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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道德准则和西方文艺理论来重评水浒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特色，新式解读一方面可以将一部古典名著在现代语境下发掘出更多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之间存在矛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之间的矛盾，甚至会造成在违背大的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对古代著作误读。当品评水浒的阵营脱离了纯粹讴歌或纯粹批判这样一种“一边倒”的思想方法时，质疑的观点也随之产生了，主要在水浒聚义是否农民起义？一百零八位英雄是否都是好汉？梁山好汉是否全是被官府所逼？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从宋江领导下的梁山头领在壮大梁山势力时采用的手段表现出的正义与残酷的双重性，也可以发现这中间存在着一些不易察觉的悖论。 一、梁山头领为什么要设计赚某些人上山 提起《水浒传》，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逼上梁山”这句名言。既然叫“逼上梁山”，也就是存在着“被逼”的对象和“逼”的主体两方面。长期以来，许多读者都在惯性思维下，认为是贪官污吏将他们逼上梁山，实际上，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将在梁山上落草是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的：第一是被黑暗的社会所逼，如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等；第二是被自己所逼，因自己犯了事，惹了官司，逃上梁山避难。最典型的是智取生辰纲的晁盖等八个人；第三是义气相投，这类人所占的比例最大，包括不少原官军将领和江湖上各色人物，如神行太保戴宗、呼延灼、施恩、阮氏三兄弟等；四是被梁山所逼，这种情况不多，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对梁山好汉的形象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时，被梁山所逼的几个事例就成了批判梁山头领的几大罪状之一。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头领曾使用过非常残忍的手段来逼迫秦明、朱仝、卢俊义这三个武功高强的人物上山。从英雄座次来看，秦明、朱仝和卢俊义都是武艺了得，名列前茅的真英雄。玉麒麟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坐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霹雳火秦明，排名第七；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的美髯公朱仝排在第十二位。在三个人之中，尤其以卢俊义的武艺最高强，尽管这个形象已被公认塑造得并不完美，但从作者给他出场的次数，仍旧可以看出他是梁山军的中坚力量。他在标题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宋江、李逵和吴用，共有6次（不计第61回），包括“卢俊义活捉史文恭”（68回）、“卢俊义大战玉田县”（84回）、“卢俊义兵陷青石峪”（86回）、“卢俊义赚城黑夜”（91回）、“卢俊义分兵宣州道”（112回）、“卢俊义分兵歙州道”（116回）、“卢俊义大战昱岭关”（118回）。标题的结构内容十分相似，都是以卢俊义为主语，以战斗方式为谓语，以地名或人名为状语或者宾语，可见，卢俊义是这六次战斗的主帅，从侧面反映了他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武艺，以及招安后在征辽国，平方腊两大战役中为梁山屡立战功。秦明、朱仝的出场率和武艺虽然没有卢俊义高，但在重要的战斗中，他们都是主将，秦明是马军五虎将第三，跟他平级的五虎将另外四员分别是关胜、林冲、呼延灼、董平，在除去头领军师的武将排名中，实力位居梁山第四；朱仝是马军骠骑兼先锋使，战斗力仅次于花荣，略胜于鲁智深。梁山将领人数众多，作者在战斗场面的描写中不可能把108位英雄都尽数写到，只能突出主将，有详有略，秦明和朱仝，作者在重要战争中大都没有忘记留给他们一些笔墨。为了吸纳良将，为梁山卖命，增强梁山的军事实力，达到足以和朝廷抗衡的地步，宋江、晁盖等梁山头领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要“赚”他们上山，而这三位战将在没落草之前，与梁山均是处于敌对或仇视的地位：卢俊义是河北巨富，素恨梁山这些打家劫舍的贼寇，曾扬言道：“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什么紧！我观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抓他”；秦明本是青州指挥司总管，奉慕容知府之命围剿清风山，抓拿花荣，在被花荣和宋江设计活抓后，仍然不肯背叛朝廷，明确表示：“秦明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而朱仝也是官吏出身，任职山东济州城郓城县知县的马兵都头，也是本处的富户，因私放雷横被刺配沧州牢城，吴用劝他入伙，他并不同意，而是希望“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还认为吴用等人是“陷我为不义”。