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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版本纷繁众多，各版本所刊载的序跋既是我们研究《三国演义》传播的重要资料，也是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据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统计，现存《三国演义》的序跋约有26篇。全面地把握这些资料，并将其置于明清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社会矛盾及社会思潮中加以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各个时期的序跋者对《三国演义》的认识程度，也有助于我们把握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便于从宏观上对这种认识变化进行理性把握。由于明、清两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极不一样，对明、清两代序跋者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本文拟分两节对《三国演义》明清两代序跋分别加以梳理，以明所以。识者正之。 一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讲史部》（卷二）云《三国演义》“此书刊本甚多。今所知见明刊本已不下二十余种。”[1]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壬午（1522）刊大字本，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序，又有嘉靖壬午关中修髯子引。此本可能非《三国演义》之祖本[2]。但从版本的特征看，当属早期刻本。因此，从庸愚子、修髯子两篇序言的论述，可大致窥探时人于《三国演义》流行之初对其的大体认识。但凡一部通俗小说流行之初，序跋者每每为其“正名”，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广流开传，几成通则。如天都外臣《水浒传序》盛赞施耐庵：“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染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纪。”对有人将其当作“近于诲盗”，他辩解道：“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诲淫乎?《庄子·盗跖》，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3](p1462-1464)在天都外臣看来，儒、史尚存民间低俗之事。这就为《水浒传》的存在，通过与正史的挂钩作了合理而正当的辨正。又如，康熙时高衍首为《聊斋志异》作序，先引据儒家经典，从教化意图着眼，辨明“异”存在之合理性：“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3](p135-137)作为通俗“讲史”类的早期作品，《三国演义》序跋者首要任务是保证其正常传播，因此为其正名，颇显急切与必要。欲先正名，必先准确定位，显然庸愚子、修髯子已意识到此点的重要。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罗贯中“考诸国史”，“留心损益”，因“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3](p887)；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更是直接标明《三国演义》能“稗益风教广且大焉”，可“羽翼信史”[3](p888)。他们都认为《三国演义》“羽翼信史”，近乎史著，恰当地把握了演义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为《三国演义》的流传做了恰当解说与宣传。在通俗小说流行前夕为其正名之通则，是通俗小说得以流传的保证，它反映士大夫阶层对民间文艺认识态度及看法在儒教许可范围内的转变。 有研究者指出，庸愚子虽注意到“通俗演义作为大众文化形式或文学形式的实际社会价值”，“但他并没有能够完全放弃儒家正统的历史观念和传统的小说观念，他对‘以野史作为评话’评价不高已经说明了问题”，又评修氏之序云：“无不动情地说：‘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载？’但‘羽翼信史’的定位，使稗官小说至多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而‘牛溲马勃’之喻，实在不比‘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传统小说观念高明多少。”[4]p466-467这样的论述，系论者未注意到作序跋者的首要目的。虽说庸愚子的小说观念确不比当时人高明多少，但将小说依附于正史，寻求小说的正当地位，则自古而然。从正史与小说（即“小道”）的关系看，小说的出现与盛行，很大程度上是由正史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史家为统治者服务，不合伦理纲常之事件，即使重大到左右历史进程，则以略书处理，更何况细小末节之事！史官的态度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有相当大影响，前四史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旧史遗文”与“稗官野史”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历来受正统史家鄙薄，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它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合理的一面。