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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翻译高潮:始于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又有学者按照翻译内容和对象把一部中国翻译史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邹振环，1994:1)他实则把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看待。但我们知道，自雍正皇帝于1724年下令禁止天主教，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至1840年鸦片战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把它分开来看作两个阶段也是中国翻译史上通行的做法。这两次翻译活动虽则都是由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引发的，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致之处，如都试图向译入语文化规范靠近，以期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接受并得以传播，但在翻译动机、目的、译者、选材和翻译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迥异，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关。迄今为止，甚少有人对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做一比较分析，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以期对这两次的西学翻译活动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一、译者 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的译者几乎全都是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合作进行的。这些士大夫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一方面的专家。如最早来华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利马窦(Matteo Ricci)，他们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由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的《天学圣录》是传教士在华的第一部译著。利马窦首先撰译了一本小册子《交友论》，其后与徐光启合译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欧几里德几何学》前六卷(其注释本译成《几何原本》)，后九卷由李善兰与传教士威列(Alexander Wylie)合译完成。利马窦和李之藻编译《同文算指》。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与徐光启编译《泰西水法》，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 de Pantoja)与徐光启合译《七克》一书。进士王征与瑞士传教士邓玉涵(JeanTerrenz)编译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三卷，是最早的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德国人汤若望(Adan Schall vonI3eu)与焦颤合作编译《火攻揭要》，在鸦片战争前后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再度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除此之外，传教士们还与士大夫们合译了一批西洋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如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与李之藻译的((寰有连》(即亚里士多德的《谈天》);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与徐光启合译《灵言鑫勺》，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李烨然、卫计枢等合译《寰宇始末》。正是通过这种中西合译的方式把西方各个领域的科技文献首次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末民初的译者大致分两类。鸦片战争之前的西学传播主要通过官方的洋务机构和在华的教会机构两种途径。这一时期承袭了明末清初合译的做法，但多采取口述(外国人)和笔录(中国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华人笔录人员既有科学家，也有一般笔译人员。如数学家华衡芳与玛高温、傅兰雅(John Fnyer)合译《金石识别》、《地学浅释》，季风苞与金楷理(C. L. Kregan)合译了不少西方军事技术著作。而傅兰雅一人就与华人合译了67种西书，是同时期译书最多的。甲午战争使中国形式急转直下，民族危机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登上了政治舞台，希望走“明治维新”的道路。维新派的变法自强，即以介绍西学为其途径之一。这一时期译者多为政论家，他们独立译书，不再依靠西人合译。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严复和梁启超。严复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青年时代留学英国，精通英文。他深受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回国后着手翻译了一大批西方著名的哲学社会书籍，如《天演论》、《法意》、《原富》等。梁启超翻译的书不是很多，但在翻译史和翻译批评的研究方面，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主张翻译政治小说以开民智，尤其主张从日文直接转译欧美作品，以达事半功倍之效果。同时梁启超是译介革命诗人拜伦的第一人，也是我国译述西方诗歌的先驱。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政治书籍，还有扬廷栋译《路索民约论》，马君武译《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罗伯雅译《共和政论体》，马为珑译《比较国会论》。此外，林纤译述的外国小说可以说是晚清翻译作品中的一朵奇葩，他前期思想比较进步，因受严复、梁启超等人宣传小说之社会功效的影响，也想通过翻译小说“寓其改革社会，激动人心之雅致，’(马祖毅，1998:430)。但后期政治堕落，意气颓唐。 二、翻译的目的和动机 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抱着传教的目的来到中国，他们满心希望在欧洲渐已式微的耶酥教能在东土发扬光大，却不曾料到中国的僧侣地位远不及欧洲的威望高，而且几千年承袭下来的古老文明传统养成了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改变初衷，采取“学术传教”的形式，通过大量翻译活动，来扩大其影响，抬高天主教的地位。他们译介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无论是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的翻译活动，还是之后的维新派、革命派的译事活动，其目的很明确:救国强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发起了自救的洋务运动，他们认为西方的“船坚炮利”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于是主张学习西方造船制炮的技术以强大清朝的军事力量，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兼御外辱。维新派的西书翻译主要是介绍外国历史以为中国变法的借鉴，其编译或撰写的书文大致有四个方面:一、记述某些国家因循守旧、不图自强而导致灭亡的情况，如梁启超《波兰灭亡记》，康有为的《突厥削弱记》等。二、论述某些国家因改弦更张、维新变法，而导致国事昌盛的情况，如康有为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等。三、综合考察某些国家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总结出“尊新必胜，守旧必亡”的规律。如唐才常的《各国种类考》等。四、为了反对和抵制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讲述近世资产阶级革命的残酷，以警告清朝统治者，劝其实行变法，如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等(马祖毅，1998:373)。 严复翻译西书就有着很强的醒世救国的目的。作为一个有着留洋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严复忧国忧民，但腐朽的晚清政府没有给他机会去施展一腔的政治抱负。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把自己投注于笔端。尤其在甲午战败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由于严复精通英文，又亲自接受过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洗礼，翻译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借以阐发自己政治思想的锐器。他的译作处处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主张和态度。在《天演论》序言中，他明确指出“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严复，丑1998:16)。梁启超更是维新派的先锋人物，他主张译印政治小说以达开民智的目的。他提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发展翻译事业，培养翻译人才。 