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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是一部很容易读，又是十分难读的作品。很容易读，所以它有很广大的读者群。十分难读，所以在解读时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严重对立的分歧。李卓吾认为它的主题是忠义，故直接命名为《忠义水浒传》，这是一派。金圣叹认为作者“题其名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中国同也。”他的解释是：“水浒也者，王土之外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但是，金圣叹又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是“乱由上作”，这又不免与他前面所说有些矛盾。金圣叹称七十回以后部分为“恶札”而砍去，只保留前七十回，加上评点批注，这就是通常叫做“金批本”的七十回本。“金批本”出现之后，就成为广泛流传的版本，其他版本几乎被它所掩没。首先明确批评和否定“金批本”和“金批”的是鲁迅，但因为他是有所为而发，故不免有失偏颇。鲁迅说“金批本”是“断尾巴蜻蜓”，但大多数人认为“金批本”的七十回确是《水浒传》的精华，可以独立成书。鲁迅对“金批”的评价为：“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拖入八股文的作法上。”这也不是十分公允的。对于《水浒传》的主题，鲁迅认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毛泽东接受了鲁迅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观点又加以引伸，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另八人之外。宋江投降，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水浒》主题的观点有一些走极端，但基本上是颇有道理的。50年代，唯物史观广泛传播，许多人用以研究文学作品，也用以研究《水浒传》。这个研究以冯雪峰在1954年发表在《文艺报》3、5、6、9、11等各期的文章《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为代表，文中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是农民起义；宋江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接受招安是历史的真实等等。冯文的影响是很深的，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持有与他相似的观点，甚至有人吹捧宋江争取招安是高瞻远瞩，这却是冯雪峰所未能料及的。从冯文可以看到，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应用是片面的，教条的；他无视鲁迅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论述，漠视接受招安这一重大关键问题，这就使他的文章不能客观地探讨《水浒传》的内涵，造成重大误读。现在也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鲁迅和毛泽东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宋江的看法，但对于《水浒传》的研究仍欠深入。《水浒传》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作为世界文学名著，除了它的精湛的艺术，还在于它极为丰富的内涵，绝不能只用“好就好在投降”来概括它。本文拟从若干方面对于它的内涵进行探讨。 一 “信”——《水浒传》作者的创作观 作者的创作观和他对于题材的认识决定他的作品的内涵，同时也是作品内涵的一个部分。遗憾的是，尽管对于《水浒传》的作者作了许多探讨，认为作者是施耐庵或罗贯中的人较多，但对于这两个人也缺乏确切的了解，这就使我们很难从作者本身来了解作者的创作观。笔者认为，我们不必深究作者究竟是谁，完全可以根据我国小说的发展过程和《水浒传》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特征来探讨作者的创作观。 首先，从我国小说创作发展的历史来看，小说是由史传发展而来的。我国历来就十分注重史，很早就设立了史官。秦以前所说的四经、五经或六经中都有《书》，《书》就是史。孔夫子修《春秋》，《春秋》就是史。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书是史，数也和史有关，可见当时的儒家对史是十分重视的。对于史的基本要求是“信”。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歌颂的“在晋董狐笔”，固然有歌颂董狐不畏权势的一面，也歌颂了他的“信”。所谓“信”，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真实，而是要由表及里达到事物内部的真实。