因此，在庸愚子他们看来，具有这两种性质的《三国演义》“亦庶几乎史”、“羽翼信史”，则是表明他们对《三国演义》所承担的教化职责及社会作用的肯定，他们为《三国演义》正名也主要从此入手。所谓“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今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5]p887“前代”云云，非针对《三国演义》而发，“亦庶几乎史”才是庸愚子所欲达之意。所谓“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5]p889虽是“牛溲马勃”，却为“良医所珍”，必有可贵之处，“为世道重轻”才是修髯子言语之重点。可见，该研究者论断有断章取义之嫌。 需要注意的是，对庸愚子等人的序跋除上述因素外，我们还应从当时的社会思潮等方面去把握这种观点产生的个中缘由。通俗小说的出现，有许多影响因素，如刊刻条件、市场需求、政治环境等，但最重要的当属社会思潮以及普通大众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思想的发展与政治环境并不同步，或先或晚。就明代而言，尤其是明中、晚期，社会思想的发展一方面得利于政治环境的松懈，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反理学思想的兴盛、心学的兴起又先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毋庸置疑。通读庸愚子等序，有三点值得注意，因为它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思潮对通俗小说刊刻者及作序者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通俗小说兴起的原因。其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这里肯定通俗小说“庶几乎史”，于“里巷歌谣”中亦可以见《诗》旨，亦可明“史”之旨意。这种思想其实就是明中期出现的复古思潮影响下转向关注民间文艺的社会现象的缩影。反理学思想影响下促使复古思潮兴起，主要者是诗文复古运动。前、后七子为此提出了“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口号。虽然前、后七子内部对复古理论及如何复古存有分歧，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针对理学之诗寡淡无味而发、学诗盛唐乃因盛唐诗多言及情。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李梦阳将目光转向民间，探寻真情之诗。他在《论学》中说：“或问：《诗集自序》谓真诗在民间者，风耳；雅颂者，固文学笔也。空同子曰：吁！《黍离》之后，雅颂微矣。作者变正靡达，音律罔谐，即有其篇，无所用之矣。”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云：“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阅，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卞，稗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这种思路与复古派转向民间寻求儒家微义之行为是何等相似。这种主动承担风行教化，对普通大众进行伦理道德教化的任务，与心学思想存有莫大关系。 其二，明中期，王阳明经过冷静反思，针对脱离社会实际的程朱理学提出与之分庭抗礼的心学体系。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所谓“良知”，其实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将其当作“天理”，与“吾心”等同，即“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答顾东桥书》）[6](p45)。心学与理学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对待个体与群体关系上，心学重视个人，“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只是“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6](p49)，肯定人欲之合理；而理学则是“存天理，灭人欲”，个人只能迫于“天理”，这里的“天理”则是儒家正统伦理纲常。二是，由对个体的不同态度引出的，对主观与客观的不同认识。理学重“理”，讲求“格物致知”，即遍格物形求“天理”。而心学讲求“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癸酉》）[6](p156)，偏重主观，修行之法主要为领悟自我心中之良知即可。但“良知”本为先验的意识，无标准可参照，个人之心难免庞杂。为真正达合“良知”，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说，推崇“知行并进”[6](p41)。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心学体系堕入主观极端的缺陷。这种思想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庸氏序云：“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便可当作受心学“知行合一”影响的典例，只是这里的“知”侧重儒家的伦理道德方面。心学“致良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知识阶层帮助“愚夫愚妇”致“良知”，进行伦理道德启迪任务，避免出现偏离心学轨道之情形。修氏等人认为《三国演义》“稗益风教广且大焉”，可“羽翼信史”，亦可解读成这是心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从明代刊行的通俗小说序跋中，大多表明了“劝惩”之意，这种现象表明心学影响范围之广。 