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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之音，有学者说得好，和谐的“谐”字，其意乃众口皆可言说。但“谐”之关键，在于“和而不同”，在于言说多样性的均衡协调，用音乐的术语来说，就是音乐中复调思维得以真正实现。当然，这话说得容易，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今社会的音乐文化现象五彩纷呈，一路高歌者有之，低回婉转有之，靡靡之音有之，怀旧感伤有之，一忽超女喧嚣尘上，一忽女子乐坊走红。看起来，“众口皆可言说”了，社会音乐文化是多元了，但看官是否注意到，在这传媒主宰的世界里，多少人借助媒体炒作，声名鹊起，“红”遍天下；又有多少人因受媒体封杀，名声落地，由“红”变“黑”。传媒主宰着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生活。换句话说，看似五彩纷呈的音乐文化，并不是众口之言说都能够通过传媒以广而传之的，社会上总是只有少数声音得到放大，因此，要想论证“众口皆可言说”的和谐理想是否实现，不检讨传媒的实际作用，是不可能的。 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的症结，正是和谐之音“遭遇”传媒时代的问题。具体而言，和谐之音遭遇传媒时代有四个问题：一是传媒的话语霸权问题，二是传媒的导向问题，三是传媒音乐文化的和谐问题，四是传媒应如何跟上时代发展问题。 一、传媒有话语霸权问题 当今的世界，正如有人所言，已正式步入传媒时代。“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大众传媒，深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进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人能够远离报刊和广播，没有人能够背对电视或电脑，没有人能够与新闻告别，除非你隔断尘世出家，否则，只有永远闭上你的眼睛并合上你的耳朵。”（1）这就是今天的传媒！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传媒有话语霸权问题呢？什么是话语霸权？ 首先是话语（Discourse）这个概念，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具有对话的性质。……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2]而福柯认为“话语正是在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内部被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的”。[3]对于话语的本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是比较典型也比较深刻的解说。 其次是“霸权”（Hegemony）概念，“霸权”概念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文化霸权论”的奠基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ic，1891～1937）认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仅依靠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价值观念。[4] 再次便是本文的主要议题，媒体的话语霸权。我国学界目前对传媒的话语霸权尚没有更为广泛的探讨，有学者作如此界定：媒体话语霸权的产生，是因为在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里，信息的互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也使得信息传播途径——传媒的丰富与发展。当今社会，不同的人都可以代表自己或者自己的利益集团说话（这也是“众口皆可言说”的含义），但如果要获得“身份认同”的“话语”意义，就越来越离不开一个平台，即媒体平台，只有获得媒介平台的支持，个体的“话语”才能产生作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媒体对话语的筛选就形成了媒体的“话语霸权”。[5] 音乐文化的媒体霸权有两层含义，一是媒体左右社会音乐生活，甚而代表了当下我国音乐生活的主流，主导了社会音乐生活的方向；二是媒体通过筛选，对音乐文化行使了话语霸权。第一点比较容易看清楚，但第二点就不那么明晰了。以下举些实例： 前些年我帮电视台做《走进音乐》节目，想做一些例如《精神在哪里》等类型的音乐节目，但很快就被毙了，理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精神”，而是“娱乐”，不娱乐能有“收视率”么？很有些年头了，传媒是很以娱乐界自居的，通过传媒营造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又将社会“娱乐化”，正是许多年来媒体筛选话语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似乎很符合媒体所追求的自我身份的。以上是电视的例子。 现再举一个报纸的例子，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考生，“恃才自傲”，自以为全国比赛名列前茅（业余组第一名，专业组第五名）因不愿交某门课程和专业课数十万的“辅导费”，而被国内几所著名音乐学院拒之门外，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位考生（高中生）几乎走投无路时，一个国际著名音乐家来华举办该专业的大师班，一眼看中了这位有才华的学生，让他赶紧寄录音录像到国外某著名音乐学院申请入学奖学金，一寄中的，当年即赴这所国际著名音乐学院学习，年奖学金4万美元。一面是学院衙门八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要交数十万；一面是求才若渴，为才花财，——要给几十万，这应该是很好的新闻素材吧？考生找了我，我找了一家有名的音乐报纸，希望不点名地报道一下。可是报纸不敢，理由是这一报道，既影响大局的稳定（影响全社会的稳定乃至产生负面的“国际形象”），又影响小局的团结（得罪了音乐学院，我们还怎么混）。 