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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是以悲剧英雄和英雄的悲剧为主旨的史诗性作品，作为世代累积型带有集体创作性质的巨著，除了写定者罗贯中本人的现实评价外，无疑会有历史记忆与集体表象的沉淀，并由此折射出族群性的文化价值趋向。本文试从母题研究的角度，探讨该文本与主题建构者对传统英雄母题的承继、借用、改造与超越。 一 母题与主题虽有区别，却存在密切的关系。“母题有具象性，而主题往往是抽象概念。母题较多地呈现客观性、中性，而主题由于这母题(意象，或不止一个)出现及其特定组合而显示意义，融注并揭示了作家的主观性倾向性。”〔1〕 从主题学角度看，母题往往向主题转换，当母题被置放于某种特定的情境中，通过主体理性制约从而形成主题。《三国演义》英雄主题正是罗贯中利用传统英雄母题并加以现实评判、熔铸理性思考的结果。小说体现了开放的英雄观，塑造了众多英雄群像，其中有反面英雄，也有正面英雄。从其性格内涵上则可分为武力英雄、智谋英雄、伦理英雄三类。武力英雄多具力与勇的特质，典型的代表如吕布、张飞、马超、典韦、许褚、张辽、徐晃、太史慈之流；智谋英雄在战争描写中最为光彩，其作用往往决定战争的成败，非纯粹武力英雄所可比拟，比如诸葛亮、司马懿、周瑜、陆逊、吕蒙等；伦理英雄是小说建构者文化选择与审美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最能体现作家的文化情怀与精神向度。单纯的伦理英雄如冒死进谏的谏议大夫刘陶、司徒陈耽、为国除奸的司徒王允等人，但更多的伦理英雄分属于上面两类之中，如以“仁义”著称的刘备，义薄云天的关羽，忠昭日月的诸葛亮等。上述分类互有交叉，有的英雄人物由于形象的复杂性，可同时属于两个甚至三个类别，此不赘述。 如果依据作者情感倾向的程度及对主题设置的重要性而言，《三国演义》英雄群体可大致概括为主体英雄、一般英雄和符码化英雄三类。刘关张集团是作家倾注笔墨及心力最多的英雄群体，他们的地位、作用在小说中占有绝对的位置，是其他英雄集团不可替代的。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小说刚拉开序幕，他们就抢占了先机，接下来一百二十回的篇幅，他们唱主角的就占了一半以上；从叙事时间的处理看，作家的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最长，叙事速度却往往最慢，如“三顾茅庐”一事，《三国志》中只有一句，十几个字，《三国演义》却敷衍出七千字左右，是史书的近七百倍。从全书看，共用一百二十回六十多万字写了一百一十二年(168-280)年间的大事，平均约一年占一回文字，三顾茅庐一节则写三天（实际进程为两三月，中间用“光阴荏苒”之语带过）用了将近两回文字。这种极慢的叙事速度具有深刻的意味，它暗示出作家对事件主人公的垂青与欣赏。因此，刘关张英雄群体在作家的创作意图中至关重要，所以从作品体现英雄主题的角度可以称之为主体英雄。一般英雄用来指曹魏及孙吴阵营的英雄，他们虽然有时也是作家称赞的对象，但因为创作主体情感与价值判断的倾斜，并不能获得与主体英雄同等的地位。而从另一方面看，因为没有主体情感过多的干扰，他们中却可能出现趋于圆形的复杂人物，曹操就是一个范例。符码化的英雄多属过场人物，很大程度上是某种概念的符号，作者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笔墨，只是由于受历史情境的制约或构造情节的需要而不得不写而已，如上文提到的刘陶、陈耽等，这类人物在母题研究中意义最小。 由于主题体现于母题之中，受“拥刘反曹”创作意向的影响，主体英雄身上反映出较多的对传统英雄母题的借用乃至改造、超越，体现了作家更为自觉的小说审美意识；而对于一般英雄，则主要是非自觉地对原型母题的利用。两类英雄人物涵载的英雄母题可以包含共同的文化密码信息，前者则可能更大地对传统英雄母题的文化内涵予以拓展。 二 文学母题的研究早在十九世纪的叙事文学领域兴起，作为主题学的概念，它指的是文学历史发展中，重复出现，不断被反复书写、表现的共同主题。它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历史积淀，是包含各种文化信息的代码。传统英雄母题作为一个叙述单元，在文学进程中逐渐成为中心母题，衍生出系列类型（次生母题，小的情节元），形成一条母题链，一般包括： 异生异貌母题——成长婚姻母题（包括结义、落难、除害、考验、神助等母题）——成圣得道母题。 这一母题链恰好是一个理想人物（英雄）一生经历的概括，不过，英雄主题的叙事文学不一定机械照搬，俄罗斯学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一书就认为，并不是所有故事都要具备全部母题，缺少其中几项并不会影响其它母题的延续性。下面将对照《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的英雄母题，探求作家对该母题的使用或改造情况。 ①异生异貌母题。作为预示英雄人物的非同寻常，英雄总有神奇或怪异的诞生经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姜嫄履巨人足印而生后稷，《西游记》孙悟空为仙石感日月精华而孕生，诸如此类；英雄往往还有天赋神异的面貌，如黄帝四面，舜重瞳，汉高祖隆准而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等〔2〕。