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年间。这个时代，官商结合，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正在崛起，人们在两极分化中，受到金钱和权势的猛烈冲击，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面对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下的女性行为规范在强大的“好色”、“好货”的世风之下的异变，《金瓶梅》的作者深切的感受到女性对自身需要的迫切追求。在小说里，潘金莲和李瓶儿是承载着作者思想和感情的最主要人物，她们的一生表现出相近又相异的种种气质，在二人身上凝聚着作者探索女性追求生命价值的两种思考。我们看到，潘金莲和李瓶儿在遇到西门庆以前都处于一种无奈而痛苦地被压抑、被逼迫的状态，而西门庆的出现，对两人的精神给予了天翻地覆的冲击，她们内心凝聚着的破坏性和毁灭性被释放了出来，在潘金莲身上是一种对固有伦理道德的彻底的、完全地破坏和毁灭，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执着地、坚决地追求和建构，而在李瓶儿身上却呈现出对女性的行为规范破坏和毁灭之后的重建和回归。但是，最终潘金莲以血染屠刀、尸曝当街为她的选择付出代价，而李瓶儿却带着精神上的重伤和恐惧早早的死去。 一 潘金莲和李瓶儿在遇到西门庆以前，生命中的欲望基本上是处于完全被压抑和被蹂躏的状态。潘金莲出身在清河县南门外一个裁缝家，父亲早死，就被卖在王招宣府中学弹唱，读书写字，“不过十二三，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女工针指，又会一手好琵琶”，极为聪明伶俐。王招宣死后，其母又以30两银子将其转卖给张大户，“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不红不白；眉弯新月，尤细尤弯”， (第一回)[2]却被60多岁的张大户无礼的占有，张大户婆娘又百般苦打折腾她，不久，便白白的将她嫁与武大，且看潘金莲的这位丈夫，“为人懦弱，模样猥衰”，是“三寸丁”、“谷树皮”，他只是一个卖烧饼的小贩，地位低微，加以性能力不足，“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这样一个男人能让有才有貌的潘金莲满意吗？所以在《金瓶梅》中，作者第一次让潘金莲开口，就是对张大户的抱怨： 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噇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第一回) 这一个“苦”字道尽了潘金莲无尽的悲哀和不幸。任何一位女性都梦想和希望找到一位心仪而又爱护自己的丈夫，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女性的共同愿望，毕竟“个人幸福的满足也是我们文明所必须具有的目标之一”，[3]柏拉图以为人本来是一个整体，因触怒神而被分为两半。于是人不断的追寻另一半。这种对整体的追求和向往就是我们所说的爱。现在潘金莲得到的“另一半”却不是她的追求和向往，她的自尊、自傲、自信被无情的压抑和粉碎。她曾用琵琶弹出自己的怨恨和不满： 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玩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第一回) 既然无论怎样都会不满意，那么潘金莲如果不寻求改变，她就要永远压抑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以迎合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然而潘金莲把自己比作真金、比作鸾凤，她充满了生命力，她热爱生命，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这就必然导致她个性的张扬，对道德规范的破坏。罗德荣先生在《金瓶梅三女性透视》中分析的好：“(潘金莲)如不去偷情，就只能一味忍受麻木下去。而人的麻木，则是失去对个体权利和幸福的起码追求。旧时代的真正悲哀，不在于出现了偷情的潘金莲，而在于制造了无数屈从命运，安分守己，漠然死去的中国妇女”。[4] 对李瓶儿的身世作者在第十回这样描写： 看官听说：原来花子虚的浑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对双鱼瓶儿，就小字唤作瓶姐。先与大名府梁中书为妾。梁中书乃蔡太师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这李氏只在外书房内住，有养娘服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同夫人在翠云楼上，李逵杀了全家老小，梁中书与众人各自逃生。这李氏带了100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李瓶儿出身并非富贵人家，不然也不会给梁中书作妾且只在外书房内住。