比起电视、报纸，网络确实要“民主”多了，但很快我们会发现，在“民主”的网络世界里，也有“霸权”，这就是“黄霸”：“裸聊”“裸女”赏心悦目，“龙长”“紧窄”刺激神经，更有木子美介绍与男子性交心得的精彩视频……。网络上有了“黄霸”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确实营造了一锅浸泡青蛙（社会个体）的温汤，在不断刺激个体“性趣”升温的同时（使个体确信自己其实只是一种感官的动物），也麻痹了他们关注社会的神经。 在纷呈的传媒话语背后，其话语筛选的霸权其实是由两个因素来掌控的，国家利益与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因素介入传媒话语筛选并非是不可以的，但却应该是谨慎的，更不应该是唯一的。而当今的传媒，这二者却成了唯一主宰的因素。因此，意识形态的过于僵化与市场追求的极度泛滥，造成了传媒话语的不和谐。 传媒话语权的使用，无论其初衷如何，都不可掩盖一个事实，即占有传媒资源者，与不拥有这种资源者事实上的极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由于其非协调性，而凸现荒诞。 2、媒体有导向问题 媒体话语霸权地位的确立，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认为，媒介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曾将媒介形象地比喻为“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认为，作为媒介的“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要改变“我们各种感知的比率”，“影响各种感觉的整体场”，进而“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最后对整个人类历史、社会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6]大众传媒不但向受众传播信息，更重要的是向受众传播为社会所接受的价值、理想和情感。因此，受众在消费文化传媒的同时，也在消费某种情感，重温某种价值。[7] 当下我国社会音乐文化现象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是 “超女”风暴席卷全国，亿万观众包括数以万计之多高知层次的观众也放弃了《同一首歌》等节目，直奔超女而去。超女风潮过后，全国各地许多新闻媒体也纷纷效仿，劳民伤财地广推“超女”现象。 “超女现象”用华丽的包装、宏大的场面、成千上万“粉丝”的积极参与，共同营造了一个“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现代神话。有评论认为，这种现象“对青少年的成长的确是一种毒害，很多青少年及家长是怀着一种扭曲的、不健康的心态看这个节目，认为只需要象李宇春、张靓颖等人一蹴而就、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就足够了，无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勤奋学习，变得异想天开了，羡慕和妒嫉超女们成功太快、成功太容易！“超女现象”不单单是一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问题，而且引发了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更加浮躁，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教育的一个破坏，不应让青少年在娱乐和笑声当中受到心灵的毒害和麻醉。”[8] 传媒的导向问题，在于拥有霸权后对社会的极大影响力，检讨传媒话语霸权，并不是检讨某一现象允许不允许存在，而是检讨这一现象经传媒放大是否会导致社会失衡的问题。有网友论到：“时至今日，传媒力量已经对公众的思考和判断有着不可忽视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传媒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影响力，但要注意使用自己的这种力量和影响力。不要只顾商业利益，要有应当的社会责任感，要注意导向，争取给下一代一个更为有利于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9] 3、风、雅、颂之辨-----传媒音乐文化“和谐”现象透析 以上所论述的“超女现象”，实质上已经涉及了传媒音乐文化的霸权与导向问题。为了更好地厘清传媒的音乐文化现象，本文借助了古人的“风、雅、颂”之辩，来透视传媒音乐文化的“和谐”问题。 自古以来，我国音乐文化就有风、雅、颂之辨。“风”，意指民间歌谣；“雅”，有“正”的意思，也通指文人雅士之乐；“颂”，指古代统治者进行祭祀时的乐歌，意指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如果我们用风、雅、颂的概念来诠释当代具有不同功能的音乐现象，那么当代的“风”即是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代的“雅”，即是时下的高雅音乐或称严肃音乐，而当代的“颂”，则是歌颂祖国，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的主流音乐。这三大音乐文化的支流在传媒时代里，各自演绎出了不同的“声部”，汇聚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复调音乐”。 如果用这一视角来评价当下传媒显现的音乐文化现象，那即是“风”流于俗，“颂”疏于空，而“雅”之不足。 为什么说“风”流于“俗”呢？ 风 —— 即今天的流行音乐。总体上来说，流行音乐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让世界充满爱》、《祝你平安》、《暗香》、《懂你》、《大约在冬季》、《灰姑娘》、《相爱多年》等等，都为我们的音乐生活增添了不少风采。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粗制滥造之作，借助媒体之手，获得广泛的社会效应，影响着大众的审美取向。