《三国演义》在这方面也留有母题的痕迹，看主体英雄的首要人物刘备出场亮相时描写：“那人……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这种超出常人的外表显示此人具有英雄潜在素质，其母题的承继性十分明显。 ②英雄结义母题。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艰难困境的产物，为了对抗不可预知的强大困难，结义便因此成为必要。所以说“结拜是许许多多在危险环境活动的人的习惯，他们为求生存，盼望与伙伴们团结得更紧密，以得到支援与保护。”〔3〕《史记》中就记有许多英雄结义实例，后来的《水浒传》更是比比皆是。《三国演义》这方面也有体现，开篇第一回便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其影响之大，“桃园结义”几乎成了英雄相处时必须的一种经典范式。 ③英雄落难母题。英雄在成功之前总要经历一番磨难，《史记》中写舜早年丧母，后来又受弟象、继母、父瞽叟多方陷害，险些丢掉性命（五帝本记）；周始祖后稷，出生后就被母亲多次遗弃，故名弃（周本记）。后来的叙事文学继承了这种叙事类型，《水浒传》中的林冲上梁山前屡遭迫害、家破人亡；《西游记》的唐僧，本叫江流儿，因为父亲陈光蕊被贼人所害，母亲被霸占，襁褓之中便被抛入江水之中，幸亏为人所救，才有后来的作为（8－12回）；孙悟空成佛之前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陪唐僧取经又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英雄落难模式在《三国演义》的主体英雄身上也有继承。刘关张出身寒微，白手起家，早期无寸土之地，屡占屡败，受尽苦头与白眼。如曹操东征徐州，刘备甚至妻子被虏，大将关羽也被俘虏。新野撤退，被曹兵追杀的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作者对主体英雄落难的描述固然是历史事实，但受英雄母题影响，作家强化了英雄遭难的程度，并虚构许多细节进行烘托。如第一回就写刘关张救了董卓，“卓问三人现居何职。玄德曰：‘白身。’卓甚轻之，不为礼。”奠定了未来征程的艰难。后来做了安喜县尉，又屡受督邮轻慢，张飞一气之下打了督邮，结果弄得连一个小官也做不成。第五回华雄逞威，关羽请战，仅仅因为是一个弓手的身份，就遭到袁术的呵斥，受尽了侮辱，幸亏曹操进言，才有英雄露脸的机会。总之，作家有意识反复渲染英雄的困境，正是为突出英雄落难这一母题。 ④英雄神助母题。英雄秉天意而生，当其陷入绝境之时，总有天神相助。此种叙事类型由来已久。《山海经·大荒北经》写黄帝战蚩尤，不能取胜；于是天女旱魃下凡助战，擒杀了蚩尤。该母题后世小说袭用尤多，《水浒传》中宋江受困还道村，躲入玄女庙，玄女娘娘显灵，不仅救了宋江一命，还授三卷天书给宋江，助他战胜官兵。《西游记》孙悟空不敌妖怪，总有观音菩萨出现；《封神演义》原始天尊弟子姜子牙助武王伐纣，《女仙外史》嫦娥下凡为唐赛儿助建文帝攻打朱棣。《三国演义》由于体裁的原因，受历史语境的制约，极少神灵怪异之事，乍一看似乎缺少了这一母题链，其实不然，这里不过使用了“减弱了的母题形式”[4]。三十八回之前，刘关张集团屡战屡败，几陷绝境，此时诸葛亮出现，转瞬扭转战局，稳定了形势，以后又帮刘备 谋取地盘，奠定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从历史上看，诸葛亮是位政治家，军事上并无多少建树，显然是《三国演义》故意渲染了诸葛亮的战略作用，甚至为显示他的神机妙算，小说不惜违背现实与历史逻辑，“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夸大乃至神化其才能。作者何以如此？应该与受英雄神助母题的影响不无关系，诸葛亮形象在英雄母题中的功能，实际上取代“神助”的地位。不过由于诸葛亮是一位历史人物，这一功能容易被后人忽略而已。 ⑤英雄考验母题。考验母题有多种形式，其中美色考验极为典型。美色考验来自佛经，是佛教文学的重要叙事母题。《西游记》因为受佛教题材的影响，鲜明地突出了这种考验。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结果是只有猪八戒没有通过考验，受到了惩戒。同为英雄题材的《水浒传》也有此类情节，第一回就有潘金莲勾引武松之事，武松经住了考验，是位真正英雄。该书写水浒英雄大都不好女色，除了传统文化的原因，也是英雄美色考验母题影响的结果。饶有意味的是，这方面《三国演义》也有表现。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写关羽被俘，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这些情节《三国志》无有，完全出自罗贯中虚构，如果说这纯粹是为表现关羽“重义”的性格而设，未免低估了关羽，因为连最普通的人也知道叔嫂伦常之理。而且这段小插曲极似《水浒传》武松潘金莲故事，双方都是叔嫂关系，叔叔抵御了来自嫂嫂的诱惑，仅从这些方面，即可判断是传统英雄杀嫂母题的变种，是减弱了的母题的变体。英雄考验母题还见于第五十四回、第五十五回刘备事。