庸氏序云，《三国演义》“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己。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7](p888)显然是从“义”与“利”之角度，进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无独有偶，明中后期兴起的反理学思潮中，以祝允明、杨慎为代表的一批人，主要从批判朱熹等人求利伪学的角度入手。如祝允明《祝子罪知录》认为理学多伪，感慨“道学之名甚尊，伪学之利甚厚，莫不小惑于初，而大获于后”。批判当时士人借“道学”沽名钓利的情况[8]；杨慎《丹铅续录·庄子愤世》更是直抨“谈理性而钓名利者”的虚伪本质，云：“其流莫甚于宋之晚世，今犹未殄。使一世之人，吞声而暗服之”[9]。据明张时初《芝园外集·说林二》（卷二）载：“郡中士夫有白夺僧道之产者，彼此效尤，纷纷不已。……嘉靖初，又有诏毁，知府伍畴中纳金承佃，都御史毛贞甫亦纳金佃焉。……呜呼！一庵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则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10](p182)清程烈《惬心集》（卷五）亦云：“嘉靖时，括天下广寺田，尽鬻民间，士大夫往往藉是占业。”[10](p182)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钓名利之现象的严重性。因此，对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进行“义”与“利”的道德教化颇显迫切。从庸氏等序，我们发现他们的思想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为保证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流传而为其正名，主要是从通俗小说能稗补历史、进行道德教化角度入手；其所规劝读者注意“义”与“利”之关系，就是对教化功用的具体层面的操作。这种操作首先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与弥漫于整个明中、后期的反理学思潮有紧密关系。 除此之外，有关《三国演义》明代序跋者的思想，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两人的观点： 一是，建阳吴观明刊本的秃子《序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已注意《三国演义》雅与俗的分别，云：“夫俗，雅士方将扫除之，而反鼓吹之何耶？”，认为《三国演义》俗中带雅、雅中含俗：“昔年之本，香山之黄苦地，今日之本，亦青莲之李赤也。若在雅士，又曰俗子俗子矣。”[11](p893-894)已涉及《三国演义》的趣味性。这至少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它从侧面表明《三国演义》在明代已引起强烈反响，反映这时期的人将《三国演义》当作一种消遣读物，亦可侧面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心的变化对通俗小说的流行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次，从庸氏到秃子，表明当通俗小说的正当性得到合理肯定后，序者已开始转而关注《三国演义》本身的艺术魅力。这种转变对明末、乃至整个清代序跋者思想的影响颇为明显。 二是，书林熊冲宇种德堂刊本的李贽（或系托名）《三国志序》云：“乃吾所喜《三国》人物，则高雅若孔北海，狂肆若祢正平，清隐若庞德公，以至卓行之崔州平，心汉之徐元直，玄鉴之司马德操，皆未效尽才于时。然能不为者，乃能大有为，而无所轻用者，正其大有用也。”[11](p895)已注意到《三国演义》塑造的个性化人物。这是明末以来重视《三国演义》本身的艺术特征的典型，并已落实到具体层面的操作。这种操作对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有直接影响，从而成为明、清两代序跋者对《三国演义》关注侧重点转变的过渡。 二 清代的序跋者，一方面沿着明末以来对《三国演义》艺术特征的探讨，继续深入，呈系统性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则由于清代较明代特殊的政治环境、社会矛盾及截然不同的思想思潮，致使序跋者对《三国演义》的艺术特征的认识较明代而言，有本质变化。 清初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涉及的思想、理论，较明代序跋者而言，同与异、通与变并存。首先，毛氏关注三国的正统问题，云：所谓正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签》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11](p917-918)继承明末序跋者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认为魏、晋、唐、宋各朝“不如汉正”，故而他在评点时“特于《演义》中附正之”，纠正俚俗谬误。其实明代序跋者，如佚名氏《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吴翼登《叙三国志传》已注意三国正统之问题，但《读三国志法》开篇便谈三国正统问题，似乎欲使读者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这除了受明代序跋者影响外，更应从清初这个特殊的大背景加以考察（下详）。其次，盛赞《三国演义》之“奇”处，认为“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认为“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11](p920)毛氏不仅意识到《三国演义》写了如此众多人才，认为其人才塑造的最大特点在于个性鲜明，叹其写人“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如“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者乎？