无礼，陈琳的作檄辱骂，曹操都可以宽怀接受。正因如此，在宛城用妙计让曹操损兵折将的贾诩都敢投奔他，因为“曹公霸王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8]p128。”由于曹操求才心切，所以其麾下文臣如云，武将如雨，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英豪。曹操御人有道，求大同而存小异，让他们都诚心地为他效力。 曹操尊敬人才，赏识人才，他的爱才惜才青史留名。大宴铜雀台上，英勇的武将校场射袍，曹操一视同仁，奖赏红绿二队，让众将心悦诚服。于曹操而言，他爱才不仅是礼遇，更是知人善任，以便发挥他们的才华。合肥一战中，对抗孙权的是张辽、乐进、李典三位将军。其中张辽善于统率部属，乐进稳健，李典儒雅，而张辽李典却素来不和，曹操正是考虑这种情况特意下令张辽李典两位将军出城迎敌，乐进守城。从而使得三人放下恩怨，共同进退，奏响了大战逍遥津的凯歌。曹操运筹帷幄，千里寄书，遥控整个战役，这固然是利用将领们刚猛无畏的战斗豪情、同仇敌忾的共同心理，但他如果不了解各将的脾性，就不可能妥善调和大家的关系，使他们齐心为自己效力。 每临大事曹操都能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是听从荀彧之议，移驾许都则是采纳董昭之谋。曹操雄才大略，在众多不同的意见中，他往往能择善而从，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地听从别人的意见。在如何对待刘备这一问题上，他采纳郭嘉礼遇的建议，因为杀刘备即是害贤，会令天下谋士裹足不前，丧失人才。立世子时，他虽然喜欢曹植，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但最终还是采纳贾诩的进谏，立曹丕为世子。此举不仅避免了袁绍、刘表父子相残惨祸的发生，也保障了曹魏政权的顺利过渡。诚然，曹操不是每次都能做到这样，西击乌桓就是只偏听了郭嘉的意见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看法，结果乘危远征，损兵折将。在目睹远征乌桓的惨况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赏先前力谏出征的大臣，鼓励他们以后大胆献议献策。 曹操给予文臣武将以最大的自由，让他们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再择优录之。因为他谋而能断，有自己统一天下的计划，凡是能帮助他实现计划的忠言策略，他都能接受，这与“和而不同”的理念相契合。有人说：“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9]p631。曹操既有雄才大略，又能容纳人才，更为可贵的是，他可以在不同的声音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而不同”简单地说就是要承认“不同”，然后在此基础上“和”。它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一致。曹魏集团内部存在不同类型的人才，不同意见的声音，此乃“不同”。曹操以其宽容的气度容纳他们，又知人善任，广开言路，勇纳忠言，通过这些方式来追求“和”。这种“和而不同”一方面激励曹营内部的人才进取建功，另一方面又形成凝聚力，使曹魏集团内部达到团结一致，成为三国之中势力最强大的政权。这也许只是一种谋略手段，却为曹操带来了政治上的成功，可谓“和而不同”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刘备之所以在用人上比曹操略逊一筹，就是因为刘备用人没有做到“和而不同”，而是走向它的反面“同而不和”。刘关张桃园结义，兄弟之情山高水深，关羽之死令刘备失去理智，使他不纳忠言，不顾国情，放弃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忽视隆中决策的长远目标，一定要为兄弟报仇。《左传》云：“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0]p2094。”这意思是说“义”使刘备集团君臣达到“同”的状态，让刘备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不能像曹魏集团那样进入“和”的状态。“同则不继”，所以蜀汉集团大厦将倾，诸葛亮纵有再大的神通也无法力挽狂澜。 通过对曹魏集团与蜀汉集团用人策略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差别，同时也能够理解蜀汉集团为什么会为曹魏集团所败，一个政权只有达到内部的真正和谐，才能促使这个政权更好的发展。这种“和而不同”的用人策略对我们现代社会也是很有启发的。 三 《三国志演义》中除了有对用人之道“和而不同”的阐释外，更在深层意义上蕴含着尚“和”的民族文化心理，那就是追求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小说写的是汉末动乱群雄争霸的故事，在格局上起于汉朝末年，终于晋朝初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篇首即予以明示，结尾又再次出现，贯穿了小说始终。纵观封建社会的历史，分裂只是短暂的，统一才是社会的常态。“中国人的宇宙论和生活论中有某些动态圆型原型，它们融合着意识和无意识的悟性自觉，……形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梦幻；中国人对‘破裂’、‘分裂’等甚为敏感，有一种‘趋圆性’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11]p197。”这种趋圆性使人们总是向往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开始吟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史记》里确定的“大一统”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三国志演义》是世代累积型小说，小说里不仅有作者的思想，更沉淀着历代人民的心声，统一的渴望蕴藏在字里行间。 对魏蜀吴政权来说，它们占据着三分江山为的就是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在拥有自己的独立政权之后，时刻准备逐鹿中原、一统天下，所以才互相征战。“就中国的几千年王朝封建社会的轮翻转递现象来说，‘分’是一种斗争形式的手段，‘合’才是目的[12]p151。”