因此，宋江等人只好采取不仁不义的手段来逼迫他们落草。 二、梁山头领怎样赚这些人上山 经典名著被反面解读是新时期重评水浒的一大特点，不少专家纷纷起来揭露批评《水浒传》中存在“滥杀无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类的一些违背道德，违反人性的阴暗面。梁山首领“劫富”不“济贫”、打仗时不管男女老幼尽皆杀戮、对妇女态度残忍、喜吃人肉、梁山好汉至少有四十几个不“好汉”这几条罪状被提举得最多。沿着这样的思路，秦明事件、朱仝事件和卢俊义事件也成了批判水浒的几桩公案。 第三十四回，为了赚霹雳火秦明入伙，宋江定下计策，让燕顺、王英化装成秦明，连夜带领五十余人将青州城外数百户人家都“烧成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以此嫁祸于秦明，离间他和慕容知府的关系，让两人反目成仇，结果秦明的妻子被慕容知府杀害，还被军士“把枪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枪上，教秦明看”，一方面激起秦明对慕容知府的仇恨，一方面还截断了他的退路，在宋江的诱说下，秦明不得已归顺了梁山。如此卑鄙恶劣的手段与满口道义的梁山好汉形象实在不相符合。 第五十一回，为了赚朱仝上山，宋江、晁盖下令，教吴用、柴进、雷横、李逵进沧州城，趁朱仝不留神，让李逵抱走沧州知府只有四岁的儿子小衙内，到树林里用斧子将头劈开两半个。断了朱仝的去路，只得上山，但朱仝心中仍然恨不得杀了黑旋风，出一口气，对宋江一干头领的所作所为，他实在是有苦难言，最后只得无奈地说了句：“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忒毒些个”是真心话，“好情意”恐怕就不能苟同了，也许朱仝他本人也是不敢得罪梁山人马，才迫不得已说了句违心话。为了换取朱仝的上山，梁山竟派一个身强力壮的黑旋风斧劈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四岁小孩子的脑袋，是何等的残忍与人性泯灭。 第六十一、六十二回，宋江听说“北京城里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吴用便献计与宋江赚卢俊义上山，自己打扮成算命先生，让李逵打扮成道童，来到卢俊义家中，帮他算命，骗他有血光之灾，哄他上梁山避难。同时，又在卢俊义家中墙壁题下反诗，利用卢的妻子贾氏和情夫李固的关系，向官府高发，抓拿了卢俊义，使他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以外的沙门岛，途中受尽董超、薛霸的折磨，几次想逃走都未能成功，最后被梁中书囚禁在京师的死牢中。六十三回至六十七回写为了救卢俊义和石秀，梁山出兵去攻打北京城，梁中书战败，宋江等人救出卢俊义，同时擒获并招降了关胜和索超两员大将。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卢俊义被救出后对待梁山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第六十二回，卢俊义拒绝宋江等人的劝降是何等坚决“宁就死亡，实难从命。”、“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显示的是真英雄的气概；而到了六十七回，卢俊义受了梁山有所图谋的恩惠后，就主动拜谢道：“上托兄长虎威，深感众头领之德，齐心并力，救拔贱体，肝胆涂地，难以报答。”试问，当初的坚定意志何在？英雄气概何在？卢俊义是误中梁山设下的圈套才沦落至此，他心中自然是清楚明白的，在被官府抓拿的时候，他就喊出了自己的冤屈：“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与李固、贾氏对簿公堂时，他的愤怒冲着梁山泊；获救后，他的愤怒就完全转向官府、李固和贾氏了。虽然，李固和贾氏出卖了他，但这一切的始作俑却是梁山，卢俊义竟然忘了，忘掉了自己显赫的地位是怎样被梁山毁于一旦。当作者在为天罡地煞齐聚而欢呼时，是不是也应该为卢俊义从此开始漂泊悲剧的一生而落泪呢？ 以上三桩公案是现代评论家们常常征引，用来批判宋江等梁山头领打着替天行道的忠义大旗下的卑鄙恶劣行径。这三件事情的人物、情节虽然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出他们有着相同的内在结构：梁山头领需要某人上山——设计陷害——使他们与官府形成对立关系——被逼上梁山。作者用了一个障眼法，将罪恶不知不觉之中从梁山转移到官府身上去了。 三、目的的正义性与过程的卑劣性之矛盾 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总是由目的、过程和结果三方面构成的，考察一件事情是否合理，必须将三者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即分析它的目的（动机）是否正确，过程（手段）是否得当，结果是否合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三者往往是不均等、不一致的，通常不属于同一个利益方向，即使利益方向一致，结果的范围通常也总是大于目的。 前文已探讨了梁山头领设计赚秦明、朱仝、卢俊义上山是出于巩固梁山军事实力的需要，在官府强大的军事势力下，梁山面临着随时被剿灭的危险，吸纳优秀的军事人才关系着梁山的安危。尽管书中一再强调“上界天罡地煞契合”是日后这些重要的头领纷纷归顺梁山的原因，但撇开神话因素，用生活的真实逻辑推理，梁山头领需要这些人才壮大自身实力才是隐藏在背后的深层原因，即梁山头领的直接目的（动机）。在直接目的实现后，梁山军才有可能举起忠义的大旗，接受朝廷的招安，再平定辽国、征讨方腊，实现作者赋予梁山军的最高理想。因此，从大局出发，梁山头领前面的占山为王，赚人上山，也都是基于良好目的的行为了。 