李瓶儿侥幸不死，趁乱带了100颗西洋大珠和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逃难到东京，有了这笔小财，李瓶儿就比以前有了立身之本。后来被花太监看中，便“使媒人说亲，娶为正室”，成为花太监的侄子花子虚的媳妇，但花太监和李瓶儿的关系也很难说正常，否则花太监为何在生前就将自己的财物全部交给李瓶儿掌管，不容“儿子”花子虚染指？花太监一死，一份家产都在李瓶儿手里了。此时的李瓶儿有了这两笔财物，比起潘金莲在经济上的窘迫，是非常富有的“富婆”了。但是在精神上，李瓶儿与潘金莲一样是异常空虚的。李瓶儿给梁中书做妾，梁中书对这个只是养在外书房的低微的小妾能有多少真情，不过如同花瓶一样摆在那里，闲来有心致的时候偶尔欣赏一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李瓶儿内心感情的需要和性的饥渴。后来做花子虚的媳妇，实际上仍是花太监的玩物，又如同花瓶一样过着屈辱畸形的生活。而花子虚又是个花花公子，整日嫖风打浪，包占妓女，流连妓馆，停眠整宿，心里根本没有李瓶儿，更谈不上情爱。李瓶儿就这样承受着一种孤寂、压抑、痛苦。或许如果没有令她心动，点燃她激情的西门庆的出现，李瓶儿会一直这样压抑而沉闷的生活下去。西门庆是李瓶儿第一次遇到的可意的人，而且得到西门庆的积极主动追求，这与潘金莲完全不同，潘金莲则是在遭到武松拒绝之后更为压抑、痛苦的爆发。 二 潘金莲为武大妻时，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门首“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惹得附近的浮浪子弟“口里油似的滑言语，无般不说出来。”这表面看来，似乎是吃饱无事，专在勾引男人，的确是个淫妇。但细究一下，自我欣赏、珍视自我的潘金莲，她没有展示自己才貌的机会和场合，她不愿意真金永远埋在土里，她希望有人能够欣赏、赞赏她的美，更希望能与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相遇。而武松的出现，正好激发了潘金莲追求“另一半”的梦想，且看武松“雄躯凛凛，七尺以上身材；阔面棱棱，二十四五年纪。双眸直竖，远望处犹如两点明星；”[2]又是打虎英雄。潘金莲情不自禁地喜欢“一双眼只看着武松身上”，要他“必上心搬来家里住”。这可说是潘金莲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怎能不令她心动？也许正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憧憬与他结百年之好，完全忘却他们的叔嫂之名，或许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叔嫂之分，“我初嫁武大时，不曾听得有甚小叔，那里走得来？”武松对她的严厉拒绝，对她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从来没有过选择余地的她，第一次的选择却被击得粉碎，她“一双眼哭的红红的”，只有靠数落武松来发泄内心的愤懑、痛苦和无奈，而一切的追求和梦想只能再次压抑到内心深处，而且是在心灵被激发之后的更痛苦，更强烈的压抑。在这种时候，武大偏偏又管束起她来，开始时，潘金莲无法忍受，“气生气死，和他合了几场气”，要武大给她一纸休书，久之也就无可奈何，只得依从武大的管束，但是这种内心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行为的异变。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五讲》中就曾阐释过“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的本能会导致他文化性格的崩溃”。[3] 潘金莲遇到有钱有势的西门庆，且西门庆“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生得十分博浪”，“张生般庞儿，潘安般的貌儿———可意的人儿。”再加上有着了得的床上功夫，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比武大强，而这次，西门庆又主动追求，潘金莲被压抑的感情自然就被释放出来。所以初次见面，当西门庆提起武大，假意失声道“屈”时，潘金莲一面笑着又斜瞅他一眼，低声说道：“你又没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门庆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她“一面低着头弄裙儿，又一面咬着衫袖口儿，咬得袖口儿格格驳驳的响，便斜溜他一眼儿”(第三回)。她的表情、她的动作无不透露了她既恨又喜的心情。当西门庆对她表示情爱时，便爽快地说：“官人休要罗唣!你有心，奴亦有意。”这种几度被压抑的感情得以有机会释放出来，他们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种文明人格的破坏和毁灭，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强烈冲击，压抑愈深破坏性愈强，则潘金莲就比李瓶儿更追求自我本性的满足，忽视社会规范的约束。