史有经有传，例如《春秋》是经，《左传》是传等。传将经中所说事件的经过细节铺展叙明，虽没有虚构的成份，但一般都具有很高的艺术素质，富有可读性。秦始皇焚书坑儒，书是各国典籍，也就是史；儒是治史攻史的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相当彻底的，各国典籍几乎无存，这从《尚书》的古今真伪之争就可证明。刘向是治《书》攻《左传》的，受其影响，撰写《战国策》。但史籍无存，只能依据一些传说来创作，这就使《战国策》与以往的史传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创作成份，故可以认为它是一些小说，可以认为《战国策》是我国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史的“信”也由它发展为包含艺术的真实在内的新的涵义的“信”。以后的史传，包括《史记》和《汉书》中的史传在内，除了当时人写当时人的以外，有多少是道地的史传，有多少是小说，真是难说得很，“霸王瞋目斥之，赤泉侯人马皆惊，辟易数里”等，绝对不是史的语言。说书人说书是从讲史开始的，说书就是讲史。说书所面对的听众是一般老百姓，必须使这些听众感兴趣，这就要求创作许多有趣的情节，还要把许多事件连串起来，这就要求创作，而且要求由短篇发展到长篇。但说书就是讲史，因此也要遵守“信”的原则。可以看到，史由官到儒到民，从史传到小说，史的“信”的传统虽有所发展，但还是一直为人们所继承、所遵守。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跟说书有很深广的联系，都具有话本的形式，但从内容来说却分属不同的阶段，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是一个飞跃。《三国演义》还基本上是官史的内容，在“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时已大略成型，虽然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但还是历史小说，是世界上少有的战争、政治小说名著。《水浒传》则说的是野史，虽然人们认为它是集“水浒故事”而成，但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水浒故事”，依据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认识，进行了精心的创作，它几乎没有了史的成份，是真正的艺术虚构，但还是写实主义的作品。 《水浒传》有很多版本，有详有略，各版本又多少有些不同，这表明它曾经许多人的增删修改，可以说有许多作者，但各个版本大致相同又表明它有始作者，在始作者手中已经基本定型。从百二十回本看，《水浒传》的始作者应该有两个，或者说始作者对于争取招安及招安以后这部分是力所难及的，这还不包括“征辽”、“征田虎”、“征王庆”这三个有着极不合理因素的部分。我们说力所难及，是因为作者不能把握分寸，例如十节度征梁山，可以说是兴举国之兵，而梁山却可以轻易取胜。所以说极不合理，是说在这三个如此大的战争中，梁山竟能无一人伤亡，已有人据此认为这三部分是后加的。因此，首先抛开后三个不合理部分，然后再从《水浒传》剩余的部分来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向。 从《水浒传》本身可以看到，“宋江等三十六人”只是《水浒传》作者借以构思的依托，而在书的一开始就脱离开了他们，使他们不具备原型的价值。第一、书的开始是写的高俅遭际端王，端王当了皇帝，高俅因而得做殿帅府太尉。端王和高俅都是浮浪子弟之流，当了皇帝，当了太尉，天下怎能不乱。金圣叹认为“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乱自上作也。”应该是说中了作者的思想。第二、宋江等三十六人本是流动的，流是自保之法，但流也使问题简单化，故作者给他们一个根据地，使他能聚集、扩充、壮大，使他们能形成一个小社会。在这样一个小社会中，就和大社会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第三、传说中的宋江形象是骠悍的。作者完全抛开了这个原型，将宋江改写为“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具有领袖素质，也有领袖欲的郓城小吏。第四、在“宋江等三十六人”中，晁盖不是为首的。作者将晁盖改写为宋江之前的梁山泊主，并且有着与宋江不同的思想，是作为宋江的对立面出现的。有人以晁盖遗言为依据，说晁盖心性偏狭，这是没有全面审视的误读。第五、作者创造了林冲这个人物来表现“逼上梁山”的全过程，而且让他直接受高俅所逼，坐实“乱自上作”。林冲这个形象是真实而丰满的，是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的一个典型，是作者一个十分成功的创作，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第六、作者在创作中，对任何人和事都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不将事物简单化。如对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氏，都注意到各人的心性和各自不同的背景条件。