例如刀郎的这首《情人》唱道：“你是我的情人，象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消魂，你是我的爱人，象百合花一样的清纯，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甜美的歌声，午夜醉人的香吻，我梦中的情人，忘不了甜蜜的香吻，每一个动情的眼神，都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啦 啦 啦 拉……”。确实，作为情歌，这样的内容本也无可厚非的。但如果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类情歌借助传媒之手，上升为具有社会导向的大众审美倾向，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有文章写道：流行歌曲乘着媒体的翅膀飞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参与到流行歌曲的演绎之中。当孩子用无比稚嫩的嗓音唱到：“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时，我们的成人还会向她鼓掌叫好，熟不知幼小的心灵与不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歌曲，将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不倾向于将这种现象看成是教育的一种偶然失误，而是带有某些深刻的社会原因。有一个不无尖刻的“赵本山现象”评论，颇能解释审美庸俗化的深层原因：“赵本山的表演艺术基本上是通过自我嘲笑或自嘲来表现的，这是赵本山艺术的基本特征。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自嘲有如此广泛的市场需求呢？……这个时代仍然不是鲁迅的时代。黄色笑话于是在民间开始流传，它传达出后极权社会里人们普遍的调侃心态和玩世不恭的精神状态。但这些酒桌或床头文化无法公开化，能公开表演的不是对领导人和社会黑暗的反讽，而是自嘲。……在意识形态管制仍在继续但事实上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笑料的新世界里，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滑稽感……。正在这时，一个极尽自我丑化之能事的刘姥姥来了，贾府上下终于开怀一场……”。[10] 这里的评论也许有些偏激，却道出了娱乐媒体庸俗化的一个根源。流行音乐的发展，尽管其主流是积极也是可以肯定的（其总体评价非本文力所能及），但其与媒体“娱乐化”一道的“肉欲颂歌”，从邓丽君的“吻”（《月亮代表我的心》）到如今，不能不显现其颓败的景象。 为什么说“颂”疏于“空”呢？ “颂”——即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音乐。主要以歌颂祖国，关注社会为主。例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爱我中华》等等。这些歌曲，当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喜爱，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在某些方面，却过于“空”。例如在歌曲《爱我中华》中唱到：“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赛罗赛罗赛罗赛罗赛罗赛罗--嘿，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只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奋起的步伐，爱我中华，建设我们的国家，爱我中华，中华雄姿英发，爱我中华，五十六族兄弟姐妹，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嘿—罗。” 用后现代的理论来看，所谓“空”，既是宏大叙事没有建立在个体叙事的基础上，因此，让人感觉到有些空洞，不够真实。没能完全真实的，从个人角度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有些歌曲将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结合得较好。例如《咱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到爹娘，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长，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冷月,身披着雪雨风霜，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赢得荣光，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风采在共和国,旗帜上飞扬，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类似这样的歌曲还有《说句心里话》、《白发亲娘》等等。 在所有艺术类别中，音乐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往往是最薄弱的，这也是“颂”疏于“空”的原因，今年春晚有些好节目，即舞蹈《进城》和情景歌舞剧《阳光下的花朵》，表现农民工，其中由一群“民工子女”朗诵的“心里话”感人至深。这一群孩子来自某“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在狭窄、破旧、灰暗的教室上课，即便这样，他们的学校还“不得不经常搬迁”或关闭……但是，他们发狠说:“我们不跟别人比父母，要跟别人比明天”。尽管该节目已按央视“歌舞升平”的标准进行修饰，但其透露出来的真实（原作我看过，从着装到表演更贴近农民工的真实）仍有着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为什么说“雅”之不足呢？ 最后一个“声部”当然是“雅”了。雅对应于今日，即是所谓“高雅音乐”（也有称之为严肃音乐）的，在古代，雅乐是具有育人功能的，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出了音乐在人格养成上的重要性。由于一个世纪“西乐东渐”带来的变迁，我们更习惯于将“高雅音乐”（或“严肃音乐”）看成是指各种传统经典音乐和一切专业作曲家用传统或现代作曲手法所创作的音乐。“严肃音乐”的传承是以学院式的严格训练来实现的，严肃音乐家总是力图在作品中最充分地展示个性，诠释深刻的命题，追求音乐技巧的创新和完美。