三、选材 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来华，发现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欠缺知识。比如，他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以为中国就在地球的中央，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于是利马窦为了给中国人灌输世界知识，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传教士译著的书籍达三百多种，除了宣扬宗教迷信之外，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达到一百二十种左右，而其中利马窦、汤若望、罗雅各(Jacobus Rho)和南怀仁四人的译著就达七+五部之多(陈福康，2000:267)。这些书籍几乎涵盖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军事技术、采矿冶金和舆地学等等。其它还有少量语言学和文学、经院哲学、神学及其它宗教文献。其中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利马窦译的对明清之际伦理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交友论》及为中国绘出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是我国汉译的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数学书。徐光启与利马窦学生熊三拔(Sabbathin de Urisis)的《泰西水法》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还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在译介的西洋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葡萄牙传教士佛泛际译义、李之藻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词的《名理探》，这部译著与其后的《穷理学》开了译述西方逻辑学著作的先河。而最早传入的西洋人体解剖学著作则是《泰西人身说概》，其译者至今难以确定。 清末民初的翻译选材则要广泛得多。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总的翻译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们把目光投向他们一向视为“蛮夷”的西方。但由于认识的局限，他们认为西人强在“船坚炮利”，要抵御外辱，必须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大量输入外国工业，尤其是军需工业方面的书籍，译刊了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的书籍。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洋务派这一翻译主张彻底破灭，也使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猛醒，认识到西人之强不仅仅在于器物，而根本在于其社会政治制度。于是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具有先进民主思想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理解的西学内容是:“定宪法以出政治，‑+明格致以兴艺学，’(马祖毅，1998:364)。在译介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政治著作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当属严复，他的译作如《天演论》、《法意》等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啧的启蒙作用。而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即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启发民智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为晚清的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的兴盛揭开了序幕。 四、翻译的方式和途径 明末清初，由于几千年的闭关自守，除了中央政府同国内的少数民族有一些往来活动外，几乎与外界隔绝。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他们才知道华土之外另有邦国。在这种情况下，中西方的交流，尤其是翻译活动可谓困难重重。传教士们为达其传教目的，纷纷学习华语。而汉人则妄自尊大，对学习西文没有表现出很大兴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洋务派创立同文馆以培养翻译人才为止。这一阶段的翻译方式多由传教士口授，华人笔录完成。这一方式也受到洋务派的推崇。甲午战争之后，这种“口授笔录”的合译方式才得以彻底改变。译者纷纷独立译书，其原因如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意识到学习西学的重要性，于是发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当务之急就是培养自己的译事人员，从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呼吁培养专门译才到洋务派采取一些举措以改革教育，办新学堂以便培养买办和外事翻译人员，中国人己经可以独立译书。二、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爱国志士纷纷踏出国门，向外国求学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回国后大多成为译事骨干，他们一方面吸取了西方先进民主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有较高的语言造诣。如严复早年被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两年，精通英文，他一人就译有十几种宣扬资本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哲学政治著作。在这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中尤以留日学生为数众多，如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留日学生更是把“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为己任，办报纸、译书刊。 两个时期的翻译途径不同。科技翻译多由英语或其它外国文直接译成华文，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多转译自日文或直接由日文翻译的书籍要占大多数。这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明末清初的译者和甲午之前的洋务派译书多由西人挑选待译材料，他们熟悉中国情况，有目的、有选择地译介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学书籍。而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译书多从“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的指导思想出发，强调翻译东籍(日本书)的便利和速成。 五、结语 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被动地接受西学，除了少数具有开明思想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之外，西学的输入受到那些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的保守派的讥讽和阻抗。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是中国人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的良药，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一部西学翻译史正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思想史，它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思想锐变息息相关，这也说明翻译活动的兴衰从来都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而决不是在真空环境下自生自灭的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 [1]邹振环芳.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2」马祖毅芳.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产复译芳.冯君豪注解。天演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Schwartz, I3enjanim. In Search of Wealth andPower [M]. Cambridge & London: the I3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6]王克非著.中日近代西方政治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7]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曹聚仁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CM].北京:三联书店，1986 第一作者简介:梁真惠(1970-)，女，四川宜宾市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语言与文化对比 原载：《昌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