尤其是对于潘金莲，作者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致使今天许多人为之不平，作了不少翻案文章。第七、历史上强盗的命运无非是自行散伙，被剿灭，被招安，被利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等。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又可能被人利用为争官的工具，即所谓“要做官、先上山”，作者就是选择了这种状况，也就选择了“宋江们”。综合看来，作者要写的不是特定的“宋江们”，而是历史上所有的“宋江们”的总体概括。从《水浒传》可以看到，强盗是如何、又是为什么当上强盗的，强盗伙又是如何发展的，等等，作者都写得极有说服力，表明作者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对他所写的人和事有深切的了解；坚持“信”的创作原则，不屈从于自己的某些观念。因此，《水浒传》就有了十分深广的内涵，成为虽非历史、却是历史的大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颠峰之作。 二 社会矛盾和“义”的准则 唯物史观认为，在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是两个主要的、相互对立的阶级；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对于封建社会整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得到的结论，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这个结论无条件地、教条地应用于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域，那就会发生错误，因为社会矛盾是复杂的，而且会因时因地发生转化，非主要矛盾会激化成为主要矛盾。唯物史观还指出，一定的生产力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产生新的阶级，要求根本变革生产关系时，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因此，当生产关系不能发生根本变革时，社会的稳定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社会稳定就成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封建社会的分配制度是不平等的，以权利分配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在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在各阶级和各阶层内部，都会有权利之争，这就是封建社会动乱之源。于是社会有治有乱，在治和乱的交替变化中，就会形成维持社会稳定的、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间关系准则。人间关系准则的一部分就形成法，但法由人制定，由人执行，故法有其不全、不善、不公，故法可以枉。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人间关系准则重于法，当法与人间关系准则相冲突时，法可以违，人间关系准则不可以不守。所谓“义”与“不义”，“平”与“不平”，其衡量标准就是人间关系准则。 《水浒传》中直接说到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的地方不多，大约只有在“智取生辰纲”白胜担酒上山时唱的谣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接触到这一主要矛盾。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都被写得比较缓和，有时还有共同一致的利益。史进组织庄民来防抗少华山的强盗；晁盖移塔以维护东溪村的安宁；梁山攻打祝家庄、曾头市的艰难等等，似乎都表明了这种状况。有人提出钟离老人指引石秀出祝家庄作为农民不满祝家地主的佐证，但书中所写只是老人不忍石秀无辜受累，不能由此推论出农民反对地主这个结论。其实，强盗中扰民的确实不少，少华山、清风山辈且不说，即是晁盖也难免，只是他提出不伤人命而已。 《水浒传》大量揭露的矛盾具有社会稳定时期的特点，以违反人间关系准则的为一方，维护准则的为另一方，英雄们是维护准则的一方。(1)“拳打镇关西”。郑屠虚钱实契买了金女，赶出来后又追索实际未付的买身钱，这是违反准则的；倚仗官府之势，称霸一方，自号“镇关西”，这也是违反准则的，故鲁达要抱打这个不平，要教训郑屠。赵员外买金女作外宅，对金氏父女不错，又为金氏父女报恩收容鲁达，这是遵守准则的，收容鲁达更是义，故鲁达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平，且愿意接受赵员外的帮助。(2)“醉打蒋门神”。施恩凭借父亲是牢城管营的权力，将快活林霸占为自己的地盘，是地方上的一霸。蒋门神凭借更大的势力，强夺快活林，也是一霸。用今天的眼光看，两霸虽有大小，但都是一丘之貉，武松此举并无可取之处。