因此，严肃音乐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它的创作者、演奏者、欣赏者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音乐修养。这是一种将“高雅音乐”技术化、专业化的错误认识，也是导致“高雅音乐”脱离社会的根本原因。“高雅音乐”进校园，“传统音乐”进校园，可以看成是从教育入手，对这种不足进行弥补的措施之一，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还未更广泛地引起媒体的重视。 但究其根本，“雅”之不足，仍然是我们讲音乐文化要么单一地“娱乐化”，要么单一地“宏大化”所造成的。 4、传媒应跟上时代的发展 传媒进入了传媒时代，理应是时代的宠儿和骄子，怎么还存在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呢？当然，传媒虽然在技术和影响力进入时代的前列了，但指导传媒的思维未必就能跟上时代。传媒出现霸权和导向问题，究其根源，正是因为传媒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是人类时代的发展，二是我国的社会改革。 人类的社会发展 从传媒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口传媒介时代，纸质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如下图： 时代 生产方式 传递渠道 交换方式 信息传递的本质 口传媒介 农业生产 民俗、传统仪式及家族活动 自给自足 传承 纸质媒介 工业生产 印刷品出版及学校课堂教学 商品交换 传播 电子媒介 （传媒时代） 信息生产 广播、电视、网络、短信彩铃… 信息互动 互动 口传媒介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音乐融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中。音乐活动以民俗、传统仪式及家族活动为载体，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因此传媒手段并不是很发达。 纸质媒介时代，主要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这一时代的信息交换方式是商品交换，它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随着印刷品的出现，音乐活动开始可以记为乐谱进行传播，其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都比口传媒介时代广泛了。与此同时，音乐开始从音乐活动中独立出来，展现在舞台上。这为音乐成为商品提供了前提条件。 而到了电子媒介时代，传媒手段非常发达。这一时代的信息交换方式是信息互动的方式。此时，社会信息的最重要的功能，已转移到了互动方面，既不是强制性传承方式，也不应是单一追求最大市场化的传播方式，而是重视社会不同群力存在的互动方式。忽略了这一点，就违背了这一时代的根本。 我国的社会改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也在不断地调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主旋律时代”到“构建和谐社会”，无不体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其中两个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一是从“斗争”到“和谐”，一是从“单旋律”,到“复调”。而这两个变化，又是相辅相成的。追求单旋律，必然不允许其它“旋律”的存在，必然要斗争；承认社会发展的“复调”，必然要寻求“和谐”。古人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反其意而言之则是，乐变，乃风移俗易之故也。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音乐文化的“和谐之音”概念的。 那么如何来看待传媒呢？正如巴赫金所言：“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很显然，新闻话语要达到传播和交流的作用，必须要实现两者的对话或者是多者的声音 。否则，因为单一的声音而造成的‘失语’，是与新闻的本质属性相违背的”。[11] 那么如何来看待我国媒体的角色定位呢？我国学者邵培仁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媒体面临着多种角色的要求，但是这些角色要求并不是一致和均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喉舌与经营主体的矛盾；二是政府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的矛盾；三是公众代表与经营主体的矛盾；四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12]将这些矛盾在进一步归类，即是政府、企业与公众代表三者的矛盾，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换句话说，从音乐的角度而言，即是“风”、“雅”、“颂”的矛盾与“中”“西”的矛盾。 媒体要跟上时代，要进入媒体时代，一方面，就是要正视今日社会的多元性和整体协调性，在我们的社会音乐文化中，复调的多声部是有了，如“风”、“雅”、“颂”同时并存。当然，他们都各自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不可否认。但是这三者之间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对话，这是当今社会音乐文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传媒的介入，给予三者以不同的地位，有些声音被无限放大，抢得了最大的话语霸权；有些声音则被压抑，只能以最小的声音进行交流，因此，媒体应该以复调思维来调整当今不和谐的社会音乐文化现象。给每一个声音以平等的话语权，通过各声部之间的和谐运行，演绎出健康和谐的乐音。 另一方面，媒体要跟上时代，还要重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即俗称的“中”“西”问题。