东吴设计赚刘备入赘，要借机索还荆州，不成则杀掉刘备，这无疑是对英雄的考验，幸亏吴国太回护，方才得免一劫，此段情节可视为考验母题中的婚姻考验。接下去就是美色考验，刘备入赘江东后，为声色所迷，竟然不思回荆州，赵云不得不打开诸葛亮的第二个锦囊，才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也很似《西游记》二十三回猪八戒故事，二者都具备以下元素：婚姻或美色是个圈套——英雄沉迷其中——别人（多非普通人）帮助（惩罚或提醒）——翻然醒悟。 三 通过上述对《三国演义》英雄母题的考察，可以看出，罗贯中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传统英雄母题进行再创作，该母题包括次生母题的很多重要类型，被用作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或审美意识的表现，世代累积型的性质非常明显。但作家并非机械套用英雄母题，而是借用中有改造、生发，体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及创造性，从而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品位。罗贯中对传统英雄母题的使用具有如下特点： 1、舍弃相关史料，以追求与母题和主题的协调。《三国志》裴注《蜀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显然历史上的关羽是个好色的英雄，应该不比吕布强多少。裴松之肯定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但《三国演义》的关羽则顺利经住了美色考验，不仅未对嫂嫂有所觊觎，而且对曹操所送十位美女也是无所措意。作家这样不惜违背历史真实，重新塑造英雄正面形象，是自觉与不自觉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受传统文化和伦理意识制约，作家不愿意破坏英雄的文化形象，这也是作品主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许起的作用更大，是作家潜意识中追求与母题一致的结果。传统英雄母题往往叙写英雄不为美色所动，如《水浒传》便多写不近女色的英雄，否则英雄的质量便大打折扣。《西游记》的猪八戒，虽也有些英雄之气，但远不能与孙悟空相比，作家对猪八戒形象的审美，更多了一层戏谑的味道，此处的关羽情节应该属于母题的强化。 2、虽沿用母题类型，但提升了其文化内涵与品格。这一点在《三国演义》的结义母题上表现最为突出。传统英雄结义，虽有猩猩相惜之情，根本出发点往往是为了个人利益，有时甚至是相互的利用。如《史记·刺客列传》写太子丹结交荆珂，实际上是为个人复仇的动机所驱使。《水浒传》的英雄结交，多是出于报恩心理或抵抗强大外在力量对个体的威胁。《三国演义》的结义母题则有所不同。刘关张的结义具有更高的目标与价值追求，他们出发点并非“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是“罗贯中写的明明白白的这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5〕而这正是生逢乱世、具有儒家济世之心的罗贯中本人的追求，这种追求被赋予到主体英雄刘关张身上，通过英雄结义母题得到了表现。 3、继承并强化、突出英雄母题固有的精神文化价值。母题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历史积淀，大多来源于远古神话传说，它近于荣格所谓“原型”或“原始意象”。荣格认为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一种保留至今的“种族的记忆”，为后来著名的神话原型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种族的记忆”，我们不妨理解为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族群的价值取向及文化追求，它可以通过母题或原型在文学中得到体现。纵观远古英雄主题的神话传说，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与帝争神、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等，其中突出展现了华夏民族的早已有之的价值追求，其中济世救民与抗争进取是两大鲜明主题，小说《三国演义》的主体英雄们的行为无疑囊括了这两大主题。刘关张集团为兴复汉室，拯救苍生，历尽千辛万苦，虽以失败告终，其间济世救民的人文情怀充塞天地。第四十一回，面对大股曹兵追杀，“刘玄德携民渡江”，日行十余里，也不忍抛舍百姓，结果妻子被迫自杀，幸亏赵云单骑救主，才保住阿斗性命，这与大禹治水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何其相似！后来加入刘关张集团的诸葛亮，深晓天机，明知汉祚已衰，却逆天而行，妄想以人谋扭转乾坤，心力交瘁，劳累过度，最终病逝五丈原，这显然与“不自量力”的夸父、精卫，面对强敌顽强不屈的刑天、共工如出一辙。英雄母题的文化价值在《三国演义》中再次焕发出绚烂的光彩。