但从那时来看，施恩是符合准则的，蒋门神是违反准则的，故武松此举是打抱不平，是义。(3)“孙立孙新大劫牢”。毛太公家讹谝解珍解宝所猎猛虎向官府邀功，并诬二人为盗，勾结官府欲置二人于死。孙立为朝庭命官，按说应站在官府一边，但解珍解宝与他是亲戚，又的确是被诬陷，依法又不能解救，只能劫牢。劫牢是违法，不救为不义，二者相比义更重，故弃官劫牢。此事虽有顾大嫂相逼，决心终要由孙立自己作出，作出决定的依据是人间关系准则。(4)“宋江私放晁盖”。宋江作为当案押司，是执法之人。晁盖与他是生死之交，既知他犯了大案，不去通知他让他逃走，是不义。通知他，让他逃走，显然是知法犯法，二者相权，义为重，故还是飞马去通知晁盖。宋江既是押司，在江湖上又号称及时雨，在为人上就具两重性，而且是更重江湖义气的，并不是只在私放晁盖这一件事上。(5)“石秀杀嫂”。武松杀嫂，杀的是亲嫂，理由也很充分，人们认为是武松所当为，无人会指责。石秀杀的不是亲嫂，做得又很绝，似乎又只是为了洗清自己，故几乎被所有的人指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石秀既与杨雄结义为兄弟，就有了维护杨雄的义务；潘巧云与海黎通奸，终将为杨雄发现而不能容忍，谋害杨雄将成为必然；潘巧云诬陷石秀，以叔戏嫂在当时是很大的罪名，石秀不能不洗刷清白，故石秀杀嫂就不是无理的。从石秀的心性和为人来看，石秀精细果敢不下于武松，在大名府孤身劫法场，表明他是一个能不顾一切、为所当为的勇士；骂梁中书“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表明他有过人的识见，作者给他“拼命三郎”这个绰号含义是很深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6)“智取生辰纲”。生辰纲的十万金珠，不是梁中书靠他的俸禄可能储聚到的，只能是贪赃受贿枉法所得，故晁盖等认为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劫生辰纲是犯法，劫不义之财也可以说是义。《水浒传》中这类阐述义与不义、平与不平的事例很多，而且都十分生动，符合当时社会状况，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义与不义、平与不平的衡量准则，又正确地阐明了封建社会相对稳定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其特征，不仅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好的诠释，这是《水浒传》极为重要的内涵成份，也是《水浒传》高于世界上已有的这一类小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三 林冲——作者的愿望与收获 根据研究，“水浒故事”中没有林冲这个人物和相应的故事，故林冲被认为是作者一个全新的创作。作者创作林冲，如前所说，是为了落实“乱自上作”，但也是有充分依据的。在封建社会，官僚们为了一点小事诬陷谋害人的事是数不胜数的，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可以认为，梁山英雄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晁盖、鲁达、武松、宋江，乃至解珍解宝等等，都多少有一点主动性，多少有一点授人以柄之嫌，只有林冲才是真正的、完全的被逼，被一步一步逼上梁山的。 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乍听起来似乎是很神气的，但教头不是有品级的职务，从家中情况看也只是一个小有产者，这就是林冲的阶级地位，我们不要把他的地位看高了。林冲吃了这样一份请受，生活过得去，只盼能过一个安宁日子，并无更高要求。岳庙进香，妻子被人调戏，抓过来一看，却是本管高衙内，手就软了。陆谦谋陷他的妻子，他也只找这个不义的朋友算帐。高俅设计使他带刀误入白虎堂，要定他死罪，他也只是大呼冤枉。发配到沧州，两个解差受高俅收买，先设计用滚水烫坏他的脚，到了野猪林，把他倒吊起来，要谋害他的性命，鲁智深救了他，他还为两个解差乞命，并且还老老实实的继续去沧州。火烧草料场，这是无可辩解的死罪，而这又是陆谦来干的，这才在遇到陆谦们时将他们全部杀死以泄心中积压的愤怒。 人们认为，“风雪山神庙”是林冲的一大转折，作为他生活道路的转折是不错的，从此他成了犯有不赦死罪之身，再也当不成良民百姓。但是，林冲的性格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只要有一丝活路，就极力忍下去。到了梁山，遭到王伦的百般刁难，他忍了下来，直到晁盖等上山，又遭王伦拒绝，才发生了“火并王伦”的一幕。 宋江上山以后，对林冲十分忌惮压制，即使在林冲拥立他为梁山泊主之后也未改变。这些作者虽未明确写出，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从大的事情来说，林冲有两次拥立之功，一次拥立晁盖，一次拥立宋江，这在梁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盖过的；而且，林冲作为梁山武将班头，始终为梁山诸人所公认，但宋江不仅要拉来一个卢俊义，还要拉来一个关胜直接压在他的头上。从小的方面看，打祝家庄时，林冲活捉了扈三娘，宋江立即派人押送回山，并安排宋太公收为义女，回山后出人意料的配给了王英。