因而，当武大得知实情之后，潘金莲与西门庆继续通奸之余，更唆使西门庆毒打，甚而谋杀亲夫。潘金莲决定杀丈夫，一方面，这时，在她的思想意识中，为了实现自己对欲望的追求与满足，已摈弃了文明人格对她的束缚，全然以一种本能的破坏性、毁灭性的行为对待一切，另一方面，社会也没有给她一个合法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她是妻子，是不能弃夫而主动提出离婚的，只能做贤妻、贞妇，只有丈夫才有休妻的权力，但武大白得了这样一个才貌俱佳的人儿，能休妻吗？潘金莲也曾闹过“你与了我一纸休书”(第二回)，可武大马上“那里再敢开口”，所以潘金莲杀夫是被迫的，是无可选择的选择。罗德荣先生分析潘金莲杀夫的原因有三条：(一)武大发现奸情后不肯休弃潘金莲； (二)武松知道此事后定不干休； (三)他们不能私奔，因为西门庆有家业[4]。由次种种，迫使潘金莲人性中恶的一面发展到了极致，且杀夫之后没有后悔、害怕、焦虑等等不安情绪，反而是轻松、自在、大胆放肆地整日与西门庆玩乐。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说： 性本能必须与作为抵抗的某些心理力量做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抵抗是羞涩与厌恶。可以设想，这些力量本来是限制本能的，使其不能正常发展，如果在性本能达到最强烈以前它们就获得发展，那么，它们肯定会决定性的发展的。[5] 这时的潘金莲已抛弃了抵抗性本能的某些心理力量，而且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也是沿着这条轨迹行走，以满足自己的现时欲望为出发点，全然不约束自己的行为，直到暴死。在这一步上，李瓶儿做了另一种选择。李瓶儿却是保留了抵抗性本能的某些心理力量，这时两人的人生观已完全不同。李瓶儿遇见西门庆时，其由压抑而爆发的本能破坏性并不强。西门庆的甜言蜜语和殷勤勾起了李瓶儿对情欲的强烈的渴求，而且西门庆过人的性能力更使她心感动摇，不能自持，“谁似冤家这般可奴的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叫奴只是想你。”(第十三回)自此以后，对花子虚恩断情绝，首先把大笔财产通过墙头偷偷地转移到西门庆家，其次在花子虚破产的情况下，没有丝毫怜悯，而是终日痛骂，终至花子虚因气丧身。李瓶儿在追求情爱和情欲的过程中，义无返顾地程度同潘金莲是非常相近的。就在李瓶儿已扫除障碍，可以安然嫁给西门庆的时候，西门庆却因陈洪事件的牵连，已无心顾及李瓶儿了。被冷落的李瓶儿对事情一无所知，而只有痛恨西门庆的无情，“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这时蒋竹山的迎合，一下子填补了李瓶儿失望、痛苦、压抑的精神，李瓶儿便很快决定嫁给蒋竹山。可是李瓶儿不久就发现蒋竹山是一个“轻浮狂诈”的人，而且根本不能满足她的情欲。“不想夫人在西门庆手里，狂风暴雨经过的，往往干事不称其意，渐生憎恶。反被妇人把淫器之物，又用石砸的稀碎，丢掉了。又说‘你本虾蟮，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把你当块肉，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忘八!’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面铺子里睡。于是一心只想着西门庆，不许他进房”(第十九回)。后来李瓶儿终于嫁给了西门庆，但西门庆恼怒她急于招赘蒋竹山的事情，过门时“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有人出去迎接”，一连三日西门庆都不到她的房里去，而且又打了一顿鞭子，可是李瓶儿都心甘情愿地承受了，并夸西门庆是个天，在33天之上。李瓶儿并不觉得受了侮辱，失了尊严。 三 作者安排李瓶儿和潘金莲嫁给西门庆，都使她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可是进入西门庆家门以后遭遇的再一次的压抑，她们二人却表现出两种选择。 潘金莲发展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她用一切手段和诡计去除束缚和障碍以实现现时的自我满足和个人欲望，她要自己掌握生活之路而不相信命运。《金瓶梅》中写了潘金莲两次卜命，第一次在第二十九回吴神仙替她相命，说她早夭；第二次在第四十六回吴月娘请老婆子替她占卜，潘金莲不肯，说：“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好。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完全没有“怕”的思想，这或许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有关，“儒学不断发展着这种‘一个世界’的基本观念，以此际人生为目标，不力求来世的幸福，不希冀纯灵的拯救”[6]潘金莲在杀害亲夫之后，在负罪的心理阴影下，毫无“对神明的畏惧、恐怖、敬仰的情感特征”，[6]这说明潘金莲必将会走一条不归之路。我们从她嫁给西门庆以后的种种表现也确实可以证明这点。 