为了实现直接目的，梁山头领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三打祝家庄一战吸收了扈三娘、解珍、解宝、顾大嫂等八名好汉；攻占高唐州一战解救了被高廉的内弟殷天赐欺侮的柴进，并将恃势行凶，残害良民的高廉杀死。引发了梁山与高俅的冲突，有了下面三山聚义打青州一战，在此次战斗中，成功擒拿了呼延灼，增添了秦明、徐宁等十几个武功高强的头领，二千余兵马和无数钱米粮草，梁山实力大大增强，官府势力被削弱；兵败曾头市是梁山的一个转折点，晁盖鲁莽行事、不纳善柬导致中毒箭身亡，宋江开始接替梁山的领导权；智取大名府一战，吴用赚了卢俊义上山，同时将燕青、关胜、索超等散处各地的好汉一起拉上了梁山。经过这五次大规模战争，梁山才实现了从几个头领到一百零八将的规模，从晁盖、吴用、林冲时期的几百个小喽啰发展成为一支拥有马军，步军，水军，情报系统，后勤系统的十万大军，完成了从通常的“打家劫舍”到“惩治贪官”的蜕变。 从大局出发，秦明、朱仝、卢俊义事件穿插在上述五大战斗中，客观上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促进了正义目的（动机）的实现，起到了壮大梁山实力，产生了后文抗击外敌，消除内患的良好结果。从局部上来看，这个目的的实现却是建立在对一大批善良无辜百姓的残杀，对一个又一个幸福家庭的破坏和对安分守己的官吏良民的侮辱残害之上的，过程（手段）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极其肮脏卑劣。因此，这就形成了目的的正义性与过程的卑劣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透过上述现象本身，可窥探到蕴藏在其中的以暴力为美的民族文化心理，同时这也是《水浒传》具有被多层面多角度解读价值的原因。 四、艺术真实与道德缺陷之矛盾 长期以来，解读《水浒传》都是从全书的主题出发，“忠义说”、“忠奸斗争说”、“农民起义说”、“为市井之民写心说”是认可度最高的几种。它们虽然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水浒的中心进行宏观概括，但相同之处就是都先验地将水浒里的人物分出了优劣品质和阶级派别，人为地拔高了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正确的解读应该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最客观的眼光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 《水浒传》本写一个在梁山的民间军事群体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形成足以与朝廷正统军队对抗的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梁山军曾多次与朝廷的奸臣进行斗争，所以具有了某些“侠义”色彩。宋江带领全伙梁山军接受朝廷的招安，平辽国、征方腊是梁山的转折点，也正因为有了抵抗外敌，平定内乱的贡献，才使梁山获得了“忠义”的美称。但这并不能改变梁山队伍大部分是地主、恶霸、贼寇出身的劣根性，有专家就曾分析指出，梁山一百零八将至少有四十多个“不好汉”；金圣叹也曾评点：“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豺狼虎豹之姿”形容梁山头领外貌性情凶恶；“杀人夺货之行”暴露了梁山头领杀人抢劫的罪行；“揭竿斩木之贼”揭示了梁山军打着忠义旗号与朝廷抗衡的贼寇本质。 为什么作者要保留书中“滥杀无辜”、“打家劫舍”、“强抢民女”、“喜吃人肉”等一些不符合好汉标准的情节呢？为什么作者不将梁山头领都塑造成毫无缺点、名符其实的好汉呢？这就涉及艺术真实的问题。艺术真实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艺术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以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它的真谛在于艺术形象与社会生活内在规律和内在逻辑的艺术吻合。《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依据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作家的真实生活体验，再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东都事略·侯蒙传》记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可见，作者虽然给宋江一伙冠以忠义的美名，但并没有主观地抹去梁山头领和小喽啰们出身贼寇的属性，这样才能使作品建立在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不会失真。 可惜的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在遵循艺术真实的原则上却忽视了一点，就是作者可以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对生活真实进行净化、深化和美化。要揭露丑恶而不是欣赏丑恶。但水浒常常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这些丑恶，如四十一回梁山头领抓住黄文炳，宋江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说：“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前文所说的秦明、朱仝、卢俊义事件与此相似，也是存在道德缺陷的。 原载：国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