问有科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 最主要的是，毛序已开始全面关注《三国演义》的艺术特征。注意总结《三国演义》的行文手段，认为《三国演义》的叙事，以汉帝始，终于晋国；叙述正统刘备时，以刘表、刘璋、刘辟等陪衬；于第一回叙刘备、曹操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在第六十回后。其叙事“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避免了稗官“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的庸常叙述。又如，总结《三国演义》“六起六结”的结构，认为它们之间“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在《三国演义》的接受史及研究史上，首次注意《三国演义》行文结构的研究，开创之功，当书一笔。在毛氏看来，这样的结构是作者“追本穷源”的意识诉诸文字的必然结果。在对《三国演义》结构特征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毛氏分列《三国演义》行为组织的叙事手法：有巧收幻结之妙；有以宾衬主之妙；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有隔年下种，先时伏著之妙；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12](p921-932)。在小说评点史上，较早注意小说的结构特征及叙事手法的是金圣叹，他在《第五才子书》中对《水浒传》的叙事手法作了十几种总结，如草灰蛇线、横云断岭等等。总的来看，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有袭抄金圣叹之痕迹；甚至，将《三国演义》的叙事手法与《史记》、《列国志》、《西游记》、《水浒传》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式的解读方法也源于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关于此点，学界多有述及，不赘。但是，在《三国演义》的接受史上，首先全面重视并探讨《三国演义》的结构与叙述特色的，毕竟始于毛氏父子。更主要的是，在《三国演义》的历代序跋中，毛序首先将对《三国演义》关注的侧重点，由明代序跋者为《三国演义》在正史之中寻求立足之位及序跋者的稗官情节与史官精神的关注重点，转移到立足于从艺术及创作手法的角度去把握《三国演义》的重心上。这种转移反映了明清序跋者对《三国演义》的不同认识。 无疑，毛宗岗所关注的重点，成了清代《三国演义》序跋者的风向标，影响深远。据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统计，在十二篇清代序跋中，有相当一部分关注《三国演义》的艺术特征。如李渔《三国志演义序》云：“首尾映带，叙述精详，贯穿联络，缕析条分”，就已注意到《三国演义》的行文组织。需要指出的是，此序对《三国演义》艺术特征的认识是建立在史官“鉴戒深意”彰显的基础上。序者认为《三国演义》之“奇”与“灭没圣贤为治之志”的《西游记》之“奇”有着本质不同；《三国演义》较之于《三国志》，“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显系以史家标准衡量小说家言的《三国演义》之艺术特征，指出《三国演义》在鉴戒方面所起的作用，因而序者又云：“传中模写人物情事，神采陆离，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轶，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列传、各成段落者不侔”。不仅认为《三国演义》秉承史家意识，及至行文组织多有借鉴《史传》之处。该序又将《三国演义》的写作手法与其他演义小说相比较：“演此传者，又与前后演列国、七国、十六国、南北朝、东西魏、前后梁各传之手笔亦大相径庭”，可见当时人已经认识到从横向对比去探讨《三国演义》的艺术特征[12](p902-903)。这种手法未脱毛序之藩篱。从李序一文，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明清序跋者关注侧重点转移的过渡痕迹。一方面，清初序跋者继承明代序跋者对《三国演义》鉴戒稗补之作用的认识。这种情况直至雍正七年致远堂、启盛堂列本所刊穉明氏的《三国演义序》依然存在，穉明氏虽鄙薄《三国演义》等通俗演义小说，但认为稗官小说“可以开其心思，启其神志”，认可稗官小说的“惩戒”作用[12]p904。另一方面，作序跋者开始将关注重心转移到发掘《三国演义》更多艺术特征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如金人瑞《三国演义序》推崇《三国演义》，系因其能“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称快者再”，已注意到《三国演义》之“感动人心”的魅力，“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序者认为《三国演义》“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奇”在能使不同阶层、身份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快”感。这里已涉及现代文艺理论有关接受学与诠释学的视角、接受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这种见解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序者的超前意识值得肯定。