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以许昌为大后方，攻打吕布获得徐州，经官渡之战后统一北方，尔后又深入沙漠，西击乌桓，不辞辛苦，平定汉中，唯一剩下来的对手就是孙刘。除了征战以外，他还安抚民心，在许昌屯田，使百姓仓廪丰实，成为三国中势力最强的政权。西晋后来能最终统一中原，与曹魏集团建立的雄厚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与曹操相同，刘备孙权亦以统一为己任。刘备一开始东奔西跑，没有自己的政权。他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以保卫汉季皇权为口号，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夺取荆益二州，与孙曹形成鼎足之势。虽然说刘备的势力无法与曹操抗衡，尤其在刘备死后，蜀汉政权更是一落千丈，可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之举，姜维九伐中原之行，无一不是在实践统一中原的计划。他们的行动意在完成刘备的遗愿，是忠于蜀汉政权的表现。而孙权与刘备不一样，他没有直接统一中国的行动，只是固守江南一隅，窥视着北方，摇摆在蜀魏之间，乘机扩张自己的领土。在当时三国鼎立的情形下，孙权明白无法有所突破，这并不表示他会放弃统一。如果他想放弃的话，赤壁之战早已俯首称臣，他只是坚守一方，等待着最好的时机。 在魏蜀吴政权中，虽然曹魏政权对统一作出的贡献最大，可作者推崇的还是刘备集团，这不仅是因为刘备代表汉季皇权，打着讨伐国贼的旗号，更重要的是刘备的仁政深入人心。小说中的刘备被塑造成仁君的代表。他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理任新野时，安抚百姓；转战江陵时携十万百姓，尽管有追兵仍不离不弃；他讲究仁义，陶恭祖三让徐州，才谦而受之；依附刘表，便拒绝夺下荆州；庞统让他帮助刘璋之时占领益州，他一开始也是拒绝，可见刘备是要通过仁政来争取天下，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思想不谋而合。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十分向往“天下有道”。他憧憬能够再回到西周时代，用礼治世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并且，他也希望国家统一，他曾热烈地赞扬管仲：“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7]p151要实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就应当用“仁”与“礼”来实现。《论语》上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7]p12。”又说：“礼之用，和为贵[7]p8。”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礼与仁相连，克己复礼就是仁，孟子则把这种仁发展成“仁政”、“仁义之道”，就是希望统治者能行仁政，结束战国的纷争局面。采取仁政来实现统一正是儒家所想看到的，作者推崇蜀汉政权就是赞赏儒家用仁政实现统一的“和”文化。 除了中原地区统一以外，真正统一还要做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和谐统一。《尚书·尧典》中，先贤就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3]p2。”在自己的九族和谐以后，要“平章百姓”这些官员与其他部族官员搞好关系，这样才能“协和万邦”，所以和谐才是固国之本。《三国志演义》中也涉及这个问题，蜀魏政权都面临过该如何与少数民族相处的问题。曹操侵略辽东，孔明七擒孟获，二者虽然都是用武力，但是又有所不同。曹操只用武功征服辽东，而孔明则是欲擒故纵，纵而复擒，攻心为上。钟伯敬评曰：“孔明征孟获，七擒七纵，能服其心故，获肉袒谢罪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向者经略辽东诸辈，试一扪心，视此何如[14]p190？”曹操不顾群臣劝阻，西击乌桓，为的是挟官渡之威欲平沙漠，统一北方。和曹操相反，孔明领兵深入南蛮之地的起因不一样，曹操是故意相犯，孔明是被动应战；在处理方式上，曹操一举击破便班师回朝，置员留守。而为了感化蛮方，孔明不费精力擒之纵之，直到最后感化孟获涕泪匍匐，真心服汉，并且最后只留孟获独自管理蛮方。李渔评点至此也热情赞扬孔明，认为他的经略甚至在唐太宗之上。曹操与之相比，自然是望尘莫及。最重要的是，孔明这一举动收服了塞外蛮人之心，巩固了大后方，去掉了伐魏的后顾之忧。 众所周知，历史上并无七擒孟获的事实，陈寿的《三国志》也无记载，它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小说作者在此有意作了渲染。对比曹操击乌桓定辽东的故事，一方面彰显蜀汉集团的仁政，修文德使远人服之，孔明七擒七纵，从内心征服孟获，赢得蛮夷的信任，实现了南方的安定。另一方面它也是“协和万邦”的行为，消弭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三国志演义》中包含了历代人民的感情积淀，大一统思想是传承久远的思想。魏蜀吴政权都以统一为己任，刘备集团试图以实行仁政来达到国家统一，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表现，实现大一统格局也是和文化在政治上的追求。统一不仅体现为中原的政治大一统，少数民族也要与中原地区友睦相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 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勖学篇》中提出了“非和弗美”的美学观念，小说《三国志演义》在创作上也追求这种“非和弗美”的“中和”之美。小说中描写的天人感应的细节、天人相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影响；曹操的用人之道体现了“和而不同”这一命题，与蜀汉集团用人策略出现的“同而不和”的失误形成鲜明对比。“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大一统思想体现在三国归晋的分合故事中，作者认为真正的社会和谐不仅要做到国家的统一，还要做到民族的和谐。这些和文化精神的不同范畴串联小说的不同部分，使小说具有了“和”之美。我们把握小说中出现的这些和文化精神范畴，对进一步认识哲学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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