其时，林冲之妻已死；按照强盗规矩，如果宋江自己不要扈三娘，那就应该归于林冲。宋江何尝没有将扈三娘配给林冲的意思，不然也没有必要叫自己的父亲收为义女，但想来想去，总觉林冲是很难被笼络收买的人，这才配给了无足轻重的王英，借此也略微打击一下林冲。晁盖打曾头市，以林冲作他的副手，既表明晁盖对林冲的了解和器重；也表明宋江对林冲的忌惮和压制是人人可见的，晁盖也当然看在眼中。 金圣叹从“风雪山神庙”和“火并王伦”，或者再加上发配时休妻等看林冲，作出了一个很不准确的评价：“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的事业来。”的确，林冲这种人会使许多人怕，宋江就怕，是因为他们和金圣叹一样只看林冲的一面，没有看到林冲的另一面。林冲的另一面是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忍，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可以看到，未到“风雪山神庙”和“火并王伦”之时，无论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能忍。林冲的忍，不是为了谋取权势的“潜伏爪牙忍受”，而是只为能够安稳地活下去，这就使林冲不足以使人怕。这种人既使人怕，又对权、名、利十分淡漠，既为主所忌，又为主所抑，那就只好什么事也不干，也就一定做不出事业来，《水浒传》作者笔下的林冲就是这样。 林冲的忍，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典型性，是千百年封建统治的产物，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国民性。张公百忍，唾面自干，忍被视为一种道德修养，实际上已经不属于道德修养的范围，而是一种性格。这种性格虽具有后天性，但却是历史的沉淀，是十分深厚牢固的，是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忍”这种性格是在生存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可以从各种动物、即使是凶猛的狮虎身上都可以见到这种性格，人更加将这种性格发展到极为复杂深刻的境地。仔细地考察《水浒传》，我们可以看到，“忍”这种性格不仅存在于林冲，也存在于晁盖、吴用、阮氏三雄、武松、石秀、鲁智深、李逵等。“忍”也存在于每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由于我们中国有着很长很长的封建统治历史，“忍”在中国人身上就显得十分突出，逆来顺受是寻常事，不到活不下去时就不会反抗，这与欧美人是很不同的，即使和亚洲的其他民族相比也有不同，至少更加深厚。《水浒传》作者创作出林冲这个形象，原只为表明“乱由上作”，但他的“信的创作观使他通过林冲把“忍”这个国民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个意外收获。 四 吴用——军师的悲哀 记得有人说过，“刘邦、朱元璋，是流氓，皇帝当得好。到了他们的子孙，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当不好了。”历史大概就是如此。“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就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定位知识分子当皇帝，那是乃祖乃父传给他的，自己打出来的天下几乎没有。但是，每个打天下的人，每个英明的皇帝，都要有杰出的知识分子辅佐，才能取得成功。在历史上，即使在改朝换代的大乱时期，知识分子也没有揭竿而起的，他们总是投奔到某位领袖的麾下，充当谋士，充当智囊。例如姜尚、伍员、范蠡、文仲、张良、萧何、韩信、诸葛亮等等，都是这样的。一般说来，知识分子都没有很大的野心，都很忠于领袖，例如诸葛亮在听到刘备遗言可以取而代之时就顿首流汗，发誓保证忠贞不渝。但是，知识分子总是以其智谋才能为领袖所忌，故范蠡、张良都明智地功成身退，萧何要自污保身，不能如此就会成为“狡兔死，走狗烹”的对象。足智多谋的知识分子投错了人的也是有许许多多的，这里只指出范增作为代表。《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将这些人加以综合创作出吴用这个人物。 金圣叹评吴用是“上上人物”，“有军师之体，那是很准确的。我们看吴用从“智取生辰纲”开始，设谋定计，调兵遣将，处处显示出军师的气度和才能，与诸葛亮等相比并不逊色。但是，待到宋江上山，他的弱点就显示出来了。在排座次时，宋江突然提出新旧头领分开坐，是他事先未能料到的，也让他初次领会到宋江的利害，使他以后对宋江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怠忽，进而成为宋江的心腹。当然，他不愧是智多星，能看透宋江的所思所想，金圣叹也就依据这一点说什么“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这当然是只见其一面，没有看到吴用全身心为宋江所用的一面。从吴用全身心为宋江所用这一面来说，宋江是实实在在的笼罩了吴用，根本谈不上吴用笼罩宋江，因为这一面比另一面更重大，更根本。