又如李渔《三国志演义序》中提出对小说进行归类划分：“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认为弇州先生将《史记》、《南华》、《水浒》、《西厢》合称“四大奇书”，颇显不伦不类。因《水浒》为小说类，《西厢》为词曲，故以“从其类以配其奇”之原则，赞同冯犹龙将《三国》、《西游》、《水浒》及《金瓶梅》归为“四大奇书”的分法。这种“类聚”意识，无疑推动后来的学术研究。所谓“类聚”，《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13]；可知相同或相似事物的综合称为类，同类事物的汇聚称类聚。大概因《三国》、《西游》、《水浒》及《金瓶梅》均属小说，且为世人所乐道，故而合称标类。可见，李序已初具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的意识与方法观，参据一定标准加以归类；尽管这种分类意识自古已然，但对分类明确标准的做法，无疑是时代进步的缩影。 到穉明氏《三国演义序》时，已注意到演义作者所演义的“事实”与史实乃属不同层面，即所谓“夫三国之事实，作者演义；作者之精神，评者发之”[12](p904)。这里的“事实”，显然是《三国志》所记载的“史实”；但《三国志》所记载的“史实”，不等同于全部三国时代的史实。并不是所有过去的“事实”都可以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由于政治、伦理等原因，甚至由于历史学家个人的偏好，或将原来无关大节的事实变成“历史事实”，或将许多大的事件过滤出正统的范围而摒弃于“历史事实”圈外。《三国演义》作者据《三国志》演义的“事实”，又可以根据作者个人的偏好，或发挥、或摒弃，演义出“实有的事实”，不一定局限在史书记载的“曾有的事实”。因此，穉氏云“三国之事实，作者演义”，对历史演义作品的认识较明代序跋者所存有的将《三国演义》套将正史的看法，具有历史的辩证的进步意义，因为穉氏更多看到《三国演义》作为通俗演义小说的个体独立存在价值，开创了清代中后期序跋者强调《三国演义》作为一部特殊的小说及对其文体特征较显理性认识的意识先导作用。同时，“作者演义”，这里涉及到演义体小说的特殊文体特征。所谓“演义”，除了演史书之“义”外，还含作者演自我之“义”。穉氏又说“作者之精神，评者发之”，一方面注意到“演义”过程中作者之“义”的重要性。这就需要评者明之，也需要读者从中领悟。这其实是将史家之“微言大义”手法借用到小说的构思上。另一方面，穉氏也意识到小说评点对小说传播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之意图，这或许有感于毛氏评点的《三国演义》成为清代最流行的本子而作的总结、甚至是批评：“说者谓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故传之者亦奇；而又得锦心绣口之人，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则评之者亦奇，是固然矣。”[14](p904)已经意识到在小说的流传过程中，史家、演义者、评者与读者四方面的紧密关系。这种认识与金序所涉及的接受学与诠释学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指向《三国演义》内在的艺术魅力。 清代中后期序跋者则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三国演义》与小说之关系。清溪居士《重刊三国志演义序》[14](p906)认为演义事有所本，非“架空杜撰”，具有“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的史家精神，故不可与“一切小说等量而齐观”。在清氏看来，《三国演义》非一般意义的普通小说，乃是“旧史遗文”，故其又云：“凡志所不载，事宜存录者，毕取以为之注，而三国事迹略备”。因为《三国志》“失在于略”，故本着“事宜存录者”之原则，“复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广泛搜罗。实际上，清氏已意识到演义体的历史小说所演义的史实除了正史所载外，还可以是“实有的历史”，非局限于史籍“曾有的历史”之狭小范围内。从穉明氏到清氏，对历史观念、“历史事实”及历史演义小说之特质的认识已逐步深入。同清氏一样，莼史氏《重校第一才子书叙》也强调《三国演义》之“小说家”言，但也不认为其是普通的小说，而是以之为“可以观文章”，是“人皆称善，则虽谓之大文章可矣”之小说。莼史氏关注重点已经转向《三国演义》的文体定位及这种特殊文体的作用。他同样意识到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与正史的《三国志》之间的异同，看到《三国演义》“书中演说，有陈史所未发，申之而详者；有陈史所未备，补之而明者”[14](p907)。这种认识已不是章学诚《丙辰札记》中仅仅在宏观面注意《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情况，而是从具体层面认识“演义体”小说的文体特征及艺术构架。这是将《三国演义》首先当作一部小说、其次才是承担正史“稗补鉴今”职责之意识转变所带来的结果。这必然促使读者根据自身的需求以及社会的具体实际，淡化史官职责，转向消遣、谈资之个人目的。如傅治山《三国演义跋》云：“凡为土者，自束发受书，皆欲搏览古今，贯通史事，求其宜古而不戾于公者，储有用之学，以为他年庭献之资。”①p908许时庚《三国志演义补例》云：“供村老谈说故事。”均作此观。莫伯骥《三国志通俗演义跋》更是列举许多此类事例：“清雍正间有某侍部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清宪宗责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见《竹叶亭杂记》。又嘉鱼刘氏撰《奇觚室金文述跋》五‘牧锯’云：‘关王青龙偃月刀，一名冷艳锯，可知锯亦是兵器。’不意金石书中乃引及《演义》。《竹叶亭杂记》又述：乾隆韧，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以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遗老夫，是欲杀老夫也。’此盖熟读《演义》而愦愦者。