潘金莲进门不久便被丢到一边，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西门庆有一妻五妾，而且在外包占妓女李桂姐，私通李瓶儿，昭宣府林太太，伙计韩道国妻王六儿，在内奸占仆妇惠莲、春梅等丫头，潘金莲备感冷落和孤独是必然之结果。在“潘金莲永夜盼西门”一回，潘金莲曾唱《绵搭絮》：“奴家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情性儿乖。”又写五言诗一首给西门庆：“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第八回)但是，此时品尝孤寂的潘金莲已不会耐心地等待西门庆的宠幸，她性格中张扬而破坏性的一面必然引导她再次寻找新的满足，所以她与琴童私通，进而冒险与女婿陈经济干越轨的事。西门庆死后，新寡的潘金莲失去了惟一的靠山，精神上更为空虚，感情上更为孤寂，于是便开始纵欲以发泄内心的情感，很放肆地与陈经济混在一起，直至怀孕被月娘赶出家门。可怜潘金莲白白胖胖的儿子被迫坠在马桶里，这是潘金莲以前多么渴望得到的孩子呀，然而此时孩子的来临，并不是给她带来好运，而是被赶出家门，作者这样的安排是潘金莲所选之路的必然结果。 出了西门庆家门的潘金莲在等待陈经济带100两银子来娶她的时候，也许内心是快乐和满足的。但在行为上仍寻找现时的欲望满足，与王婆的儿子王潮儿苟合。武松的出现，使她兴奋异常，武松一直是她心中的梦想，武松也就一直比陈经济强，所以当武松表示想要娶她时，“那妇人在帘内，听见武松言语，又见武松在外出落得长大，身材胖了，比昔时又会说话，旧心不改，心下暗道：‘我这段姻缘，还落在他手里’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来，向武松道了万福，说道：‘既是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迎儿，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武松临走时，潘金莲还叮嘱一句“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紧些。”这时的潘金莲已被自我欲望占据思想而毫无理性可言，也就注定要死在武松的刀下，尸曝于当街。作者对潘金莲的死虽冷峻却含着无奈，潘金莲突破传统女性规范以满足自我欲望、自我情感为行为目标的选择，既对传统伦理道德有很大的破坏性又昭示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潘金莲选择的路根本行不通，只能得到诟骂和惨死，作者终让春梅把她葬在永福寺，或许希望她被压抑、被逼迫而无善终的一生，在死后真正能够得到永远的幸福。 对李瓶儿作者却饱含着赞赏与痛苦两重感情李瓶儿在嫁给西门庆以后选择了人性中“善”的一面，真心待人，委曲求全，接济潘姥姥，忍让潘金莲在西门庆大院里“可是好性儿，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姊妹之间，自来没有个面红耳赤。”李瓶儿丰厚的经济基础和西门庆精神情欲的满足，使她的内心非常平衡，她要走一条贤妻良母之路。所以李瓶儿也就得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随着儿子的成长及与乔大户联姻，也攀升到了与正妻吴月娘平起平坐的地位，此时的李瓶儿应该是非常幸福和满足的但是，在这么一个一妻多妾的大家庭里，一切的忍让与善良只能变为软弱可欺，一切的美好愿望也只会象肥皂泡一样转瞬即失，终将失去心爱的儿子以至抑郁而死。李瓶儿的葬礼比起西门庆死后的简单和凄凉可说是隆重而讲究的，作者希望通过厚葬李瓶儿以对她的选择表示认肯和赞赏。但是，我们看到对潘金莲和李瓶儿，她们无论是执着追求自我欲望自我情感、自我需要的满足还是努力争做社会规范所要求的贤妻良妇，永远追寻不到真挚的情感和真正的爱情，都以悲凉而惨烈的死殉葬于这个无情无爱的社会，她们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对真情真爱的共同追求和抗争，是作者为我们留下的理性思考。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 1989. [3]本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精神分析五讲[M贺岭峰译.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8. [4]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2. [5]本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性学三论[M].宋广文译.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8. [6]李泽厚.乙卯五说.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 刘军华(1971-)女，天津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第36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