《水浒全传》的结尾，吴用和花荣一起在宋江墓前自尽，似乎有违吴用的思想和性格，但作者可能以此表现吴用愚忠的一面，读者对此当然可以看得更复杂一些，也就是除了愚忠之外，还有悔恨等等。 吴用的思想当然不是和宋江完全一致的，甚至有重大的分歧。但是，他只能暗中设谋破坏并不使宋江觉察，而且最终还不能不按照宋江的愿望办，尽管那样办有许多疑问甚至危害。对此，《水浒传》在招安的一段中真是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们想，这就是“军师的悲哀”。“军师的悲哀”当然不只这一种，有范蠡、张良式的悲哀，有萧何式的悲哀，有文仲、韩信式的悲哀，有颇为复杂的诸葛亮式的悲哀，但古今军师良相的悲哀，仔细看下来，还是吴用式的更为普遍，更为典型。 五 宋江——呕心沥血之作 评说宋江，要充分注意《水浒传》中说明宋江地位“为官最易，为吏最难”的一段话。正是这样的地位，宋江要出籍，要挖地窨子，要广交江湖人物，作为狡兔的三窟。宋江搏得了“及时雨”这个绰号，当然是很重江湖义气的，甚至能冒极大的风险“私放晁天王”。宋江又是极有野心、极富权势欲的，正如他在江州题壁时所说“恰似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是要待机而动，挤入权势阶层的。由吏到官，有一道极难逾越的樊篱，宋江也是到杀了阎婆惜，在清风山收罗了一批力量之后，才想到要攀越这道樊篱。 宋江杀了阎婆惜，首选的避难地当然是梁山，但此时只是单纯的避难，因此他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待到清风山收了花荣、秦明、黄信等，有了一定的力量，虽然此时他依然只有杀阎婆惜这一条罪，但他却主动决定上梁山了。发配江州途中经过梁山，这时有被人解救之嫌，故他又坚决拒绝上山。江州劫法场后，宋江只有上梁山的一条路。但参与劫法场的，除梁山诸人外，还有许多人是专为他效命而来的。此时，宋江不仅上山，而且有了新的计算。于是，在排座次时，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排完前四位后，提出“新旧头领分开坐”，这一坐就充分显示了宋江的力量。“还道村受三卷天书”不是闲书，在此宋江作了两大决定，一是他是“星主”，一是要把吴用收为心腹。把宋江的作为经过梳理，宋江的权谋和野心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尤其是上梁山后的这两件事。缓排座次，应该是可以先和晁盖商议、由晁盖宣布，为什么要搞突然袭击？选择缓排座次这个突击点也是很策略的，因为连晁盖在内没有任何人能够反对，而排座次又是梁山的头等大事，正好显示自己的权威。要当梁山泊主的意图，在缓排座次后大说“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已经表露得十分明白，还道村只是更明白地重申而已。宋江要当梁山泊主，对已是梁山泊主的晁盖要如何处置？除掉晁盖可能是惟一的选择吧! 宋江上山之后，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青州，都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由阻止晁盖领兵，求得自己在这些战争中立功立威。即使在保卫山寨，宋江也是“架空晁盖”，自任总指挥。梁山泊主终究不是皇帝，在此情况下，晁盖怎么能坐得住，怎么能不焦燥难安？于是有了打曾头市之举。打曾头市，晁盖所点头领以林冲为首，以下是“智取生辰纲”中的刘唐、阮氏三雄、白胜，梁山旧人杜迁、宋万，再加上呼延灼，由此可见，晁盖已经感到没有几个可信任的人。吴用对晁盖应该是深知的，也应该知道晁盖此时不宜领兵出征。吴用应该自动请缨，他的请缨也可能稍缓晁盖的急燥情绪，也只有他在晁盖身边才能阻止晁盖的轻率行动，但他也只在风折认旗时略加劝阻而已，而这种表现可能更增晁盖的急燥。因此，金圣叹认为晁盖之死责在宋江不可说是无理，而吴用是不是也推了一把呢？ 晁盖等上山前抗击官兵时，阮氏三雄的谣歌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待到戴宗传书时，朱贵却说的是“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显然，晁盖上梁山以后，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晁盖要和皇帝作对，宋江一味追求招安，两人思想的不相容是明显的。有人说，晁盖的遗言重私仇，心胸狭隘，如果看到两人思想的对立，就会看到晁盖认为宋江不宜作梁山泊主而又无可奈何，只好设置一个小小的难关。既然宋江本该继为梁山泊主，晁盖却设置难关使他不能如意，那么金圣叹将遗言的首句改为“贤弟休怪”也就颇有一点道理了。 宋江对于“山寨不可一日无主”的道理应该是懂得的，晁盖既死，他当然应该立即主持山寨事务，但这样一来，梁山泊主的继位问题就会搁置下去，这当然不是宋江所愿，因此他只是每日举哀，不理事务，藉此逼着梁山诸人拥立。在众人拥立之后，第一件事当然是复仇，但宋江对此作了冷处理，于是才有了“智赚玉麒麟”这个并非急务之举，而再打曾头市却是起因于夺马，金圣叹对此的评论应该说是正确的。 作为领袖，宋江在许多方面是强于晁盖的，但是宋江的争取招安路线并不是得到众人赞同和拥护的，因为他连反对脏官污吏这个起码要求都弃置不顾了。对于宋江的祈盼招安，李逵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吧”，连关胜也表示过反对。