玛法，满洲语，呼祖之称。此则尤可笑也。”[14]p912 纵观清代序跋者之言语，序者对《三国演义》的“稗补鉴今”的强调一直延绵未断。这种思想倾向，除了明代序者所强调的稗官意识之影响的延续外，更多需要从社会、思想等具体环境加以考察。共性之外，个性突出，这是清代序跋者推崇“稗补鉴今”意识的总体特征。其实，这种意识的存在，本身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经世致用之学一直贯彻于有清一代，但不同时期，其表现及关注重点又不尽相同。从学术渊源看，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修正或否定，是对明末心学思潮的拨乱，致使考据学之兴。这时期的经世致用主要表现为由虚入实，关注的重点则是如何处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因为这时期的倡导者大多是明末遗老，他们或多或少具有反清思想。到道、光年间复苏的经世致用思想则是对考据之学的修正，关注的重点则转向社会现实问题，重视恢复儒家的“微言大义”，以虚带实。因此，道、光年间的诗文创作表现出了两种基本倾向：一是重视规范诗歌的情感，提高诗歌的道德规格，发挥其陶冶人的道德情操的作用，如神韵诗派标举温柔敦厚的诗学主张；一是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龚自珍、魏源均是此类。这种经世为用的思想成为当时诗、散文、小说创作的重要理论支架之一。这时期小说出现的复古思潮，背后就存有经世致用的影子，如文康《儿女英雄传》塑写安水心则为重振士大夫传统的价值观。基于上述认识，反观《三国演义》的清代序跋者之言语，我们发现，他们的思想也不脱整个主流思想圈。毛氏大谈特谈《三国演义》的正统问题，李氏序云“司马昭篡禅大位，与曹丕之篡禅”，关注重点之一为正统性，在本质上与反满族入主中原之思想是何等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处处错实，牵强附会。我们只想表明毛宗岗等人的思想倾向带有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的某些方面及精神实质，他们未曾脱离整个社会的思想影响。穉氏序云，作为稗官小说之《三国演义》“可以开其心思，启其神志”；清氏序直接标明《三国演义》具有“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的史家精神，不可与“一切小说等量而齐观”；许时庚《三国志演义补例》所谓“意主忠义而旨归惩劝”。所有这一切均强调《三国演义》的“美刺”作用，经世致用思想关注的重点随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之情形，已颇为明显。至于《三国演义》在陶冶人的道德情操方面的作用，清氏序、莼史氏序已多有述及。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清代序跋者关注侧重点与整个时代学术思想的转变存在紧密联系。当然，至于对这种变化是如何进行的、进行到何程度之探讨，仍须深入。这已超出拙文范围，伺机再补。 近人王大错《考证三国志演义序》更是综合历史与演义的特征，认为《三国演义》承继史家意识，免于流为“稗官说部而鄙不之信”，又免于“世俗之流，又过于信，祟奉为金匮宝书”的另一极端，从而形成“融合正史演义二者，并出—端”的特质，从而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叙事原则之认识达到更深程度。以此去反驳将《三国演义》作“俗本小说等夷之”的观点，是很具说服力的。更甚者，由于近代动荡的环境，列强的入侵，致使民众思想麻木；王大错希望借《三国演义》的流行，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因为在他看来，“一国国民之特性与夫爱国心，皆系乎历史观念之探浅。历史观念深者，其民必强毅而多爱国心。”[15]这是首次在小说序跋中将《三国演义》的作用与时代、与政治相联系，突出小说为政治服务的功用。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但也与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实用主义思潮有紧密关系。所谓实证主义（或称实用主义），概言之，有用即是真理，以“我之用”为标准。胡适《红楼梦考证》就是运用这种思想的典型。王大错将《三国演义》与时代背景及政治需求相联系，这种思路本身就是实用主义的表现，在《三国演义》接受史上，尚属首例。但这种思路的影响却远不仅此，“文革”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无疑将这种思想推广到相当的程度，毒害之深，令人不堪。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的序跋者对《三国演义》关注的重点与社会、政治的变迁，社会的思潮有紧密关系，并在总体上与这些方面的变迁相同步。理清这种变化的过程及变化的本质，对我们把握《三国演义》的流传及社会接受史的演变，具有十分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0页。 [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36页。 [3] [5] [7] [11] [13] [14] [15]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4]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8]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0-161页。 [9]杨慎：《丹铅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页。 [10]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229页。 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