其外，在刘关张英雄群体之外的一般英雄身上，同样也体现了英雄神话展现的文化精神，尽管他们有许多缺陷，甚至是作者难以容忍的伦理意义上的不足，但作者同样视为英雄，因为他们身上不乏英雄母题阐释的顽强、进取、抗争、坚韧的人格素质。概言之，传统英雄母题固有的精神文化价值在《三国演义》中得到全面继承并进行了有效的强化。 4、改写英雄母题的重要元素，借以表现历史悲剧意识。传统英雄母题包括神异诞生母题、成长婚姻母题、成圣得道母题等类型，形成基本母题链，它是英雄一生经历的演绎。《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大都忠实地遵循这一链条发展情节。如孙悟空的生命轨迹便是如此，从石生人母题到八十一难的考验母题再到成佛得道母题。他如 《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韩湘子全传》中的湘子、《飞剑记》中的吕洞宾等大都如此。《三国演义》则改变了这一基本母题链的重要环节，将成圣得道的喜剧性结构，改变成国破人亡的浓郁悲剧气氛的结局，从而消解了传统英雄母题的审美追求。我们可能认为，《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没有权利对历史结局在叙事文学中加以改变，这与英雄母题的安排改造似乎并无多大关系。但如果我们将《三国演义》与同为英雄主题的《水浒传》比较，就会发现前者的超越之处。《水浒传》写众英雄或战死疆场或被朝廷鸩杀或四散漂泊，这本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悲剧，但小说结尾却让宋江等英雄成神并一再显灵，使天子闻知，为其平反；又极写皇帝敕封，为其大建庙宇，塑造神像，抚恤家人子女，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全书的悲剧气氛，因此整体结构仍未摆脱英雄母题基本母题链的框束。《三国演义》的作者有明确的拥刘反曹倾向，完全可以依照《水浒传》的思路，以求得创作主体及接受者的心理平衡，如果处理得当，应该不会引起后人的苛责。但事实恰恰相反，作家反而故意渲染英雄主题的悲剧氛围，如第一百零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小说一改粗笔勾勒的手法，细腻铺写诸葛亮痛苦而矛盾的心态，并用“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全书少见的写景之句，以烘托悲剧气氛，还破天荒地连引杜工部、白乐天、元微之的诗及李严的评价来表达自己的遗憾与惋惜之情。这样做显然是不想沿袭传统英雄母题的惯例，而是要借英雄的悲剧传达作家深刻的历史悲剧意识和人生的空幻感，从而突出全书悲剧英雄与英雄悲剧的主题。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不仅有效地利用了传统英雄母题进行创作，而且超越了母题的制约，从而顺利地实现了主题表达与审美创新的统一。通过对《三国演义》英雄母题的探讨，我们不仅能了解作品艺术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能探知其社会效应产生的密码信息。作为一部风行数百年影响海内外的名著，显然与其对英雄母题的使用息息相关，因为母题植根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它承载的文化信息可以融进该民族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从而很容易引起属于同一文化基因的读者的共鸣；同时，作为一种“文学的叙述代码”，母题又具有传播和交际功能，它可以超越个人和集团共同体，适用于不同的话语甚至语言系统，同时还能超越具体的时间（时代）和空间（文化区域），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延展性〔6〕， 这是它能流传海外，被不同文化的民族的人们接受并喜爱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立 .中国文学中的主题与母题[J] .浙江：浙江学刊 2000.4 〔2〕司马迁.史记[M].二十五史(百衲本)[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李福清. 三国故事与民间叙事诗. 李明滨编选.古典小说与传统——李福清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 俄国汉学家李福清在该文中认为，民间文学中的一个母题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般的形式、减弱（淡化）的形式及加强的形式，这里的诸葛亮故事正是减弱了的母题之变体，此形式在《三国演义》中使用较多。 〔3〕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M].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 〔5〕沈伯俊.《三国演义》思想内涵三辨[J]. 涪陵师院学报2005.6 〔6〕侯传文.《佛本生经》与故事文学母题[J]. 东方丛刊1996.1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