此后，阮氏三雄偷换御酒，吴用的种种安排和举措，都表明了不同程度的反对招安，至少也认为不是时候。但是，首领决定了的事情，属下只能服从，这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滥觞，故宋江得以一意孤行，贯彻到底，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间关系准则产生于一定社会，也就必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对于宋江在争取招安过程中表现的种种丑态，百二十回本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是它优于七十回本之处。至于百二十回本的结局，作者本想说的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忠臣不得好报，但仔细读来，却是被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结果，这大约也出于作者的意外。 六 潘金莲——被压抑的情和欲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女性常被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男女之间的情爱也是很被轻视的，这与作者所生存时代的社会观念相关，《水浒传》自不例外。但是，《水浒传》中有潘金莲和顾大嫂这样浓墨重彩的两段，尤其是潘金莲的一段，真是精雕细刻，其艺术，其思想，比之《三言二拍》等都要高出一筹。顾大嫂是“孙立孙新大劫牢”的主角，是策划者和指挥者，是道地的女中英雄，但作者只写了几笔，又似不具备典型意义，可以说只是特例。潘金莲则不同，如果只看她的情性和遭际，她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代表，是颇有典型意义的，而现代又有许多人为她鸣不平，这就很值得作一番探讨。 潘金莲拒绝主人的纠缠，被主人报复性地嫁给了武大郎，虽然作者给她加上了“为头的爱偷汉子”，但是也只是人家来骚扰，并没有事实来落实这个罪名，到阳谷县后也没有这样的事，而见了武松之后才想到“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可见此前她还是颇能自守的，所加罪名是莫须有，可说是作者的败笔。见过武松，自守的樊篱倒了，情和欲溃堤而出，恰好遇上西门庆，又有王婆的教唆推动，才一发不可收拾，直至谋杀武大。作者写这一段费了极大的力气，将潘金莲和王婆写得那样生动真实，至少是在客观上给潘金莲留下可原恕的一点余地，这只要和作者对于阎婆惜、潘巧云等的态度一比就可以看到。正是这一点余地，才使得今人为她鸣不平。应该看到，《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水浒传》中的是绝然不同的。在那个社会里，女性的情和欲受到极大的压抑，除了偶然有些人能在情和欲上得到满足，大多数人都是和潘金莲一样的，只是自守的樊篱没有坍倒。我们看一下扈三娘，她的遭遇是不是与潘金莲很相似？她作为俘虏，被强嫁给王矮虎，王矮虎是不是一个不如武大郎的武大郎，因此现代有人写了一篇小说《文身》为她鸣不平。潘金莲也只是从女性的情和欲是在社会制度下普遍受到压抑这个角度上具有典型意义，惹人同情，杀夫也是社会制度使之成为必然，但不能因此就判定武松不该杀嫂。即使在今天，蓄谋杀人也同样是大罪；在那时，谋杀亲夫更是人所不容，武松只是在枉法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 结语：缩微了的历史写真 《水浒传》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写出了各种“逼上梁山”的过程，写出了农民起义的演变和被利用，还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人间关系准则的深厚影响和它的缺陷，因此它真正是一部缩微了的历史写真，是一部概括了所有同类历史事件的典型作品，是一部十分真实的悲剧。从另一方面看，唯物史观认为，当生产力没有新的发展并因此产生新的阶级时，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制度也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就注定了农民起义被利用的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也就使整个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水浒传》可以说是很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悲剧性质。本文所讨论到的一些问题，虽不是《水浒传》内涵的全部，但应该说已经涉及到它的主要部份，已经可以对它作出上述的评价。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水浒传》有着如此真实丰富的内涵，使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罕见的巅峰之作。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