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化媒体和本土化媒体的冲突。媒体应该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全球信息传播者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有特定的地理边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媒体形象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中国大多数媒体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而本土化也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因此，中国社会的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趋势的浪潮把中国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角色冲突场，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国媒体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13]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音乐文化多元化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它的受制于民族性和时代性，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国际音乐理事会写了有关音乐多元化保护与发展的白皮书，一共有800页，这里面就提出音乐多元化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的观点。我国近代以来“三次乐潮”的发展，在20世纪已经为我国音乐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形成自身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在这里边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概念问题，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和谐之音，是顺应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提出的命题，它所遭遇的传媒话语霸权问题，是一个社会顺应时代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传媒顺应传媒时代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那么，“和谐之音遭遇传媒时代”就将被改写成为“和谐之音顺应了传媒时代”。 注： [1]孤岛 2007.3.30 http://www.xjjjb.com/bxjs/cmsd.htm [2]钱中文主编 1998《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24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王岳川 1999：《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版，第3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4]古月清华 2005 葛兰西的启示 http://www.mmkey.com/article/2005-9-15/3888-1.htm [5]黑眼睛 2007 从建构主义范式视角看传媒“话语霸权” http://home.cyol.com/195735/viewspace_1230.html [6]［加］麦克卢汉著 何道宽译 1992：《人体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郑力 2006： 媒介传播中的消费文化 《青年记者》2006年14期 http://blog.newssc.org/user1/613/archives/2006/1640.shtml [8]《看超女评论》2006：http://blog.newssc.org/user1/613/archives/2006/1640.shtml [9]林凯明 2005 《传媒要注意导向》http://turen9999.bokee.com/532943.html [10]任不寐2003 《漫谈赵本山现象》http://www.cjw.com.cn/index/detail/20031204/4860.asp [11]胡运炽 2004 《新闻话语本质刍议》 http://culchina.net/Article/HTML/2061.html [12]重建和谐统一的“媒介身份”2006 http://www.woxie.com/article/list.asp?id=29529 [13] 重建和谐统一的“媒介身份”2006 http://www.woxie.com/article/list.asp?id=29529 作者简介： 谢嘉幸：博士。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传播学会理事，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会员，亚太地区音乐研究会(APSMER) 理事，西安音乐学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香港教育学院院外考试委员。出版的专著有《音乐的语境》、《音乐分析》、《德国音乐教育概况》、《反熵·生命意识·创造》等多部；发表论文《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论知识权威》、《论不可交换价值》等近百篇，先后出访德、英、美及香港等地开展学术交流与讲学活动。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12-24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12-24 (责任编辑：admin) |